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諾理論

多米諾理論是由美國總統艾森豪首先提出來的，多米諾理論的基本框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三段論加以概括：東南亞地區對美國至關重要，共產黨對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控制都會在該地區產生連鎖反應並最終波及其他地區；目前東南亞地區正面臨著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所以美國要採取措施，在該地區全面遏制共產主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多米諾理論
• 外文名：domino theory

簡介

多米諾理論是由美國總統艾森豪首先提出來的。在印度支那戰爭的關鍵時刻，艾森豪於1954年4月7日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在東南亞，如果有一個國家落在共產黨手中，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這一理論意在為美國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支那地區的擴張製造理論根據。人們常用“多米諾”來形容國際關係中出現的連鎖反應現象。

前言

自艾森豪用“多米諾骨牌”效應形象地詮釋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的必要性以來，“多米諾理論”就一直被學術界視為美國政府捲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的“依據”。辯護者往往以此說明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的必要性與合法性，而批評者則抨擊說，正是美國政府對該理論的盲目迷信導致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並最終釀成悲劇。事實上，不管是辯護者，還是批評者，其立論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美國政府之所以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目的是為了防止東南亞地區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從來沒有哪個學者對上述預設提出過質疑。由此導致了另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認識，那就是：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乃是針對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而採取的防禦性和地區性的措施。那么，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本文不揣冒昧，嘗試在分析“多米諾理論”的形成及其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將其內容、特徵與美國的干涉實踐進行比照，進而對該理論在美國干涉印度支那事務中的地位重新做出定位。

理論的形成期

多米諾理論的源起大致可以追溯到1947年。（註：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此處所論述的“多米諾理論”專指戰後美國針對東南亞尤其是印度支那地區的局勢及美國應如何應對而發展出的一套完整的理論。事實上，適於該理論的基本邏輯在此之前即已存在，譬如，在遏制政策形成過程中，艾奇遜就提出了所謂蘋果“爛一個，爛一筐”的說法。）該年5月13日，國務卿馬歇爾致電美國駐法大使卡弗里，就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與戰爭政策表達了美國政府的憂慮，指出法國在印度支那的行為將加強共產主義者在整個南亞地區的勢力並危及西方各國在該地區的脆弱地位。[1](P95-97)

1950年4月24日，哈里·S·杜魯門總統批准了一份名為《美國關於印度支那的立場的檔案》（即NSC64號檔案），首次以政策檔案的方式表述了多米諾理論的基本內涵。檔案指出：“如果印度支那被共產黨政府控制，其鄰國泰國和緬甸也將落入共產黨統治之下。”[2](P745-747)國務院、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均認為，印度支那是東南亞的關鍵區域，美國應該向在該地區作戰的法國提供軍事援助；美國駐西貢新任代辦埃德蒙·古里安更是聳人聽聞地提出，如果丟掉印度支那，世界上絕大部分有色種族都將迅速落入共產黨人的“鐮刀”之下。[2](P803-804)不過，古里安的看法在當時並未得到廣泛的認同，政府高層人士的擔憂仍局限於印度支那革命運動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此外，NSC64號檔案相當簡短，並未對多米諾理論的內容進行系統的闡釋。

1951年5月17日通過的NSC48/4號檔案是形成多米諾理論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份檔案的重要性在於它確定了多米諾理論的如下內容：(1)多米諾效應的根源——蘇聯的東亞政策：利用共產黨中國的資源，將東亞大陸以及最終將日本和西太平洋沿海主要島嶼置於其控制之下。(2)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由於其戰略地理位置、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美國短缺的戰略原料）及其眾多的人口，東南亞各國對自由世界極具價值。(3)“丟掉”東南亞的後果。共產主義控制中國和東南亞之後，將會置日本於非常脆弱的位置並嚴重影響美國在太平洋的整個安全地位，大陸各國的陷落將導致美國控制的沿海島嶼鏈由基地變為前沿，並將導致這些基地相互間被隔離開來從而要求美國對軍隊的整個戰略部署重新審視。(4)美國在該地區面臨的直接威脅。檔案強調，在東南亞地區，美國面臨的直接威脅來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征服和內部顛覆。不過，檔案認為，雖然東南亞地區對美國相當重要，但“即使共產黨中國發動公開侵略，使用美國軍事部隊以保衛東南亞大陸各國目前還不在美國全部安全利益的考慮之列”。因此，與後來的NSC124/2號檔案不同，該份檔案明確表示，美國不能做出保證，不讓東南亞“落入共產主義之手”，而只是要求美國採取措施，為增強對沿海島嶼鏈的防禦和在資源上削弱共產黨的力量爭取時間。[3](P105-108)由於NSC48/4號檔案的主要任務是評估美國在整個亞洲的目標，因此該檔案只是從整體上強調了美國失去東南亞的後果，而沒有對東南亞內部的多米諾效應作進一步的闡釋。但如果我們將該檔案與NSC64號檔案聯繫起來考察就不難發現，“多米諾理論”的基本框架在1951年已經形成。

多米諾理論最終形成為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是在1952年。鑒於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援助力度和法國在印度支那戰場上連連受挫，該年年初，美國國務院建議起草一份檔案，探討美國的應對措施。2月1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名為《共產黨在東南亞地區進行侵略的問題上美國的目標和行動計畫》的研究報告。由於該份報告所針對的只是中國的“直接軍事入侵”，並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因此，在國務卿艾奇遜的堅持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3月5日要求準備有關在中國不“入侵”的情況下，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行動報告。後經國務院和國防部一系列的討論，檔案起草小組最終拿出了定稿，並於6月25日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同日，杜魯門總統批准了這份名為《美國在東南亞的目標和行動方針》的政策檔案（即NSCl24/2號檔案）。[4](P127-134)正是在該份檔案中，美國政府全面闡述了多米諾理論的內涵，只不過沒有冠之以“多米諾”這個時髦的名稱而已。

1953年上台的艾森豪政府繼承了前任政府關於東南亞地區多米諾效應的說法。1954年1月16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的《美國在東南亞的目標和行動方針》(NSC5405號檔案）甚至大段抄引NSC124/2號檔案的內容，以圖證明印度支那對美國和“自由世界”之安全的戰略性意義，強化“丟掉”印度支那在政治和軍事上將造成的災難性後果。[5](P971-976)事實上，就多米諾理論而言，新政府惟一的“創新”就是將多米諾效應絕對化，其主要工作乃在於向公眾推銷這種理論。1953年1月17日，杜勒斯發表全國廣播電視講話，聲言“蘇聯不僅通過朝鮮而且通過印度支那試圖奪取日本。蘇聯控制了印度支那後，就會力圖將控制延伸到日本和印度”。[5](P360)同年12月23日，副總統尼克森通過電視和廣播大放厥詞，說什麼中國是造成美國在亞洲所有麻煩的基本原因，並危言聳聽地告誡美國公眾，如果丟掉印度支那，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日本就會相繼落入共產黨人之手。[6](P225-226)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在美國海外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再次推銷多米諾理論，其對多米諾效應的誇張與尼克森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7](P2373-2376)同年4月7日，艾森豪在總統新聞發布會上首次用多米諾骨牌來形象地詮釋印度支那的戰略重要性、丟掉印度支那將造成的嚴重後果和美國干涉的必要性：將一排骨牌立起之後，推倒第一塊骨牌，最後一塊也將很快跟著倒下去。因此，只要有一個地方開始瓦解，它就會產生一系列極為深刻的反應。[8](P382-384,P387-388)這樣，杜魯門政府多米諾理論的專利，被貼上艾森豪政府的標籤，並由後者成功地兜售給美國公眾，成為自杜魯門政府開始美國在印度支那尤其是日後在越南進行干涉的“依據”。

理論的基本框架

多米諾理論的基本框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三段論加以概括：東南亞地區對美國至關重要，共產黨對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控制都會在該地區產生連鎖反應並最終波及其他地區；目前東南亞地區正面臨著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所以美國要採取措施，在該地區全面遏制共產主義。具體而言：

1.東南亞地區對美國至關重要。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東南亞地區資源豐富，對“自由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東南亞地區，尤其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天然橡膠和錫的主要來源地，同時也是石油和其他重要戰略物資的出產地；緬甸和泰國的大米出口，對馬來西亞、錫蘭、香港、日本和印度具有重大意義。東南亞地區的“喪失”，將改變兩大世界間的資源占有平衡。(2)東南亞地區具有無比重要的戰略地理位置。這些國家是保護與促進從日本到紐西蘭的太平洋沿岸各島的經濟發展與軍事防衛的第一道防線，是聯結太平洋地區和印度、中東的重要紐帶。如果共產黨控制整個東南亞，美國在太平洋近海島嶼鏈的地位將岌岌可危。(3)東南亞地區人口眾多，“丟失”與否，將關係到“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世界”的力量對比。總之，如果東南亞被共產黨控制，美國在遠東的安全利益將得不到保障。[4](P127)[3](P107)[6](P225)[7](P2375)

2.多米諾現象將以下列方式出現：在東南亞地區，如果不採取有效而及時的抵抗行動，任何一個國家的喪失都很可能導致其餘國家較快地向共產主義屈服或站在共產主義一邊。東南亞地區共產主義化之後，多米諾效應將向東西兩個方向外溢。在東邊，日本將極有可能同共產主義妥協；在西邊，首先是印度，然後是中東，將十之八九會逐漸跟著站在共產主義一方。最終的結果便是，菲律賓、台灣以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將面臨共產主義的威脅，歐洲的穩定與安全也將面臨危險。[4](P127)[7](P2375)[8](P382-384)

3.多米諾骨牌倒塌的原動力來自於所謂對“自由世界”“採取敵對態度的、侵略性的共產黨中國”。按照NSC124/2號檔案的說法，中國共產黨在東南亞地區的威脅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公開的軍事進攻；另一種是向當地的共產黨人提供援助，通過顛覆的手段實現對東南亞的控制。這兩種手段中，第二種可能性更大，但公開的軍事進攻也是一種固有的危險。[4](P28)

4.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可能是緬甸，但最大的可能是印度支那地區，尤其是越南的東京地區。因此，成功地守住東京地區，是“把東南亞的大陸地區保持在非共產黨人手中的關鍵”。但美國的行動方針必須“視共產黨人打入東南亞所採取的路線而有所改變”。[4](P28)

5.鑒於上述分析，美國政府得出結論：為避免多米諾現象的出現，美國首先要守住東南亞，而守住東南亞的關鍵則在於守住印度支那。為此，美國必須利用各種手段，拉攏東南亞各國，而重點在於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打擊越南民主共和國，遏制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擴張”。[4](P128-132)

多米諾理論的實行

長期以來，多米諾理論一直被視為美國政府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的“依據”。由此導致的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認識便是，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是針對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而採取的防禦性措施。

不可否認，在美國政府內部，相信多米諾理論之邏輯的，的確大有人在。但多米諾理論是否是美國政府介入印度支那事務的行動方針卻大有疑問。

首先，多米諾理論的核心文本NSC124/2號檔案提出了一個基本假設，即東南亞地區任何一個國家的“陷落”都很有可能導致在該地區產生連鎖反應並由此而波及其他地區。艾森豪的比喻則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即印度支那的“陷落”將必然導致整個東南亞地區的“丟失”。但早在1951年12月21日就形勢非常嚴峻的印度支那問題進行討論時，國務院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得出了下述結論，即丟掉印度支那並不一定導致整個東南亞的“丟失”：雖然緬甸和泰國可能會丟掉，但馬來西亞和荷屬東印度肯定可以守得住。[9](P568-570)既然東南亞地區都不會出現多米諾現象，日本、印度、中東又怎么會“共產主義化”呢？而從NSC124/2號檔案來看，東南亞地區的連鎖反應也並不是必然的：檔案中“很有可能”一詞的使用本身即含有多米諾現象可能不會出現的意思。至於艾森豪的比喻，既可以視為其對多米諾理論的發展、對多米諾現象必定會出現的判斷，也可以視為他為兜售多米諾理論而採取的“行銷”手段——形象的比喻、對“共產主義擴張”威脅的誇大以及對多米諾現象的絕對化。事實上，多米諾理論的假設既可以被視為對東南亞地區可能會出現某種危險的預判，也可以被視為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之必要性的理論說明。正因為連鎖反應“很有可能”出現，所以要干涉；正因為多米諾現象“必然”會出現，所以更要干涉。不可否認，多米諾理論出現在政府的政策檔案中的確說明這一理論在美國干涉印度支那的行動中具有足夠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在許多情況下，政客的說辭都是為其當下的行動尋找合法性依據，以證明其採取某一行動的正當性。

其次，多米諾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東南亞地區的地理位置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但世界上具有戰略地理位置的各地區一直以來都是美國力圖控制的地區，因此，即使東南亞不會出現多米諾現象，美國也不會放棄對該地區的爭奪。舉例來說，就印度支那和朝鮮的比較而言，早在1949年劃定遠東防禦圈時，美國決策層就曾對朝鮮、台灣和印度支那三大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做過比較分析，並認定印度支那地區最為重要；[10](P296)1952年通過NSC124/2號檔案的附屬檔案也明確指出印度支那的戰略重要性遠遠超過朝鮮。[3](P113)於是我們可以提出下列質疑：為什麼美國1950年願意派兵“保衛朝鮮”，而使用軍事部隊去保衛戰略意義遠為重要的印度支那在1951年卻不在美國全部安全利益的考慮之列，甚至表示不能保證不“丟掉”東南亞呢？當然，我們可以解釋說，美國此時在朝鮮騰不開手腳。但美國在朝鮮大動干戈而置東南亞於不顧則恰好說明，只要某一地區具有一定的戰略重要性，不管它的“喪失”是否會導致多米諾現象的出現，都將成為美國力圖控制的目標。因此，東南亞地區地理位置的戰略重要性只是美國力圖控制該地區的一個因素而非多米諾理論的特定前提。更有甚者，美國政府“使用美國軍事部隊以保衛東南亞大陸各國目前還不在美國全部安全利益的考慮之列”的表示進一步說明，即使東南亞地區發生多米諾效應，在當時情況下，美國也不會全力以赴來制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也就是說，多米諾理淪本身並不構成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的充要條件。

第三，多米諾理論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即它具有強烈的地區性和防禦性色彩——在東南亞地區遏制“共產主義擴張”。但就美國的政策目標而言，其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既不局限於地區性目標，也不具備防禦性特點。也就是說，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的指導方針已經遠遠超過了多米諾理論的範疇。就1954年之前而言，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反共干涉具有四重考慮：(1)確保美國對印度支那的控制，以免“反共事業顆粒無收”；[3](P133)(2)防止東南亞地區多米諾現象的可能出現；(3)“如果不在印度支那承擔義務，在朝鮮戰場上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便毫無價值”；[3](P113)(4)從歐洲的戰略意義考慮，印度支那所發生的一切遠比在朝鮮所發生的一切重要，[5](P930)因為丟掉印度支那將對法國產生不可避免的嚴重後果。[5](P603)而一個強大的法國則是美國在歐洲對抗蘇聯的重要工具。由此看來，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乃是其全球遏制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之所以要進行干涉，乃是基於多重考慮而非僅僅局限於防止東南亞地區多米諾現象的出現。而在1954年之後，美國的這一全球遏制政策目標依舊沒有改變。

那么，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是否如多米諾理論所展現的那樣，乃是基於防禦性的目的？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從理論上說，遏制政策本身就不是防禦性的，因為其最終目的是要使包括蘇聯和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權“瓦解”，確立所謂“民主”政權的一統天下。也就是說，美國的政策目標並非僅限於防止多米諾骨牌倒向自己這一邊，其最終的目標乃是使骨牌倒向蘇聯並促使共產主義的最後一張骨牌——蘇聯倒下去。而從現實的目標和手段來說，美國的所作所為絕非僅僅局限於遏制。早在1951年，杜魯門政府就確定了美國在亞洲的目標，即在亞洲建立非共產主義的“親美”政府；消除蘇聯在亞洲的力量和影響或者將其力量與影響削減到不足以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的程度。[3](P106)顯然，鑒於新中國業已成立和蘇聯已經在亞洲具備一定影響的事實，美國政府的這一政策目標絕對說不上具有防禦性的特點。至於日內瓦會議後的越南問題，美國歷屆政府給人的印象似乎只是為了“保衛”南越，即防止多米諾骨牌進一步倒塌。但事實絕非如此。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對劃線分治持強烈的反對意見，力主法國固守越南北部的各個孤立據點，以備日後反攻之用。[3](P154)日內瓦會議後，美國於8月20日又通過了一項政策聲明（即NSC5492/2號檔案），敦促採取“大規模而有效的半公開行動”來維持印度支那的非共產黨政府並促使共產黨對北越的控制越發困難。[3](P164-166)在1956年的一份國家安全委員會檔案中，美國政府又一次聲稱要“努力削弱北越和南越的共產黨力量，以便最後能讓南越和北越和平統一，成為一個反共人士領導下的自由和獨立的越南”。[11](P24)顯然，就艾森豪政府而言，其對越政策已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遏制，而是杜勒斯所謂的“解放”。至於後來的甘迺迪政府和詹森政府只談“保衛”南越，一則是因為這種提法有助於獲取道義上的支持；二則美國在南越本來就已經焦頭爛額，根本無暇顧及對北越實施反攻，也就是說，這兩任政府在越南採取“守勢”乃是出於無奈而非出自本意。

由此可見，對東南亞地區多米諾現象可能出現的擔憂的確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但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絕非僅僅是多米諾理論的產物。而正如前文論述的那樣，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既不具備地區性特徵，也不具有防禦性色彩。就對抗共產主義運動這一目標而言，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事實上已經超出了多米諾理論的目標範疇。

更為重要的是，共產主義運動在印度支那的發展雖然與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之間存在著十分緊密的聯繫，但前者是否可以構成後者的必要條件也很值得懷疑。事實上，遏制共產主義的發展並非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終極目標。作為戰後實力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大國，美國的目標一直都是謀求世界霸權，實現美國對世界各地的控制，為美國謀取各種利益。而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壯大顯然對美國的這種企圖提出了當時最強有力的挑戰。為了實現獨霸世界的目標，美國必然要遏制蘇聯、遏制共產主義，而印度支那恰恰又為美國提供了這樣一個“戰場”。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共產主義運動在印度支那的發展決定了美國主要的干涉形式和干涉內容——通過反共鬥爭來謀求對印度支那的控制。顯然，我們不能將決定干涉形式和干涉內容的因素等同於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的根源。事實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即美蘇冷戰還未開始之前，羅斯福總統就提出了在印度支那實行國際託管的反殖計畫。按照安東尼·艾登的說法，羅斯福此舉乃是指望“從前的殖民地一旦從他們的主人那裡得到了自由，就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依靠美國，而他是不用擔心別的國家能擔當得了這個角色的”。”[12](P895)由是可知，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干涉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而是美國控制印度支那並藉此謀取各種現實利益的野心。[13](P105-112)（註：可參見拙作《1949-1950年間美國捲入對越干涉的再考察》，《復旦學報》2004年第4期。）因此，即使印度支那不出現共產主義運動，只要該地區出現不利於美國實現控制和謀取利益的力量，美國也會採取必要的措施進行打擊。

參考文獻

[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7, Vol. VI [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0, Vol. VI [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3]Gareth Porter. Vietnam, A History in Documents [M]. New York Scarborough, Ontario London: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Canada Limited, the New English Library Limited, 1981.

[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

[5]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I[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2.

[6]Allan W. Cameron. Viet-Nam Crisis, a Documentary History, Vol. 1, 1940-1956[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71.

[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 [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8]United States, Archives.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4 [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1, Vol. VI[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10]林利民.遏制中國：韓戰與中關關係[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11]The Pentagon Papers[M].New York:The New York Times,1971.

[12]安東尼·艾登.艾登回憶錄：清算（下冊）[M].瞿同祖，趙曾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13]汪堂峰.1949-1950年間美國捲入對越干涉的再考察[J].復旦學報，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