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話西方經濟學家

約翰·羅亞當·斯密魁奈馬爾薩斯凱恩斯熊彼特米塞斯哈耶克


約翰·羅	亞當·斯密	魁奈	馬爾薩斯

凱恩斯	熊彼特	米塞斯	哈耶克

約翰·羅

亞當·斯密

魁奈

馬爾薩斯

凱恩斯

熊彼特

米塞斯

哈耶克

經濟學家：是指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及其套用工作的人。有時針對不同的研究領域或者流派，通過添加定語而有不同的稱呼。譬如，主要研究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被稱為“西方經濟學家”，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則被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各自的領域中也可以按照學科分支來稱呼。例如，從事計量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就被稱之為計量經濟學家。

1.【騙子經濟學家約翰·羅】	2.【亞當·斯密留下的謎】
轉型時期是騙子橫行的時代，各國皆然。而歷史上最有名的經濟學騙子，當數18世紀的約翰·羅。他於1671年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一個銀行世家，14歲就進入自己家的銀行任職，對銀行業務，特別是信貸有濃厚的興趣。在倫敦時他為了一個女人與情敵威爾遜決鬥，並將對手殺死，被判終身監禁後逃至荷蘭。他在荷蘭潛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制度，並於1700年出版了《建立貿易委員會的建議與理由》。三年後羅回到蘇格蘭，建議成立土地銀行，即以低於地價的認購土地權吸引投資者，籌資建銀行。這個建議未被接受，於是他到了法國巴黎。1715 年法皇路易十四去世，當時法國財政赤字嚴重，繼位的皇子年僅七歲，由奧爾良公爵攝政。奧爾良是羅進入法國的保證人，也是他的密友。為了擺脫財政危機，法國採用了羅的建議。1716年羅的通用銀行成立，以法國王朝的信譽作為保證，以土地作為抵押品發行紙幣，並進行票據貼現和存款業務。由於攝政王奧爾良的支持，法國政府不斷宣布金屬硬幣對紙幣貶值，加之羅控制了法國的貨幣和信用體系，發行適度貨幣，保持紙幣的可兌換性和可以用於交納稅收，並調整利率刺激經濟。羅的事業一帆風順，1718年通用銀行改為皇家銀行。這些成功使法國政府迷戀紙幣，以便隨心所欲印鈔滿足財政需求。紙幣過度發行潛伏了金融危機，危機爆發的直接誘因是歷史上著名的騙局“密西西比計畫”。密西西比當時是法國殖民地，該計畫是由羅成立的西方公司獲得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密蘇里河流域的專利開發權。以後又獲得菸草專賣權、東印度公司與非洲和中國的貿易壟斷權。當時人們認為這項計畫前景美好，許多人通宵達旦地排隊購股。股價最高時達18000利弗爾。羅為了讓股價維持在9000利弗爾，將之貨幣化，大量發行紙幣。這引起了經濟繁榮。奧爾良順勢大量發行紙幣，到1720年5月初，發行的量已達26億利弗爾，而金屬硬幣不足其半數。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悄悄把股票與紙幣兌換為外幣或金銀，寄出國外。通貨膨脹加劇，而密西西比開發也成泡影，股票很快就成為廢紙。法國金融體系崩潰，1720年底羅逃走，1729年於貧病交加中死於威尼斯。羅的騙術來自他對貨幣與銀行體系的見解。這些見解主要反映在他1705年所寫的《貨幣與貿易研究：國家貨幣供給的建議》中。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稱他“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他認為紙幣本位制優於貴金屬本位制，而合適的貨幣供給應該包括法定紙幣、銀行紙幣和??受貴金屬產量的限制，但紙幣可以流通而不貶值的基礎是信用——國家信用或私人銀行可兌現的信用。可惜他後來違背了這個原則。回到頂端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以其博大精深為人們所折服。斯密是一位愛書成癖的藏書家，終生不娶，與老母相依為命。據各種資料所載，斯密的藏書約為2800卷。1790年他去世後，這些藏書由他的表弟道格拉斯繼承，之後分別流到愛丁堡大學、卡柯爾迪博物館、愛爾蘭女皇學院、東京大學及私人手中。在《國富論》中，斯密經常談到中國、日本和印度，即便從今天來看，他談的也極有深度。斯密並沒有去過這些地方，他對這些地方的了解全來自讀書。但斯密在《國富論》引用過的許多材料，在原書上看不出來。可見斯密是在自己消化理解的基礎上引用的。斯密在法國旅行時與重農學派學者有過交往，他關於“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實際受重農學派自然秩序論的影響。 1739年斯密在愛丁堡結識了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他成了斯密終生的摯友，斯密的思想受休謨“人性論”影響甚大。1764年起斯密到法國旅行，與法國思想界代表人物伏爾泰、博物學家邦尼特等交往甚多。斯密能交這么多朋友與他的虛懷若谷有關，傑里米·邊沁批評了斯密的最高利率觀點，斯密接受了這個批評並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亞當·斯密也給我們留下了兩個謎。一個是“價值之謎”，或稱“價值悖論”：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對人的價值極高，但價格很低；鑽石是奢侈品，對人的價值並不高，但價值很高。這種矛盾現象，斯密沒有作出解釋。另一個是斯密著作中 “利己”與“利他”的矛盾：在《國富論》中，他從物質利益出發論述並肯定了利己主義的經濟觀；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論》中，他又從同情心出發論述並肯定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這種利己與利他的不一致，被經濟學界稱為“斯密問題”。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之後，經濟學家已用邊際效用價值論解開了斯密的價值之謎。邊際學派認為，決定商品價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會必需勞動量，而是消費者從消費一種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費該商品帶來的滿足或享受程度。儘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數量極多，價格低是正常的。鑽石雖然效用不大，但數量遠遠少於需求，邊際效用高。這種解釋已在經濟學中得到公認。另一個謎就不那么簡單了，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即私慾與道德、利己與利他的矛盾。斯密也給了我們一些思路：一是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讓價格把利己行為引導到有利於整個社會的方向，即實現利他；二是建立社會道德和法律制約機制，《道德情操論》即論述道德規範問題，只不過斯密沒有來得及把這些思想全都講清楚而已。回到頂端
3.【重農學派的中國情結】	4.【被誤解的馬爾薩斯】
重農學派是繼重商主義之後，在法國出現的一個重要經濟學流派。重農學派的形成以1756年其代表人物魁奈在《百科全書》上發表他的第一篇經濟學論文為標誌，到1776年另一位代表人物杜爾哥失去政府高官地位而結束。這個學派活躍的時間並不長，但在經濟學說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重農主義倡導順應自然秩序，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口號。他們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惟一產生剩餘的部門，同時他們也重視整體經濟中各部門的聯繫。重農學派有一個與其他經濟學派不同的顯著特點，那就是這個學派的經濟學家都有一種濃得化不開的中國情結，對中國的制度與文化極為嚮往。但這些經濟學家並沒有來過中國。17－18世紀，歐洲文化界都相當迷戀中國文化。萊布尼茨發表過《中國新論》，伏爾泰根據中國的《趙氏孤兒》寫成劇本《中國孤兒》在法國上演。孟德斯鳩名著《論法的精神》中把中國作為秩序良好的榜樣。狄德羅親自在《百科全書》中撰寫“中國”和“中國哲學”兩個條目。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和杜爾哥都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魁奈尤其讚賞孔子的學說，自己也有歐洲孔子之稱。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寫成了《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並在該書中第一次系統說明了重農學派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以馬克思的話說，杜爾哥是“重農主義體系發展到最高峰”的代表。杜爾哥非常關心中國對農業的保護及重農思想，所以當兩名來自北京的留法學生完成學業準備回國時，杜爾哥建議由政府出面使他們再留一年。杜爾哥的名著《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應這兩個中國學生的要求而寫的。此書成為中國學生撰著的《中國問題集》的“總序”。重農學派是打著封建招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派。這一學派中許多人出身於封建貴族並且是達官貴人，因此總打著封建招牌，把自己說成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重農學派體系的矛盾。當然，理解重農學派中國情結的關鍵還在“重??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而不是在英國這個以工業、商業和航海業為主的國家”。重農學派把農業作為社會經濟基礎，認為重商主義破壞了法國農業和經濟，所以表現出了強烈的反重商主義傾向。回到頂端	馬爾薩斯（1766－1838）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他在當好牧師之餘勤奮研究經濟學，著作頗豐，涉及當時社會關注的許多問題。但這樣一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卻一生清貧，被歷代人批判。經濟學也由於他而被卡萊爾稱為“憂鬱的科學”，這個說法一直流傳至今。馬爾薩斯清貧，這要怨他自己不善理財。然而他最大的不幸在於學術觀點被歪曲，從而被各個時代不同階級的人共同指責。馬爾薩斯受到批評最多的是人口論。人口論的錯誤在於把動物的繁殖規律用到人類，並且低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力。人口增長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前工業社會的高出生高死亡，第二階段是工業社會以後的高出生低死亡，第三階段是後工業社會的低出生低死亡，這時低出生的原因更多是社會經濟的。馬爾薩斯正是生活在人口增長的第二個階段。但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絕沒有人們想像的那么“反動”、“惡毒”，相反，他是從對人類未來關心的角度來考慮人口問題的。當時人口劇增的確是社會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馬爾薩斯嚴肅地正視問題，而且，其觀點確有局部的真理性。從短期來說——這個短期也許是幾十年——許多國家的確由於人口增長過快而貧窮，現在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還是如此。所以要在開發中國家提倡計畫生育；從長期來看，自然資源並不是無限的，人、自然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矛盾。馬爾薩斯人口論中最受指責的是對窮人的態度，說窮人不該來到世界上（在以後的《人口原理》中這些話刪掉了），並反對修改濟貧法給窮人蓋房子等。這更使人產生許多誤解，認為馬爾薩斯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有計畫地減少人口。也許是由於人口論的原因，馬爾薩斯的經濟學理論被扣上“庸俗經濟學”的帽子，變得一無是處。其實馬爾薩斯的許多觀點比當時的人，包括李嘉圖這樣優秀的經濟學家，有著更高明之處。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是重生產而輕消費，重供給而輕需求的，供給決定需求的薩伊定理正是其體現。但馬爾薩斯重視需求，他強調了非生產性消費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只有凱恩斯認識到馬爾薩斯這種觀點的意義，並受啟發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論。凱恩斯在《通論》中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承認他的理論來自馬爾薩斯。回到頂端
5.【凱恩斯與羅斯福】	6.【熊彼特的創新理論】
1933年，羅斯福在美國經歷了四年大蕭條之後出任總統。在政治學家雷蒙德·莫利等人的策劃下，他實行了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新政，其中心是政府舉債擴大公共工程支出。羅斯福的做法與凱恩斯的思想不謀而合。1933年底，凱恩斯在《紐約時報》發表《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稱讚羅斯福：“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國致力於在現存社會制度中用合理的實驗手段除弊興利之士的受託人。...... 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將無處不以新的更大膽的方式進行嘗試。”羅斯福的新政當時在國內尚受到一些守舊派人士的反對，有凱恩斯這樣世界知名經濟學家的支持，羅斯福甚為高興。他們雙方都頗有好感。　1934年6月，凱恩斯受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訪問美國，他由勞工部長珀金斯安排，會見了羅斯福總統。但這次會見的結果並沒有預料的那么好，珀金斯在他寫的回憶錄《我所知道的羅斯福》一書中作了記載。本來珀金斯希望凱恩斯把事情說得具體些，不用數學公式推導，而用經濟常識推理去說明問題。但凱恩斯卻把“國民收入、公共和私人開支、購買力以及用公式推導的精細論點，通過數學方式進行表示。”由於只“談了些玄虛的經濟理論”，羅斯福認為他“留下一整套廢話”，“他應該是一個數學家，而不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凱恩斯見羅斯福對他的理論頗為茫然，也對羅斯福感到失望。也許凱恩斯和羅斯福的這次會面正預示了經濟學家與政治家之間合作的困難。從這次會面來看，困難在於表述方式。凱恩斯高估了羅斯福的經濟學修養，用了數學方式。現代經濟學家運用數學越來越多，越來越高深了。政治家們當然無法理解這些東西。經濟學家與政治家之間的分歧還在於經濟學家只是從經濟本身來看問題，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政治和社會等各種更為複雜的因素。經濟學是選擇的科學，它的作用是認識世界。把經濟學作為經世濟民的實用技術，這本身就是一種天大的誤解。回到頂端	熊彼特（1883－1950）畢業於維也納大學，後到英國遊學。當熊彼特24歲時，吸引了比他大12歲的茜芭，兩人很快墮入情網而結婚。1907年，他與夫人到埃及開了律師事務所，熊彼特把女王的地產租金減了一半，卻使女王的收入翻了一番，顯示出了一個經濟學家的理財能力。同時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理論經濟學的本質與內容》，這使他成為歐洲經濟學界的名人。1909年熊彼特回到奧地利，在格拉茲大學任教，並於1912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正是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奠定他一生事業基礎的創新理論。　創新，是指“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組合”。這包括：引進一種新的產品或提供一種產品的新質量；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開闢一個新的市場；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給來源；實行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熊彼特特彆強調，創新並不等於發明。一種發明只有套用於經濟活動並成功時才能算是創新。創新者不是實驗室的科學家，而是有膽識，敢於承擔風險又有組織實幹才能的企業家。熊彼特把創新視為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的創造性的對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如同生物界的突變一樣，可以稱為“產業突變”。在靜態體系內，資本、人口、技術和生產組織都不變，競爭的結果價格等於成本，沒有利潤。這樣的社會是停滯的。在動態社會裡，企業家創新者利用新技術、新方法，提高效率，使成本低於價格而獲利潤。創新總是先由個別人進行的。但創新活動所得到的利潤鼓勵其他人模仿，形成創新浪潮，這時整個社會生產率提高，社會就進步了。　1914年一戰爆發前夕，熊彼特把茜芭送回英國，他們的婚姻事實上結束了。1918 年以後，熊彼特出任過私營皮達曼銀行總裁，還到波恩大學任教，這是他學術事業的又一個高峰。1932年他到美國哈佛大學當教授。1937年與經濟學家伊莉莎白·波蒂結婚。兩年後，熊彼特出版了兩大卷一千多頁的《經濟周期》一書，他在書中用創新理論來解釋經濟周期。他認為，經濟周期是由創新活動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壞和向新的均衡的過渡，並不是什麼社會災難。創新普及之後贏利機會消失，在新的創新沒有出現之前，就會由於對銀行信用和生產資料需求的減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創新出現而再次繁榮。經濟周期正是由創新所引起的繁榮和衰退這兩個階段的交替而形成的。熊彼特還闡述了創新的大小引起周期長短的原理，這對後人也很有啟發。1950年熊彼特去世，他妻子替他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經濟分析史》，這是熊彼特用了九年時間寫成的書。他妻子還把他以前寫的一些文章編輯成《從馬克思到凱恩斯》一書出版。回到頂端
7.【米塞斯與計畫經濟】	8.【哈耶克與康德拉傑夫】

奧國經濟學家米塞斯（1881－1973），早在20世紀20－30 年代那場關於計畫經濟是否可行的討論中，早已預言了計畫經濟必定失敗。其實米塞斯做出這種預言已經不止一次了。據他的學生，著名經濟學家馬克洛普回憶， 1924年他當學生時經常陪米塞斯回家，路經國家信貸銀行時，米塞斯總說這家銀行遲早要倒閉。1931年這家銀行果然倒閉。米塞斯妻子馬格瑞特在回憶錄里也曾寫道，1929年國家信貸銀行有意請米塞斯任高職，但米塞斯拒絕了。他說：這家銀行快要倒閉了，我不想讓我的名字和此事聯繫在一起。米塞斯1912年曾出版《貨幣與信用理論》一書，該書用邊際效用理論解釋貨幣問題，並用這種理論解釋經濟周期。根據這種貨幣理論，隨著貨幣量增加，其邊際效用遞減，貨幣就會貶值。當銀行發行的貨幣量太多，邊際效用為零時，貨幣將一文不值，發行銀行倒閉當然就是遲早的事。米塞斯對計畫經濟失敗的預言也絕非空穴來風。“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實行計畫經濟，儘管僅僅是開始，但弊端已經暴露，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物資嚴重短缺。米塞斯看出這種經濟體制的問題，1920年發表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計算》，拉開了這場爭論的序幕。1922年他又出版了《社會主義：一種經濟學與社會學分析》（通稱《社會主義論》）。與他站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奧國學派經濟學家哈耶克和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旅美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美國經濟學家泰勒、英國經濟學家迪金森等人起而迎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計畫經濟大論戰。這場論戰持續了近二十年，過了將近五十年之後才有了最終結論。米塞斯的基本觀點是，計畫經濟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用計畫體制代替了市場調節。 “沒有自由市場，就沒有價格制度，就不能進行經濟計算。”沒有經濟計算的經濟體制必定資源配置失誤，效率低下。而市場經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這符合人利己的本性。人的理性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做出使用自己擁有的資源的決策。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之下，這些分散的決策會使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實現最優。米塞斯在經濟學中的貢獻還不僅僅是貨幣理論和對計畫經濟的分析。他在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為》被認為是經濟學中極為難讀，又意義深遠的書。該書以人類行為學的一般理論為經濟學的基礎，認為關於社會組織的基本問題必須根據人類行為學來討論。回到頂端	奧國學派的重要成員，哈耶克在20世紀20－30年代關於計畫經濟的論戰中嶄露頭角。1931年他受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邀請到倫敦經濟學院講學。此後哈耶克成為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改變哈耶克命運的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的中心是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全面干預。在學術界和經濟學界，對這本書的評價是貶多於褒。早在二戰前，西方學術界和文人對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憂心忡忡。各種社會主義思潮成為時尚。在經濟學界，即使不信奉社會主義的人，也是信奉凱恩斯的。當時凱恩斯主義已成為主流。哈耶克的這本書卻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哈耶克寫這種媚俗的通俗讀物，無異於學術上的墮落。哈耶克在自傳中也說到，寫這本書“使得自己在同輩的經濟學者中名譽盡失”。《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和他與原配夫人的離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但哈耶克是幸運的，儘管他在經濟學界聲譽掃地，畢竟還可以研究他的學問。這樣，直到1974年，他終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哈耶克於1992年去世。康德拉傑夫則沒有那么幸運。康德拉傑夫（1892－？）生活在俄國，早期以研究俄國經濟和農業問題著稱，25歲時就擔任過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糧食部副部長。他廣泛收集資料研究經濟中的長波現象，並於1925年發表了至今仍受重視的《經濟生活中的長期波動》一文。這篇文章根據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價格與生產的資料，提出存在著50－60年為一個周期的長周期理論。他把從18世紀80年代到當時這一百四十多年分為三個長周期。周期的下降時期，但以後仍會有上升時期。這無非是一個學術觀點，但這個觀點卻與史達林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論發生矛盾——總危機表示資本主義要死了，哪會再有上升呢？康德拉傑夫為此倒了大霉。他的理論被指責為“錯誤的和反動的”，後又在1930年被指控為組織勞動農民黨，被捕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推測他死於1931年。林行止先生則根據有關資料，推測他死於1937年。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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