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路書系第一輯：賀衛方《逍遙法外》，北大教授賀衛方十年思考精粹文集：針砭時弊，講述人生，信手拈來，涉筆成趣，妙語連珠。馮克利《尤利西斯的自縛》，管窺西方當代思想體系，堪稱“西方政治思想地圖”，著名學者、《鄧小平時代》譯者馮克利先生十年治學思想筆記全新增訂版。狄 馬《一頭自由主義的鹿》（說說底層，說說尊嚴，說說我們這個時代：青年先鋒思想者狄馬獅吼力作。
基本介紹
- 書名：夢路書系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753頁
- 開本：16
- 品牌：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作者：賀衛方
-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bkbkbi649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夢路書系，取“夢想與路徑”之意，書系秉持“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左不右不中庸，冀望在華語世界中，選取具有獨立思考價值的文本，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里，做一套不僅講述夢想更講述路徑與踐行的書系，以期通過文本建設的努力，構築津梁，踐行夢想。
對此，叢書策劃者們如是說：
“保羅·高更創作的最大也最重視的一幅油畫叫《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裡去？》。古往今來，無數作者，無量文字，敘述和闡述的，大抵不外三件事：過去是怎么回事，現在是什麼狀態，將來該當如何。在我看來，尤關緊要的是：直面過去，踏實而穩健地構築現在通往未來夢想的津梁和路徑。”
對此，叢書策劃者們如是說：
“保羅·高更創作的最大也最重視的一幅油畫叫《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裡去？》。古往今來，無數作者，無量文字，敘述和闡述的，大抵不外三件事：過去是怎么回事，現在是什麼狀態，將來該當如何。在我看來，尤關緊要的是：直面過去，踏實而穩健地構築現在通往未來夢想的津梁和路徑。”
作者簡介
賀衛方，網名“守門老鶴”。家在山東牟平，近海，方言有特色。十八歲離家，遠赴巴渝讀法律，命運和口味都為之一變。曾讀外國法制史專業研究生，畢業留中國政法大學，做不講課的教師，編輯《比較法研究》。後轉會北京大學，成為講課的教師，編輯《中外法學》，偶爾發表點文章。很慶幸生在一個有大學的時代，使自己這種既不喜官場氣息又不懂經商之道還恐懼農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過上一種不失尊嚴的生活。
馮克利，1955年10月27日生，祖籍山東青州長秋。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擔任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內公認一流水準的翻譯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於學術思想的傳播有突破性的傑出貢獻，在公共思想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代表作有譯著《民主新論》、《烏合之眾》、《立憲經濟學》、《鄧小平時代》等。
狄馬，獨立作家，青年先鋒思想家。1970年出生於陝西子長縣，1992年畢業於延安大學中文系。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發表思想文化隨筆、文學批評、散文、小說等各類文字近百萬字。已出版思想文化隨筆集《我們熱愛什麼樣的生活》、《另類童話》。
馮克利，1955年10月27日生，祖籍山東青州長秋。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擔任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內公認一流水準的翻譯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於學術思想的傳播有突破性的傑出貢獻，在公共思想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代表作有譯著《民主新論》、《烏合之眾》、《立憲經濟學》、《鄧小平時代》等。
狄馬，獨立作家，青年先鋒思想家。1970年出生於陝西子長縣，1992年畢業於延安大學中文系。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發表思想文化隨筆、文學批評、散文、小說等各類文字近百萬字。已出版思想文化隨筆集《我們熱愛什麼樣的生活》、《另類童話》。
媒體推薦
賀衛方無疑是中國當今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但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他身上折射出在當下中國急劇轉型的時代一名知識分子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與學術追求的“合理衝突”，而這種“合理衝突”也許正是我們今天的社會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賀衛方的價值就不僅僅在於法學界、在於法學研究，而應在更為宏大和深刻的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加以詮釋。
——《經濟觀察報》
雖然至今尚未有什麼“公民學校”，但李慎之先生所說的“公民教員”卻逐漸出現，比如王小波和林達對一代人的影響絕不亞於一所大學。相比之下，馮克利先生沒有那么高的公眾知名度，在畫地為牢的學院體制里也不算“大腕”。不過，他在公共思想界卻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不僅告訴讀者常識，還能從容走出學者的迷津。他的政治思想筆記《尤利西斯的自縛》也仿佛一劑中成藥，不是立竿見影，卻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慢顯現出解毒的功效。
——自強資訊：《：為青春解毒，替常識說話》
與留著大鬍子的陝北漢子狄馬相交多年，前年才在西安第一次見面。他不僅善寫文章，而且會唱信天游，會說書。他的生活方式令人羨慕：悠閒中有執著，隨意中有認真，如同他的文字。作為這個時代“廢都”文化人中的異數，他的文章值得一讀。
——學者 傅國涌
我喜歡狄馬，因為狄馬的文章像民歌，有腔調。狄馬的思想像金屬，有響聲。狄馬的故事像先知，有信仰。狄馬的臉龐像向日葵，不喜歡向黑暗的地方低頭。
——學者 王怡
狄馬的作品勇於挑戰權威，抗拒時流，是血性文章卻不失清明理性，很可一讀。
——作家、學者 林賢治
我的思想啟蒙老師是狄馬先生。其實這世界的真相沒那么複雜和神秘，但某些人把它弄得雲山霧罩，仿佛蒙著紅蓋頭的娘們一般叵測。狄馬用淺顯易懂的語言清晰地描繪出來，向你展示出真相。他的文章仿佛挑蓋頭的那個手指。這手指再向下，挑！真相再也繃不住了，它一笑，露出一嘴四環素牙。
——作家、設計師 張發財
應該承認，江湖傳說的“狄馬在寫字人中唱歌最好，在唱歌人中寫字最好”並非虛言。
——作家 宋石男
看到“狄馬”我就想到“北狄”與“響馬”，一睹風貌果然有幾分匪氣；文章也帶“匪氣”。狄馬恰是“一頭自由主義的鹿”。其人不僅陝北民歌唱得好，與此相通，深情地關注底層、關注民間、關注人性與人的權利，張揚自我的靈性，更是他寫思想文化隨筆一貫的追求。這種追求比他唱的“信天游”更長久地打動我的心弦。
——雜文家 鄢烈山
——《經濟觀察報》
雖然至今尚未有什麼“公民學校”，但李慎之先生所說的“公民教員”卻逐漸出現，比如王小波和林達對一代人的影響絕不亞於一所大學。相比之下，馮克利先生沒有那么高的公眾知名度，在畫地為牢的學院體制里也不算“大腕”。不過，他在公共思想界卻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不僅告訴讀者常識，還能從容走出學者的迷津。他的政治思想筆記《尤利西斯的自縛》也仿佛一劑中成藥，不是立竿見影，卻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慢顯現出解毒的功效。
——自強資訊：《：為青春解毒，替常識說話》
與留著大鬍子的陝北漢子狄馬相交多年，前年才在西安第一次見面。他不僅善寫文章，而且會唱信天游，會說書。他的生活方式令人羨慕：悠閒中有執著，隨意中有認真，如同他的文字。作為這個時代“廢都”文化人中的異數，他的文章值得一讀。
——學者 傅國涌
我喜歡狄馬，因為狄馬的文章像民歌，有腔調。狄馬的思想像金屬，有響聲。狄馬的故事像先知，有信仰。狄馬的臉龐像向日葵，不喜歡向黑暗的地方低頭。
——學者 王怡
狄馬的作品勇於挑戰權威，抗拒時流，是血性文章卻不失清明理性，很可一讀。
——作家、學者 林賢治
我的思想啟蒙老師是狄馬先生。其實這世界的真相沒那么複雜和神秘，但某些人把它弄得雲山霧罩，仿佛蒙著紅蓋頭的娘們一般叵測。狄馬用淺顯易懂的語言清晰地描繪出來，向你展示出真相。他的文章仿佛挑蓋頭的那個手指。這手指再向下，挑！真相再也繃不住了，它一笑，露出一嘴四環素牙。
——作家、設計師 張發財
應該承認，江湖傳說的“狄馬在寫字人中唱歌最好，在唱歌人中寫字最好”並非虛言。
——作家 宋石男
看到“狄馬”我就想到“北狄”與“響馬”，一睹風貌果然有幾分匪氣；文章也帶“匪氣”。狄馬恰是“一頭自由主義的鹿”。其人不僅陝北民歌唱得好，與此相通，深情地關注底層、關注民間、關注人性與人的權利，張揚自我的靈性，更是他寫思想文化隨筆一貫的追求。這種追求比他唱的“信天游”更長久地打動我的心弦。
——雜文家 鄢烈山
圖書目錄
《逍遙法外》目錄：
《夢路書系》總序
自序
輯一書中景色
做出版家真好
東京漫筆
台北訪書記
香港訪書二記
村上哲見及其《科舉の書》
在胡適紀念館
在英國法的聖殿里
狄更斯論法袍的效用
讀《胡適留學日記》
歌德論治國之道
關於“和而不同”
《龍鳳之國》
長城之用
薩維尼的矛盾
當代學術史料的收集與出版
輯二讀史閱世
衛三畏與日本開國
李提摩太在牟平
消失了的墓地
使臣西洋看舞會
莫理循三題
容閎差點當律師
國政全憑議院施
拿破崙的治國理念
史學的力量
史家的傲慢與謙遜
輯三話語千葉
漢語拼音文化斷橋
說“拔涼”
方言拾零（一、二）
如果鄉音都死去了
口說髒話種芫荽
何事令我不得語
演講以及閱讀趣味的養成
部落格寫作及其他
輯四士林觀望
向胡適校長鞠躬
胡適遺囑與遺產處分書
拜謁陳寅恪墓
朋友或告密者
有職有權的吳宓？
對知識分子的“優待”
關於公共知識分子
周葉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學術引用規範與注釋體例
對學術研究量化標準說不
走訪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學術期刊的空間與方向
大學之道：內地與香港
學生不是用來教化的
大學裡的大石頭
相聚在金色的秋天裡
六人
知識人扎堆兒說想像
改造社會不是人生的唯一價值
輯五逍遙無地
“文革”四十五周年
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
北京治堵策
“那事兒”究竟有無底限
“日記門”
一樁難題一個機遇
“虎照門”與真理的雪崩
“樣板戲”該進的是大學課堂
紅歌之憶
……
《一頭自由主義的鹿》
《尤利西斯的自縛》
《夢路書系》總序
自序
輯一書中景色
做出版家真好
東京漫筆
台北訪書記
香港訪書二記
村上哲見及其《科舉の書》
在胡適紀念館
在英國法的聖殿里
狄更斯論法袍的效用
讀《胡適留學日記》
歌德論治國之道
關於“和而不同”
《龍鳳之國》
長城之用
薩維尼的矛盾
當代學術史料的收集與出版
輯二讀史閱世
衛三畏與日本開國
李提摩太在牟平
消失了的墓地
使臣西洋看舞會
莫理循三題
容閎差點當律師
國政全憑議院施
拿破崙的治國理念
史學的力量
史家的傲慢與謙遜
輯三話語千葉
漢語拼音文化斷橋
說“拔涼”
方言拾零（一、二）
如果鄉音都死去了
口說髒話種芫荽
何事令我不得語
演講以及閱讀趣味的養成
部落格寫作及其他
輯四士林觀望
向胡適校長鞠躬
胡適遺囑與遺產處分書
拜謁陳寅恪墓
朋友或告密者
有職有權的吳宓？
對知識分子的“優待”
關於公共知識分子
周葉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學術引用規範與注釋體例
對學術研究量化標準說不
走訪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學術期刊的空間與方向
大學之道：內地與香港
學生不是用來教化的
大學裡的大石頭
相聚在金色的秋天裡
六人
知識人扎堆兒說想像
改造社會不是人生的唯一價值
輯五逍遙無地
“文革”四十五周年
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
北京治堵策
“那事兒”究竟有無底限
“日記門”
一樁難題一個機遇
“虎照門”與真理的雪崩
“樣板戲”該進的是大學課堂
紅歌之憶
……
《一頭自由主義的鹿》
《尤利西斯的自縛》
序言
《逍遙法外》賀衛方自序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隨筆集《法邊餘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個增補本。此後十年時間，沒有再出個人隨筆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議，該把這些年來散見於各種期刊和網站上的文字編輯成書，但隨著年齒漸增，愈發慵懶，就一直拖了下來。2012年9月，梁由之先生主編《夢想與路徑：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涵芬樓舉辦首發座談會，第一次見面，他就跟我鄭重地提出希望，之後又多次催促，就有了這個集子。
一個法律學者出書，居然用“逍遙法外”做書名，多少有些怪異。實際上，2012年更早些時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熱心張羅出這本書，取什麼名字就費了一番腦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種歷史連續性，或可叫《法邊餘墨二輯》之類。我卻頗想另起爐灶，畢竟收入這裡的文字離法學的距離比《法邊餘墨》要更遠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遙法外”這個成語，不禁心中一震。跟周邊友人說起，也都撫掌大笑，認為別具一格。當然，也有朋友覺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諷，如西人所謂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其實，收入這個集子裡的文字倒沒有多少調侃意味。雖然一直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但我的專業是法律史和法理學，就其特質而言，需要有更廣闊的知識視野，以便對法律現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說。在《法邊餘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過法律之內和法律之外兩種法學家的說法。我讀德國一位法學家的著作，他也論證過一個學術現象，即比較法學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層次，就會訴諸語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於是離教義學意義上的法學就會漸行漸遠。法內與法外兩種偏向的法學研究很難說有高下之別；毋寧說，兩個側面的均衡發展乃是一國法學成熟的重要標誌。
從專業的角度而言，法學通常會給人一種嚴謹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確，讀法律教科書，文本特色大多唯嚴謹是尚，排斥文學化的修辭，不免有些拒人於千里之外。於是就有不少學生漸生去意，或者乾脆做了逃兵。不過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格林、卡夫卡、托爾斯泰等法科生，離開了法律專業，卻在文學領域取得驕人成就。不少人會想到馬克思、列寧，出身法學，然而終生追求的目標卻是埋葬法律，致力於構思和建設一個沒有國家和法律的社會。自然，他們排斥法律的原因並不是由於法學的不生動。
中國近代引入法學以降，頗有幾位法律人演了一出另類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劇。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獲得英國出庭律師（Barrister）資格的中國人，清廷任命為修訂法律大臣，為清末法律現代化做過很大貢獻。但他在晚年卻雅好靈學，甚至出版了《靈學日記》、《鬼友夜談錄》等著作。吳經熊應該算是民國時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學家了，他二十多歲發表的英文法學論文甚至受到美國最偉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著名法學家龐德的交口稱讚。不過，從四十多歲之後，他的法學興致就逐漸淡化，讓位於天主教、唐詩等。更晚近的如吳恩裕，20世紀50年代就疏離本行法學和政治學，轉而研究《紅樓夢》與曹雪芹，成為頗有成就的紅學家，在那個絕大多數法學家都無從發聲的時代里，也是一個異數。
當然，吳恩裕的棄法從文有點像是沈從文的不從文而從文物，是特殊政治與社會環境壓迫的結果。法學家的專業成績與一國的法治狀態息息相關。走上法治軌道的地方，學術研究與法治建設之間就存在著良性互動；法治實踐呼喚理論的指引和解說，法律學術也不斷地在回應實務需求的過程中獲得靈感與動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乾脆搞運動治國，社會治理排斥法治邏輯，強權即公理，法學研究者的際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懷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較而言，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里，以學科分，法學應當屬於最不幸的學科。古羅馬諺語曰“槍炮作響法無聲”，生逢亂世，以法學為職業的人們就只好尋求法外的空間了。
說起來，我們這一代法律人還算幸運，畢竟三十多年來，“依法治國”——無論人們對其含義的理解多么紛繁多樣——已經成為一個基本共識，法學領域寫作與出版也不無繁榮之象。我的這些游離於法學之外的文字結集出版，恐怕就沒有必要“為賦新詞強說愁”，攀附古人所說的那種“怨恨而歌”、“憂憤而作”了。寫到這裡，不禁感到“逍遙法外”這個書名真是再合宜不過。
賀衛方
2013年5月9日 於五道口新居
《尤利西斯的自縛》新版馮克利自序
收在這個集子裡的文章，若從最早一篇算起，時間跨度上有二十幾年了，都是我在翻譯過程中寫下的介紹性文字。其中約一半篇目曾結集為《尤利西斯的自縛》，十年前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借這次機會，我把與譯事無關的文章刪去，又補上了十來篇近年所寫的類似文章，以求體裁的統一，也算給讀者有一個新的交待。蒙主編梁由之兄和責編周青豐兄不棄，這個半新半舊的增訂本仍襲舊名，收入中信出版社《夢路書系》第一輯。
我自幼喜讀雜書，有一本好書讀的樂趣，一向是來者不拒的。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結束，因苦於無書可讀，便又自學一點外語，從此有了為自己打開另一個閱讀世界的可能。不過，我讀書雖然既多且雜，從閱讀中得到的感悟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長時間裡只把自己當作一個思想的消費者，並不敢動著述家的雄心。可是讀到後來，大體上是從80年代末開始吧，遇到自己特別喜愛的西學著作，不知不覺便有了譯出來與人分享的衝動，薩托利的《民主新論》、韋伯的《學術與政治》、勒龐的《烏合之眾》以及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便都是這種心情的產物。不過我最初確實未曾想到，此事會一發不可收拾。粗略統計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譯的，與友人合譯的，還有一些為他人校訂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譯書雖然還算勤奮，在寫東西上我卻是個地道的懶人。這期間寫的所謂論文不能說沒有，數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作一個譯者，也承擔著一定的義務，為求讀者理解的方便，在轉換文字之外，總免不了要寫一點紹介導讀性的東西這，有時是逼著自己下筆，有時則是應媒體的朋友之邀。我不願寫文章雖是懶惰所至，但自忖念書尚不算愚鈍，搭那些思想大師的便車，攀附於譯作得有略施文墨的機會，還能賺得一點兒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這種搭別人便車的習慣雖不值得誇耀，也反映著我希望擺脫某種思想狀態的過程。我這一代，或許還應算上比我更年長的一代中，由於時代的緣故，很多人被政治化的程度極深，關心政治幾乎變得跟飲食男女一般自然。凡是過來人都知道，在上世紀50到70年代，政治於社會幾乎無孔不入，即使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常常也會找上門來，這給很多人留下了難以消弭的印記。我每每見到一些年齡與我相仿的人，無論受過何種教育，有何種職業背景，總喜歡議論時政，便是那個時代被過度政治化的結果。
從那個時代的話語氣氛中薰陶出來的人，雖然不乏關心政治的熱情，但至少以我個人的經歷看，卻不太明白什麼是政治。中國舊的價值體系歷經百年摧殘，早已土崩瓦解，揮灑春秋大義的空間一時大亂，導致整個價值體系的虧空，這使人們關心政治的本錢很貧乏。在那個單邊政治籠罩一切，似乎只有迫害與被迫害決定著人間榮辱的時代，思想的熱情往往也變得畸形。強勢的一方只欲致對手於死地，不知對人可以求刑，觀念卻無法入罪，弱勢的一方則情緒遠遠敏於知識。在這種強烈的對抗氣氛中，無論賢與不肖，上下同求，觀點貌似不兩立，心態往往如出一轍。人們熱衷於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要不在善惡的人格歸屬，而在制度安排能否對其有所增抑；不在理念之高遠，而在如何讓它無損體面地附著於人際。結果常如奧古斯丁所說，動機或不乏懲惡揚善，卻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說謊者”。
為擺脫這種窘境，便需要一些重新認識和規範政治的話語，以完成“再政治化”的過程。這是我願意把一些著作譯過來與人分享的動力之一。這些經我之手譯過來的東西，除了《鄧小平時代》有著比較複雜的動機——我在“偉大的人和偉大的制度”一文中已有所交待，此不贅——之外，從學科歸屬上看，尚不算駁雜，大都屬於比較偏“右”的政經法一類。這既是我本人的閱讀興趣所致，也反映著近30年來中國文科重心從“紅色經典”當家轉向重新認識西學的過程。馬基雅維里自不必說，如韋伯、勒龐、史蒂芬和哈耶克諸先賢，並不是多么“前沿”的新學問，而是被我們一度視為與“人類進步”無涉，必欲扔出窗外而後快的東西。對於這種世風，我曾在《善善相爭，無法不行》一文中，發過一番感慨。
若從更大的視角看，西方自60年代學生運動的躁熱過後，便逐漸形成了一種回歸保守與傳統的思想氛圍，我的閱讀史大體也反映了自己是這股潮流不自覺的尾隨者。中國人自70年代末搞改革開放時，面對的便是這樣一個國際環境，意識形態之戰雖然遠未終結，一方的自信已大為動搖，而另一方又找回了自己既往的價值。與清末民初時國人向世界開放時西人自承沒落，精神陷入錯亂乖戾的情況相比，這大概是一件很值得慶幸的事。
人謂卓有建樹的改革運動，多是返本開新的結果，這於中國也不例外。所以我們看到，這30年來的大趨勢，便是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喜歡起故紙堆來了，先前被扔到窗外的東西，無論中西，現在又紛紛揀了回來。在今日的政治辯論中，以往貼有“右”、或“反動落後”一類標籤的東西，儼然又成了一支不可小覷的思想生力軍。
但是，思想的熱絡往往與其深刻成反比。老子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換言之，炙炙之教，終歸是等而下之的東西。所以埃德蒙·柏克說，太平世道的人是不喜歡講理論的，有那么多人熱衷於政治上的大概念和大敘事，乃社會危象的可靠徵兆。近年來中國的政治辯論有復興之勢，這或許是可喜之事。但西諺有雲，趣味不爭辯（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用，也可以反過來講，爭辯無趣味，各種話語之間爭得面紅耳赤，未尚不是一種社會危相的表現。復興的背後，是未竟之功的焦慮。
當此之際，人也就無所逃於被貼上右派或左派這類意識形態標籤。所以聽到有人說我“右”時，我也淡然處之。我相信左右只要缺了一端，俗世將變得十分跋扈，而教養是既可見於左，也可見於右的。只要講規矩，明事理，左右無須取消，更不必超越，言行若能導之以規，這兩造之爭便能造福於國人。這大概是我讀一些保守派經典時最深的感受。自由就像和平一樣，是只在人際關係之間才有意義的概念，它的價值存在於對台戲之中。一家獨占，不能讓全體國民一起分享的自由，是不能稱為自由的。它或可為對抗提供道義支持，但它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功用，是讓各方通過競爭磨合，調適出一套公正的規則，以利人們的相互理解與合作。如果自由精神被逼成治世的猛藥，那屬於無奈中選擇的虎狼方，極易讓政治變成“人不得不乾的髒活”，就像它也易於讓人感覺到崇高與偉大一樣。
其實，政治的崇高偉大和作為髒活之間，往往也就一線之隔。錯亂之中，罪惡橫行，人世間的無端之禍莫不緣此而生。柏拉圖曾把我們人類稱為“有皮無毛的雙足動物”。但作為文明人，我們已不習慣於赤身裸體，總需要穿點什麼。為免干政治這一樁髒活污了我們有皮無毛的身子，就得穿一點思想觀念的外衣。在這件事上，時尚的華服未必強過藍縷。這個集子中的文字及其所介紹的著作，泰半也是我在讀書過程中，從西學的故紙堆里打撈出來的。希望透它們，對那些不得不乾髒活的人，能夠有所助益。
馮克利
2013年7月識於雀巢書齋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隨筆集《法邊餘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個增補本。此後十年時間，沒有再出個人隨筆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議，該把這些年來散見於各種期刊和網站上的文字編輯成書，但隨著年齒漸增，愈發慵懶，就一直拖了下來。2012年9月，梁由之先生主編《夢想與路徑：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涵芬樓舉辦首發座談會，第一次見面，他就跟我鄭重地提出希望，之後又多次催促，就有了這個集子。
一個法律學者出書，居然用“逍遙法外”做書名，多少有些怪異。實際上，2012年更早些時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熱心張羅出這本書，取什麼名字就費了一番腦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種歷史連續性，或可叫《法邊餘墨二輯》之類。我卻頗想另起爐灶，畢竟收入這裡的文字離法學的距離比《法邊餘墨》要更遠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遙法外”這個成語，不禁心中一震。跟周邊友人說起，也都撫掌大笑，認為別具一格。當然，也有朋友覺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諷，如西人所謂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其實，收入這個集子裡的文字倒沒有多少調侃意味。雖然一直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但我的專業是法律史和法理學，就其特質而言，需要有更廣闊的知識視野，以便對法律現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說。在《法邊餘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過法律之內和法律之外兩種法學家的說法。我讀德國一位法學家的著作，他也論證過一個學術現象，即比較法學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層次，就會訴諸語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於是離教義學意義上的法學就會漸行漸遠。法內與法外兩種偏向的法學研究很難說有高下之別；毋寧說，兩個側面的均衡發展乃是一國法學成熟的重要標誌。
從專業的角度而言，法學通常會給人一種嚴謹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確，讀法律教科書，文本特色大多唯嚴謹是尚，排斥文學化的修辭，不免有些拒人於千里之外。於是就有不少學生漸生去意，或者乾脆做了逃兵。不過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格林、卡夫卡、托爾斯泰等法科生，離開了法律專業，卻在文學領域取得驕人成就。不少人會想到馬克思、列寧，出身法學，然而終生追求的目標卻是埋葬法律，致力於構思和建設一個沒有國家和法律的社會。自然，他們排斥法律的原因並不是由於法學的不生動。
中國近代引入法學以降，頗有幾位法律人演了一出另類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劇。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獲得英國出庭律師（Barrister）資格的中國人，清廷任命為修訂法律大臣，為清末法律現代化做過很大貢獻。但他在晚年卻雅好靈學，甚至出版了《靈學日記》、《鬼友夜談錄》等著作。吳經熊應該算是民國時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學家了，他二十多歲發表的英文法學論文甚至受到美國最偉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著名法學家龐德的交口稱讚。不過，從四十多歲之後，他的法學興致就逐漸淡化，讓位於天主教、唐詩等。更晚近的如吳恩裕，20世紀50年代就疏離本行法學和政治學，轉而研究《紅樓夢》與曹雪芹，成為頗有成就的紅學家，在那個絕大多數法學家都無從發聲的時代里，也是一個異數。
當然，吳恩裕的棄法從文有點像是沈從文的不從文而從文物，是特殊政治與社會環境壓迫的結果。法學家的專業成績與一國的法治狀態息息相關。走上法治軌道的地方，學術研究與法治建設之間就存在著良性互動；法治實踐呼喚理論的指引和解說，法律學術也不斷地在回應實務需求的過程中獲得靈感與動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乾脆搞運動治國，社會治理排斥法治邏輯，強權即公理，法學研究者的際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懷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較而言，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里，以學科分，法學應當屬於最不幸的學科。古羅馬諺語曰“槍炮作響法無聲”，生逢亂世，以法學為職業的人們就只好尋求法外的空間了。
說起來，我們這一代法律人還算幸運，畢竟三十多年來，“依法治國”——無論人們對其含義的理解多么紛繁多樣——已經成為一個基本共識，法學領域寫作與出版也不無繁榮之象。我的這些游離於法學之外的文字結集出版，恐怕就沒有必要“為賦新詞強說愁”，攀附古人所說的那種“怨恨而歌”、“憂憤而作”了。寫到這裡，不禁感到“逍遙法外”這個書名真是再合宜不過。
賀衛方
2013年5月9日 於五道口新居
《尤利西斯的自縛》新版馮克利自序
收在這個集子裡的文章，若從最早一篇算起，時間跨度上有二十幾年了，都是我在翻譯過程中寫下的介紹性文字。其中約一半篇目曾結集為《尤利西斯的自縛》，十年前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借這次機會，我把與譯事無關的文章刪去，又補上了十來篇近年所寫的類似文章，以求體裁的統一，也算給讀者有一個新的交待。蒙主編梁由之兄和責編周青豐兄不棄，這個半新半舊的增訂本仍襲舊名，收入中信出版社《夢路書系》第一輯。
我自幼喜讀雜書，有一本好書讀的樂趣，一向是來者不拒的。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結束，因苦於無書可讀，便又自學一點外語，從此有了為自己打開另一個閱讀世界的可能。不過，我讀書雖然既多且雜，從閱讀中得到的感悟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長時間裡只把自己當作一個思想的消費者，並不敢動著述家的雄心。可是讀到後來，大體上是從80年代末開始吧，遇到自己特別喜愛的西學著作，不知不覺便有了譯出來與人分享的衝動，薩托利的《民主新論》、韋伯的《學術與政治》、勒龐的《烏合之眾》以及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便都是這種心情的產物。不過我最初確實未曾想到，此事會一發不可收拾。粗略統計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譯的，與友人合譯的，還有一些為他人校訂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譯書雖然還算勤奮，在寫東西上我卻是個地道的懶人。這期間寫的所謂論文不能說沒有，數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作一個譯者，也承擔著一定的義務，為求讀者理解的方便，在轉換文字之外，總免不了要寫一點紹介導讀性的東西這，有時是逼著自己下筆，有時則是應媒體的朋友之邀。我不願寫文章雖是懶惰所至，但自忖念書尚不算愚鈍，搭那些思想大師的便車，攀附於譯作得有略施文墨的機會，還能賺得一點兒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這種搭別人便車的習慣雖不值得誇耀，也反映著我希望擺脫某種思想狀態的過程。我這一代，或許還應算上比我更年長的一代中，由於時代的緣故，很多人被政治化的程度極深，關心政治幾乎變得跟飲食男女一般自然。凡是過來人都知道，在上世紀50到70年代，政治於社會幾乎無孔不入，即使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常常也會找上門來，這給很多人留下了難以消弭的印記。我每每見到一些年齡與我相仿的人，無論受過何種教育，有何種職業背景，總喜歡議論時政，便是那個時代被過度政治化的結果。
從那個時代的話語氣氛中薰陶出來的人，雖然不乏關心政治的熱情，但至少以我個人的經歷看，卻不太明白什麼是政治。中國舊的價值體系歷經百年摧殘，早已土崩瓦解，揮灑春秋大義的空間一時大亂，導致整個價值體系的虧空，這使人們關心政治的本錢很貧乏。在那個單邊政治籠罩一切，似乎只有迫害與被迫害決定著人間榮辱的時代，思想的熱情往往也變得畸形。強勢的一方只欲致對手於死地，不知對人可以求刑，觀念卻無法入罪，弱勢的一方則情緒遠遠敏於知識。在這種強烈的對抗氣氛中，無論賢與不肖，上下同求，觀點貌似不兩立，心態往往如出一轍。人們熱衷於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要不在善惡的人格歸屬，而在制度安排能否對其有所增抑；不在理念之高遠，而在如何讓它無損體面地附著於人際。結果常如奧古斯丁所說，動機或不乏懲惡揚善，卻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說謊者”。
為擺脫這種窘境，便需要一些重新認識和規範政治的話語，以完成“再政治化”的過程。這是我願意把一些著作譯過來與人分享的動力之一。這些經我之手譯過來的東西，除了《鄧小平時代》有著比較複雜的動機——我在“偉大的人和偉大的制度”一文中已有所交待，此不贅——之外，從學科歸屬上看，尚不算駁雜，大都屬於比較偏“右”的政經法一類。這既是我本人的閱讀興趣所致，也反映著近30年來中國文科重心從“紅色經典”當家轉向重新認識西學的過程。馬基雅維里自不必說，如韋伯、勒龐、史蒂芬和哈耶克諸先賢，並不是多么“前沿”的新學問，而是被我們一度視為與“人類進步”無涉，必欲扔出窗外而後快的東西。對於這種世風，我曾在《善善相爭，無法不行》一文中，發過一番感慨。
若從更大的視角看，西方自60年代學生運動的躁熱過後，便逐漸形成了一種回歸保守與傳統的思想氛圍，我的閱讀史大體也反映了自己是這股潮流不自覺的尾隨者。中國人自70年代末搞改革開放時，面對的便是這樣一個國際環境，意識形態之戰雖然遠未終結，一方的自信已大為動搖，而另一方又找回了自己既往的價值。與清末民初時國人向世界開放時西人自承沒落，精神陷入錯亂乖戾的情況相比，這大概是一件很值得慶幸的事。
人謂卓有建樹的改革運動，多是返本開新的結果，這於中國也不例外。所以我們看到，這30年來的大趨勢，便是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喜歡起故紙堆來了，先前被扔到窗外的東西，無論中西，現在又紛紛揀了回來。在今日的政治辯論中，以往貼有“右”、或“反動落後”一類標籤的東西，儼然又成了一支不可小覷的思想生力軍。
但是，思想的熱絡往往與其深刻成反比。老子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換言之，炙炙之教，終歸是等而下之的東西。所以埃德蒙·柏克說，太平世道的人是不喜歡講理論的，有那么多人熱衷於政治上的大概念和大敘事，乃社會危象的可靠徵兆。近年來中國的政治辯論有復興之勢，這或許是可喜之事。但西諺有雲，趣味不爭辯（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用，也可以反過來講，爭辯無趣味，各種話語之間爭得面紅耳赤，未尚不是一種社會危相的表現。復興的背後，是未竟之功的焦慮。
當此之際，人也就無所逃於被貼上右派或左派這類意識形態標籤。所以聽到有人說我“右”時，我也淡然處之。我相信左右只要缺了一端，俗世將變得十分跋扈，而教養是既可見於左，也可見於右的。只要講規矩，明事理，左右無須取消，更不必超越，言行若能導之以規，這兩造之爭便能造福於國人。這大概是我讀一些保守派經典時最深的感受。自由就像和平一樣，是只在人際關係之間才有意義的概念，它的價值存在於對台戲之中。一家獨占，不能讓全體國民一起分享的自由，是不能稱為自由的。它或可為對抗提供道義支持，但它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功用，是讓各方通過競爭磨合，調適出一套公正的規則，以利人們的相互理解與合作。如果自由精神被逼成治世的猛藥，那屬於無奈中選擇的虎狼方，極易讓政治變成“人不得不乾的髒活”，就像它也易於讓人感覺到崇高與偉大一樣。
其實，政治的崇高偉大和作為髒活之間，往往也就一線之隔。錯亂之中，罪惡橫行，人世間的無端之禍莫不緣此而生。柏拉圖曾把我們人類稱為“有皮無毛的雙足動物”。但作為文明人，我們已不習慣於赤身裸體，總需要穿點什麼。為免干政治這一樁髒活污了我們有皮無毛的身子，就得穿一點思想觀念的外衣。在這件事上，時尚的華服未必強過藍縷。這個集子中的文字及其所介紹的著作，泰半也是我在讀書過程中，從西學的故紙堆里打撈出來的。希望透它們，對那些不得不乾髒活的人，能夠有所助益。
馮克利
2013年7月識於雀巢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