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視野下清末民初變革》是2009年04月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朱宗震。該書是著名民國史家朱宗震對辛亥革命前後歷史的總結性解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概述,圖書目錄,後記,文摘,
內容簡介
正文分專題講述了辛亥革命性質問題、微弱的新思想新文化、傳統王朝的崩潰之路、士大夫轉型問題、反滿和民眾問題、資產階級的政治動向、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整合和現代化啟動。朱先生下筆嚴謹，立論謹慎，用大視野反思了清末民初的動盪變局。全書附錄有作者有關《大視野下清末民初變革》的學術論文《辛亥革命的動員模式和國民黨失敗的歷史命運》和《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新探索》。
作者簡介
朱宗震，民國史專家。上海人，1941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主要著作存《真假共和》、《民國初年政壇風雲》、《孫中山在民國初年的決策研究》、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六卷、《孤獨集》、《黃炎培與近代中國的儒商》。
概述
我的老師費正清教授曾經這樣告誡他的學生：“中國學者對他們本國歷史的了解總是比你們所能了解的多得多。”這句話我至今銘記在心。芮瑪麗（Mary wright）是費正清教授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也是我的同事和導師，她總是抱怨說，在使用中文的時候，總是覺得自己像個瘸子。她一直主張自己的學生應該珍惜一切機會學習中文，比她學得更好。在我們這一代，研究生們有了更多更好的機會，但我們大多數的美國人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總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
因此，對於我是否有資格寫這樣一篇序言，頗感有點誠惶誠恐。之所以斗膽下筆，也許是因為我曾經對1911年發生在中國的那場革命的某個方面作過深入的研究，同時也是因為朱宗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相當廣泛的問題，其中，比較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而一旦歸結到比較的問題，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是通曉一切的專家，必然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然，看到外國學者和他們的中國同行之間觀點相同總是件令人高興的事。當然啦，中國的同行們之間觀點也並不總是一致的，而他們的爭論總是能夠給我們這些“老外”帶來很大啟發，提供很多信息。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章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討論
一、問題的提出
二、問題的深入
第二章 微弱的新思想新文化
一、對新思想新文化的總體認識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進及其局限
第三章 外重內輕：傳統的王朝崩潰之路
一、權臣和地方勢力的發展
二、社會的解體
第四章 士大夫轉型的“知識分子”問題
一、士大夫的轉型
二、轉型中知識分子的分化
三、兩個理論思辨缺陷的典型
第五章 反滿和民眾問題
一、一個狹隘的口號
二、民眾的自發傾向
第六章 資產階級的政治動向
一、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影響和地位
二、儒商和社會主義
第七章 20世紀中國的社會整合和現代化啟動
一、官僚政治的延續
二、中央集權系統的重建
三、現代化的啟動
四、現代化倫理和現代化的國際環境
附錄
甲 辛亥革命的動員模式和國民黨失敗的歷史命運
一 辛亥革命的政治動員
二 和平改革的經濟政策
三 中國的傳統和辛亥革命的後果
四 國民黨動員模式的保守化
乙 辛亥革命眭質的新探索
後記
……
後記
美國加州大學台維斯分校的普萊斯教授，是我在1981年武漢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上認識的老朋友。我在美國探親期間，給予我很多關照，所以，本書基本完成以後，首先就是請他惠予審讀。承蒙普萊斯教授對拙稿作了充分肯定的評價，並熱情地為本書寫了序言，在此，謹表示真摯的謝忱。我回國之後，即將本書送請中國人民大學胡繩武教授審讀，獲得他的首肯，並曾轉給多位學者審讀。當然，也有學者對本書的評價不高，見仁見智，在所難免。我在本書中，對國內外學者的具體論述，有廣泛的評論，本來也只是一家之言。普萊斯教授、胡繩武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黎安友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玉法研究員、本所的尚明軒研究員、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王傑研究員、盛永華先生、《南方周末》的劉小磊先生，都曾為本書的出版盡了心力。多位出版社的先生也曾為本書的出版作過努力。現承新華出版社的雅意，尊重我的學術成果，不計較本書的缺陷和弱點，惠予出版。對於學術界同仁的幫助和出版社的雅意，在此謹表示深深的感謝。
文摘
第一章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討論
一、問題的提出
關於辛亥革命的性質，歷來存在分歧，究竟是國民革命(或全民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在大陸學者和台灣學者之間，長期來是有不同的觀點的。近幾年來，關於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也不斷受到挑戰。在這次會上，台北來的張玉法研究員轉換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的爭論，他說：“記得在台北開會的時候，我曾經提到一個老的議題，就是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這個議題兩岸學者已經爭論了好幾十年，沒有什麼焦點，在這個會後，我記得金沖及先生就對我說，實際上大家爭來爭去主要是名詞之爭，實質上的爭論是不多的。我考慮了一下，可能是名詞之爭比較多。我當場答應他，以後不再就這個問題做爭論了。”①
但是，這個爭論看來難以完全按照張先生的構想予以擱置。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在致會議的賀信中，曾提出研究課題說：“我建議，我國的歷史學家借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機會，繼續深入辛亥革命歷史的研究。比如，如何正確估價辛亥革命的歷史進步作用？怎樣看待辛亥革命是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怎樣看待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怎樣評價孫中山、黃興等一系列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人物的歷史貢獻？這些都是需要史學界用心加以研究的。我期望著我國學者研究的新成果不斷問世。”①張海鵬研究員在論文中也重申了毛澤東提出的這一論點：“為什麼黨和國家這樣重視紀念辛亥革命呢？這是由共產黨人的歷史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共產黨人觀察歷史發展進程的指導思想。正是依據這一思想，確認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代表性事件。毛澤東說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的評價，把中國共產黨人紀念辛亥革命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原由都講清楚了。這基本上成為此後紀念辛亥革命的基調。”④
這就是說，中國內地學者還有繼續研究並確認“辛亥革命是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課題。只是可惜，近幾年來，除了重申這一論點之外，並沒有出現針對國內外學術界的責疑，進一步予以證明的好文章。所以，如果要確認這一論點，必須如李院長所說予以新的研究證明。
儘管學術界對於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論斷早有不同意見，中國內地學者對這一論斷的責疑也越來越多，但許多中國內地學者常常不假思索地把“資產階級”的帽子套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人物或事變頭上。收入本論文集的許多實證性文章，其實並不關心這一爭論，但仍然作為套話和帽子，連篇累牘地在本文集中出現，這不是一個好的學風。中國內地學者在理論性領域，往往習慣於運用演繹法，而不習慣於運用歸納法。以聖賢的論斷為自己的論斷。讀經注經式的研究，早已落後於時代，在提倡創造性思維、思想解放的今天，更是必須予以糾正的。
本論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即李文海教授、顏軍副教授的徒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就隨處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派”，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之類的斷語，其中更強調提出：“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堅定的民主主義者。”①我們知道，1927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其核心人物，就是這一群革命派里的人物，他們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嗎？除了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已經去世之外，辛亥革命時的同盟會骨幹及執掌軍政大權的許多人物，如汪精衛、胡漢民、陳炯明、柏文蔚、李烈鈞、閻錫山、唐繼堯，哪一位可以稱為“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同盟會人物中，在以後的歲月里，能夠構成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的派系嗎？他們的連續性難道能夠以缺乏力量和長期影響力的國民黨“左派”來代表嗎？他們是否一直堅定到去世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如果不能，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團體，又怎么能夠是屬於“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派系呢？在40年代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其骨幹人物張瀾、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梁漱溟、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在歷史淵源上更接近梁啓超、張謇的立憲派，他們基本上被歸屬於“資產階級右翼”，他們的民主主義立場比那些當年還健在的同盟會員是否更“堅定”一些呢？“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的結論，是否下得太隨意了一些？
劉偉教授的《清末地方官制改革與辛亥革命》一文，雖然避免了流行的“資產階級”立憲派、革命派一類套話，但開頭還是說：“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重大轉折，它埋葬了封建專制主義，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①我想作者決不會認為民國以後中國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的社會制度，封建專制主義已經不復存在。學者中有隨意說套話的毛病，在這句話里表現無遺。
熊志勇副教授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論略》一文，雖然是一篇更新話語系統的好文章，但可惜，他偶爾也冒出一句“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話。我想以他的理論思辨模式，讀了我的文章，一定會把“資產階級”四個字圈掉，圈掉這四個字，於他的大作，毫無損傷。
許憲隆教授、韋甜講師的《民初西北軍政舞台的“變臉”藝術》，給西北馬家軍新生代定義為“資產階級新軍閥”。①兩位先生顯然是經過研究，並進行了證明來定性的，所以，這一判斷，對他們來說，不是作為套話來運用的。但給新軍閥定性為資產階級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能僅僅根據他們經營了一些現代企業，輸入了一些現代觀念，就可以給他們戴上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軍閥的本質是家族性、私兵性、專制性，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如果以此定性，從袁世凱起的中國近代軍閥，都可以戴上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更無論國民政府時代的各派軍事系統。如果說，中國的資產階級具有軍閥性，那么他們還會發動民主革命嗎？這在理論上會造成很大的矛盾和困惑。對於中國近代各派軍事系統的社會屬性的研究，是個複雜問題，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
劉曼容教授的《淪孫中山仿效西方模式革命中的獨特性創造》一文，運用的是傳統的話語系統，還新加了一句“中國特色”的斷語：“具有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②我們是否要給自己下一句“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學家”的定義？其實，我們是中國的歷史學家，當然會具有中國特色。
當然，許多學者已經擺脫了陳舊的分析模式，不再用套話來支撐自己的理論框架，在實證研究中實事求是地論述相關問題。這是中國學者的進步。或許我的上述分析有失公平，過於吹毛求疵，許多文章確實是好文章。我是希望學者們建立起一個更具獨創性的學風。問題不在於學者們是否堅持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問題是要認真進行證明，而不是人云亦云。同時，新的證明也不應該沿襲原先籠統的大帽子，而應該有分寸感，仔細地分解辛亥革命的複雜組成。我所擔心的是，中國學術的傳統是為聖人立言，學者擺脫了土套話，擺脫了土聖人、土賢人的框架，換來一個洋聖人、洋賢人的洋框架，一個許多人讀不懂的洋話語系統。話語系統變了，而思維方法沒有改變，自己的創造欲望仍然被埋沒了。我不懂外語，對洋話語系統基本不懂，難以作出評判，只能憑直覺說話，敬請內行教正。
二、問題的深入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討論，我個人認為，就原來兩岸學者的爭論而言，辛亥革命是國民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在學術上確實已經成為名詞之爭，尤其對於兩岸進行實證研究的學者來說，更已經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是國民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爭論源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不同，即國民革命的觀點屬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屬於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按照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分析，國民革命也好，全民革命也好，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周恩來在解放初就解釋過這一問題。國民的概念是沒有階級性的．是資產階級的觀點，說辛亥革命是國民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國民革命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無論當時的資產階級對革命採取了什麼態度，國民革命在方向上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在國民黨方面，根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辛亥革命本來就是國民革命，即全民的革命。因此，這個問題在學術上已經沒有什麼爭論的價值，如果要爭論的話，只能從總體意識形態著手進行。當兩岸學者都淡化了意識形態，使用更豐富多樣
的方法，轉向實證研究的今天，這個問題的爭論，在學術上也確實只是個名詞問題了。
原來的學術上的爭論，雖然已經解開了問題的癥結，並不等於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在科學的意義上已經解決。在這次會議上雖然沒有再爭論這一問題，但仍然作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 日本田中比呂志助教授認為：“那么辛亥革命到底是什麼樣的革命呢？回答這一問題並不簡單。因為，辛亥革命的性質是極為複雜的。本文集中在清末實現國家現代化的課題上進行探討。”①這是說，他的研究只是從一個側面來研究辛亥革命，為從總體上認識辛亥革命的性質提供幫助，這是很科學的態度。確實，要真正對辛亥革命的性質有精確的認識，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