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由心生》收錄了熊十力的學術專論、隨筆、短論、講詞、語錄等，涉及到中國學術領域的方方面面，其所討論的問題，如哲學與科學對象的界定、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區別及融通、佛儒道之異同、先秦諸子學的評價等，都是上個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直至今天中國思想學術界所關注的重要問題，足以呈現中國近現代哲學的一個側面。《境由心生》內容豐富，構思精巧，文筆精妙，從書中可以領略一代國學大師熊十力先生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為人處事以及對待人生的態度。
基本介紹
- 書名：大家寫給大家:境由心生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2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50204416, 7550204411
- 作者：熊十力
- 出版社：中國計量出版社
- 頁數：240頁
- 開本：16
- 品牌：北京聯合出版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境由心生》是熊老先生的哲學著論的匯總，其文章的主題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參，再到融佛入儒、歸宗儒學演進。其“新唯識論”哲學思想體系建構宏偉，構思奇巧，富有創發，獨具特色。熊老的哲學思想以其廣闊的文化視野，獨具的哲人慧思，提出併力求解決的人生問題與文化問題，而他憑著對生命存在的獨特體驗，所作出的對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價值自覺、文化自覺的闡揚，又為人類開創了一條探尋價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正因為如此，熊十力的哲學思想才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越來越廣泛的注意和重視。
圖書目錄
代序 熊十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
第一章 哲苑清音
略說中西文化
論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
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
文化與哲學
哲學與史學
中國哲學是如何一回事
易、道、佛
易—佛—儒
與人談易
科學真理與玄學真理
論玄學方法
論漢學
孔子內聖外王之學
關於宋明理學之性質
與人論執中
略釋法字義
與馮君談佛家種子義
論事物之理與天理答徐佛觀
答牟宗三問格物致知書
要在根本處注意
新唯識論要旨
與友論新唯識論
論體相——答梅居士書
無吃無教
第二章 書山履痕
讀經
與讀書周
論學三書
論學書札
論不朽書
論關老之學書
論本體書與說理書
論周官成書年代
論湖湘諸老之學書
與柏特教授論哲學之綜合書
研究孔學宜注重易春秋周禮三經
讀汪大紳繩苟
謝幼偉著現代哲學名著述評序
重印周易變通解序
佛學名詞釋要序
唐世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
鳩摩羅什贈慧遠偈略釋
翊經錄緒言
健庵隨筆
健庵隨筆（續）
雜感
循環與進化
為青年申兩大義——公誠與自由
英雄造時勢
談百家爭鳴
說食
講詞
第三章儒林韻語
論性（答鄧子琴書）
論文（答江易鏵）
情感與理智（答諸生）
談郭象注（答友人）
答滿莘畲先生書
答唐君毅書
答何自新書
答謝石麟
答徐復觀
答王星賢
答徐令宣
答酈君
答鄧君
答雲頌天
答敖均生
答王維誠
答鄧念觀
答賴生
答韓生
答張生
答唐生
答朱生
答李生
答某生
答某生
答某生
答友人書
答友人
答友人
與謝幼偉
與張君
與林宰平
與林宰平
與張季同
與張東蓀
與池際安
與沈生
與李生
與劉生
與某生
與友人
與友人
與友人
仲光記語
仲光記語之二
仲光記
第一章 哲苑清音
略說中西文化
論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
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
文化與哲學
哲學與史學
中國哲學是如何一回事
易、道、佛
易—佛—儒
與人談易
科學真理與玄學真理
論玄學方法
論漢學
孔子內聖外王之學
關於宋明理學之性質
與人論執中
略釋法字義
與馮君談佛家種子義
論事物之理與天理答徐佛觀
答牟宗三問格物致知書
要在根本處注意
新唯識論要旨
與友論新唯識論
論體相——答梅居士書
無吃無教
第二章 書山履痕
讀經
與讀書周
論學三書
論學書札
論不朽書
論關老之學書
論本體書與說理書
論周官成書年代
論湖湘諸老之學書
與柏特教授論哲學之綜合書
研究孔學宜注重易春秋周禮三經
讀汪大紳繩苟
謝幼偉著現代哲學名著述評序
重印周易變通解序
佛學名詞釋要序
唐世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
鳩摩羅什贈慧遠偈略釋
翊經錄緒言
健庵隨筆
健庵隨筆（續）
雜感
循環與進化
為青年申兩大義——公誠與自由
英雄造時勢
談百家爭鳴
說食
講詞
第三章儒林韻語
論性（答鄧子琴書）
論文（答江易鏵）
情感與理智（答諸生）
談郭象注（答友人）
答滿莘畲先生書
答唐君毅書
答何自新書
答謝石麟
答徐復觀
答王星賢
答徐令宣
答酈君
答鄧君
答雲頌天
答敖均生
答王維誠
答鄧念觀
答賴生
答韓生
答張生
答唐生
答朱生
答李生
答某生
答某生
答某生
答友人書
答友人
答友人
與謝幼偉
與張君
與林宰平
與林宰平
與張季同
與張東蓀
與池際安
與沈生
與李生
與劉生
與某生
與友人
與友人
與友人
仲光記語
仲光記語之二
仲光記
序言
熊十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
任繼愈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學系當學生，後來又在北大教書，熊先生這三十年間，除了有短暫的時間不在北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離開北大哲學系。這三十年間，國罹劫難，人遭苦厄，社會相、人心相呈現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對熊老師為人與為學的認識與懷念。
從課堂講授到書院式的講學
記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時，聽高年級的同學們介紹北大的老師們，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裡上課的老師，是熊先生。比我高兩屆的同學說，他們聽熊先生講課還在北大紅樓。到了我們這屆，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課了。因為他受不了上下課時間的拘束。熊先生認為聽者得不到實際的益處，記得他寫給選他課的同學們的一封信，有“師生蟻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話，這封信貼在哲學系辦公室有很長時間。
熊先生冬天室內不生爐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個多月，聽課的學生全副冬裝，坐著聽講。熊先生開的課是兩個學分，也就是兩節課。但熊先生講起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個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講者面前指指劃劃，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震堂寧。有一次和張東蓀談哲學，張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學生，一巴掌拍在張的肩上，張東蓀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後退，以避其鋒芒。抗戰時，聽鄭昕先生說他在天津南開中學求學時，聽熊先生講課，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點到場，找一個離老師遠一點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這種講課方式由來已久。
聽熊先生講課，深感到他是教書又教人，講（《新唯識論》、《佛家名相通釋》往往大罵蔣介石東北失陷，不抵抗，賣國投降。熊先生不止傳授知識，他那種不媚俗，疾惡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聽講的人。
顛沛流離中不廢講學
自從“九一八”以後，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邊城，日本侵略勢力逐年向華北延伸。華北之大，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熊先生平時深居斗室，不參與政治運動，但他對同學們的罷課、遊行是支持的。同學們罷課，反對華北獨立，熊先生的課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學生的。對胡適強迫學生上課，也表示不滿。“七七”事變後，北平為日軍占領，熊先生冒險，化裝成商人，乘運煤的貨車逃出北平。隨行的有劉錫嘏（公純），也是北大的學生，一路照料，火車上正值大雨傾盆，衣履盡濕，生怕熊先生感受風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輾轉到了武漢，又到了四川壁山縣。這時已是1938年的冬天。
熊先生從北平脫險後，住在壁山縣中學裡，中學校長鐘芳銘歡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學生錢學熙夫婦、劉公純也隨熊先生留在那裡。熊先生沒有閒著，寫他的《中國歷史講話》。賀麟先生和我從重慶南溫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興致勃勃地談他的《中國歷史講話》的內容梗概，大意是講“五族同源”說。在民族危急存亡關頭，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寫他的這一著作。我們去時，熊先生很得意地講述他如何解決了“回族”的起源問題。說，這個問題是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決的。這時，他已同時著手寫他的嘶唯識論》語體文本。由錢學熙譯為英文，劉公純代他抄寫。
在四川八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價飛漲，大後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學生，艱難度日，和家屬不在一起。但他沒有一天不講學，沒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澌唯識論》語體文本。他看到國民黨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還是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卻從不顯得灰心喪氣，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精進，自強不息。
熊先生在1939年離開壁山中學，住到南溫泉鹿角場學生周鵬初家，我當時也在南溫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處。後來，我回到昆明，他中間到過嘉定烏尤寺，和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不久，書院遭到日寇的轟炸，熊先生膝部中彈片受傷，他也離開了復性書院，和馬一浮先生還發生過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來鳳驛，與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廟西壽寺。我和賀麟先生同去看過他。那天晚上，梁先生還講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澤東同志在一個大炕上，連續談過八個通宵的事。熊先生這時還沒有忘了講學，韓裕文從復性書院退出，隨同熊先生。熊先生對韓裕文也分外關心。按通常習慣，我們對熊先生自稱學生，熊先生命韓裕文稱“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門或入室的意思吧。韓裕文是我在大學的同班同學，為人篤實，學問也樸實，對中國的理學、西方的古典哲學，有很深厚的基礎。在熊先生那邊，學了一兩年，因為生活無法維持，不得不離開，到了昆明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學名著編譯會”當專職的翻譯。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當於大學的講師。1947年間，赴美留學，因肺癌不治，半年後病逝於美國。熊先生為此十分傷痛。如果天假以年，韓裕文在哲學上的成就必有可觀。
梁漱溟先生在重慶北碚金剛碑創辦了勉仁中學，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學去住，梁先生的幾個學生，黃艮庸、雲頌天、李淵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學生，這時熊先生還是修訂他的（嘶唯識論》語體文本。我在西南聯大哲學系，利用暑期，到北碚勉仁中學熊先生處住一兩個月。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給勉仁中學講講哲學，還結識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聽說熊先生愛吃雞，滑竿上捆了兩隻雞去看熊先生，以後兩人通信，討論先秦諸子及中國傳統文化問題。這時郭還向熊先生介紹周恩來同志，他的信上說“周恩來先生，忠厚長者”，願來看望先生。熊先生與郭沫若結下的友誼，到全國解放後，一直維持著。
在北碚時，牟宗三、徐佛觀（後來改為復觀）等都常來熊先生處，牟宗三也住在那裡。
胸懷坦蕩古道熱腸
熊先生的老朋友鄧高鏡先生，抗日戰爭期間，沒有到大後方去，北平收復後，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學，又見到他。見他生活潦倒，很困難，熊先生自己還約集林宰平、湯用彤諸先生按月給他生活費，由我每月發工資後匯寄給他。這種資助一直到鄧老先生逝世。
抗戰時期南京的“支那內學院”遷到四川的江津，稱“支那內學院蜀院”。歐陽竟無先生是內學院的創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先生、呂瀲先生、湯用彤先生都從歐陽先生問學。呂先生是歐陽先生的事業的繼承人。梁啓超當年在南京也從歐陽先生學佛學。熊先生的哲學體系已突破佛教思想體系，由佛入儒，歐陽先生認為他背離佛教，背離師說，命人寫《破新唯識論》以駁斥熊先生的學說。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識論》。從此師生不相來往。我和熊先生相處三十年間，熊先生談起歐陽先生，總是帶有十分敬意，認為他是一代偉人，有造詣的學者，沒有不滿的言詞，只是在學術觀點上不一致。歐陽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聽說後，還是到江津內學院探視，希望與老師最後見一面。當時內學院的同仁，認為歐陽先生垂危，怕見了熊先生情緒激動，受刺激，反而不好，沒有讓熊先生與歐陽先生見面。熊先生出於師生情誼，前往作最後的訣別。事後人們談論起這件事，都認為熊先生做得對。
馬一浮先生與熊先生多年來是學術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賞。熊先生的（嘶唯識論》出版時，馬先生為此書作序’。文中有“生肇斂手而咨嗟，奘基撟舌而不下”的話，認為此書的見解超過道生、僧肇、玄奘、窺基。抗戰期間在復性書院有一段時間有點不愉快而分手，後來抗戰勝利後，兩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見解，熊先生認為有道理的，也把信轉給馬先生看，馬先生的信，也有時熊先生轉給我。熊先生的生日，馬先生有詩相贈，有雲“生辰常占一春先”，因為熊先生的生日在農曆正月初四。全國解放後，熊先生在北京時，收了一個義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兒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靜，愛讀佛書，幫助熊先生料理家務，抄寫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師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學哲學，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獨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兒作為弟子，又能聽他講學，十分滿意，他說“伏女傳經，班女受史，龐女傳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個可以傳道之人。熊先生南下後，仲光留在北京未隨去。熊先生一生沒有積蓄，有時靠親友的資助，抗戰時期有幾年很困難。熊先生對他的學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學生給老師帶點禮物，如帶只雞，送點藥物，熊先生也不客氣，慨然收下，相處如一家人。但是在學問上有錯誤（對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對），熊先生也不客氣地指出，從不說敷衍、客氣話。有問必答，甚至問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虛而往，實而歸的感覺。和熊先生相處，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熱烤人，離開了，又使人思念難以忘懷。
昂首天外揮斥八極
北京大學蔡元培當校長時，仿照西方大學的規章，教授要開三門課程。只擔任一門課的，聘為專任講師，外校教授在北大講授一門課程的，聘為兼任講師。當年魯迅就是兼任講師。我在北大時，清華大學的張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擔任過北大的兼任講師，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講師。
熊先生經蔡元培先生介紹到北大哲學系，是專任講師，每月薪水120元。那時蔣夢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為人，不會與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學問，他這個講師的名義一直繼續到“七七”事變，離開北京為止。他從不參加系裡的開學、畢業、迎新送舊的活動。他這個講師，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論什麼人來訪問，他從不和人談論天氣，一談起來，就是講學問。除學生們前來請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來往的，有湯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賀麟、張東蓀諸先生。都是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從不回訪。抗戰時期在重慶，有不少國民黨的達官顯宦來訪，居正是當年辛亥革命時的朋友，陳銘樞從歐陽竟無先生學過佛學，與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時，陳銘樞請熊先生在一個背山面江風景優美的飯館吃飯。熊先生朝江面看風景，陳銘樞面對熊先生，背對著江面。熊先生問陳，你為什麼不看看風景，陳說，你就是很好的風景。熊先生哈哈大笑，聲震堂宇，說：“我就是風景。”熊先生對他們也是講他的“體用不二”的道理。不論什麼人，只要常到熊先生處，聽他講學，不知不覺地就成了他的“學生”了。熊先生有一種氣勢，或者說有一種“境界”把來訪的人懾服了。
我的老朋友韓裕文，曾對我說過，熊先生告訴他，做學問，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學問就要立志，當第一流的學者，沒有這個志向，就不要做學問。做學問，要像在戰場上拼殺一樣，要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心，妻子兒女也不能兼顧。天才是個條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他還告誡青年學者，要愛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學寫了一聯贈一青年學者：“凝神乃可晉學，固精所以養氣”。他對韓裕文講過像×××，人很聰明，可以成器，他就是愛嫖，這也成不了大器（據說此人現在台灣）。全國解放後，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電邀請他到北京來。熊先生路過武漢，當時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工作，設宴招待他，他還是講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到北京後，對人講，林彪心術不正，怕不得善終。老朋友們勸他不要隨便亂說。到北京後，毛澤東同志給他送了幾本書，還寫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擁護共產黨，愛新中國，一輩子學的是唯心論，無法改變自己的哲學主張。我們的黨沒有勉強他，還出錢幫他出版了好幾種唯心主義的著作。他的表里如一，愛國、熱愛學術的精神，受到共產黨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到北京開會，他先說明，我保證“三到”（開幕、閉幕、照像），其餘的大小會都不參加。會議期間他有機會去與多少年的老朋友敘敘舊，也很高興。他與鐘泰、張難先、呂秋逸過從。陳毅同志也前往拜訪。鼓勵他寫他的書，幫他出版。解放後，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暢的。 。 以理想滋潤生命，以生命護持理想，從熊先生和許多良師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應當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訓深刻，而又使我銘記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這個人，以他的存在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哲學的典型。一生坎坷，沒有遺產留給兒孫，家庭關係處理得也不盡妥善。幾十年來，沒有見他穿過一件像樣的考究的衣服。一伙食注意營養，卻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說他吃了一輩子沒有滋味的飯，人們認為值得留連的生活方式，跟熊先生毫不沾邊。熊先生博覽群書，不講究版本，手頭藏書很少，可以說沒有藏書。我認識的學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沒有藏書的學者。別人也許覺得他貧困，他卻顯得充實而豐足。別人也許認為他不會安排生活，他卻過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樣，有時為了一點小事發脾氣，過後，卻深自譴責，好像雷陣雨過後，藍天白雲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纖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說的，如光風霽月。他具有隻有他才具有的一種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種什麼力量使他這樣？這裡面大有學問。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處埋藏著一個高遠的理想，有了這個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進不已，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在四川北碚時，熊先生說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寫的對聯：“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胡世華同學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給了他。前不久遇見胡世華，問起這件事，他說確有此事，還補充說，熊先生取下這副對聯，在上面寫上“此聯吾自懸於座，世華見而索之”。“文化大革命”劫火之後，不知此聯是否尚在人間。這十個字，充分說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從南到北，開門授徒，著書立說，無非是為了這個理想。熊先生講學，不問對象（有學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講，聽講者是否真正願意聽，他總是苦口婆心，鍥而不捨地講授。講述的中心，無非要人們認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他中年以後，建造自己的哲學體系後，“舍佛歸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寫出來的，，理論上發現的佛教哲學缺失外，還有一個埋藏在他內心深處的“第一因”——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有了這種深摯的愛，雖長年病軀支離，卻肩起振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這種深摯而悲苦的責任感，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獨有的。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摯而悲苦的文化責任感也愈強烈。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動力。（有這種思想感情的，事實上不止熊先生一個人，而是一批這樣的仁人志士，哲學家個人的具體遭際，以及對文化的認識、觀點的差異，各人的表現也不盡相同。）
熊先生抽象思維、辨析名相的功力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刪注》即是明證。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覆申明的，倒不在於抽象思維的訓練，而是教人端正學習的態度。他指出學問的精髓不在於言說文字，而在善於體認言說文字之外的中心惻怛的心懷（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學問當作知解看待，要學會體認心之本體。他在著作中反覆叮嚀：玄學不同於科學，中國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這裡不存在抬高中國哲學，貶低西方哲學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們如何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把鑰匙。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稱為“玄學”（與西方玄學、形上學意義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學，又有道德價值觀、美學觀等更豐厚的內容，這些內容確實是近代西方意義的哲學所包容不進去的。 ．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這說明進入二十世紀，中西文化接觸後，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廣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國家挾其船堅炮利的餘威，給中國的經濟生活以破壞，連帶引起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變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衝擊、大震盪，發展下去，必然弓l起知識分子深刻的世界觀的動盪。春秋戰國在中國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個大變革，它與“五四”以後的變革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學的核心問題，與其說它講的哲學問題，不如說它講的文化問題、傳統文化的前途、出路問題。
熊先生“棄佛歸儒”，正是由於儒家傳統帶有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別法相唯識之學）更多恩辨特色。思辨精神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係不是那么直接。“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學家看來，本不是哲學家的事，而中國知識分子則認為責無旁貸。熊先生與歐陽竟無先生的分歧在於：熊先生以佛為妄而舍佛歸儒；歐陽竟無先生在抗戰前後發表的關於《大學》、《中庸》的論著，以及對孔孟的評價，也有“舍佛歸儒”的傾向，只是歐陽先生認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攝，更趨向於儒而已。熊先生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馬列主義，不能相信唯物論。像他這樣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處多年，相知甚深。我過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舊中國相比較，逐漸對儒家的格、致、誠、正之學，修、齊、治、平之道，發生了懷疑。對馬列主義的認識，逐漸明確。在1956年，我與熊先生寫信說明，我已放棄儒學，相信馬列主義學說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今後我將一如既往，願為老師盡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說我“誠信不欺，有古人風”。以後，書信往來，就不再探討學問了。熊先生歷年給我的信很多，可惜毀於十年劫灰中！學馬列主義，也不能在言語文字上打轉，也要身體力行，這方法和態度還是從熊先生的教誨中得來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師。
任繼愈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學系當學生，後來又在北大教書，熊先生這三十年間，除了有短暫的時間不在北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離開北大哲學系。這三十年間，國罹劫難，人遭苦厄，社會相、人心相呈現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對熊老師為人與為學的認識與懷念。
從課堂講授到書院式的講學
記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時，聽高年級的同學們介紹北大的老師們，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裡上課的老師，是熊先生。比我高兩屆的同學說，他們聽熊先生講課還在北大紅樓。到了我們這屆，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課了。因為他受不了上下課時間的拘束。熊先生認為聽者得不到實際的益處，記得他寫給選他課的同學們的一封信，有“師生蟻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話，這封信貼在哲學系辦公室有很長時間。
熊先生冬天室內不生爐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個多月，聽課的學生全副冬裝，坐著聽講。熊先生開的課是兩個學分，也就是兩節課。但熊先生講起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個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講者面前指指劃劃，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震堂寧。有一次和張東蓀談哲學，張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學生，一巴掌拍在張的肩上，張東蓀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後退，以避其鋒芒。抗戰時，聽鄭昕先生說他在天津南開中學求學時，聽熊先生講課，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點到場，找一個離老師遠一點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這種講課方式由來已久。
聽熊先生講課，深感到他是教書又教人，講（《新唯識論》、《佛家名相通釋》往往大罵蔣介石東北失陷，不抵抗，賣國投降。熊先生不止傳授知識，他那種不媚俗，疾惡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聽講的人。
顛沛流離中不廢講學
自從“九一八”以後，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邊城，日本侵略勢力逐年向華北延伸。華北之大，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熊先生平時深居斗室，不參與政治運動，但他對同學們的罷課、遊行是支持的。同學們罷課，反對華北獨立，熊先生的課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學生的。對胡適強迫學生上課，也表示不滿。“七七”事變後，北平為日軍占領，熊先生冒險，化裝成商人，乘運煤的貨車逃出北平。隨行的有劉錫嘏（公純），也是北大的學生，一路照料，火車上正值大雨傾盆，衣履盡濕，生怕熊先生感受風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輾轉到了武漢，又到了四川壁山縣。這時已是1938年的冬天。
熊先生從北平脫險後，住在壁山縣中學裡，中學校長鐘芳銘歡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學生錢學熙夫婦、劉公純也隨熊先生留在那裡。熊先生沒有閒著，寫他的《中國歷史講話》。賀麟先生和我從重慶南溫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興致勃勃地談他的《中國歷史講話》的內容梗概，大意是講“五族同源”說。在民族危急存亡關頭，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寫他的這一著作。我們去時，熊先生很得意地講述他如何解決了“回族”的起源問題。說，這個問題是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決的。這時，他已同時著手寫他的嘶唯識論》語體文本。由錢學熙譯為英文，劉公純代他抄寫。
在四川八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價飛漲，大後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學生，艱難度日，和家屬不在一起。但他沒有一天不講學，沒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澌唯識論》語體文本。他看到國民黨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還是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卻從不顯得灰心喪氣，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精進，自強不息。
熊先生在1939年離開壁山中學，住到南溫泉鹿角場學生周鵬初家，我當時也在南溫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處。後來，我回到昆明，他中間到過嘉定烏尤寺，和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不久，書院遭到日寇的轟炸，熊先生膝部中彈片受傷，他也離開了復性書院，和馬一浮先生還發生過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來鳳驛，與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廟西壽寺。我和賀麟先生同去看過他。那天晚上，梁先生還講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澤東同志在一個大炕上，連續談過八個通宵的事。熊先生這時還沒有忘了講學，韓裕文從復性書院退出，隨同熊先生。熊先生對韓裕文也分外關心。按通常習慣，我們對熊先生自稱學生，熊先生命韓裕文稱“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門或入室的意思吧。韓裕文是我在大學的同班同學，為人篤實，學問也樸實，對中國的理學、西方的古典哲學，有很深厚的基礎。在熊先生那邊，學了一兩年，因為生活無法維持，不得不離開，到了昆明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學名著編譯會”當專職的翻譯。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當於大學的講師。1947年間，赴美留學，因肺癌不治，半年後病逝於美國。熊先生為此十分傷痛。如果天假以年，韓裕文在哲學上的成就必有可觀。
梁漱溟先生在重慶北碚金剛碑創辦了勉仁中學，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學去住，梁先生的幾個學生，黃艮庸、雲頌天、李淵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學生，這時熊先生還是修訂他的（嘶唯識論》語體文本。我在西南聯大哲學系，利用暑期，到北碚勉仁中學熊先生處住一兩個月。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給勉仁中學講講哲學，還結識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聽說熊先生愛吃雞，滑竿上捆了兩隻雞去看熊先生，以後兩人通信，討論先秦諸子及中國傳統文化問題。這時郭還向熊先生介紹周恩來同志，他的信上說“周恩來先生，忠厚長者”，願來看望先生。熊先生與郭沫若結下的友誼，到全國解放後，一直維持著。
在北碚時，牟宗三、徐佛觀（後來改為復觀）等都常來熊先生處，牟宗三也住在那裡。
胸懷坦蕩古道熱腸
熊先生的老朋友鄧高鏡先生，抗日戰爭期間，沒有到大後方去，北平收復後，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學，又見到他。見他生活潦倒，很困難，熊先生自己還約集林宰平、湯用彤諸先生按月給他生活費，由我每月發工資後匯寄給他。這種資助一直到鄧老先生逝世。
抗戰時期南京的“支那內學院”遷到四川的江津，稱“支那內學院蜀院”。歐陽竟無先生是內學院的創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先生、呂瀲先生、湯用彤先生都從歐陽先生問學。呂先生是歐陽先生的事業的繼承人。梁啓超當年在南京也從歐陽先生學佛學。熊先生的哲學體系已突破佛教思想體系，由佛入儒，歐陽先生認為他背離佛教，背離師說，命人寫《破新唯識論》以駁斥熊先生的學說。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識論》。從此師生不相來往。我和熊先生相處三十年間，熊先生談起歐陽先生，總是帶有十分敬意，認為他是一代偉人，有造詣的學者，沒有不滿的言詞，只是在學術觀點上不一致。歐陽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聽說後，還是到江津內學院探視，希望與老師最後見一面。當時內學院的同仁，認為歐陽先生垂危，怕見了熊先生情緒激動，受刺激，反而不好，沒有讓熊先生與歐陽先生見面。熊先生出於師生情誼，前往作最後的訣別。事後人們談論起這件事，都認為熊先生做得對。
馬一浮先生與熊先生多年來是學術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賞。熊先生的（嘶唯識論》出版時，馬先生為此書作序’。文中有“生肇斂手而咨嗟，奘基撟舌而不下”的話，認為此書的見解超過道生、僧肇、玄奘、窺基。抗戰期間在復性書院有一段時間有點不愉快而分手，後來抗戰勝利後，兩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見解，熊先生認為有道理的，也把信轉給馬先生看，馬先生的信，也有時熊先生轉給我。熊先生的生日，馬先生有詩相贈，有雲“生辰常占一春先”，因為熊先生的生日在農曆正月初四。全國解放後，熊先生在北京時，收了一個義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兒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靜，愛讀佛書，幫助熊先生料理家務，抄寫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師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學哲學，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獨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兒作為弟子，又能聽他講學，十分滿意，他說“伏女傳經，班女受史，龐女傳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個可以傳道之人。熊先生南下後，仲光留在北京未隨去。熊先生一生沒有積蓄，有時靠親友的資助，抗戰時期有幾年很困難。熊先生對他的學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學生給老師帶點禮物，如帶只雞，送點藥物，熊先生也不客氣，慨然收下，相處如一家人。但是在學問上有錯誤（對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對），熊先生也不客氣地指出，從不說敷衍、客氣話。有問必答，甚至問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虛而往，實而歸的感覺。和熊先生相處，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熱烤人，離開了，又使人思念難以忘懷。
昂首天外揮斥八極
北京大學蔡元培當校長時，仿照西方大學的規章，教授要開三門課程。只擔任一門課的，聘為專任講師，外校教授在北大講授一門課程的，聘為兼任講師。當年魯迅就是兼任講師。我在北大時，清華大學的張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擔任過北大的兼任講師，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講師。
熊先生經蔡元培先生介紹到北大哲學系，是專任講師，每月薪水120元。那時蔣夢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為人，不會與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學問，他這個講師的名義一直繼續到“七七”事變，離開北京為止。他從不參加系裡的開學、畢業、迎新送舊的活動。他這個講師，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論什麼人來訪問，他從不和人談論天氣，一談起來，就是講學問。除學生們前來請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來往的，有湯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賀麟、張東蓀諸先生。都是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從不回訪。抗戰時期在重慶，有不少國民黨的達官顯宦來訪，居正是當年辛亥革命時的朋友，陳銘樞從歐陽竟無先生學過佛學，與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時，陳銘樞請熊先生在一個背山面江風景優美的飯館吃飯。熊先生朝江面看風景，陳銘樞面對熊先生，背對著江面。熊先生問陳，你為什麼不看看風景，陳說，你就是很好的風景。熊先生哈哈大笑，聲震堂宇，說：“我就是風景。”熊先生對他們也是講他的“體用不二”的道理。不論什麼人，只要常到熊先生處，聽他講學，不知不覺地就成了他的“學生”了。熊先生有一種氣勢，或者說有一種“境界”把來訪的人懾服了。
我的老朋友韓裕文，曾對我說過，熊先生告訴他，做學問，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學問就要立志，當第一流的學者，沒有這個志向，就不要做學問。做學問，要像在戰場上拼殺一樣，要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心，妻子兒女也不能兼顧。天才是個條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他還告誡青年學者，要愛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學寫了一聯贈一青年學者：“凝神乃可晉學，固精所以養氣”。他對韓裕文講過像×××，人很聰明，可以成器，他就是愛嫖，這也成不了大器（據說此人現在台灣）。全國解放後，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電邀請他到北京來。熊先生路過武漢，當時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工作，設宴招待他，他還是講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到北京後，對人講，林彪心術不正，怕不得善終。老朋友們勸他不要隨便亂說。到北京後，毛澤東同志給他送了幾本書，還寫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擁護共產黨，愛新中國，一輩子學的是唯心論，無法改變自己的哲學主張。我們的黨沒有勉強他，還出錢幫他出版了好幾種唯心主義的著作。他的表里如一，愛國、熱愛學術的精神，受到共產黨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到北京開會，他先說明，我保證“三到”（開幕、閉幕、照像），其餘的大小會都不參加。會議期間他有機會去與多少年的老朋友敘敘舊，也很高興。他與鐘泰、張難先、呂秋逸過從。陳毅同志也前往拜訪。鼓勵他寫他的書，幫他出版。解放後，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暢的。 。 以理想滋潤生命，以生命護持理想，從熊先生和許多良師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應當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訓深刻，而又使我銘記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這個人，以他的存在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哲學的典型。一生坎坷，沒有遺產留給兒孫，家庭關係處理得也不盡妥善。幾十年來，沒有見他穿過一件像樣的考究的衣服。一伙食注意營養，卻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說他吃了一輩子沒有滋味的飯，人們認為值得留連的生活方式，跟熊先生毫不沾邊。熊先生博覽群書，不講究版本，手頭藏書很少，可以說沒有藏書。我認識的學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沒有藏書的學者。別人也許覺得他貧困，他卻顯得充實而豐足。別人也許認為他不會安排生活，他卻過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樣，有時為了一點小事發脾氣，過後，卻深自譴責，好像雷陣雨過後，藍天白雲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纖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說的，如光風霽月。他具有隻有他才具有的一種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種什麼力量使他這樣？這裡面大有學問。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處埋藏著一個高遠的理想，有了這個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進不已，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在四川北碚時，熊先生說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寫的對聯：“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胡世華同學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給了他。前不久遇見胡世華，問起這件事，他說確有此事，還補充說，熊先生取下這副對聯，在上面寫上“此聯吾自懸於座，世華見而索之”。“文化大革命”劫火之後，不知此聯是否尚在人間。這十個字，充分說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從南到北，開門授徒，著書立說，無非是為了這個理想。熊先生講學，不問對象（有學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講，聽講者是否真正願意聽，他總是苦口婆心，鍥而不捨地講授。講述的中心，無非要人們認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他中年以後，建造自己的哲學體系後，“舍佛歸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寫出來的，，理論上發現的佛教哲學缺失外，還有一個埋藏在他內心深處的“第一因”——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有了這種深摯的愛，雖長年病軀支離，卻肩起振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這種深摯而悲苦的責任感，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獨有的。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摯而悲苦的文化責任感也愈強烈。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動力。（有這種思想感情的，事實上不止熊先生一個人，而是一批這樣的仁人志士，哲學家個人的具體遭際，以及對文化的認識、觀點的差異，各人的表現也不盡相同。）
熊先生抽象思維、辨析名相的功力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刪注》即是明證。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覆申明的，倒不在於抽象思維的訓練，而是教人端正學習的態度。他指出學問的精髓不在於言說文字，而在善於體認言說文字之外的中心惻怛的心懷（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學問當作知解看待，要學會體認心之本體。他在著作中反覆叮嚀：玄學不同於科學，中國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這裡不存在抬高中國哲學，貶低西方哲學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們如何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把鑰匙。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稱為“玄學”（與西方玄學、形上學意義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學，又有道德價值觀、美學觀等更豐厚的內容，這些內容確實是近代西方意義的哲學所包容不進去的。 ．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這說明進入二十世紀，中西文化接觸後，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廣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國家挾其船堅炮利的餘威，給中國的經濟生活以破壞，連帶引起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變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衝擊、大震盪，發展下去，必然弓l起知識分子深刻的世界觀的動盪。春秋戰國在中國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個大變革，它與“五四”以後的變革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學的核心問題，與其說它講的哲學問題，不如說它講的文化問題、傳統文化的前途、出路問題。
熊先生“棄佛歸儒”，正是由於儒家傳統帶有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別法相唯識之學）更多恩辨特色。思辨精神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係不是那么直接。“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學家看來，本不是哲學家的事，而中國知識分子則認為責無旁貸。熊先生與歐陽竟無先生的分歧在於：熊先生以佛為妄而舍佛歸儒；歐陽竟無先生在抗戰前後發表的關於《大學》、《中庸》的論著，以及對孔孟的評價，也有“舍佛歸儒”的傾向，只是歐陽先生認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攝，更趨向於儒而已。熊先生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馬列主義，不能相信唯物論。像他這樣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處多年，相知甚深。我過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舊中國相比較，逐漸對儒家的格、致、誠、正之學，修、齊、治、平之道，發生了懷疑。對馬列主義的認識，逐漸明確。在1956年，我與熊先生寫信說明，我已放棄儒學，相信馬列主義學說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今後我將一如既往，願為老師盡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說我“誠信不欺，有古人風”。以後，書信往來，就不再探討學問了。熊先生歷年給我的信很多，可惜毀於十年劫灰中！學馬列主義，也不能在言語文字上打轉，也要身體力行，這方法和態度還是從熊先生的教誨中得來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