主義思想
17世紀在人類科學史上是最重要的時期之一,牛頓在1687年7月5日發表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里用數學方法闡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則——萬有引力定律和三大運動定律。這四條定律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被認為是“人類智慧史上最偉大的成就”,由此奠定了之後三個世紀中物理界的科學觀點,並成為現代工程學的基礎。牛頓為人類建立起了“理性主義”的旗幟,開啟了工業革命的大門。自然科學的進步對當時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大陸理性主義就是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的。
在近代哲學中,認識論問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7—18世紀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驗主義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激烈交鋒的事件甚至被稱為“認識論轉向”。這樣概括近代哲學的性質雖然不一定恰當(因為任何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一遇到具體內容就會面臨很多不恰當或不全面),但必須承認認識論問題的確是這一時期哲學家們關注的主要問題。
希臘人以知識作為最高理想,然而他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或者說,認識論問題尚未進入哲學的議事日程。因為樸素直觀的古代哲學主要是在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基礎上進行思索的。由於知識尚未明確地分門別類,認識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儘管知識存在著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區別,但對希臘人來說卻並不成為一個問題。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晚期希臘哲學中的懷疑主義實際上已經把哲學所面臨的認識論難題擺到了哲學家面前。中世紀經院哲學所研究的領域儘管非常狹窄,但當哲學家們試圖在純思辨的領域營造一個精神世界之時,自然與精神必然地形成了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哲學家調和信仰與理性之間關係的努力全部以失敗告終。就是在這樣一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時代背景下,近代的哲學家們敏銳地意識到哲學若想重新找到出路,就不得不對這個問題作出正面的回答。而哲學作為一種理論科學又只能以理性作為基礎,這就促使認識論問題受到了哲學家們的充分關注。
自懷疑主義誕生、基督教思想否棄了自然現象的真實存在之後,柏拉圖(有些研究者認為可以追溯到巴門尼德)的兩個世界——現象世界和本質世界——的劃分就必然使認識論問題成為哲學家思考的焦點。與主張思維與存在是一回事、還沒有將知識與知識的對象分離的古代哲學不同,對近代哲學家來說,關於對象的知識與對象本身之間的關係如何不再象從前那樣
固若金湯不言自明了。隨著經院哲學的衰落,後繼者必須為哲學尋求一個可靠的立足點。而在當時看來,這個立足點毫無疑問就是認識的主體。而成功確立主體的地位正是笛卡爾的偉大貢獻,近代哲學也由此拉開大幕。
正如希臘哲學凸顯了柏拉圖的先驗論和亞里士多德的經驗論之間的矛盾一樣,近代哲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存在著兩種傾向: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圍繞著知識的獲得問題哲學家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部分哲學家認為知識只能來源於感覺經驗,所謂的科學(在當時的語境下特指實驗科學)就是對感覺經驗的歸納。而另一些哲學家則認為,感覺經驗是相對的、個別的、偶然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學知識不可能建立在感覺經驗的基礎之上。如果科學知識是存在的,它必然只能是從理性所固有的天賦觀念中推演而來,惟其如此科學知識才能具有普遍必然性。這兩種主張中的前者被稱為經驗主義,代表人物有培根、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由於這些哲學家全部生活在英國,故又稱為英國經驗主義;後者被稱為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有笛卡爾、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由於這些哲學家分別是法國人、荷蘭人和德國人,故又被稱為大陸理性主義。
經驗論者認為,知識除經驗以外沒有其它來源,因此他們思考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從經驗中得到的感覺材料是如何構成知識的。他們普遍拒斥形上學,其理論普遍包含著濃厚的心理主義色彩,如洛克的“白板說”。顧名思義,經驗論者都是以經驗來說明觀念、以觀念的組合或分解來說明知識的,這個模式可以表述為“經驗——觀念——知識”。這個模式既是開放的又是封閉的,這顯然會造成矛盾。既然知識來源於經驗,那它就不可能是主觀的,它有著外在的來源。但經驗論者認為知識只是觀念之間的聯繫,這就使得人類的認識與外在對象之間橫亘著一道經驗的鴻溝,即人類只能認識經驗而不能確定經驗之外是否還有他物存在。可見,經驗主義的局限就在於既無法說明知識的客觀可靠性也無法說明知識的普遍必然性,這使得後來的經驗主義者在發展該理論時必然得出懷疑主義和不可知論的結論。
如果知識不能以經驗為基礎,那就只能以理性為基礎。所以唯理論者在數學的啟發下聲稱在理性中存在著天賦觀念,以此為原則並嚴格按照邏輯必然性進行推理就可以得到普遍必然的知識。因此理性主義的模式表現為以邏輯的方式構建的公理系統,它從第一原理演繹而來,只要第一原理是普遍必然的,那么整個公理系統就都是普遍必然的。理性主義的局限性在於,它沒能迴避大陸哲學長期以來所犯的獨斷論的老毛病,而且和經驗主義者一樣將知識封鎖在思的領域內了。如果知識純粹是靠邏輯由理性演繹出來而與經驗無關的,那它怎么可能和外部對象一致呢?
可以說,大陸理性主義在當時是一種新的哲學觀點,它受到來自自然科學進步的影響,試圖將科學(主要是數學)的方法論套用於哲學研究,從而使歷來眾說紛紜各執一詞的哲學獲得如科學一樣的精確性,甚至可以由此消弭存在了幾千年的物質與意識孰為第一性、孰具支配性的爭論。他們試圖制定能夠組織進入一個真理系統的理性原則,從中可以演繹出關於外在對象的可靠的知識;他們強調理性的認識能力,這種能力既是先驗的,也是本質的;他們相信哲學是獨立於超自然啟示的邏輯,即使他們的第一原則無疑陷入了獨斷論的困境;他們認為感性經驗作為獲得知識的途徑毫無價值可言,唯有理性能夠使哲學變得像自然科學一樣精確。
大陸理性主義是樂觀的,但並不代表正確(儘管“正確”對大陸理性主義來說至關重要,但對整個哲學來說卻不值一提,這也是哲學史上隨處可見的諷刺之一)。所有唯理論者都認為一切外在對象都必須服從因果決定論,這實際上是把物理學的機械思維套用於整個自然和社會的表現。而唯理論者在哲學史上也得到了公正的評價。
參考文獻
張志偉:《西方哲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斯通普夫:《西方哲學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商務印書館,2010年。
斯賓諾莎:《倫理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
萊布尼茨:《人類理智新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
洛克:《人類理解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
貝克萊:《人類知識原理》,商務印書館,1972年。
休謨:《人類理智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
陳修齋:《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人民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