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康論是古代思想家對理想社會的兩種構想。語出《禮記·禮運》，假託孔子之口，將古代社會加以美化，稱堯舜時代為“大同”，夏、商、周三代為“小康”，將“大同”作為最高理想，“小康”作為近期目標。《禮記·禮運》描繪“大同”理想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一幅理想化了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圖景，但其內容包含著反對剝削，主張財產公有和人人勞動，天下為公。儘管天真而不切實際，卻朦朧反映了被壓迫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後世大同理想的發展過程表現出從朦朧到鮮明，從天堂到人間，從仰望神明到依靠自身力量的趨勢。
在19世紀末葉前的漫長的時期內，大同理想並未為儒學繼承者普遍注意，只是到近代才受到特別的重視。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洪秀全繼承和發展中國以往農民革命中的平等，平均思想，吸取《禮記·禮運》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思想，提出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間天國。戊戌維新領導人康有為利用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大同思想，糅合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進化論，寫成《大同書》，提出建立一個“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孫中山把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行了“平等地權”、“節制資本”以後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塗上一層 《禮運》所描繪的大同世界的色彩。他給民生主義下定義：“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孫中山選集》 下卷，第765頁)。事實上，民生主義不等於社會主義，大同理想與科學社會主義也有著原則的不同。但大同理想所包含的反對剝削，主張財產公有，要求人人參加勞動，達到天下為公的基本精神，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卻是非常寶貴的。《禮記·禮運》把“大同”視為最高理想，但真正的注意力卻不在大同而在小康。《禮記·禮運》描繪小康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 (型) 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它描述的實際是繼原始社會後夏商周三代相繼而起的階級社會的“盛世”景象。這時已是家天下，為適應家天下的要求，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公理道德，為保衛和爭奪家天下，又不得不出現城郭、溝池、陰謀、兵戰。這樣的社會當然不如大同世界美好，但畢竟有禮、信、義、仁、讓，有正常秩序。在《禮記·禮運》作者看來，堯舜時代的大同盛況已很遙遠了，典章制度無可稽者，因此只能根據傳說，將其作為最高理想加以宣傳，待將來條件成熟去實現; 而西周時代比較切近，典章文物，禮樂制度猶存，所以應把重建西周“小康”社會作為終生奮鬥的近期目標。《禮運》的論述重點即在“小康”，在私有制條件下，以禮治天下。小康理想成為後世儒家繼承者為之奮鬥的目標，只是到了近代才不如大同理想受人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