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文史資料(第3輯)》的作者是任月海。 《多倫文史資料(第3輯)》收錄了建國前內蒙古多倫諾爾地區收藏的文史資料，文史資料包括建國前有關多倫諾爾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貿易和對外交往等方面的內容。
基本介紹
- 書名：多倫文史資料
- 出版社：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 頁數：244頁
- 開本：32
- 作者：任月海
- 出版日期：2008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811154188，9787811154184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兀代憲宗帝時期，作為元朝稱霸世界政策的一個步驟，就是使西藏從屬於其統治之下，因此，積極開始攻伐。皇帝命其弟忽必烈組織遠征軍實施攻伐，此時西藏有一個潛在的勢力就是藏傳佛教高僧薩迦班智達。這期間，洞察西藏情況的忽必烈，對班智達採取積極的懷柔政策，從而使其成為蒙古統治西藏的有利協助者，並最終使藏王降服。忽必烈為表彰班智達的功勳，優渥班智達，並在遠征的歸途中讓……”這是來自任月海的《多倫文史資料(第3輯)》的節選部分。
圖書目錄
序言
灤京雜詠
多倫諾爾原著(法)古柏察
多倫諾爾的商業狀況
多倫喇嘛廟和它的生態
歷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略
察哈爾抗日實錄
多倫事情概要
草原邊城多倫諾爾興衰及其原因
灤京雜詠
多倫諾爾原著(法)古柏察
多倫諾爾的商業狀況
多倫喇嘛廟和它的生態
歷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略
察哈爾抗日實錄
多倫事情概要
草原邊城多倫諾爾興衰及其原因
文摘
多倫喇嘛廟和它的生態
(日)蓮井一夫菊地杜夫大洲義修著
任月海譯
一、多倫廟和多倫城市的沿革
擁有兩萬居民的草原城市多倫諾爾，在城外的綠色山丘上有兩座大型的喇嘛寺廟。東廟稱為“匯宗寺”，西廟稱為“善因寺”。現在兩廟收容的喇嘛人數，東廟有七十名，西廟有五十名，如果以所屬喇嘛人數多少而論，與貝子廟(錫林郭勒盟東阿巴哈納爾旗)的一千名、喇嘛庫倫廟(錫林郭勒盟西浩齊特旗)的七百名相差甚遠。但多倫喇嘛廟曾經作為清朝的敕建廟，擁有三乾多名喇嘛，清朝歷代皇帝還多次在這裡巡視狩獵，給予贊助，使其得以發展，成為蒙古王公和一般百姓參拜的最重要地方，在內外蒙古是與庫倫相媲美的聖地，恰如喇嘛總本山而繁榮和發達起來。
多倫城對於今天的蒙古地區來說是作為漢人的據點和蒙漢接壤地帶的交易市場而發展起來的，從他的沿革上看，是隨著東西兩廟的興隆而發展起來的。
這裡的寺廟建成之後，當時的蒙古人在該廟舉行廟會的時候，內外蒙古各地的人們出於信仰的原因，從幾十里甚至幾百里遠的地方，騎著蒙古馬或坐著牛車，匯集於多倫的寺廟。對於他們來講，多倫之行，就是與喇嘛結成佛緣，以祈禱來日的幸福安康，這是他們來多倫的最主要的理由。
在廣闊的蒙古大草原，作為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牧民，他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一定要同漢族商人手中進行交換才能取得。但是，他們常常不能很方便地進行交換，因此，蒙古人就在多倫諾爾廟會舉行之際，將他們唯一的財物，即牲畜和皮毛等運到多倫城的市場上，與漢族商人進行交換。
在這個市場裡，早期漢人的所謂買賣就是將蒙古人所需要的糧食、日用品、雜貨等堆積如山，等待著蒙古人來取。那些具有經商天才且精於打算的漢商，花言巧語地向單純直率的蒙古人兜售他們的商品，往往會取得超乎想像的暴利。
這樣年復一年的進行著，那些漢商逐漸由移動生活的行商，逐漸轉變為定居生活的坐商。由於獲利較大，漢商生活富足，人口日益膨脹，漸漸形成了今天這樣的蒙古草原地帶的漢商城。也由於商品的生產和這裡的漢人消費的需要，耕地的開墾逐漸擴大，多倫城以南地區就逐漸演化為漢人的耕種地區。
從另外一方面看，漢商城市的形成和漢人的膨脹，也意味著蒙古人生活領域的被侵蝕。在這一地區，除了少部分被漢化的蒙古人從事著半農半牧的生產外，絕大部分純遊牧的蒙古牧民都退到蒙古草原的深處。以漢人為主的多倫城的形成和發展，正是由於多倫廟的繁榮而促成的。而這兩者又是在怎樣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需求下建立起來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追溯到清朝的初期。不過要想說明這個問題，還得了解一下喇嘛教在最早如何普及到蒙古地區的，這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現略述如下。
(一)關於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普及
喇嘛教普及到今天這種地步，曾經歷過兩次大的起伏。最初的一次是兀朝，另一次是明朝的中葉。
兀代憲宗帝時期，作為元朝稱霸世界政策的一個步驟，就是使西藏從屬於其統治之下，因此，積極開始攻伐。皇帝命其弟忽必烈組織遠征軍實施攻伐，此時西藏有一個潛在的勢力就是藏傳佛教高僧薩迦班智達。這期間，洞察西藏情況的忽必烈，對班智達採取積極的懷柔政策，從而使其成為蒙古統治西藏的有利協助者，並最終使藏王降服。忽必烈為表彰班智達的功勳，優渥班智達，並在遠征的歸途中讓班智達的侄子八思巴陪伴他返回蒙古，從而使喇嘛教第一次移人蒙古……
(日)蓮井一夫菊地杜夫大洲義修著
任月海譯
一、多倫廟和多倫城市的沿革
擁有兩萬居民的草原城市多倫諾爾，在城外的綠色山丘上有兩座大型的喇嘛寺廟。東廟稱為“匯宗寺”，西廟稱為“善因寺”。現在兩廟收容的喇嘛人數，東廟有七十名，西廟有五十名，如果以所屬喇嘛人數多少而論，與貝子廟(錫林郭勒盟東阿巴哈納爾旗)的一千名、喇嘛庫倫廟(錫林郭勒盟西浩齊特旗)的七百名相差甚遠。但多倫喇嘛廟曾經作為清朝的敕建廟，擁有三乾多名喇嘛，清朝歷代皇帝還多次在這裡巡視狩獵，給予贊助，使其得以發展，成為蒙古王公和一般百姓參拜的最重要地方，在內外蒙古是與庫倫相媲美的聖地，恰如喇嘛總本山而繁榮和發達起來。
多倫城對於今天的蒙古地區來說是作為漢人的據點和蒙漢接壤地帶的交易市場而發展起來的，從他的沿革上看，是隨著東西兩廟的興隆而發展起來的。
這裡的寺廟建成之後，當時的蒙古人在該廟舉行廟會的時候，內外蒙古各地的人們出於信仰的原因，從幾十里甚至幾百里遠的地方，騎著蒙古馬或坐著牛車，匯集於多倫的寺廟。對於他們來講，多倫之行，就是與喇嘛結成佛緣，以祈禱來日的幸福安康，這是他們來多倫的最主要的理由。
在廣闊的蒙古大草原，作為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牧民，他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一定要同漢族商人手中進行交換才能取得。但是，他們常常不能很方便地進行交換，因此，蒙古人就在多倫諾爾廟會舉行之際，將他們唯一的財物，即牲畜和皮毛等運到多倫城的市場上，與漢族商人進行交換。
在這個市場裡，早期漢人的所謂買賣就是將蒙古人所需要的糧食、日用品、雜貨等堆積如山，等待著蒙古人來取。那些具有經商天才且精於打算的漢商，花言巧語地向單純直率的蒙古人兜售他們的商品，往往會取得超乎想像的暴利。
這樣年復一年的進行著，那些漢商逐漸由移動生活的行商，逐漸轉變為定居生活的坐商。由於獲利較大，漢商生活富足，人口日益膨脹，漸漸形成了今天這樣的蒙古草原地帶的漢商城。也由於商品的生產和這裡的漢人消費的需要，耕地的開墾逐漸擴大，多倫城以南地區就逐漸演化為漢人的耕種地區。
從另外一方面看，漢商城市的形成和漢人的膨脹，也意味著蒙古人生活領域的被侵蝕。在這一地區，除了少部分被漢化的蒙古人從事著半農半牧的生產外，絕大部分純遊牧的蒙古牧民都退到蒙古草原的深處。以漢人為主的多倫城的形成和發展，正是由於多倫廟的繁榮而促成的。而這兩者又是在怎樣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需求下建立起來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追溯到清朝的初期。不過要想說明這個問題，還得了解一下喇嘛教在最早如何普及到蒙古地區的，這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現略述如下。
(一)關於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普及
喇嘛教普及到今天這種地步，曾經歷過兩次大的起伏。最初的一次是兀朝，另一次是明朝的中葉。
兀代憲宗帝時期，作為元朝稱霸世界政策的一個步驟，就是使西藏從屬於其統治之下，因此，積極開始攻伐。皇帝命其弟忽必烈組織遠征軍實施攻伐，此時西藏有一個潛在的勢力就是藏傳佛教高僧薩迦班智達。這期間，洞察西藏情況的忽必烈，對班智達採取積極的懷柔政策，從而使其成為蒙古統治西藏的有利協助者，並最終使藏王降服。忽必烈為表彰班智達的功勳，優渥班智達，並在遠征的歸途中讓班智達的侄子八思巴陪伴他返回蒙古，從而使喇嘛教第一次移人蒙古……
序言
“多倫諾爾”為蒙古語，意思為“七個湖泊”。作為地名，最早應該來源於蒙古汗國時期，據姚明輝《蒙古志》載，七個湖泊是相互鄰近的，分別叫峒乾諾爾、依克達汗諾爾、巴汗達諾爾、空兒鬼諾爾、巴彥諾爾、科布多諾爾和烏木克諾爾。七個相鄰的湖泊及周圍相連的草原也就自然稱為多倫諾爾草原。這裡自古就是中原內地進入蒙古草原的必經之地，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漢地農耕文明與北方草原遊牧文明融合的最前沿。根據最近一些年的文物考古發現，至少一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和遷徙的痕跡，特別是遼金元時期更是北方民族與中原內地交往和衝突的重要地區。忽必烈建元登基經營上都城的同時，在多倫諾爾又興建避暑涼亭，即東涼亭，至今城池的痕跡依稀可見。
而真正使多倫能夠名揚海內外的則是從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後。1690年康熙親征噶爾丹取得勝利，翌年在多倫諾爾會盟喀爾喀蒙古三部和內蒙古四十八旗王公貴族，促使喀爾喀蒙古正式歸附清朝，確立了中國北部邊疆版圖。多倫諾爾會盟，密切了內外蒙古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係，對抵禦外族侵略和鞏固清代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作為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康熙在多倫創建蒙古喇嘛教中心——匯宗寺，迎請藏傳佛教四大領袖之一的章嘉活佛住持多倫管理整個蒙古地區宗教事務。雍正繼承康熙的做法，在匯宗寺附近又修建善因寺。匯宗寺和善因寺的興建，使多倫諾爾迅速發展成為蒙古藏傳佛教的中心，成為蒙古高原上氣勢恢弘的喇嘛教之都，對蒙古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商道的開闢更為多倫諾爾增添了新的意義，到乾隆初年，多倫諾爾成為蒙古喇嘛教中心的過程中，也形成了一個繁華的草原商業城。同治年以後，這裡的註冊商號達到四千多家，人口十幾萬，是清代最典型的旅蒙商之都。就現存的匯宗寺、善因寺部分建築和保存比較完整的山西會館、娘娘廟、清真寺等建築群落，仍然可以透視出繁榮於清代二百多年的蒙古草原寺廟之都和旅蒙商之都的文化特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文化藝術價值。清朝滅亡以後，多倫戰事頻仍，軍閥混戰，日軍侵略，關係中國近代歷史的許多事件都與這裡相關。
由於歷史原因，許多歷史文獻資料散失嚴重，多倫原有的歷史風貌人們難以說清。因此，對多倫史料挖掘和整理工作已是當務之急。對於清末和民國時期的一些文獻資料的挖掘整理，以及一些西方人、日本人著述的整理是我們現在目前資料挖掘整理的一個很有效的途經。這些資料留下了對於多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觀感、研究和評論。無論是從歷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還是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自我認識等多種角度來看，這些著述都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鑒於以上原因，自2004年以來，政協多倫縣七屆委員會把收集整理地方文史資料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健全文史資料徵集和編纂隊伍，收集到大量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經過編委會同志的積極努力，先後出版了《多倫文史資料》第一、二輯。2007年，政協第八屆委員會仍然堅持做好這一利於當代、惠及子孫的工作，積極組織力量編輯整理有關文獻，編譯出《多倫文史資料·第三輯》，並且隨著這一工作的進一步開展，還將繼續做下去。其目的在於，一方面發揮補史之缺，續史之遺，誆史之誤的作用，為史學研究提供參考和依據；另一方面，通過客觀地反映歷史史實，為現在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有益地借鑑，推動多倫歷史文化的研究、開發和利用，也為激發廣大幹部、職工、民眾愛國愛鄉熱情提供一部生動的教材。當然，書中的原作者受歷史的、文化的原因，對多倫的反映有真實的一面，也難免有變形、歪曲的一面，這就需要讀者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認真甄別，取其精華，取其糟粕。
在本書的資料整理、出版過程中多倫縣委政府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人文學院的部分專家學者給予了無私的幫助，內蒙古圖書館參考文獻部和地方文獻部給予了大力支持，政協多倫縣文史委及全體編委會成員付出了努力，內蒙古大學出版社的石斌教授、鄧池君先生在圖書出版過程中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別是本書的編譯者任月海同志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此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而真正使多倫能夠名揚海內外的則是從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後。1690年康熙親征噶爾丹取得勝利，翌年在多倫諾爾會盟喀爾喀蒙古三部和內蒙古四十八旗王公貴族，促使喀爾喀蒙古正式歸附清朝，確立了中國北部邊疆版圖。多倫諾爾會盟，密切了內外蒙古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係，對抵禦外族侵略和鞏固清代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作為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康熙在多倫創建蒙古喇嘛教中心——匯宗寺，迎請藏傳佛教四大領袖之一的章嘉活佛住持多倫管理整個蒙古地區宗教事務。雍正繼承康熙的做法，在匯宗寺附近又修建善因寺。匯宗寺和善因寺的興建，使多倫諾爾迅速發展成為蒙古藏傳佛教的中心，成為蒙古高原上氣勢恢弘的喇嘛教之都，對蒙古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商道的開闢更為多倫諾爾增添了新的意義，到乾隆初年，多倫諾爾成為蒙古喇嘛教中心的過程中，也形成了一個繁華的草原商業城。同治年以後，這裡的註冊商號達到四千多家，人口十幾萬，是清代最典型的旅蒙商之都。就現存的匯宗寺、善因寺部分建築和保存比較完整的山西會館、娘娘廟、清真寺等建築群落，仍然可以透視出繁榮於清代二百多年的蒙古草原寺廟之都和旅蒙商之都的文化特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文化藝術價值。清朝滅亡以後，多倫戰事頻仍，軍閥混戰，日軍侵略，關係中國近代歷史的許多事件都與這裡相關。
由於歷史原因，許多歷史文獻資料散失嚴重，多倫原有的歷史風貌人們難以說清。因此，對多倫史料挖掘和整理工作已是當務之急。對於清末和民國時期的一些文獻資料的挖掘整理，以及一些西方人、日本人著述的整理是我們現在目前資料挖掘整理的一個很有效的途經。這些資料留下了對於多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觀感、研究和評論。無論是從歷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還是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自我認識等多種角度來看，這些著述都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鑒於以上原因，自2004年以來，政協多倫縣七屆委員會把收集整理地方文史資料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健全文史資料徵集和編纂隊伍，收集到大量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經過編委會同志的積極努力，先後出版了《多倫文史資料》第一、二輯。2007年，政協第八屆委員會仍然堅持做好這一利於當代、惠及子孫的工作，積極組織力量編輯整理有關文獻，編譯出《多倫文史資料·第三輯》，並且隨著這一工作的進一步開展，還將繼續做下去。其目的在於，一方面發揮補史之缺，續史之遺，誆史之誤的作用，為史學研究提供參考和依據；另一方面，通過客觀地反映歷史史實，為現在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有益地借鑑，推動多倫歷史文化的研究、開發和利用，也為激發廣大幹部、職工、民眾愛國愛鄉熱情提供一部生動的教材。當然，書中的原作者受歷史的、文化的原因，對多倫的反映有真實的一面，也難免有變形、歪曲的一面，這就需要讀者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認真甄別，取其精華，取其糟粕。
在本書的資料整理、出版過程中多倫縣委政府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人文學院的部分專家學者給予了無私的幫助，內蒙古圖書館參考文獻部和地方文獻部給予了大力支持，政協多倫縣文史委及全體編委會成員付出了努力，內蒙古大學出版社的石斌教授、鄧池君先生在圖書出版過程中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別是本書的編譯者任月海同志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此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