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多爾袞九洲干戈開國定製
- 朝代：清朝
- 時間：順治元年（1644）
- 意義：鞏固了新的統治秩序
在不到一年裡，多爾袞為清朝立下了兩件大功：一是擁戴福臨，鞏固了新的統治秩序；二是山海關之戰中運籌帷幄，擊敗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城，開啟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歷史一頁。特別是他占領北京之後，嚴禁搶掠，停止剃髮，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然後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占領區內的形勢。這些功績，在順治元年開國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僅給他樹碑立傳，還賜他大量金銀牲畜和衣物，並封他為叔父攝政王，確立了他不同於其他任何王公貴族的顯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陝之後，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但他在順治元年（1644）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坐鎮平陽（今山西臨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於成都，統一了全川，而多爾袞對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規模的農民軍則更是活動頻繁，使近畿地區常常飛章告急。除此之外，殘明勢力已於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於南京，改年號為弘光。雖然其政權君昏臣暗，但畢竟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其中對地方小股起義、“土賊”則剿撫並用；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在此方針領導下，多爾袞先後派葉臣、石廷柱、巴哈納、馬國柱、吳惟華等進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進而包圍陝西。同時，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捂撫，並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將其軟禁起來，並不給予明確的答覆。此時，清軍已於九月占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
就當時雙方力量對比而言，多爾袞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由於他雙管齊下，本來不多的兵力卻分兵作戰，兵分則勢弱，容易被分別吃掉；況且此舉很容易引起漢民族的同仇敵愾，使他們暫釋前嫌，有可能攜手作戰。就在這年十月，大順農民軍二萬餘人進攻河南懷慶，獲得大勝。敗報傳來，給多爾袞猛然敲了警鐘。他立即令多鐸暫停南下，由山東入河南，與北面的阿濟格軍對陝西形成前後夾擊之勢。歷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爾袞，使他得以在戰略上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方針，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彼。很快，多鐸於十二月底破潼關，李自成放棄西安轉移。多爾袞下令由阿濟格追擊農民軍餘部，
而多鐸則繼續南下。至順治二年（1645）二月，農民軍連戰失利，五月，李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山之九宮山。這時多鐸軍已克揚州，史可法殉難。接著，清軍渡長江，南京不戰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權滅亡。
這一連串的勝利不禁使多爾袞喜出望外，他以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歸一統。五月底，他已對大學士們表示要重行剃髮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國發布剃髮令。這好像是一根導火索，一下點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來清軍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紳“聯清抗闖”的迷夢，魯王政權、唐王政權已紛紛建立起來，這一下則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階級各階層的漢族人民紛紛起來抗爭，其憤怒的情緒，如火山爆發，正如一首詩寫道：“滿洲衣帽滿洲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限於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魯王朱以海政權曾在十月給清軍以重創，被時人評論為“真三十年來未有之事”。唐王朱幸鍵政權也頗想有所作為，在仙霞嶺一線設防備戰，但終因這兩個政權的腐朽，內訌不斷，而被清軍各個擊破。
抗清力量的主體是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的餘部和自發起義的廣大人民。大順農民軍餘部李過、高一功、郝搖旗等與南明何騰蛟、堵胤錫部聯合抗清，在湖南等地連獲大捷。張獻忠犧牲後，大西農民軍在李定國等人率領下，與永曆政權聯合，也接連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東榆園軍、山西呂梁山義軍等亦在北方暴動，搞得多爾袞防不勝防。根據《清世祖實錄》的不完全統計，從順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關於反清鬥爭及清兵攻擊農民軍的記錄就達一百二十條左右，而官書未載的小規模鬥爭更是不計其數。此外，還有明降將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等人各懷著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廣東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爾袞一時手忙腳亂。雖然各地起義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先後為清軍鎮壓下去，但直到多爾袞離開人世，他也沒能看到一個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儘管多爾袞在戰爭中充分顯示了他的軍事才能，但由於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當，而引起連年戰亂，並招致政治、經濟等一系列社會惡果。
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多爾袞也開動了整個國家機器，力圖使其正常運轉。在政治體制上，他無法完全採用在關外時期的一套來治理如今這樣龐大的國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現成制度，並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將降臣，因而十分得心應手。在中央機構中，仍以六部為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尚書皆由滿人擔任，但王貝勒親理部事的制度卻在入關前夕廢除掉了。到順治五年，多爾袞於六部實行滿漢分任制度，命陳名夏、謝啟光等六漢人侍郎任漢尚書，但其地位要低於滿尚書，金之俊對此曾表示不勝感慨，更不勝恐懼
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爾沁、阿霸垓、扎魯特、鄂爾多斯、郭爾羅斯、土默特、蘇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漢、奈漢諸部曾入關協助清軍作戰，多爾袞對他們優勞有加，封賞甚豐，後來雙方的封貢往還長期不斷。此外，雙方首腦人物也時有來往，如科爾沁部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郡王滿朱習禮等貴戚前來，多爾袞等親自迎送宴請。多爾袞因事出塞，也常與各部落王公貴族相會，從而不斷加深雙方的感情。順治二年四月，皇太極第八女下嫁科爾沁部巴雅思護朗。同年十月和四年十二月，皇太極之二女及十一女先後下嫁阿布鼐和噶爾瑪索訥木。四年八月，多爾袞自己也納阿霸垓部落篤思噶爾濟農之女為妃。這些都是傳統的聯姻政策的體現。多爾袞正是通過這種手段，維持了北方的穩定。正如後來魏源所感嘆的：“世祖當草創初，沖齡踐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
多爾袞對漠北蒙古人似乎不太熱情，該部蒙古對清廷也不怎么買帳，喀爾喀部札薩克圖汗曾將滿人稱為“紅纓蒙古”，與清廷爾我相稱。順治三年初，蘇尼特部落的騰機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爾喀車臣汗，因此多爾表命多鐸率軍平叛，並直接與上謝圖汗和車臣汗發生了衝突。事件平息之後，雙方經過書信往還和使者談判，土謝圖、車臣、札薩克圖三汗先後遣使謝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於清政府，還是在四十年後他們在噶爾丹的威脅下遷入內蒙的時候。另外多爾袞與漠西蒙古也開始往來。清兵入關後，準噶爾下屬的許多部落紛紛前來朝貢，巴圖爾琿台吉也與清廷建立了聯繫，厄魯特下屬一些部落還曾幫助多爾袞鎮壓甘肅等地的人民起義。儘管這樣，多爾袞對漠北、漠西蒙古人尚懷有戒心。
西藏和回疆也早與清廷建立了聯繫。統治西藏的和碩特顧實汗和達賴五世、班禪四世在順治二、三年間上表入貢，多爾袞也遣使攜禮物去慰問。順治五年，多爾袞又派人敦請達賴喇嘛進京，加強雙方的關係。對已經不占統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後代首領，多爾袞也沒有輕視，亦賜號錫誥。另外，吐魯番首領遣使入貢，多爾袞也表示歡迎，並同意對他們重新封爵。這樣，在多爾袞攝政時期，清廷已與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權及宗教政權建立或是恢復了聯繫，為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進一步確立在這些地區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清初與朝鮮的往來比較頻繁。多爾袞入關之時，帶著入質世子在軍中，順治二年又同意質世子等回國。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鮮貢米、水果等物，並令朝鮮為他選美女，搞得朝鮮王國人心惶惶。日本一直對清抱敵視態度，當時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順治元年發生的漂倭事件中，多爾袞卻對那些日本人十分優待，又多次召見他們，“懇
切地問話”，並在第二年送他們回國，向日本表示了友善的態度。西方傳教士自明末以來就進入中國，但多爾袞並未以狹隘的民族偏見對待他們，這從他優待和信任湯若望的行動中可以明顯看出。但對葡萄牙人入廣東貿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絕，這表現出多爾袞對少數為自己服務的外國人十分優寵，政策開明，而對有可能威脅清朝安全的較大規模雙邊交往則持保守態度。後來，其侄孫玄燁也採取類似的態度，不能不說受到多爾袞的一定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