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是中國古典兵學的傑出代表，被譽為“百世談兵之祖”。它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始終是我們在從事各項工作時所必須遵循的認識路線和指導原則。《大眾閱讀系列:正說孫子兵法(插圖本)》完整介紹《孫子兵法》的兵學理論體系，揭示《孫子兵法》的重大學術價值，同時考察《孫子兵法》的歷史文化淵源，認識《孫子兵法》的辯證思維方法和卓越的領導藝術，並對《孫子兵法》在當今社會活動中的啟迪潛鑒意義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有助於廣大讀者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古典兵家文化的成就和影響，理解和運用兵家領導藝術和管理智慧，在人生競爭中牢牢立於不敗之地。
基本介紹
- 書名：大眾閱讀系列:正說孫子兵法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頁數：229頁
- 開本：16
- 定價：36.00
- 作者：黃朴民
-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30012710X, 9787300127101
- 品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孫子兵法》全書分為“始計”、“作戰”、“謀攻”、“軍形”、“兵勢”、“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等十三篇。本書參考了國內五十年來專家研究《孫子兵法》的成果，貫通歷史，聯繫實際，全面詮釋，講解其歷久彌新的閃耀著人文光輝的思想。
作者簡介
黃朴民，男，浙江諸暨人，1988年于山東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歷史學)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理事兼副秘書長、《國學學刊》執行主編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詳解》等：主編有：《孫子探勝》、《中國歷代軍事思想教程》等；並著有《尋找本色》、《歷史無間道》、《難得糊塗：中國古代官場政治智慧》等學術隨筆集；曾在《歷史研究》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圖書目錄
《孫子兵法》的八大啟迪(代序)
運籌帷幄——正說《計篇》
兵貴神速——正說《作戰篇》
上兵伐謀——正說《謀攻篇》
以石擊卵——正說《形篇》
奇正相生——正說《勢篇》
因敵制勝——正說《虛實篇》
兵以詐立——正說《軍爭篇》
雜於利害——正說《九變篇》
變易主客——正說《行軍篇》
天地孰得——正說《地形篇》
千里殺將——正說《九地篇》
兵凶戰危——正說《火攻篇》
決勝先知——正說《用間篇》
主要參考書目
運籌帷幄——正說《計篇》
兵貴神速——正說《作戰篇》
上兵伐謀——正說《謀攻篇》
以石擊卵——正說《形篇》
奇正相生——正說《勢篇》
因敵制勝——正說《虛實篇》
兵以詐立——正說《軍爭篇》
雜於利害——正說《九變篇》
變易主客——正說《行軍篇》
天地孰得——正說《地形篇》
千里殺將——正說《九地篇》
兵凶戰危——正說《火攻篇》
決勝先知——正說《用間篇》
主要參考書目
文摘
本篇是《孫子兵法》的首篇，在全書中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它主要論述戰爭指導者如何在戰前正確籌劃戰爭全局以及在戰爭過程中怎樣實施高明作戰指揮的問題。孫子從“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這一基本認識出發，著重強調通過對敵我雙方現有客觀條件——“五事七計”的考察比較，以期對戰爭的勝負趨勢做出合乎實際的預測，並據此制定己方的戰略決策。同時孫子主張在把握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天時、地利諸條件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戰爭指導者的主觀能動性，這就是在作戰中遵循和貫徹以“利”為宗旨的“詭道十二法”原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積極“造勢”，以確保己方在戰爭中牢牢掌握主動權，克敵制勝，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由此可見，本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孫子軍事思想的概述。
本篇篇題，宋本《武經七書·孫子》(據《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以下簡稱“武經本”)作“始計第一”，此處“始”字殆系後人因兵家有“先計而後戰”之說而附增，似不可取。所謂“計”，當是預計、計算的意思，《說文解字》釋“計”云：“計，會也，算也。”這裡系指戰前的戰爭預測與戰略謀劃。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曹操註：“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以下凡引用《十一家注孫子》者，出處之注省略)這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歷史上人們對本篇主旨最早而又十分準確的概括。
如同一首律詩有它的“詩眼”，一首樂曲有它的主題旋律，一部理論著作自然也有它的中心篇章，其在全書中起著提綱挈領、總攬全局的關鍵作用。《計篇》作為《孫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也具有這樣的特殊地位，它的內涵十分豐富，思想非常深刻，字裡行間滲透著智慧的濃汁，篇內篇外飄蕩著勝利的靈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孫子傑出兵學思想的高度濃縮和精闢概括。
《計篇》的基本思想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戰爭的籌劃理論，二是戰爭的實施方法。前者是“體”，後者是“體”之“用”，“體”與“用”兩者有機結合，相得益彰，互為關係，相輔相成，從而奠定了孫子兵學體系的堅實基礎。
《計篇》的全部文字所反映的就是這樣一種凝鍊而清晰的思想：怎樣籌劃戰爭，怎樣指導戰爭。說得再具體一點，便是在戰爭開始之前如何“算”，對敵我的實力對比、戰爭的勝負趨勢做到心中有數，“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如何“騙”，騙得對手暈頭轉向，摸不著北，處處被動，一步步走向失敗，即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用兵打仗先要算計，這是最基本的常識。但是，計算哪些細目，怎樣進行計算，卻大有講究，差別非常大，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竅門不同”。一類是占卜算卦、裝神弄鬼的巫覘祝史，他們的算法最原始，但卻最神秘，即通過灼燒烏龜殼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預測戰爭的吉凶，揣度勝負的歸屬。《史記·龜策列傳》稱它是“灼龜觀兆，變化無窮”，“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夢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這一類算法中的節權旁枝、支派衍流。這種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於我國歷史上的夏、商、西周時期，顯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觀念在軍事預測領域的反映。它依靠主觀想像，牽強附會，隨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奧妙，實際上卻荒誕不經，與其說是算計勝負，不如說是碰撞大運，算不準可以文過飾非，偶爾碰巧湊上了則不妨大大吹噓一番。先秦時期這類算法曾風靡千百年，秦漢之後雖然風頭不如以前強勁，但是在打仗的指揮官那裡還是很有市場的，只要看看“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的“兵陰陽家”，儼然成為兵學四大宗派之一；《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亦人亦神；《水滸傳》中的公孫勝撒豆為兵，以及李淳風、袁天罡、劉伯溫等人的早識天機，神奇莫測，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計戰爭前景對於古代人們來說，有如“芝麻開門”的魔咒一樣，始終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對人們的這種無知愚昧，可以悲憫，但卻無法改變。
儒家有關戰爭成敗的算法最富道德正義感，但同時也最為天真滑稽。在文聖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亞聖”孟子看來，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道義，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而道義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攏民心，取決於行“仁政”，搞“德治”。這是最強大的精神核子彈，威力無比，任憑爾有強大軍隊，任憑爾有快刀利劍，遇上我“仁政”這桿大旗，一定是望風披靡，潰不成軍！用孟子的話說，便是“以此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可惜的是，儒家算計戰爭的方法屬於一相情願，歷史上沒有用空洞的道德仁義打贏戰爭的事例。那位憨態可掬的宋襄公曾經想這么玩上一把，結果沒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賠上了。由此可見，儒家的算法好比是“皇帝的新衣”，當古董作談資勉強可以，如果腦瓜發熱較真起來，那么非出盡洋相不可。
法家的算法正好同儒家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關於戰爭勝負的計算公式是，誰農業搞得好，誰就能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有了強大的軍隊，加上用嚴刑峻法約束將士，用錢財官爵鼓勵將士，那么就沒有打不敗的敵人，就沒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沒有征服不了的國家。在嗜血成性的法家眼裡，戰爭是包治百病的良藥，是統治國家、穩定秩序、發展實力的捷徑，須臾不可離，片刻不可少，可謂拳頭出真理，刀劍定是非。應該說，法家的算法最是坦率，最是簡潔，沒有虛與委蛇的矯情，沒有欲說還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題，實話實說。它無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起巫師神道的算法要正確，比起儒家之流的算法要真實。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真理越過一步也就變成了謬誤。法家算法的致命傷在於它太單純迷信軍事實力了，而忽略了制約戰爭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等。所以也許能暫時得逞於天下，“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但往往因其後患過多而無法維繫長久，免不了“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從根本的戰略利益衡量，法家有關戰爭勝負的算法同樣存在問題。
孫子的算法與上面所說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為兵家的真正創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雖被後人尊奉為兵家“本謀”，但他有實踐而無理論體系傳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驅)，孫子的思想最能體現中國人文傳統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會打仗，那么“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就會殺上門來欺負你，生命財產難以保全，政權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輕鬆，也不愉快，它意味著鮮血的滾滾流淌、財富的灰飛煙滅，所以孫子要提出一個既能正視戰爭現實，又能減輕戰爭災難的戰略預測方案，它不同於巫史神祝的熱衷猜謎，也不同於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於老子、孔子的空談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卻又最實用最高明的計算公式。
這個計算公式就是所謂的“五事七計”，具體地講，就是從五個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著眼，通過七個方面的具體比較，對敵我雙方的戰略態勢優劣做出正確的評價，在此基礎上對戰爭的可能結果做出比較合乎實際的預測，並據此制定好自己這一方的戰略決策，這叫做“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基本要素，孫子概括為道、天、地、將、法。“道”是政治條件，就是國內政治清明，上下和諧，在戰爭問題上，使高居廟堂的統治者和身處草莽的老百姓達成共識，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調，有意作梗。“天”與“地”，都是講戰爭的自然環境，要擁有有利的天時、地理條件，把握住戰爭的主動權。“將”，講的是軍隊的統帥問題，將帥作為一支軍隊的靈魂，他的素質才能直接關係著軍隊戰鬥力的發揮，正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置將不慎，一敗塗地”，所以它理所當然成為衡量雙方軍事實力，預測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至於“法”，同樣十分重要，合理的編制，協調的配合，有力的保障，適宜的賞罰，是任何軍隊在軍事活動過程中須臾不可缺少的環節。我們很難構想，一群烏合之眾，沒有法紀的約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單憑血氣之勇，而能成就大事的。在這個意義上，三國時期大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才這么說：“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孫子把健全軍隊法制看做克敵制勝的基本保證。
近代普魯士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其不朽著作《戰爭論》中，曾把“決定戰鬥的運用的戰略要素”，區分為“精神要素、物質要素、數學要素、地理要素和統計要素”。孫子的“五事”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克氏所列舉的戰略諸要素，進入了巨觀的大戰略思維層次，樹立了全局意識，這一點足以說明他的戰前預測和運籌是高於一般軍事家的。美國著名戰略學家柯林斯說：大戰略是在各種情況下運用國家力量的一門藝術和科學，如果單憑武力那將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經濟、文化、心理、外交、社會全方位地配合起來，有機結合才能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孫子的“五事”衡量法，說到底就是一門正確運用“國家力量”的藝術和科學，立足於軍事，又不局限于軍事，而是講道、天、地、將、法等綜合因素，是綜合能力的一種凝聚和歸納。作為真正的高明算法，它印證了一條普遍的戰略原則：“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因為全局能決定局部的成功與得失，而局部的成敗或得失有時並不能對全局起決定性的影響。孫子“五事”的奧秘正在於用全局的觀點來謀劃殘酷的戰爭遊戲。
如果說“五事”的重心在於戰前全面了解敵我雙方的基本戰略要素，那么，孫子講“七計”的宗旨則在於對這些戰略要素的優劣進行仔細周密的考察比較，“較之以計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將帥素質優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擁有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哪一方法令能夠貫徹執行？哪一方武器裝備堅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訓練有素、驍勇善戰？哪一方賞罰令行禁止、公正嚴明？正確估量敵我雙方的態勢，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判斷，定下正確的決心，制定正確的作戰方案。
從歷史上的戰爭實踐來看，孫子“五事七計”、預見勝負的戰略運籌思想，的確是定謀決策、用兵打仗的客觀基礎，就像唐代杜牧所說：“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幾千載，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無差跌”，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軍事規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思想體系。對此可以舉出無數個具體戰略決策的例子來說明問題。
韓信著名的“漢中對”是對孫子“五事七計”理論的一個很好印證。秦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的殘暴統治，西楚霸王項羽憑藉實力，號令天下，大封諸侯。劉邦被封為漢王，統治巴蜀、漢中偏僻之地。楚漢相爭，誰將執天下之牛耳？面對楚強漢弱的現實，“漢初三傑”之一的韓信，以戰略家的深邃眼光對楚漢戰爭進行了預測。
楚漢戰爭爆發前夕，僻處漢中、巴蜀一隅的劉邦處於戰略上的劣勢地位，如何擺脫被動，扭轉己方在與項羽對峙中的戰略劣勢，逐鹿中原，贏得對天下的統治權，成為劉邦朝思暮想的最大心事。正在他計無所出、進退維谷的困難時期，韓信給他送上了一劑治癒這一心病的良藥，這就是著名的“漢中對”。
P1-6
本篇篇題，宋本《武經七書·孫子》(據《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以下簡稱“武經本”)作“始計第一”，此處“始”字殆系後人因兵家有“先計而後戰”之說而附增，似不可取。所謂“計”，當是預計、計算的意思，《說文解字》釋“計”云：“計，會也，算也。”這裡系指戰前的戰爭預測與戰略謀劃。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曹操註：“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以下凡引用《十一家注孫子》者，出處之注省略)這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歷史上人們對本篇主旨最早而又十分準確的概括。
如同一首律詩有它的“詩眼”，一首樂曲有它的主題旋律，一部理論著作自然也有它的中心篇章，其在全書中起著提綱挈領、總攬全局的關鍵作用。《計篇》作為《孫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也具有這樣的特殊地位，它的內涵十分豐富，思想非常深刻，字裡行間滲透著智慧的濃汁，篇內篇外飄蕩著勝利的靈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孫子傑出兵學思想的高度濃縮和精闢概括。
《計篇》的基本思想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戰爭的籌劃理論，二是戰爭的實施方法。前者是“體”，後者是“體”之“用”，“體”與“用”兩者有機結合，相得益彰，互為關係，相輔相成，從而奠定了孫子兵學體系的堅實基礎。
《計篇》的全部文字所反映的就是這樣一種凝鍊而清晰的思想：怎樣籌劃戰爭，怎樣指導戰爭。說得再具體一點，便是在戰爭開始之前如何“算”，對敵我的實力對比、戰爭的勝負趨勢做到心中有數，“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如何“騙”，騙得對手暈頭轉向，摸不著北，處處被動，一步步走向失敗，即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用兵打仗先要算計，這是最基本的常識。但是，計算哪些細目，怎樣進行計算，卻大有講究，差別非常大，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竅門不同”。一類是占卜算卦、裝神弄鬼的巫覘祝史，他們的算法最原始，但卻最神秘，即通過灼燒烏龜殼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預測戰爭的吉凶，揣度勝負的歸屬。《史記·龜策列傳》稱它是“灼龜觀兆，變化無窮”，“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夢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這一類算法中的節權旁枝、支派衍流。這種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於我國歷史上的夏、商、西周時期，顯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觀念在軍事預測領域的反映。它依靠主觀想像，牽強附會，隨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奧妙，實際上卻荒誕不經，與其說是算計勝負，不如說是碰撞大運，算不準可以文過飾非，偶爾碰巧湊上了則不妨大大吹噓一番。先秦時期這類算法曾風靡千百年，秦漢之後雖然風頭不如以前強勁，但是在打仗的指揮官那裡還是很有市場的，只要看看“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的“兵陰陽家”，儼然成為兵學四大宗派之一；《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亦人亦神；《水滸傳》中的公孫勝撒豆為兵，以及李淳風、袁天罡、劉伯溫等人的早識天機，神奇莫測，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計戰爭前景對於古代人們來說，有如“芝麻開門”的魔咒一樣，始終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對人們的這種無知愚昧，可以悲憫，但卻無法改變。
儒家有關戰爭成敗的算法最富道德正義感，但同時也最為天真滑稽。在文聖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亞聖”孟子看來，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道義，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而道義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攏民心，取決於行“仁政”，搞“德治”。這是最強大的精神核子彈，威力無比，任憑爾有強大軍隊，任憑爾有快刀利劍，遇上我“仁政”這桿大旗，一定是望風披靡，潰不成軍！用孟子的話說，便是“以此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可惜的是，儒家算計戰爭的方法屬於一相情願，歷史上沒有用空洞的道德仁義打贏戰爭的事例。那位憨態可掬的宋襄公曾經想這么玩上一把，結果沒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賠上了。由此可見，儒家的算法好比是“皇帝的新衣”，當古董作談資勉強可以，如果腦瓜發熱較真起來，那么非出盡洋相不可。
法家的算法正好同儒家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關於戰爭勝負的計算公式是，誰農業搞得好，誰就能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有了強大的軍隊，加上用嚴刑峻法約束將士，用錢財官爵鼓勵將士，那么就沒有打不敗的敵人，就沒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沒有征服不了的國家。在嗜血成性的法家眼裡，戰爭是包治百病的良藥，是統治國家、穩定秩序、發展實力的捷徑，須臾不可離，片刻不可少，可謂拳頭出真理，刀劍定是非。應該說，法家的算法最是坦率，最是簡潔，沒有虛與委蛇的矯情，沒有欲說還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題，實話實說。它無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起巫師神道的算法要正確，比起儒家之流的算法要真實。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真理越過一步也就變成了謬誤。法家算法的致命傷在於它太單純迷信軍事實力了，而忽略了制約戰爭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等。所以也許能暫時得逞於天下，“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但往往因其後患過多而無法維繫長久，免不了“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從根本的戰略利益衡量，法家有關戰爭勝負的算法同樣存在問題。
孫子的算法與上面所說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為兵家的真正創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雖被後人尊奉為兵家“本謀”，但他有實踐而無理論體系傳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驅)，孫子的思想最能體現中國人文傳統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會打仗，那么“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就會殺上門來欺負你，生命財產難以保全，政權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輕鬆，也不愉快，它意味著鮮血的滾滾流淌、財富的灰飛煙滅，所以孫子要提出一個既能正視戰爭現實，又能減輕戰爭災難的戰略預測方案，它不同於巫史神祝的熱衷猜謎，也不同於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於老子、孔子的空談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卻又最實用最高明的計算公式。
這個計算公式就是所謂的“五事七計”，具體地講，就是從五個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著眼，通過七個方面的具體比較，對敵我雙方的戰略態勢優劣做出正確的評價，在此基礎上對戰爭的可能結果做出比較合乎實際的預測，並據此制定好自己這一方的戰略決策，這叫做“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基本要素，孫子概括為道、天、地、將、法。“道”是政治條件，就是國內政治清明，上下和諧，在戰爭問題上，使高居廟堂的統治者和身處草莽的老百姓達成共識，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調，有意作梗。“天”與“地”，都是講戰爭的自然環境，要擁有有利的天時、地理條件，把握住戰爭的主動權。“將”，講的是軍隊的統帥問題，將帥作為一支軍隊的靈魂，他的素質才能直接關係著軍隊戰鬥力的發揮，正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置將不慎，一敗塗地”，所以它理所當然成為衡量雙方軍事實力，預測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至於“法”，同樣十分重要，合理的編制，協調的配合，有力的保障，適宜的賞罰，是任何軍隊在軍事活動過程中須臾不可缺少的環節。我們很難構想，一群烏合之眾，沒有法紀的約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單憑血氣之勇，而能成就大事的。在這個意義上，三國時期大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才這么說：“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孫子把健全軍隊法制看做克敵制勝的基本保證。
近代普魯士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其不朽著作《戰爭論》中，曾把“決定戰鬥的運用的戰略要素”，區分為“精神要素、物質要素、數學要素、地理要素和統計要素”。孫子的“五事”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克氏所列舉的戰略諸要素，進入了巨觀的大戰略思維層次，樹立了全局意識，這一點足以說明他的戰前預測和運籌是高於一般軍事家的。美國著名戰略學家柯林斯說：大戰略是在各種情況下運用國家力量的一門藝術和科學，如果單憑武力那將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經濟、文化、心理、外交、社會全方位地配合起來，有機結合才能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孫子的“五事”衡量法，說到底就是一門正確運用“國家力量”的藝術和科學，立足於軍事，又不局限于軍事，而是講道、天、地、將、法等綜合因素，是綜合能力的一種凝聚和歸納。作為真正的高明算法，它印證了一條普遍的戰略原則：“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因為全局能決定局部的成功與得失，而局部的成敗或得失有時並不能對全局起決定性的影響。孫子“五事”的奧秘正在於用全局的觀點來謀劃殘酷的戰爭遊戲。
如果說“五事”的重心在於戰前全面了解敵我雙方的基本戰略要素，那么，孫子講“七計”的宗旨則在於對這些戰略要素的優劣進行仔細周密的考察比較，“較之以計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將帥素質優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擁有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哪一方法令能夠貫徹執行？哪一方武器裝備堅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訓練有素、驍勇善戰？哪一方賞罰令行禁止、公正嚴明？正確估量敵我雙方的態勢，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判斷，定下正確的決心，制定正確的作戰方案。
從歷史上的戰爭實踐來看，孫子“五事七計”、預見勝負的戰略運籌思想，的確是定謀決策、用兵打仗的客觀基礎，就像唐代杜牧所說：“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幾千載，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無差跌”，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軍事規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思想體系。對此可以舉出無數個具體戰略決策的例子來說明問題。
韓信著名的“漢中對”是對孫子“五事七計”理論的一個很好印證。秦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的殘暴統治，西楚霸王項羽憑藉實力，號令天下，大封諸侯。劉邦被封為漢王，統治巴蜀、漢中偏僻之地。楚漢相爭，誰將執天下之牛耳？面對楚強漢弱的現實，“漢初三傑”之一的韓信，以戰略家的深邃眼光對楚漢戰爭進行了預測。
楚漢戰爭爆發前夕，僻處漢中、巴蜀一隅的劉邦處於戰略上的劣勢地位，如何擺脫被動，扭轉己方在與項羽對峙中的戰略劣勢，逐鹿中原，贏得對天下的統治權，成為劉邦朝思暮想的最大心事。正在他計無所出、進退維谷的困難時期，韓信給他送上了一劑治癒這一心病的良藥，這就是著名的“漢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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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空間無限，時間永恆，歲月飛逝，風流雲散，斗轉星移，滄海桑田，人類早已進入了高科技的時代，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仿佛離我們越來越遠，遠得幾乎令人淡忘……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現代生活日新月異，在新技術、新信息、新觀念如同潮水般湧來，不斷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大背景下，人們只能立足現實，面向未來，而無法也不應該沉湎於往昔的崢嶸、執著於消逝的彩虹，以至於讓舊的束縛住新的，死的窒息了活的。
然而，孫子及其兵法著作卻是這一歷史法則的極少數例外之一。他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大浪的淘洗，既不曾淪落成古董，更沒有化作泡沫。恰恰相反，其合理的思想核心在今天依然閃爍著真理的光澤，到了明天，同樣將會異彩紛呈，魅力無限。
道理很簡單，因為《孫子兵法》所總結和揭示的一般軍事規律，對於當代軍事理論的建設與發展，具有永遠不可替代的借鑑意義；而其辯證能動的思維方式，求實進取的文化精神，也業已順理成章地滲透到軍事以外的社會生活領域，在企業管理、商業經營、外交角逐、體育競爭等活動中獲得極為廣泛的重視和套用，更為人們的思維方法與行為模式提供著不竭的文化啟迪。《孫子兵法》所彰顯的實事求是、關照全局、高明預測、掌握情況、把握機遇、權衡利弊、辯證分析、主動積極、揚長避短、避實擊虛、靈活應變等等，始終是人們在從事各項事業時，必須遵循的認識路線和指導原則。
從這個意義上講，《孫子兵法》已經超越了時空的界限，成為整個人類社會一大筆取之不盡、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一、全局意識
古人認為，“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因為“一域”不能代替全局，“一域”之得更不能彌補全局之失。換言之，全局決定著一域的存亡，所以任何事業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認識全局、駕馭全局。而謀全局需要的是高屋建瓴、巨觀控制的大見識、大魄力，處處高人一籌，時時占得先機。
在歷史上，那些成功的戰略家總是善於從錯綜複雜的局面中清醒地分析敵我雙方的優劣態勢，充分考慮當時的戰略地緣關係、綜合實力以及戰略布局與互動，在此基礎上確定自己的戰略目標，站在最高層次上尋求全盤皆活的戰略轉機。尤其是奪取和掌握戰略主動，營造有利於未來發展的良好戰略環境。
《孫子兵法》的精髓，就是善於從全局的高度，去認識決定戰爭勝負的要素，把握克敵制勝的奧妙，駕馭治軍用兵的方法。無論是政治與軍事主從關係的分析、經濟與戰爭依賴性質的闡述，抑或是敵我戰略優劣態勢的判斷，作戰指導原則各個層面的協調，都具有鮮明的整體性、系統性、全局性、互補性的特徵，如戰略預測上的“五事七計”，治軍手段上的“令文齊武”，作戰方法上的“奇正相生”，戰爭觀念上的“仁詭相濟”等等，無一不是以系統綜合的視野切人，由全局呼應的途徑造就。處處體現出綱舉目張、舉重若輕的大局意識和見微知著、占隱察機的預見能力。
這種全局意識，對於我們今天從事任何工作都是彌足珍貴的文化啟迪。就任何一個追求事業成功的人士而言，大局觀可以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質。只有看到事物的內在聯繫性，才不至於在應對時顧此失彼，左支右絀；只有認識關係的錯綜複雜性，才不至於在處理時掛一漏萬，畸輕畸重；只有把握趨勢的多樣變化性，才不至於在前瞻時一廂情願，進退維谷。從而以聯繫的觀點審時度勢，以辯證的態度關照一切，以互補的手段多管齊下，以穩妥的步驟循序漸進。防止因偏執一端而輕躁冒進，避免因忽略細節而功虧一簣。真正明白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道理，深刻理解紅花還須綠葉扶的要義。很顯然，立足全局，明了大勢，關照整體，和諧協調，是推進事業並牢牢立於不敗之地的前提條件，也是強本固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二、重點意識 關照全面，不等於事無巨細平均使用力量，恰恰相反，抓住重點，強調主次，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最糟糕的情況，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拾了芝麻丟西瓜”，“樣樣都懂，樣樣稀鬆”。大路貨，萬金油，加一個不多，缺一個不少。
《孫子兵法》不愧為“兵學聖典”，對這層道理有十分深刻的闡釋，在它看來，即使具有極大的優勢，但如果不能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不講主次，四面開花，全面受敵，撒胡椒麵，那么這種優勢也就像今天某些果汁飲料一樣，完全稀釋了，變得淡而無味，毫無口感，其優勢將不復存在，而且將處於極大的窘境，所謂“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正確的方法是，在充分關照全面、有效照顧整體的同時，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資源，突出重點，高明選擇戰略主攻與突破方向，集中優勢兵力，重點突破，以點帶面，創造最經濟、最優先的效益，達成自己預定的戰略目標，這就是“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並敵一向，千里殺將”，“並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孫子兵法》全書既堅持全面論，更強調重點論。其所有命題，均以兩點之中抓重點的方式來表述，如攻守一體，以攻為重點；奇正相生，以奇為優先；主客相對，以客為側重；常變並行，以變為主體。“全勝”“戰勝”不可或缺，而以“戰勝”為重中之重；“避實”“擊虛”相輔相成，而以“擊虛”為根本選擇。
《孫子兵法》這種思維模式，是符合辯證法的基本原理的，在哲學上，同一個事物內部往往存在著矛盾的兩個方面，這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事物的性質，決定和制約著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要處理和解決矛盾，就必須從處理與解決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手，從而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以四兩撥千斤，以抓綱而舉目。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能把兩點論與重點論簡單地對立起來，不能讓關照全局與強調中心機械地割裂開來，面對風雲變幻的形勢，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面對紛至沓來的矛盾，面對形形色色的壓力，切不可不擇主次平均使用力量去應對，見招拆招，而必須沉著鎮靜，以靜制動，突出中心工作，解決關鍵問題，循序漸進，化整為零，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三、創新意識
任何事物的活力淵源於銳意開拓，不斷創新。從本質上說《孫子兵法》的完成是創新的過程，創新的成就。換言之，“創新”精神融人了《孫子兵法》的整部著作，是《孫子兵法》之所以能夠超越其前代兵學理論，獨領風騷的根本標誌。
《孫子兵法》的創新包括觀念的創新、戰法的創新、思維的創新等多個層次、多個方面。具體而言，就是對“古代王者司馬法”的創新與超越。
“古司馬兵法”的軍事思想，其主要特點是在戰爭觀、治軍理論、作戰指導思想原則上，充分反映和貫徹“軍禮”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主張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殺黃口，不獲二毛”；貴“偏戰”而賤“詐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這正是漢代班固所指出的“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
《孫子兵法》則完全不同，它排斥了“以禮為固，以仁為勝”的舊“軍禮”傳統，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時代要求、迎合新的戰爭形勢的兵學理論，用“兵以詐立”、“兵者詭道”取代“嗚鼓而戰，不相詐”；用“掠鄉分眾”、“拔其城，隳其國”取代“不殺黃口，不獲二毛”；用“兵貴勝，不貴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取代“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及三舍”。這些全方位的創新，使其兵學理論成為與時俱進、符合戰爭現實的指導原則，實現了中國古典兵學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飛躍。 《孫子兵法》的創新意識，對我們今天從事各項事業也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示。固步自封，墨守成規是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抱殘守缺，得過且過是人生進取中的致命弱點。朱熹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要提升境界，實現升華，關鍵在於不安於現狀，能夠以“知昨非而今是”的健康心態，對舊的傳統、舊的模式進行挑戰，不落窠臼，打破常規，勇於開拓，銳於創新，做到百折不撓，一往無前。這也就是《易經·繫辭》上所說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道理。
當然，創新不是不著邊際的胡來瞎搞，不是割裂傳統的標新立異，那樣，創新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了，反而會未獲其利而蒙其害。真正的創新，是繼承與汲取傳統基礎上的開拓，是尊重與借鑑前人前提下的進取。這方面，《孫子兵法》同樣為我們提供了明亮的鏡子，它固然汲汲於創立嶄新的兵學理論，但同時也充分吸取了以往兵學的合理成分，保留了“窮寇勿迫”、“合師聚眾”等有價值的上古兵學原則，從而在新與舊、常與變的結合上找到了最佳的平衡點。
四、機遇意識
機遇指的就是時機，而所謂“時機”，在戰略的層面上就是對我方行動的最有利態勢，是關係戰局勝負趨勢的基本條件，用一句俗語作比喻，便是“時來天地共努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故《將苑·應機》云：“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
在利用“時機”問題上，一方面自然應該持重，不可忘乎所以，輕舉妄動，所謂“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另一方面更應該善於把握戰機，一旦遇上有利的時機，就要堅決利用，毫不猶豫，以避免貽誤戰機，葬送勝利的前景：“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不及”；否則便會“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孫子兵法》的高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為它對創造和把握機遇的重視。它主張在強大的軍事實力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將帥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創造和運用有利的作戰態勢，出奇制勝地打擊敵人，去奪取戰爭的勝利。即通過“造勢”、“任勢”、“示形動敵”等手段，尋得最大的機遇，爭取最好的條件。所謂“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弩，節如發機”。而一旦捕捉到機遇，則要毫不猶豫地把握住，使之轉化為勝利的現實：“始如處女，敵人開闔；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今天人們要在人生競爭大舞台上牢牢占據主動地位，淋漓盡致地展示自己的能力與水平，同樣離不開創造和把握機遇。利益的蛋糕就這么大，而競爭者又這么多，你要想參與其中，強烈的機遇意識是重要的先決條件。不能不切實際地幻想天上掉餡餅的美事，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與其抱怨命運，不如參與遊戲，所謂“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人生的拐彎點也就寥寥幾個，戰機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再也無法追回。
當然，機遇在很多情況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時候太過強求，反而會南轅北轍，適得其反。所以也要有隨緣豁達的心態，順其自然，無為而無不為，“夫唯不爭，故無尤”。應懂得一個簡單的真理：機遇錯失，這說明事實上它並不是屬於自己，作如是觀，則釋然矣。
五、主動意識
眾所周知，主動權乃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在戰場上，誰失去行動自由，誰就面臨失敗的危險，可見，主動權即軍隊命脈之所系。
孫子對這層道理早有深刻的領會，並用簡潔深刻的一句話概括揭示了牢牢掌握主動權的不朽命題：“致人而不致於人”，即善於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我們認為這一原則是孫子制勝之道的靈魂。無怪乎《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要這么評論古代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為了達到掌握主動權的目的，孫子全方位、多角度地闡述了相關的要領：第一，示形於敵，迷惑和欺騙敵人，使其暴露弱點，然後給予凌厲的打擊。第二，“以十擊一”，即集中優勢兵力，果斷有效地打擊敵人。第三，“攻其所必救”，即正確選擇作戰的主攻方向。第四，“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即高明把握實施攻擊的有利時機。第五，“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察知戰場地理，了解戰場天候。並採取“策”、“作”、“形”、“角”等手段，全面掌握敵情。第六，“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因敵變化而取勝。
社會是複雜的，生活是殘酷的，人性是有弱點的，競爭是充滿陷阱的，田園牧歌、溫情脈脈，只存在於想像之中，要避免出現“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涼境況，就應該把命運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國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對芸芸眾生而言，最好的選擇就是：求人不如求己。而要掌控自己的命運，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具備主動意識，即像孫子所說的那樣“先處戰地而待敵”，“致人而不致於人”。一方面儘可能增強自己的競爭實力，增加自己的競爭資本，把自己的這塊“蛋糕”做大，取得話語權；左右逢源，遊刃有餘。另一方面則應該審時度勢，張弛有道，選擇最合適的方式參與人生的競爭，以相對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實現邊際利益的最大化，四兩撥千斤，予取予求，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真正達到“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的理想境界。
六、優勢意識
所謂優勢意識，也就是實力意識。在軍事鬥爭中，奇謀妙計固然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但從根本上講，強大的軍事實力才是真正決定戰爭勝敗天平上的砝碼。因為不僅“伐兵”、“攻城”離不開一定的軍事實力的巧妙運用，就是“伐謀”、“伐交”也必須以雄厚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綜觀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無一不是力量強大的一方戰勝力量弱小的一方，即使本來是弱小的一方，要最後戰勝力量強大的一方，也是由於通過各種途徑，逐漸完成優劣強弱態勢的轉換，使自己的力量最後從總體上超過了最初力量強大的一方而實現的，這是戰爭活動的客觀規律。
孫子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軍事實力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軍事實力運用的原則和實力建設的方法、途徑諸問題。具體地說，“先為不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是實力政策；“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即“強攻弱守”是對實力的戰略運用；“修道而保法”是發展軍事實力的基本原則，而“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勝於易勝”則是實現實力政策所要達到的上乘境界。孫子認為，戰爭指導者必須依據敵我雙方物質條件的優劣，軍事實力的強弱，靈活採取攻守兩種不同形式，“以鎰稱銖”，“決積水於千仞之豁”，以達到在戰爭中保全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
《孫子兵法》注重實力，強調優勢的強烈意識，完全可以作為我們今天從事社會競爭、參與人生角逐的有益借鑑。俗話說，雞蛋碰石頭，自不量力，一敗塗地；相反，石頭砸雞蛋，則所向披靡，穩操勝券。輕重不均，優劣懸殊，則勝負立判，輸贏鐵定。要贏得主動，爭取成功，沒有強大的實力，沒有充足的優勢，不啻是痴人說夢，聊以自慰罷了。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因此，個人要出人頭地，企業要笑傲江湖，國家要和平崛起，就要有強烈的優勢意識，強化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建設，做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避免“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當然，在形成與強化優勢的過程中，為了避免陷入樹大招風的困境，必須“形人而我無形”，“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巧妙掩飾自己的戰略企圖，韜光養晦，知雄守雌。同時，任何優勢都是相對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應該善於“避實以擊虛”，揚長而避短，以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對手的軟肋，而儘量保護好自己的軟肋，不要洞開大門，讓對手有機可乘。要使自己固有的優勢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發揮，成為競爭中真正的強者，一直笑到最後！
七、偏鋒意識
另類思維，劍走偏鋒，往往能起到特殊的效果，達成意外的收穫，此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孫子兵法》之所以能享有“百世談兵之祖”的美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往往不按常規出牌，常常有出人意表的哲理闡發。例如，有關軍隊法規制度的實施，通常的做法應該是照章辦事，令行禁止。《孫子兵法》承認與強調這一規則，但它又認為，僅僅如此，還不足以打造一支所向無敵的軍隊，在特定條件下，必須劍走偏鋒，另出奇招，另有變通。所以，它又提倡“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為了激發士卒的殺敵之心，必要時就要施行超出慣例的獎賞，法外施恩，頒布不合常規的命令，莫測高深。又如，軍隊駐紮與布陣，通常的處理當然是“前左水澤，右背高陵”，“前死後生”，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卻要反其道而行之：“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再如，有關軍隊的人員優勢問題，既一再提倡要占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十則圍之，五則攻之”，“以十擊一”，又不機械對待，主張精簡與壓縮人員，“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所以，劍走偏鋒，另類思維，是《孫子兵法》思維理性的顯著特徵之一。
這種偏鋒意識，無疑是我們今天應該借鑑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固然是處理問題的重要原則，然而，別出心裁，出奇制勝，更常常是達到目標的有效手段。陸游詩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日常社會生活中，往往有“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現象，這時候，就需要人們跳出常規思維的窠臼，用反向思維、另類思維對待事物，處理問題，另闢蹊徑，歪打正著。切忌因拘泥經驗、恪守規矩而瞻前顧後，患得患失，優柔寡斷，投鼠忌器，以至於錯失良機，葬送前程。更不應該喪失定見，隨波逐流，一窩蜂去效仿時尚，追逐潮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趨，邯鄲學步，東施效顰。
八、憂患意識
《孫子兵法》的文化精神中，還有一個常為人們所忽略，但卻十分重要的內涵，這就是強烈的憂患意識。
中國古代的哲人，尤其是那些堪稱思想巨人的大師，都有一種非常可貴的傳統，即朝乾夕惕，憂患繫心。孟子嘗言：“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孫子作為偉大的兵學家，對兵凶戰危尤有切身的體會，因此，他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一部《孫子兵法》自始至終在字裡行間滲透著“慎戰節兵”的價值取向，洋溢著“以戰止戰”的文化理念。
這種憂患意識不僅籠罩在戰爭觀、戰略論的層面，而且也反映在具體作戰指導的細節；不僅在戰爭之前、戰爭之中有鮮明的體現，而且也在戰爭善後問題上有突出的表露；不僅在處於逆境情況下一再強調，而且也在處於順境條件下反覆重申，像“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像“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像“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日費留”等等格言，均是其厚重憂患意識的集中流露，反映了一位優秀思想家對國家安危、民眾存亡乃至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也正是由於《孫子兵法》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它才超越了普通的兵書層次，而升華到了偉大哲學理論的高度。
這種憂患意識，是值得今天的人們倍加珍視，積極弘揚的寶貴遺產。《禮記·曲禮上》有言，“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它提醒人們，最大的危險來自於志滿意得，放鬆警惕，沾沾自喜，無所用心，讓勝利沖昏頭腦，讓太平消磨鬥志。而忘記了“反者，道之動”、“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簡單道理。 北宋周敦頤《愛蓮說》中有兩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這實際上表述的是和《孫子兵法》一樣的憂患意識，告訴的是人們在不同環境下如何做人，怎般處世的深刻含義。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達的是，一個人不屈服於惡劣的環境，自尊自強，從逆境中奮起，從挫折中進取。而“濯清漣而不妖”，則是喻指為人在順境中始終保持頭腦的冷靜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腳踏實地繼續前進。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確難能可貴，然而要做到“濯清漣而不妖”則更是大的考驗。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有這么一些人，當他們在名微位卑之時，往往能銳意進取，自強不息，最終成就一番氣象。然而，當其戰勝逆境，走出困厄，功成名就之後，卻躊躇滿志，忘乎所以，貪圖安逸，追名逐利，徜徉於溫柔之鄉，沉湎於酒肉之林，甚至於巧取豪奪，與民為敵，徹底背叛自己的過去，墮落為令人不齒的人渣。
由此可見，一個人在逆境中奮鬥、自強固屬不易，而在順境中自重、進取實在更難。而只有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人，才能夠跨越這個巨大的陷阱，實現人生的升華。這就如同《孫子兵法》中所說的那樣：“夫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所以，對所有人而言，憂患意識都是不可或缺的。人們既要善於從逆境中奮起，更要能在順境之中善始善終，戒驕戒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才是做人處世的理想境界，也是我們今天領略《孫子兵法》精闢哲理時所應該具備的現代意識。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現代生活日新月異，在新技術、新信息、新觀念如同潮水般湧來，不斷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大背景下，人們只能立足現實，面向未來，而無法也不應該沉湎於往昔的崢嶸、執著於消逝的彩虹，以至於讓舊的束縛住新的，死的窒息了活的。
然而，孫子及其兵法著作卻是這一歷史法則的極少數例外之一。他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大浪的淘洗，既不曾淪落成古董，更沒有化作泡沫。恰恰相反，其合理的思想核心在今天依然閃爍著真理的光澤，到了明天，同樣將會異彩紛呈，魅力無限。
道理很簡單，因為《孫子兵法》所總結和揭示的一般軍事規律，對於當代軍事理論的建設與發展，具有永遠不可替代的借鑑意義；而其辯證能動的思維方式，求實進取的文化精神，也業已順理成章地滲透到軍事以外的社會生活領域，在企業管理、商業經營、外交角逐、體育競爭等活動中獲得極為廣泛的重視和套用，更為人們的思維方法與行為模式提供著不竭的文化啟迪。《孫子兵法》所彰顯的實事求是、關照全局、高明預測、掌握情況、把握機遇、權衡利弊、辯證分析、主動積極、揚長避短、避實擊虛、靈活應變等等，始終是人們在從事各項事業時，必須遵循的認識路線和指導原則。
從這個意義上講，《孫子兵法》已經超越了時空的界限，成為整個人類社會一大筆取之不盡、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一、全局意識
古人認為，“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因為“一域”不能代替全局，“一域”之得更不能彌補全局之失。換言之，全局決定著一域的存亡，所以任何事業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認識全局、駕馭全局。而謀全局需要的是高屋建瓴、巨觀控制的大見識、大魄力，處處高人一籌，時時占得先機。
在歷史上，那些成功的戰略家總是善於從錯綜複雜的局面中清醒地分析敵我雙方的優劣態勢，充分考慮當時的戰略地緣關係、綜合實力以及戰略布局與互動，在此基礎上確定自己的戰略目標，站在最高層次上尋求全盤皆活的戰略轉機。尤其是奪取和掌握戰略主動，營造有利於未來發展的良好戰略環境。
《孫子兵法》的精髓，就是善於從全局的高度，去認識決定戰爭勝負的要素，把握克敵制勝的奧妙，駕馭治軍用兵的方法。無論是政治與軍事主從關係的分析、經濟與戰爭依賴性質的闡述，抑或是敵我戰略優劣態勢的判斷，作戰指導原則各個層面的協調，都具有鮮明的整體性、系統性、全局性、互補性的特徵，如戰略預測上的“五事七計”，治軍手段上的“令文齊武”，作戰方法上的“奇正相生”，戰爭觀念上的“仁詭相濟”等等，無一不是以系統綜合的視野切人，由全局呼應的途徑造就。處處體現出綱舉目張、舉重若輕的大局意識和見微知著、占隱察機的預見能力。
這種全局意識，對於我們今天從事任何工作都是彌足珍貴的文化啟迪。就任何一個追求事業成功的人士而言，大局觀可以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質。只有看到事物的內在聯繫性，才不至於在應對時顧此失彼，左支右絀；只有認識關係的錯綜複雜性，才不至於在處理時掛一漏萬，畸輕畸重；只有把握趨勢的多樣變化性，才不至於在前瞻時一廂情願，進退維谷。從而以聯繫的觀點審時度勢，以辯證的態度關照一切，以互補的手段多管齊下，以穩妥的步驟循序漸進。防止因偏執一端而輕躁冒進，避免因忽略細節而功虧一簣。真正明白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道理，深刻理解紅花還須綠葉扶的要義。很顯然，立足全局，明了大勢，關照整體，和諧協調，是推進事業並牢牢立於不敗之地的前提條件，也是強本固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二、重點意識 關照全面，不等於事無巨細平均使用力量，恰恰相反，抓住重點，強調主次，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最糟糕的情況，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拾了芝麻丟西瓜”，“樣樣都懂，樣樣稀鬆”。大路貨，萬金油，加一個不多，缺一個不少。
《孫子兵法》不愧為“兵學聖典”，對這層道理有十分深刻的闡釋，在它看來，即使具有極大的優勢，但如果不能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不講主次，四面開花，全面受敵，撒胡椒麵，那么這種優勢也就像今天某些果汁飲料一樣，完全稀釋了，變得淡而無味，毫無口感，其優勢將不復存在，而且將處於極大的窘境，所謂“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正確的方法是，在充分關照全面、有效照顧整體的同時，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資源，突出重點，高明選擇戰略主攻與突破方向，集中優勢兵力，重點突破，以點帶面，創造最經濟、最優先的效益，達成自己預定的戰略目標，這就是“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並敵一向，千里殺將”，“並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孫子兵法》全書既堅持全面論，更強調重點論。其所有命題，均以兩點之中抓重點的方式來表述，如攻守一體，以攻為重點；奇正相生，以奇為優先；主客相對，以客為側重；常變並行，以變為主體。“全勝”“戰勝”不可或缺，而以“戰勝”為重中之重；“避實”“擊虛”相輔相成，而以“擊虛”為根本選擇。
《孫子兵法》這種思維模式，是符合辯證法的基本原理的，在哲學上，同一個事物內部往往存在著矛盾的兩個方面，這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事物的性質，決定和制約著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要處理和解決矛盾，就必須從處理與解決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手，從而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以四兩撥千斤，以抓綱而舉目。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能把兩點論與重點論簡單地對立起來，不能讓關照全局與強調中心機械地割裂開來，面對風雲變幻的形勢，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面對紛至沓來的矛盾，面對形形色色的壓力，切不可不擇主次平均使用力量去應對，見招拆招，而必須沉著鎮靜，以靜制動，突出中心工作，解決關鍵問題，循序漸進，化整為零，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三、創新意識
任何事物的活力淵源於銳意開拓，不斷創新。從本質上說《孫子兵法》的完成是創新的過程，創新的成就。換言之，“創新”精神融人了《孫子兵法》的整部著作，是《孫子兵法》之所以能夠超越其前代兵學理論，獨領風騷的根本標誌。
《孫子兵法》的創新包括觀念的創新、戰法的創新、思維的創新等多個層次、多個方面。具體而言，就是對“古代王者司馬法”的創新與超越。
“古司馬兵法”的軍事思想，其主要特點是在戰爭觀、治軍理論、作戰指導思想原則上，充分反映和貫徹“軍禮”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主張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殺黃口，不獲二毛”；貴“偏戰”而賤“詐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這正是漢代班固所指出的“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
《孫子兵法》則完全不同，它排斥了“以禮為固，以仁為勝”的舊“軍禮”傳統，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時代要求、迎合新的戰爭形勢的兵學理論，用“兵以詐立”、“兵者詭道”取代“嗚鼓而戰，不相詐”；用“掠鄉分眾”、“拔其城，隳其國”取代“不殺黃口，不獲二毛”；用“兵貴勝，不貴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取代“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及三舍”。這些全方位的創新，使其兵學理論成為與時俱進、符合戰爭現實的指導原則，實現了中國古典兵學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飛躍。 《孫子兵法》的創新意識，對我們今天從事各項事業也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示。固步自封，墨守成規是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抱殘守缺，得過且過是人生進取中的致命弱點。朱熹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要提升境界，實現升華，關鍵在於不安於現狀，能夠以“知昨非而今是”的健康心態，對舊的傳統、舊的模式進行挑戰，不落窠臼，打破常規，勇於開拓，銳於創新，做到百折不撓，一往無前。這也就是《易經·繫辭》上所說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道理。
當然，創新不是不著邊際的胡來瞎搞，不是割裂傳統的標新立異，那樣，創新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了，反而會未獲其利而蒙其害。真正的創新，是繼承與汲取傳統基礎上的開拓，是尊重與借鑑前人前提下的進取。這方面，《孫子兵法》同樣為我們提供了明亮的鏡子，它固然汲汲於創立嶄新的兵學理論，但同時也充分吸取了以往兵學的合理成分，保留了“窮寇勿迫”、“合師聚眾”等有價值的上古兵學原則，從而在新與舊、常與變的結合上找到了最佳的平衡點。
四、機遇意識
機遇指的就是時機，而所謂“時機”，在戰略的層面上就是對我方行動的最有利態勢，是關係戰局勝負趨勢的基本條件，用一句俗語作比喻，便是“時來天地共努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故《將苑·應機》云：“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
在利用“時機”問題上，一方面自然應該持重，不可忘乎所以，輕舉妄動，所謂“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另一方面更應該善於把握戰機，一旦遇上有利的時機，就要堅決利用，毫不猶豫，以避免貽誤戰機，葬送勝利的前景：“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不及”；否則便會“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孫子兵法》的高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為它對創造和把握機遇的重視。它主張在強大的軍事實力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將帥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創造和運用有利的作戰態勢，出奇制勝地打擊敵人，去奪取戰爭的勝利。即通過“造勢”、“任勢”、“示形動敵”等手段，尋得最大的機遇，爭取最好的條件。所謂“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弩，節如發機”。而一旦捕捉到機遇，則要毫不猶豫地把握住，使之轉化為勝利的現實：“始如處女，敵人開闔；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今天人們要在人生競爭大舞台上牢牢占據主動地位，淋漓盡致地展示自己的能力與水平，同樣離不開創造和把握機遇。利益的蛋糕就這么大，而競爭者又這么多，你要想參與其中，強烈的機遇意識是重要的先決條件。不能不切實際地幻想天上掉餡餅的美事，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與其抱怨命運，不如參與遊戲，所謂“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人生的拐彎點也就寥寥幾個，戰機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再也無法追回。
當然，機遇在很多情況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時候太過強求，反而會南轅北轍，適得其反。所以也要有隨緣豁達的心態，順其自然，無為而無不為，“夫唯不爭，故無尤”。應懂得一個簡單的真理：機遇錯失，這說明事實上它並不是屬於自己，作如是觀，則釋然矣。
五、主動意識
眾所周知，主動權乃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在戰場上，誰失去行動自由，誰就面臨失敗的危險，可見，主動權即軍隊命脈之所系。
孫子對這層道理早有深刻的領會，並用簡潔深刻的一句話概括揭示了牢牢掌握主動權的不朽命題：“致人而不致於人”，即善於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我們認為這一原則是孫子制勝之道的靈魂。無怪乎《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要這么評論古代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為了達到掌握主動權的目的，孫子全方位、多角度地闡述了相關的要領：第一，示形於敵，迷惑和欺騙敵人，使其暴露弱點，然後給予凌厲的打擊。第二，“以十擊一”，即集中優勢兵力，果斷有效地打擊敵人。第三，“攻其所必救”，即正確選擇作戰的主攻方向。第四，“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即高明把握實施攻擊的有利時機。第五，“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察知戰場地理，了解戰場天候。並採取“策”、“作”、“形”、“角”等手段，全面掌握敵情。第六，“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因敵變化而取勝。
社會是複雜的，生活是殘酷的，人性是有弱點的，競爭是充滿陷阱的，田園牧歌、溫情脈脈，只存在於想像之中，要避免出現“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涼境況，就應該把命運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國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對芸芸眾生而言，最好的選擇就是：求人不如求己。而要掌控自己的命運，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具備主動意識，即像孫子所說的那樣“先處戰地而待敵”，“致人而不致於人”。一方面儘可能增強自己的競爭實力，增加自己的競爭資本，把自己的這塊“蛋糕”做大，取得話語權；左右逢源，遊刃有餘。另一方面則應該審時度勢，張弛有道，選擇最合適的方式參與人生的競爭，以相對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實現邊際利益的最大化，四兩撥千斤，予取予求，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真正達到“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的理想境界。
六、優勢意識
所謂優勢意識，也就是實力意識。在軍事鬥爭中，奇謀妙計固然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但從根本上講，強大的軍事實力才是真正決定戰爭勝敗天平上的砝碼。因為不僅“伐兵”、“攻城”離不開一定的軍事實力的巧妙運用，就是“伐謀”、“伐交”也必須以雄厚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綜觀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無一不是力量強大的一方戰勝力量弱小的一方，即使本來是弱小的一方，要最後戰勝力量強大的一方，也是由於通過各種途徑，逐漸完成優劣強弱態勢的轉換，使自己的力量最後從總體上超過了最初力量強大的一方而實現的，這是戰爭活動的客觀規律。
孫子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軍事實力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軍事實力運用的原則和實力建設的方法、途徑諸問題。具體地說，“先為不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是實力政策；“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即“強攻弱守”是對實力的戰略運用；“修道而保法”是發展軍事實力的基本原則，而“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勝於易勝”則是實現實力政策所要達到的上乘境界。孫子認為，戰爭指導者必須依據敵我雙方物質條件的優劣，軍事實力的強弱，靈活採取攻守兩種不同形式，“以鎰稱銖”，“決積水於千仞之豁”，以達到在戰爭中保全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
《孫子兵法》注重實力，強調優勢的強烈意識，完全可以作為我們今天從事社會競爭、參與人生角逐的有益借鑑。俗話說，雞蛋碰石頭，自不量力，一敗塗地；相反，石頭砸雞蛋，則所向披靡，穩操勝券。輕重不均，優劣懸殊，則勝負立判，輸贏鐵定。要贏得主動，爭取成功，沒有強大的實力，沒有充足的優勢，不啻是痴人說夢，聊以自慰罷了。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因此，個人要出人頭地，企業要笑傲江湖，國家要和平崛起，就要有強烈的優勢意識，強化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建設，做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避免“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當然，在形成與強化優勢的過程中，為了避免陷入樹大招風的困境，必須“形人而我無形”，“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巧妙掩飾自己的戰略企圖，韜光養晦，知雄守雌。同時，任何優勢都是相對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應該善於“避實以擊虛”，揚長而避短，以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對手的軟肋，而儘量保護好自己的軟肋，不要洞開大門，讓對手有機可乘。要使自己固有的優勢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發揮，成為競爭中真正的強者，一直笑到最後！
七、偏鋒意識
另類思維，劍走偏鋒，往往能起到特殊的效果，達成意外的收穫，此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孫子兵法》之所以能享有“百世談兵之祖”的美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往往不按常規出牌，常常有出人意表的哲理闡發。例如，有關軍隊法規制度的實施，通常的做法應該是照章辦事，令行禁止。《孫子兵法》承認與強調這一規則，但它又認為，僅僅如此，還不足以打造一支所向無敵的軍隊，在特定條件下，必須劍走偏鋒，另出奇招，另有變通。所以，它又提倡“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為了激發士卒的殺敵之心，必要時就要施行超出慣例的獎賞，法外施恩，頒布不合常規的命令，莫測高深。又如，軍隊駐紮與布陣，通常的處理當然是“前左水澤，右背高陵”，“前死後生”，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卻要反其道而行之：“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再如，有關軍隊的人員優勢問題，既一再提倡要占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十則圍之，五則攻之”，“以十擊一”，又不機械對待，主張精簡與壓縮人員，“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所以，劍走偏鋒，另類思維，是《孫子兵法》思維理性的顯著特徵之一。
這種偏鋒意識，無疑是我們今天應該借鑑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固然是處理問題的重要原則，然而，別出心裁，出奇制勝，更常常是達到目標的有效手段。陸游詩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日常社會生活中，往往有“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現象，這時候，就需要人們跳出常規思維的窠臼，用反向思維、另類思維對待事物，處理問題，另闢蹊徑，歪打正著。切忌因拘泥經驗、恪守規矩而瞻前顧後，患得患失，優柔寡斷，投鼠忌器，以至於錯失良機，葬送前程。更不應該喪失定見，隨波逐流，一窩蜂去效仿時尚，追逐潮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趨，邯鄲學步，東施效顰。
八、憂患意識
《孫子兵法》的文化精神中，還有一個常為人們所忽略，但卻十分重要的內涵，這就是強烈的憂患意識。
中國古代的哲人，尤其是那些堪稱思想巨人的大師，都有一種非常可貴的傳統，即朝乾夕惕，憂患繫心。孟子嘗言：“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孫子作為偉大的兵學家，對兵凶戰危尤有切身的體會，因此，他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一部《孫子兵法》自始至終在字裡行間滲透著“慎戰節兵”的價值取向，洋溢著“以戰止戰”的文化理念。
這種憂患意識不僅籠罩在戰爭觀、戰略論的層面，而且也反映在具體作戰指導的細節；不僅在戰爭之前、戰爭之中有鮮明的體現，而且也在戰爭善後問題上有突出的表露；不僅在處於逆境情況下一再強調，而且也在處於順境條件下反覆重申，像“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像“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像“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日費留”等等格言，均是其厚重憂患意識的集中流露，反映了一位優秀思想家對國家安危、民眾存亡乃至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也正是由於《孫子兵法》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它才超越了普通的兵書層次，而升華到了偉大哲學理論的高度。
這種憂患意識，是值得今天的人們倍加珍視，積極弘揚的寶貴遺產。《禮記·曲禮上》有言，“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它提醒人們，最大的危險來自於志滿意得，放鬆警惕，沾沾自喜，無所用心，讓勝利沖昏頭腦，讓太平消磨鬥志。而忘記了“反者，道之動”、“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簡單道理。 北宋周敦頤《愛蓮說》中有兩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這實際上表述的是和《孫子兵法》一樣的憂患意識，告訴的是人們在不同環境下如何做人，怎般處世的深刻含義。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達的是，一個人不屈服於惡劣的環境，自尊自強，從逆境中奮起，從挫折中進取。而“濯清漣而不妖”，則是喻指為人在順境中始終保持頭腦的冷靜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腳踏實地繼續前進。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確難能可貴，然而要做到“濯清漣而不妖”則更是大的考驗。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有這么一些人，當他們在名微位卑之時，往往能銳意進取，自強不息，最終成就一番氣象。然而，當其戰勝逆境，走出困厄，功成名就之後，卻躊躇滿志，忘乎所以，貪圖安逸，追名逐利，徜徉於溫柔之鄉，沉湎於酒肉之林，甚至於巧取豪奪，與民為敵，徹底背叛自己的過去，墮落為令人不齒的人渣。
由此可見，一個人在逆境中奮鬥、自強固屬不易，而在順境中自重、進取實在更難。而只有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人，才能夠跨越這個巨大的陷阱，實現人生的升華。這就如同《孫子兵法》中所說的那樣：“夫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所以，對所有人而言，憂患意識都是不可或缺的。人們既要善於從逆境中奮起，更要能在順境之中善始善終，戒驕戒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才是做人處世的理想境界，也是我們今天領略《孫子兵法》精闢哲理時所應該具備的現代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