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紐約兩代警察的故事，關於兩個男人的故事，關於一個舅舅和他外甥的故事。小說開場於1992年，在長島一個莊嚴的大法庭里，警官史蒂文·霍爾特因被懷疑是三宗謀殺案的主謀而被傳喚審訊……這個讓人震撼的故事揭露了幾十年來警界鮮為人知的一面——欺騙和腐敗，反映了紐約警察局長久而複雜的歷史變遷，深入剖析了為了追求罪犯的公平判決而處在生死邊緣的男女們。
基本介紹
- 書名：外國通俗文庫:三重謀殺
- 作者：查爾斯·海因斯 (Charles J.Hynes)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頁數：244頁
- 開本：16
- 品牌：鳳凰壹力
- 外文名：Triple Homicide
- 譯者：李鐘濤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474365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兩代警察悲情 三宗謀殺迷案
美國版《無間道》
當貪婪足以結成腐敗之網時——你，只能擎起正義之劍
讀完這本書只需數天，對人性和制度的反思卻要延續數年
◎對制度與人性命題的大反思
◎淋漓的閱讀快感，層層爬梳真相的頭腦風暴
◎以日誌形式對謀殺進行三百六十度復盤
美國版《無間道》
當貪婪足以結成腐敗之網時——你，只能擎起正義之劍
讀完這本書只需數天，對人性和制度的反思卻要延續數年
◎對制度與人性命題的大反思
◎淋漓的閱讀快感，層層爬梳真相的頭腦風暴
◎以日誌形式對謀殺進行三百六十度復盤
作者簡介
17年來，查爾斯·海因斯一直擔任紐約布魯克林的當地檢察官，是位經驗豐富的審判律師，因被紐約長任命為特別檢察官，調查1987年著名的“霍華德海灘謀殺案”而聲名鵲起。他還在布魯克林法律學校從事教學工作。
媒體推薦
在我生活的這個時代，我還沒看見過一個人能像查爾斯·海因斯一樣，精彩絕倫地揭露紐約城。絕對奪人眼球！海因斯真實地告訴我們，在這個最為腐敗、犯罪最為猖獗的時代，紐約真正發生的一切。
——尼古拉斯·皮萊吉(著名黑幫題材作家、好萊塢著名編劇)
這是個很難超越的神秘謀殺故事。它捕捉了超級英雄警察豐富而多面的人性，頌揚了大膽的辯護律師和擁有奉獻精神的檢察官、陪審團。同時，它深刻揭示了人性貪婪，殘忍和卑劣的一面。
——莉薩·史密斯教授(布魯克林法律學校實際犯罪臨床科主任)
——尼古拉斯·皮萊吉(著名黑幫題材作家、好萊塢著名編劇)
這是個很難超越的神秘謀殺故事。它捕捉了超級英雄警察豐富而多面的人性，頌揚了大膽的辯護律師和擁有奉獻精神的檢察官、陪審團。同時，它深刻揭示了人性貪婪，殘忍和卑劣的一面。
——莉薩·史密斯教授(布魯克林法律學校實際犯罪臨床科主任)
序言
我要講述的這個故事大部分都是真實的。考慮到人物的隱私，我改換了他們的名字。有很多內容是由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說給我聽的，他或許是20世紀70年代紐約那些極富洞見的庭審評論員和觀察家中的最後一位了。這個精英俱樂部的成員包括《紐約郵報》的吉米·坎農、《紐約時報》的斯考蒂·萊斯頓和拉塞爾·貝克，當然還有偉大的默里·坎普敦，他為《紐約郵報》撰稿多年，之後在紐約市及長島的報紙《今日新聞》成就了他作為專欄作家的輝煌生涯。
我的這個人物叫莫蒂，並非真名，因為這是他本人的意願。他曾對我說：“要是你開始著手寫這個，可別把我寫進去。”接著他又補充道：“你瞧，假如是我寫，會顯得那么離奇，誰看了都不信，我可是要保名節的。而你——你是個該死的律師，有沒有人信你無所謂！”
莫蒂為一份很優秀的地方報《布魯克林鷹報》工作，常年出人於紐約市刑事法庭。那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做記者的黃金時節。當時有十大日報：《新聞》和《鏡報》(很多人以為它們是一份報紙，將其說成《新聞鏡報》)、《郵報》、《時代》、《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先驅論壇報》、《美洲日刊》、《斯泰頓島前進報》、《長島新聞》，當然還有發行量不大但非常強勢的《布魯克林鷹報》。許多偉大的律師早年都在地方刑事庭學習並磨礪基本技巧，並服務於法律援助協會或地區律師事務所，而這些場所也為年輕記者們提供了非凡的訓練機會。也正如初出茅廬的律師利用這些寶貴的經驗獲得初步的訓練，並通過能接觸到的大量案件來鍛鍊技能，莫蒂及其同儕也藉此熟諳了自己的工作之道。他們懂得了設定期限的極端必要性，以使一個故事能夠及時付梓；懂得了如何培植線人，以及如何尋找途徑來獲取秘密訊息以搶得先機。對於這些警務記者，特別是小字輩而言，刑事案件便是未加任何矯飾的鮮活舞台劇，正面人物及反面角色，歡樂與哀愁，混亂和痛苦樣樣俱全。莫蒂從未讓自己失去過對法庭場面的興致，他管位於布魯克林施默洪恩大街120號的法庭叫“地域會堂”。該會堂實則稱作紐約市刑事法庭，為一幢10層大樓，其外立面由灰色沙岩石塊砌成。它容納了十幾間審判室、法官室、文書辦公室和一間寬大的訴訟室——刑事控告便首先在此登記。到這裡來辦公的還有地區助理檢察官、來自法律援助協會的律師，這是一個在美國其他地區被稱作公共辯護部的組織。這幢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個街區的建築里每天都擠滿了人，他們中有數百名警官，還有數百名受害者和被告，以及同等數量的悲劇故事。
我初遇莫蒂是在1963年，那時我是法律援助協會派往刑事庭的律師。我們的見面立刻就給彼此留下了壞印象。我代表的被告是一名聯邦探員，被指控在數起獨立的案件中對七名兒童強行施以誘姦。沒有一個孩子超過9歲。雖然每次施暴都令人髮指且是在槍口威逼下進行的，但對於這些孩子是否正確地指認了侵犯者仍然存在一系列疑問。在單獨陳詞的情況下，孩子們對罪犯體重和身高的描述都超出被告人不少。唯一指認正確的是侵犯者和被告都有面部汗毛，不過即便這點相似之處也使訴訟程式寸步難行，因為每名受害者對汗毛顏色的描述從亮紅到漆黑不一而足。那個探員是我多年未見的一個兒時夥伴，此時被關押在拘留室——法庭地下層的單人牢房。我在會晤我的一個委託人時他認出了我。這間地下囚室簡直就是但丁設計的，照明亮度極差，到處充斥著尿味和體臭，並附著在牆壁以及所有穿過這一拘禁區域的人身上。總之這裡就是地牢，幾名囚徒分別關押在相鄰的牢房裡，他們的漫談永無止歇地迴蕩在空氣中，製造出一種令人驚恐的高聲喧叫。對於一位來自刑法體系另一端的聯邦警察來說，這一經歷不啻讓其心驚肉跳。
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弗蘭克·奧沙利文穿著藍色的高爾夫襯衫、茶色便褲和一雙破損的褐色廉價便鞋。因常年吸菸他的面孔過早地顯出老態，有很深的皺紋，灰白兩色的頭髮雜亂地生長在一起。他消瘦的肩膀使其5英尺6英寸的身材看上去更矮小。起先認出我時，他正倚著牢房的門欄。他既悲哀又羞愧於臉上已幹掉的淚痕，並帶著因恐懼而變得嘶啞的嗓音懇求我代表他面對犯罪指控的傳訊。傳訊是庭審程式的最初階段，被指控有罪的人被正式告知指控的詳細內容。他告訴我他的律師遲遲不能來，而管轄此拘禁地的典獄官稱要等他的律師到位後才能開庭。我受命向法官說明，法律援助協會將代表奧沙利文出庭，只限於傳訊階段。
開庭時，審判室里擠滿了七名小受害者的父母，面露焦急而憤怒的神色，還有幾十名警官和法警，另外，似乎紐約市所有的記者都到了。這只會讓地方上的警務記者——尤其是莫蒂更加惱火，使他們更渴望掘得內幕新聞，以給“那些城裡來的傢伙”(這是莫蒂之類的正規軍送給人侵他們地盤的同行的綽號)一點顏色看看。當然，孩子們被安置在另一問屋裡，看護她們的是特選警官和幾個來自受害者事務局暴力創傷部的社會工作者。
法警宣布了訴訟事件號碼及案件名稱，其中也包括被告的名字。他同時向坐在法庭拘禁區的奧沙利文示意，並責其走向前來。這一特定的宣詞對被告有很大的震懾，因其顯示了政府的威權：“紐約州政府的人民訴訟……”接著他轉向我，指示道：“請出示出席通知。”出席通知是庭審制度里眾多不合時宜的事項之一，它僅僅意味著律師必須出具其姓名、地址和從屬關係，登記在審判速記記錄上，以備日後檢查——例如，可以證明被告已按恰當方式從檢察官那裡得到了控訴通知。我回答道：“查爾斯·J.海因斯，法律援助協會的助理律師，現代表被告人。”
“他有名字嗎？”克倫威爾法官簡單地詢問道。
“是的，他當然有，法官大人，剛剛在庭審開始時由法警宣布過。”克倫威爾法官身材高大，肚子隆起，臉色通紅，顯示出肝病晚期的症候，那是酗酒幾十年的後果。他聽了我的話立刻就惱了。他聲如洪鐘，使得所有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屬，但特別是聚集一堂的媒體記者都能清楚地聽到他的質問：“為什麼要法律援助協會來代表該聯邦探員？他是有辦法請到私人辯護律師的。”這種法官是我們不得不對付的最糟糕的官僚，無論我如何解釋都沒法阻止他不失時機地在公眾面前出風頭。克倫威爾法官咄咄逼人的言辭在快結束時將矛頭指向了法律援助協會，尤其是要跟我過不去，“這七宗案子的每一宗保釋金定為100萬美元。100萬。”他補充道，像是不能肯定這是否完全被理解了。最後他說：“假如被告，一個聯邦探員，”此時他用洪亮而戲劇性十足的嗓音拼讀了奧沙利文的全名，“弗朗西斯·愛邁特·奧沙利文能夠湊齊700萬美元以確保在必要時能重返法庭，那么你，海因斯先生，以及你的組織，那本來該是代表貧窮罪犯的——”
“被告。”我嚷起來，打斷了法官的話。
“你要是再敢打斷我的話，看我不讓你交保釋費！”他尖聲高叫，他的反應是如此激烈，以至同時又打出一個響亮的飽嗝，黑麥威士忌——其早餐的常規飲品——的刺鼻氣味襲擊了距法官寶座5英尺內所有的人。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盯著我差不多足有一分鐘，才繼續發話。
“很好嘛，假如他付得起保釋金，我估計他也請得起律師。”我那可憐的朋友奧沙利文探員被銬走時嚇得什麼也應對不了。他朝我的方向悲哀地看了一眼，聳了聳肩。當他被帶往拘禁牢房，雙手銬在背後，我用口型對他說：“別擔心。”接著疾步出了法庭。我用了不到半小時便在紐約市管教部(即拘押奧沙利文的部門)準備好了人身保護權令狀。
人身保護權令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法律補救手段，是每個美國公民生而就有的權利，也是我們免受政府濫用職權的基本策略之一。該令狀是由法官簽發的命令，下達給在押人員的監管人。檔案開頭的文字責令道：“Habeas corpus ad subiiciendum.”——其基本意義為“汝速提此人見吾”。像許多其他賦予美國公民的權利一樣，它也有著英國法律的根源。它在英國法律中或許是最著名的律令了，並被普遍尊為“自由的偉大律令”。
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彼德·金得知我對令狀的申請後立刻予以批准。他起先笑出了聲，然後在得知克倫威爾法官時便搖頭說：“那個混蛋！”
我帶著令狀火速返回法庭。我便是在那裡第一次遇到了莫蒂。事實上我跟他撞了個滿懷，他向前一步厲聲說道：“我是《布魯克林鷹報》的莫蒂。你怎么想得起來代表這個壞東西的，嗯？”莫蒂最多不過5英尺高，聲音粗糲得像銼刀，身上散發著尼古丁的臭氣，那是多年抽駱駝牌香菸的後果。他的面孔連線著一頂樣子古怪的卷邊帽，右耳上還架著一支碩大的黃色鉛筆。他穿一件廉價的羊毛衫，深灰色長褲，以及一件花哨的紅白條紋襯衫；在我看來他挑這身行頭是因為他認為這合乎他的職業需要。我回想起其他司法口的報社記者大多也是類似的穿著。莫蒂又重複了問題，仿佛我第一遍沒聽到，你他媽的有什麼權利用納稅人的錢來代表這么個東西？自我和克倫威爾法官交惡並領教過他那可笑的公正表演後，我已沒有興致去對付莫蒂或其他任何人，於是我一把推開他，試著不去理會他的叫嚷和抱怨(說我侵犯人身權應該被抓起來)，逕自走向我的辦公室。莫蒂執意朝我辦公室打電話——一共11個——我一概不回。
之後，當令狀得到認可，奧沙利文探員在沒有任何保釋金的情況下獲釋時，莫蒂仍然對我窮追不捨。我不予理會，同時恨不得將其腦袋擰下來。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做了許多不同的工作，大多供職於政府，但有時也以刑事辯護律師的身份做些個人法律業務。我開始注意到不少重要的犯罪紀實報導署的是莫蒂的名字。我雖然忘不了我們不愉快的初遇，但還是很欣賞其文筆。他的寫作清晰、多思辨、視角全面，且不摻雜個人評判。很快他就在紐約市一家頗具影響的小報上有了自己的專欄，一周三篇，而我也成為其熱心讀者並很快迷上了他的文章。
1985年，我們各自的道路再次相交。那年6月，紐約州長馬里奧·M.科莫委任我做紐約市反腐特別公訴人。最早參與調查的幾件案子中，有一件是應莫蒂之邀，他要求與我會談。他在下曼哈頓巴克斯特街的福里尼義大利餐廳訂了午餐，這家飯店離聯邦暨州法院不遠，是檢察官、辯護律師和法官最愛光顧的一處地方。
餐廳分為兩間。主廳的進口在巴克斯特街，與之相連的後廳沿右邊的牆布置著相同的火車座。而兩個廳的中間和左邊都整齊地排列著餐桌，且恰如其分地隔出了私密空間。每個廳里的火車座都有鑲在牆上的金屬銘牌，標示了某位知名食客，通常為法官，如紐約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溫·托雷斯，《卡里托之路》一書的作者。托雷斯法官讓人難忘的是他在宣讀對某個不可救藥的毒販子的判決書時說的一句話：“聽著夥計，就我將要判給你的刑期來看，你的假釋官還沒出生呢！”
有一塊火車座銘牌是送給紐約縣德高望重的現任地區檢察官羅伯特·M.摩根索的。還有一塊獻給了才華橫溢的聯邦法官約翰·方丹·基南，他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弗蘭克·S.霍根手下掌管殺人案件，而後者則是摩根索的前任，一位令人敬畏的檢察官。
福里尼餐廳後屋的燈光被調得較為柔和，營造出比燈火通明的前屋更隱秘的氛圍。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差異，只是看上去更加私密，儘管時常還是能夠看見火車座——每組可容納四人——里的食客交頭接耳密談著什麼。很自然地，占據前屋的是那些願意被看見的人。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只有新來的大人物才會打斷他們的聊天。
福里尼的吧檯可以很容易地成為達蒙·魯尼恩故事的舞台背景。司法體系里不同層次的人物在這裡會談而極少考慮級別劃分。法警、辯護律師、警官、訴訟人乃至法官都圍著這張特別長的桌子縱情暢飲。開放式廚房將一陣陣誘人的大蒜香傳遍了吧檯。吧檯區燈光昏暗，當你從其開在巴克斯特街的門走進去時，那些老主顧看上去更像影子，直到你的眼睛適應了光線。
吧檯區在中午時分高朋滿座，有些熟客一直盤桓到傍晚。那兒大多充斥著高談闊論之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喧鬧聲反而比後屋更能遮掩密談。
莫蒂和我很恰當地選擇了在後廳會面，討論我們對公共腐敗，尤其是警務腐敗的共同興趣。進入正題之前莫蒂首先發話道：“那么小伙子，你代表的那個侵犯兒童的聯邦探員後來怎樣了，叫什麼來著，奧雷利還是……”
“奧沙利文，”我糾正他道，“這是一樁看來沒有結局的悲劇。你大概只記得弗蘭克·奧沙利文受到七名女童的指控，她們年紀最大的不過9歲。他被控在布魯克林的不同地區單獨或互不關聯地犯下多起幼奸罪行。他被警方逮捕，儘管實際情況是，唯一證據來自這些兒童的目擊辨認，而她們對他面部毛髮顏色的回憶是相互矛盾的。在每起襲擊之後受害兒童隨即向警方描述的汗毛顏色從亮紅到漆黑不一而足，然而由於所有這些暴行都如此令人髮指，地區檢察官拒絕駁回此案，即便奧沙利文的面部汗毛很顯然是金黃色的。他的結論是，這些描述上的差異可以解釋為孩子們年齡的幼小以及遭襲時難忍的傷痛。
“‘此外，’地區檢察官對奧沙利文的一位律師說，‘自從那傢伙給抓起來後，就再沒有類似襲擊事件了。’
“奧沙利文先後六次受審，而正如我說的，每次案情都一樣，以至於警察局的性犯罪科將這些襲擊歸為‘典型幼奸’。在每起案件中，受害者都被引誘進居民樓的電梯內，而侵犯者有顯著的面部汗毛、鬢角以及山羊鬍，以鮮亮的大手帕遮住了部分面孔及汗毛。受害者都訴說侵犯者用一把鍍銀小手槍抵住了她們的腦袋。侵犯者只說過一次話，而且非常簡短。他似乎總有辦法繞過樓層，徑直將女孩帶到頂樓，通常是六樓。接著他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將這個嚇壞了的孩子拖往一段金屬樓梯，類似消防梯，通往操作電梯的機房。然後他強迫受害者跪下。”
說到此處，我決定讓莫蒂見識一點該案中我為奧沙利文辯護的詳情。我想讓他知道我們當時面對的是什麼。
“助理檢察官小心翼翼地讓那個年僅7歲的幼小受害人，回憶了她與侵犯者的初次相遇，以使得她對罪犯的辨認準確無誤。 “‘你在等候電梯時，門廳里開燈了嗎？’
“‘是的。’
“‘燈亮不亮？’這個檢察官明白這是個不適當的對答案有誘導性的提問，但他也明白由於孩子的年齡以及她所承受的壓力，假如我提出反對的話法官不會做出有利於我的裁定。這無關緊要，因為我根本不打算反對，我認為那將使孩子受到驚嚇，從而給陪審團造成負面影響。
“孩子答道：‘很亮。’
“‘你獨自一個人？’
“‘是的，’她輕聲答道，然後又像耳語般加了句，‘只幾分鐘。’此時法官探身對她熱切地說：‘小寶貝，你得說響亮些，這樣陪審員才聽得見。’年幼的受害者便指了指弗蘭克，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然後他來了。’
“說到此時她的臉頰上流下了淚水，當她回想那醜惡的一刻時不禁戰慄起來。我向陪審席瞥了一眼，看見了陪審員們的反應，有的悲傷，有的憤怒，有的露出嫌惡的神色。
“助理檢察官證實了電梯裡的照明十分充足，且反覆詢問孩子在被誘拐以及受折磨的過程中她是朝哪兒看的，從而引出了她關於在機房遭到侵犯的證詞，並向陪審員清楚地表明，她有充分的機會來指認侵犯者。”就在此刻，即在我回憶小女孩的證詞時，我留神起莫蒂的反應來。
“‘當你被強迫跪下時發生了什麼事？’起訴人繼續問道。
“當孩子講到侵犯者拉下褲子拉鏈時，她的抽泣失去了控制……”
在我描述完這其中的淫邪和野蠻後，我看了看莫蒂，發現他的臉氣得發白。
“你怎么能為這頭豬辯護？”
“可是莫蒂，”我說，“這人是無辜的。”
我敘述完了她的證詞，其間她回憶道，那侵犯者最後對她說：“數到50，不然……”他亮出槍頂在她腦袋上，以強調不服從的後果。接著他出了門，很快下了金屬樓梯。
“弗蘭克出庭了六次，在每個案子裡都有一位經驗豐富、技巧嫻熟的律師代為辯護。每次他都遭受到全套指控，包括綁架、襲擊未遂以及幼奸。到了我代表他出庭時，受理抗訴的部門已撤銷了前兩項罪責，並駁回了指控，引證的理由是目擊者指認普遍缺乏可靠性，尤其在這兩宗案子裡。在我參與的這次審判中，侵犯者的面部汗毛的顏色與長度都有很大差異，不僅如此，他還被描述為長有漆黑的鬢角和漆黑而濃重的山羊鬍。弗蘭克的鬢角像他毛髮的其餘部分一樣是金黃的，他被捕時的照片上還有細絨毛狀的金黃色山羊鬍。警察得到的關於罪犯身高和體重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問題。根據受害者的說法，侵害她的人比弗蘭克重40磅，而且至少高出6英寸。”不過這在人們眼裡看來都無關緊要，對現在的莫蒂也是如此，於是弗蘭克·奧沙利文再次被控告。
“那時奧沙利文已失去工作，自第一次遭到起訴後就被解僱了，雖然他一直在求助FBI的仲裁。局裡為他做的行政複議隨著接踵而來的第二次控訴而變得毫無意義。當然在第二次控訴被駁回後他的行政抗訴得到複議，可是第三次訴訟又使之停頓下來。最後他維繫了10年的婚姻以離婚告終，他失去了對9歲女兒的監護權。他的妻子羅斯瑪麗在第三次審判時還跟他同甘共苦，但接下來她稱自己已不能肯定他的清白，並為他們的女兒感到擔憂。此時弗蘭克的健康每況愈下，而且還在努力克服抑鬱症，他說他已逆來順受慣了，也完全理解羅斯瑪麗的決定。
“幾個月後第三次控訴撤銷，案子被駁回，但是地區檢察官仍初衷不改，繼續起訴。弗蘭克又被審判和控訴了三回，每個案子又都被撤銷和駁回，理由是受理抗訴的法庭的結論認為目擊指證存在缺陷。不過真正向地區檢察官傳遞了明確信號的，是關於這起‘人民對奧沙利文之案’的第六次撤銷和駁回，其中在毫無異議的情況下，主持法官R.赫伯特·戴揚以雄辯但直截了當的語言寫道：‘對於本州的法庭而言，再也沒有比毫無任何其他支撐的目擊證詞更令人不安的證據了。雖則本法庭並非完全拒斥該證詞，但每一位希望做事公正的起訴人在仔細斟酌該證據時，都應該充分認識到其潛在的不良和不公正的後果。’戴揚接著又補充道：‘在金斯縣地區檢察官更完整地理解其職責不僅在於控訴還在於公正執法之前，本法庭還得依據奧沙利文案的事實撤銷多少次起訴？’奧沙利文無須第七次出庭受審了。”
莫蒂開始理解弗蘭克的困境，不再做出情緒化的反應，他問道：“那么他後來怎樣？”
“他重新歸隊並拿到了欠薪，”我回答，“但幾年前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他的狀態仍然很差，還在盡力挽回他的婚姻。幾個月後我把電話打到他重新分配工作後在聖路易斯的辦公室，他告訴我還是難以讓羅斯瑪麗回心轉意。”
我們都意識到談論奧沙利文的荒唐遭遇占用了大部分午餐時間，再談腐敗問題已沒有多少工夫了。這時年近七旬的莫蒂道：“順便說一句，小伙子，警務腐敗問題是永遠談不完的。他們什麼招數都試過，但都沒用。”我笑著聳了聳肩。
我們吃了鮮美的法蘭西小牛肉和浸大蒜及橄欖油的通心粉，然後省掉甜點，改而要了些濃咖啡和少許茴香酒。莫蒂突然站起來說：“吧檯那兒有幾個人想見見你。”
“誰？”我警惕地問。“都是些不錯的傢伙，幾個庭審記者，一個訴訟人，一個辯護律師。你大都認識，而且，”他向我保證，“不記錄在案。”
這是個周五的下午，度假的日子，法庭日程也停頓了，當我們走進吧檯區時，我認出了房間另一頭靠門口的博比·卡閔斯基，一位謀殺案訴訟律師。他正和卡洛斯·里維拉說著什麼，後者是辯護律師的好手，已幹了15個年頭了。里維拉早先在紐約縣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工作過10年。他剛剛被推薦到州最高法院，而且在民主黨的支持下，確保了在11月的選舉後有長達14年的任期。他和卡閔斯基正在慶祝呢。
里維拉和卡閔斯基過從甚密，情同手足。卡洛斯·里維拉有著5英尺8英寸的結實身材，厚厚的胸脯小心地掩藏在剪裁講究的巴羅尼西服里。他喜歡戴那種闊邊淺頂軟呢帽和穿深灰色斜紋軟呢帶天鵝絨領子的大衣。他總是用唾沫將黑色義大利皮鞋擦得鋥亮，那是在海軍陸戰隊時養成的習慣。他言辭強硬，時而夾雜著潑辣粗俗的語句，那是在埃爾巴里奧一哈萊姆的西班牙語區成長時學會並保留至今的。他的頭髮烏黑髮亮，且總是向後梳得十分齊整。作為資深謀殺案起訴人，他受上級委任對博比·卡閔斯基進行培訓，由此開始了兩人的友誼。博比·卡閔斯基身高6英尺5英寸，體重整兩百磅，每日清晨5點開始的強化訓練使得他魁梧結實。他長著濃密的淡黃棕色波浪發，而且作為一個45歲的單身漢，他可是一點不乏愛慕者。卡閔斯基和里維拉在福里尼餐館似乎總是形影不離，要么在餐區，要么在吧檯。他們都喝得不多，而是更喜歡吧檯上推杯換盞的氛罔，多數時候只是小口喝著健怡可樂或偶爾要些啤酒。他們各自的形象能使年紀稍長的顧客想起連環漫畫裡的人物馬特和傑夫。
站在他們之間的是三個記者：《紐約每日新聞》的西德·李昂斯，他無時無刻不在抽著雪茄；《今日新聞》的吉米·菲斯，是個矮胖愛嚷嚷的傢伙；還有《紐約郵報》的巴尼·戈爾登，他穿著方格子外套。三位都是能喝善飲之輩。我在法院裡見過他們，但從未交談過。我知道卡閔斯基和里維拉都是一流的庭審律師，要旁聽他們的辯論那可是一票難求。他們一上場便將兄弟情誼拋在法庭外邊，激烈的唇槍舌劍一直持續到陪審團宣判為止。
莫蒂飛快地向眾人介紹了我，著重於我的職位而不是名字。《今日新聞》的菲斯幾乎沒有分神注意我一下，而是第一個繼續自顧自地說起來：“假如國家不破產，你唯一能從這份該死的飯碗裡得到保證的就是每兩周一張的支票，因為對於警察腐敗，甚至是法官腐敗問題，你他媽的再也沒轍了！這是體制！”當我問菲斯為何如此肯定時，西德·李昂斯粗暴地打斷我說：“真見鬼，如果你連這個都不懂，你是憑什麼混上州反腐特別公訴人的？”為強調他的嘲諷，他一字一頓地念著我的頭銜。卡閔斯基打斷他們說：“咳，讓人家喘口氣吧，他什麼都沒說呢。”此時里維拉和《郵報》的戈爾登爭著扯開嗓門插進話來。“博比，跟小伙子說說馬爾維吧。”戈爾登說。“告訴他，”卡洛斯·里維拉說，“那鳥‘藍牆’是怎么毀了一個好端端的警察的。”戈爾登接著道：“你瞧，所有幹警察的都知道馬爾維的事，儘管他們大多是誠實、賣力的童子軍，可因為馬爾維，也因為警察局對其他警察的所作所為，沒有一個誠實的警察會願意幫助你消除警務腐敗。”“還有，”莫蒂補充道，“這也就是為什麼你只會是這個崗位上的又一個失敗者，這份活兒早就該在多年前廢除了。不過眼下，還是聽從吉米·菲斯的忠告吧。放鬆心情，享用工資。”對這種玩世不恭我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和新鮮，可我想聽聽馬爾維的事兒。
他們在那天下午告訴我的情況著實令我震驚，而數年之後馬爾維外甥的遭遇更讓人忍無可忍。這位青年警察史蒂文·羅伯特·霍爾特及其舅舅羅伯特·馬爾維警官的故事是個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說明紐約警局那“沉默的藍牆”是如何生成的，且為何要將其摧毀以終結紐約警察腐敗的惡性循環。這個關於警務腐敗的故事有個不同尋常的開端，以謀殺揭開了序幕。
我的這個人物叫莫蒂，並非真名，因為這是他本人的意願。他曾對我說：“要是你開始著手寫這個，可別把我寫進去。”接著他又補充道：“你瞧，假如是我寫，會顯得那么離奇，誰看了都不信，我可是要保名節的。而你——你是個該死的律師，有沒有人信你無所謂！”
莫蒂為一份很優秀的地方報《布魯克林鷹報》工作，常年出人於紐約市刑事法庭。那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做記者的黃金時節。當時有十大日報：《新聞》和《鏡報》(很多人以為它們是一份報紙，將其說成《新聞鏡報》)、《郵報》、《時代》、《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先驅論壇報》、《美洲日刊》、《斯泰頓島前進報》、《長島新聞》，當然還有發行量不大但非常強勢的《布魯克林鷹報》。許多偉大的律師早年都在地方刑事庭學習並磨礪基本技巧，並服務於法律援助協會或地區律師事務所，而這些場所也為年輕記者們提供了非凡的訓練機會。也正如初出茅廬的律師利用這些寶貴的經驗獲得初步的訓練，並通過能接觸到的大量案件來鍛鍊技能，莫蒂及其同儕也藉此熟諳了自己的工作之道。他們懂得了設定期限的極端必要性，以使一個故事能夠及時付梓；懂得了如何培植線人，以及如何尋找途徑來獲取秘密訊息以搶得先機。對於這些警務記者，特別是小字輩而言，刑事案件便是未加任何矯飾的鮮活舞台劇，正面人物及反面角色，歡樂與哀愁，混亂和痛苦樣樣俱全。莫蒂從未讓自己失去過對法庭場面的興致，他管位於布魯克林施默洪恩大街120號的法庭叫“地域會堂”。該會堂實則稱作紐約市刑事法庭，為一幢10層大樓，其外立面由灰色沙岩石塊砌成。它容納了十幾間審判室、法官室、文書辦公室和一間寬大的訴訟室——刑事控告便首先在此登記。到這裡來辦公的還有地區助理檢察官、來自法律援助協會的律師，這是一個在美國其他地區被稱作公共辯護部的組織。這幢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個街區的建築里每天都擠滿了人，他們中有數百名警官，還有數百名受害者和被告，以及同等數量的悲劇故事。
我初遇莫蒂是在1963年，那時我是法律援助協會派往刑事庭的律師。我們的見面立刻就給彼此留下了壞印象。我代表的被告是一名聯邦探員，被指控在數起獨立的案件中對七名兒童強行施以誘姦。沒有一個孩子超過9歲。雖然每次施暴都令人髮指且是在槍口威逼下進行的，但對於這些孩子是否正確地指認了侵犯者仍然存在一系列疑問。在單獨陳詞的情況下，孩子們對罪犯體重和身高的描述都超出被告人不少。唯一指認正確的是侵犯者和被告都有面部汗毛，不過即便這點相似之處也使訴訟程式寸步難行，因為每名受害者對汗毛顏色的描述從亮紅到漆黑不一而足。那個探員是我多年未見的一個兒時夥伴，此時被關押在拘留室——法庭地下層的單人牢房。我在會晤我的一個委託人時他認出了我。這間地下囚室簡直就是但丁設計的，照明亮度極差，到處充斥著尿味和體臭，並附著在牆壁以及所有穿過這一拘禁區域的人身上。總之這裡就是地牢，幾名囚徒分別關押在相鄰的牢房裡，他們的漫談永無止歇地迴蕩在空氣中，製造出一種令人驚恐的高聲喧叫。對於一位來自刑法體系另一端的聯邦警察來說，這一經歷不啻讓其心驚肉跳。
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弗蘭克·奧沙利文穿著藍色的高爾夫襯衫、茶色便褲和一雙破損的褐色廉價便鞋。因常年吸菸他的面孔過早地顯出老態，有很深的皺紋，灰白兩色的頭髮雜亂地生長在一起。他消瘦的肩膀使其5英尺6英寸的身材看上去更矮小。起先認出我時，他正倚著牢房的門欄。他既悲哀又羞愧於臉上已幹掉的淚痕，並帶著因恐懼而變得嘶啞的嗓音懇求我代表他面對犯罪指控的傳訊。傳訊是庭審程式的最初階段，被指控有罪的人被正式告知指控的詳細內容。他告訴我他的律師遲遲不能來，而管轄此拘禁地的典獄官稱要等他的律師到位後才能開庭。我受命向法官說明，法律援助協會將代表奧沙利文出庭，只限於傳訊階段。
開庭時，審判室里擠滿了七名小受害者的父母，面露焦急而憤怒的神色，還有幾十名警官和法警，另外，似乎紐約市所有的記者都到了。這只會讓地方上的警務記者——尤其是莫蒂更加惱火，使他們更渴望掘得內幕新聞，以給“那些城裡來的傢伙”(這是莫蒂之類的正規軍送給人侵他們地盤的同行的綽號)一點顏色看看。當然，孩子們被安置在另一問屋裡，看護她們的是特選警官和幾個來自受害者事務局暴力創傷部的社會工作者。
法警宣布了訴訟事件號碼及案件名稱，其中也包括被告的名字。他同時向坐在法庭拘禁區的奧沙利文示意，並責其走向前來。這一特定的宣詞對被告有很大的震懾，因其顯示了政府的威權：“紐約州政府的人民訴訟……”接著他轉向我，指示道：“請出示出席通知。”出席通知是庭審制度里眾多不合時宜的事項之一，它僅僅意味著律師必須出具其姓名、地址和從屬關係，登記在審判速記記錄上，以備日後檢查——例如，可以證明被告已按恰當方式從檢察官那裡得到了控訴通知。我回答道：“查爾斯·J.海因斯，法律援助協會的助理律師，現代表被告人。”
“他有名字嗎？”克倫威爾法官簡單地詢問道。
“是的，他當然有，法官大人，剛剛在庭審開始時由法警宣布過。”克倫威爾法官身材高大，肚子隆起，臉色通紅，顯示出肝病晚期的症候，那是酗酒幾十年的後果。他聽了我的話立刻就惱了。他聲如洪鐘，使得所有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屬，但特別是聚集一堂的媒體記者都能清楚地聽到他的質問：“為什麼要法律援助協會來代表該聯邦探員？他是有辦法請到私人辯護律師的。”這種法官是我們不得不對付的最糟糕的官僚，無論我如何解釋都沒法阻止他不失時機地在公眾面前出風頭。克倫威爾法官咄咄逼人的言辭在快結束時將矛頭指向了法律援助協會，尤其是要跟我過不去，“這七宗案子的每一宗保釋金定為100萬美元。100萬。”他補充道，像是不能肯定這是否完全被理解了。最後他說：“假如被告，一個聯邦探員，”此時他用洪亮而戲劇性十足的嗓音拼讀了奧沙利文的全名，“弗朗西斯·愛邁特·奧沙利文能夠湊齊700萬美元以確保在必要時能重返法庭，那么你，海因斯先生，以及你的組織，那本來該是代表貧窮罪犯的——”
“被告。”我嚷起來，打斷了法官的話。
“你要是再敢打斷我的話，看我不讓你交保釋費！”他尖聲高叫，他的反應是如此激烈，以至同時又打出一個響亮的飽嗝，黑麥威士忌——其早餐的常規飲品——的刺鼻氣味襲擊了距法官寶座5英尺內所有的人。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盯著我差不多足有一分鐘，才繼續發話。
“很好嘛，假如他付得起保釋金，我估計他也請得起律師。”我那可憐的朋友奧沙利文探員被銬走時嚇得什麼也應對不了。他朝我的方向悲哀地看了一眼，聳了聳肩。當他被帶往拘禁牢房，雙手銬在背後，我用口型對他說：“別擔心。”接著疾步出了法庭。我用了不到半小時便在紐約市管教部(即拘押奧沙利文的部門)準備好了人身保護權令狀。
人身保護權令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法律補救手段，是每個美國公民生而就有的權利，也是我們免受政府濫用職權的基本策略之一。該令狀是由法官簽發的命令，下達給在押人員的監管人。檔案開頭的文字責令道：“Habeas corpus ad subiiciendum.”——其基本意義為“汝速提此人見吾”。像許多其他賦予美國公民的權利一樣，它也有著英國法律的根源。它在英國法律中或許是最著名的律令了，並被普遍尊為“自由的偉大律令”。
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彼德·金得知我對令狀的申請後立刻予以批准。他起先笑出了聲，然後在得知克倫威爾法官時便搖頭說：“那個混蛋！”
我帶著令狀火速返回法庭。我便是在那裡第一次遇到了莫蒂。事實上我跟他撞了個滿懷，他向前一步厲聲說道：“我是《布魯克林鷹報》的莫蒂。你怎么想得起來代表這個壞東西的，嗯？”莫蒂最多不過5英尺高，聲音粗糲得像銼刀，身上散發著尼古丁的臭氣，那是多年抽駱駝牌香菸的後果。他的面孔連線著一頂樣子古怪的卷邊帽，右耳上還架著一支碩大的黃色鉛筆。他穿一件廉價的羊毛衫，深灰色長褲，以及一件花哨的紅白條紋襯衫；在我看來他挑這身行頭是因為他認為這合乎他的職業需要。我回想起其他司法口的報社記者大多也是類似的穿著。莫蒂又重複了問題，仿佛我第一遍沒聽到，你他媽的有什麼權利用納稅人的錢來代表這么個東西？自我和克倫威爾法官交惡並領教過他那可笑的公正表演後，我已沒有興致去對付莫蒂或其他任何人，於是我一把推開他，試著不去理會他的叫嚷和抱怨(說我侵犯人身權應該被抓起來)，逕自走向我的辦公室。莫蒂執意朝我辦公室打電話——一共11個——我一概不回。
之後，當令狀得到認可，奧沙利文探員在沒有任何保釋金的情況下獲釋時，莫蒂仍然對我窮追不捨。我不予理會，同時恨不得將其腦袋擰下來。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做了許多不同的工作，大多供職於政府，但有時也以刑事辯護律師的身份做些個人法律業務。我開始注意到不少重要的犯罪紀實報導署的是莫蒂的名字。我雖然忘不了我們不愉快的初遇，但還是很欣賞其文筆。他的寫作清晰、多思辨、視角全面，且不摻雜個人評判。很快他就在紐約市一家頗具影響的小報上有了自己的專欄，一周三篇，而我也成為其熱心讀者並很快迷上了他的文章。
1985年，我們各自的道路再次相交。那年6月，紐約州長馬里奧·M.科莫委任我做紐約市反腐特別公訴人。最早參與調查的幾件案子中，有一件是應莫蒂之邀，他要求與我會談。他在下曼哈頓巴克斯特街的福里尼義大利餐廳訂了午餐，這家飯店離聯邦暨州法院不遠，是檢察官、辯護律師和法官最愛光顧的一處地方。
餐廳分為兩間。主廳的進口在巴克斯特街，與之相連的後廳沿右邊的牆布置著相同的火車座。而兩個廳的中間和左邊都整齊地排列著餐桌，且恰如其分地隔出了私密空間。每個廳里的火車座都有鑲在牆上的金屬銘牌，標示了某位知名食客，通常為法官，如紐約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溫·托雷斯，《卡里托之路》一書的作者。托雷斯法官讓人難忘的是他在宣讀對某個不可救藥的毒販子的判決書時說的一句話：“聽著夥計，就我將要判給你的刑期來看，你的假釋官還沒出生呢！”
有一塊火車座銘牌是送給紐約縣德高望重的現任地區檢察官羅伯特·M.摩根索的。還有一塊獻給了才華橫溢的聯邦法官約翰·方丹·基南，他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弗蘭克·S.霍根手下掌管殺人案件，而後者則是摩根索的前任，一位令人敬畏的檢察官。
福里尼餐廳後屋的燈光被調得較為柔和，營造出比燈火通明的前屋更隱秘的氛圍。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差異，只是看上去更加私密，儘管時常還是能夠看見火車座——每組可容納四人——里的食客交頭接耳密談著什麼。很自然地，占據前屋的是那些願意被看見的人。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只有新來的大人物才會打斷他們的聊天。
福里尼的吧檯可以很容易地成為達蒙·魯尼恩故事的舞台背景。司法體系里不同層次的人物在這裡會談而極少考慮級別劃分。法警、辯護律師、警官、訴訟人乃至法官都圍著這張特別長的桌子縱情暢飲。開放式廚房將一陣陣誘人的大蒜香傳遍了吧檯。吧檯區燈光昏暗，當你從其開在巴克斯特街的門走進去時，那些老主顧看上去更像影子，直到你的眼睛適應了光線。
吧檯區在中午時分高朋滿座，有些熟客一直盤桓到傍晚。那兒大多充斥著高談闊論之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喧鬧聲反而比後屋更能遮掩密談。
莫蒂和我很恰當地選擇了在後廳會面，討論我們對公共腐敗，尤其是警務腐敗的共同興趣。進入正題之前莫蒂首先發話道：“那么小伙子，你代表的那個侵犯兒童的聯邦探員後來怎樣了，叫什麼來著，奧雷利還是……”
“奧沙利文，”我糾正他道，“這是一樁看來沒有結局的悲劇。你大概只記得弗蘭克·奧沙利文受到七名女童的指控，她們年紀最大的不過9歲。他被控在布魯克林的不同地區單獨或互不關聯地犯下多起幼奸罪行。他被警方逮捕，儘管實際情況是，唯一證據來自這些兒童的目擊辨認，而她們對他面部毛髮顏色的回憶是相互矛盾的。在每起襲擊之後受害兒童隨即向警方描述的汗毛顏色從亮紅到漆黑不一而足，然而由於所有這些暴行都如此令人髮指，地區檢察官拒絕駁回此案，即便奧沙利文的面部汗毛很顯然是金黃色的。他的結論是，這些描述上的差異可以解釋為孩子們年齡的幼小以及遭襲時難忍的傷痛。
“‘此外，’地區檢察官對奧沙利文的一位律師說，‘自從那傢伙給抓起來後，就再沒有類似襲擊事件了。’
“奧沙利文先後六次受審，而正如我說的，每次案情都一樣，以至於警察局的性犯罪科將這些襲擊歸為‘典型幼奸’。在每起案件中，受害者都被引誘進居民樓的電梯內，而侵犯者有顯著的面部汗毛、鬢角以及山羊鬍，以鮮亮的大手帕遮住了部分面孔及汗毛。受害者都訴說侵犯者用一把鍍銀小手槍抵住了她們的腦袋。侵犯者只說過一次話，而且非常簡短。他似乎總有辦法繞過樓層，徑直將女孩帶到頂樓，通常是六樓。接著他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將這個嚇壞了的孩子拖往一段金屬樓梯，類似消防梯，通往操作電梯的機房。然後他強迫受害者跪下。”
說到此處，我決定讓莫蒂見識一點該案中我為奧沙利文辯護的詳情。我想讓他知道我們當時面對的是什麼。
“助理檢察官小心翼翼地讓那個年僅7歲的幼小受害人，回憶了她與侵犯者的初次相遇，以使得她對罪犯的辨認準確無誤。 “‘你在等候電梯時，門廳里開燈了嗎？’
“‘是的。’
“‘燈亮不亮？’這個檢察官明白這是個不適當的對答案有誘導性的提問，但他也明白由於孩子的年齡以及她所承受的壓力，假如我提出反對的話法官不會做出有利於我的裁定。這無關緊要，因為我根本不打算反對，我認為那將使孩子受到驚嚇，從而給陪審團造成負面影響。
“孩子答道：‘很亮。’
“‘你獨自一個人？’
“‘是的，’她輕聲答道，然後又像耳語般加了句，‘只幾分鐘。’此時法官探身對她熱切地說：‘小寶貝，你得說響亮些，這樣陪審員才聽得見。’年幼的受害者便指了指弗蘭克，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然後他來了。’
“說到此時她的臉頰上流下了淚水，當她回想那醜惡的一刻時不禁戰慄起來。我向陪審席瞥了一眼，看見了陪審員們的反應，有的悲傷，有的憤怒，有的露出嫌惡的神色。
“助理檢察官證實了電梯裡的照明十分充足，且反覆詢問孩子在被誘拐以及受折磨的過程中她是朝哪兒看的，從而引出了她關於在機房遭到侵犯的證詞，並向陪審員清楚地表明，她有充分的機會來指認侵犯者。”就在此刻，即在我回憶小女孩的證詞時，我留神起莫蒂的反應來。
“‘當你被強迫跪下時發生了什麼事？’起訴人繼續問道。
“當孩子講到侵犯者拉下褲子拉鏈時，她的抽泣失去了控制……”
在我描述完這其中的淫邪和野蠻後，我看了看莫蒂，發現他的臉氣得發白。
“你怎么能為這頭豬辯護？”
“可是莫蒂，”我說，“這人是無辜的。”
我敘述完了她的證詞，其間她回憶道，那侵犯者最後對她說：“數到50，不然……”他亮出槍頂在她腦袋上，以強調不服從的後果。接著他出了門，很快下了金屬樓梯。
“弗蘭克出庭了六次，在每個案子裡都有一位經驗豐富、技巧嫻熟的律師代為辯護。每次他都遭受到全套指控，包括綁架、襲擊未遂以及幼奸。到了我代表他出庭時，受理抗訴的部門已撤銷了前兩項罪責，並駁回了指控，引證的理由是目擊者指認普遍缺乏可靠性，尤其在這兩宗案子裡。在我參與的這次審判中，侵犯者的面部汗毛的顏色與長度都有很大差異，不僅如此，他還被描述為長有漆黑的鬢角和漆黑而濃重的山羊鬍。弗蘭克的鬢角像他毛髮的其餘部分一樣是金黃的，他被捕時的照片上還有細絨毛狀的金黃色山羊鬍。警察得到的關於罪犯身高和體重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問題。根據受害者的說法，侵害她的人比弗蘭克重40磅，而且至少高出6英寸。”不過這在人們眼裡看來都無關緊要，對現在的莫蒂也是如此，於是弗蘭克·奧沙利文再次被控告。
“那時奧沙利文已失去工作，自第一次遭到起訴後就被解僱了，雖然他一直在求助FBI的仲裁。局裡為他做的行政複議隨著接踵而來的第二次控訴而變得毫無意義。當然在第二次控訴被駁回後他的行政抗訴得到複議，可是第三次訴訟又使之停頓下來。最後他維繫了10年的婚姻以離婚告終，他失去了對9歲女兒的監護權。他的妻子羅斯瑪麗在第三次審判時還跟他同甘共苦，但接下來她稱自己已不能肯定他的清白，並為他們的女兒感到擔憂。此時弗蘭克的健康每況愈下，而且還在努力克服抑鬱症，他說他已逆來順受慣了，也完全理解羅斯瑪麗的決定。
“幾個月後第三次控訴撤銷，案子被駁回，但是地區檢察官仍初衷不改，繼續起訴。弗蘭克又被審判和控訴了三回，每個案子又都被撤銷和駁回，理由是受理抗訴的法庭的結論認為目擊指證存在缺陷。不過真正向地區檢察官傳遞了明確信號的，是關於這起‘人民對奧沙利文之案’的第六次撤銷和駁回，其中在毫無異議的情況下，主持法官R.赫伯特·戴揚以雄辯但直截了當的語言寫道：‘對於本州的法庭而言，再也沒有比毫無任何其他支撐的目擊證詞更令人不安的證據了。雖則本法庭並非完全拒斥該證詞，但每一位希望做事公正的起訴人在仔細斟酌該證據時，都應該充分認識到其潛在的不良和不公正的後果。’戴揚接著又補充道：‘在金斯縣地區檢察官更完整地理解其職責不僅在於控訴還在於公正執法之前，本法庭還得依據奧沙利文案的事實撤銷多少次起訴？’奧沙利文無須第七次出庭受審了。”
莫蒂開始理解弗蘭克的困境，不再做出情緒化的反應，他問道：“那么他後來怎樣？”
“他重新歸隊並拿到了欠薪，”我回答，“但幾年前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他的狀態仍然很差，還在盡力挽回他的婚姻。幾個月後我把電話打到他重新分配工作後在聖路易斯的辦公室，他告訴我還是難以讓羅斯瑪麗回心轉意。”
我們都意識到談論奧沙利文的荒唐遭遇占用了大部分午餐時間，再談腐敗問題已沒有多少工夫了。這時年近七旬的莫蒂道：“順便說一句，小伙子，警務腐敗問題是永遠談不完的。他們什麼招數都試過，但都沒用。”我笑著聳了聳肩。
我們吃了鮮美的法蘭西小牛肉和浸大蒜及橄欖油的通心粉，然後省掉甜點，改而要了些濃咖啡和少許茴香酒。莫蒂突然站起來說：“吧檯那兒有幾個人想見見你。”
“誰？”我警惕地問。“都是些不錯的傢伙，幾個庭審記者，一個訴訟人，一個辯護律師。你大都認識，而且，”他向我保證，“不記錄在案。”
這是個周五的下午，度假的日子，法庭日程也停頓了，當我們走進吧檯區時，我認出了房間另一頭靠門口的博比·卡閔斯基，一位謀殺案訴訟律師。他正和卡洛斯·里維拉說著什麼，後者是辯護律師的好手，已幹了15個年頭了。里維拉早先在紐約縣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工作過10年。他剛剛被推薦到州最高法院，而且在民主黨的支持下，確保了在11月的選舉後有長達14年的任期。他和卡閔斯基正在慶祝呢。
里維拉和卡閔斯基過從甚密，情同手足。卡洛斯·里維拉有著5英尺8英寸的結實身材，厚厚的胸脯小心地掩藏在剪裁講究的巴羅尼西服里。他喜歡戴那種闊邊淺頂軟呢帽和穿深灰色斜紋軟呢帶天鵝絨領子的大衣。他總是用唾沫將黑色義大利皮鞋擦得鋥亮，那是在海軍陸戰隊時養成的習慣。他言辭強硬，時而夾雜著潑辣粗俗的語句，那是在埃爾巴里奧一哈萊姆的西班牙語區成長時學會並保留至今的。他的頭髮烏黑髮亮，且總是向後梳得十分齊整。作為資深謀殺案起訴人，他受上級委任對博比·卡閔斯基進行培訓，由此開始了兩人的友誼。博比·卡閔斯基身高6英尺5英寸，體重整兩百磅，每日清晨5點開始的強化訓練使得他魁梧結實。他長著濃密的淡黃棕色波浪發，而且作為一個45歲的單身漢，他可是一點不乏愛慕者。卡閔斯基和里維拉在福里尼餐館似乎總是形影不離，要么在餐區，要么在吧檯。他們都喝得不多，而是更喜歡吧檯上推杯換盞的氛罔，多數時候只是小口喝著健怡可樂或偶爾要些啤酒。他們各自的形象能使年紀稍長的顧客想起連環漫畫裡的人物馬特和傑夫。
站在他們之間的是三個記者：《紐約每日新聞》的西德·李昂斯，他無時無刻不在抽著雪茄；《今日新聞》的吉米·菲斯，是個矮胖愛嚷嚷的傢伙；還有《紐約郵報》的巴尼·戈爾登，他穿著方格子外套。三位都是能喝善飲之輩。我在法院裡見過他們，但從未交談過。我知道卡閔斯基和里維拉都是一流的庭審律師，要旁聽他們的辯論那可是一票難求。他們一上場便將兄弟情誼拋在法庭外邊，激烈的唇槍舌劍一直持續到陪審團宣判為止。
莫蒂飛快地向眾人介紹了我，著重於我的職位而不是名字。《今日新聞》的菲斯幾乎沒有分神注意我一下，而是第一個繼續自顧自地說起來：“假如國家不破產，你唯一能從這份該死的飯碗裡得到保證的就是每兩周一張的支票，因為對於警察腐敗，甚至是法官腐敗問題，你他媽的再也沒轍了！這是體制！”當我問菲斯為何如此肯定時，西德·李昂斯粗暴地打斷我說：“真見鬼，如果你連這個都不懂，你是憑什麼混上州反腐特別公訴人的？”為強調他的嘲諷，他一字一頓地念著我的頭銜。卡閔斯基打斷他們說：“咳，讓人家喘口氣吧，他什麼都沒說呢。”此時里維拉和《郵報》的戈爾登爭著扯開嗓門插進話來。“博比，跟小伙子說說馬爾維吧。”戈爾登說。“告訴他，”卡洛斯·里維拉說，“那鳥‘藍牆’是怎么毀了一個好端端的警察的。”戈爾登接著道：“你瞧，所有幹警察的都知道馬爾維的事，儘管他們大多是誠實、賣力的童子軍，可因為馬爾維，也因為警察局對其他警察的所作所為，沒有一個誠實的警察會願意幫助你消除警務腐敗。”“還有，”莫蒂補充道，“這也就是為什麼你只會是這個崗位上的又一個失敗者，這份活兒早就該在多年前廢除了。不過眼下，還是聽從吉米·菲斯的忠告吧。放鬆心情，享用工資。”對這種玩世不恭我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和新鮮，可我想聽聽馬爾維的事兒。
他們在那天下午告訴我的情況著實令我震驚，而數年之後馬爾維外甥的遭遇更讓人忍無可忍。這位青年警察史蒂文·羅伯特·霍爾特及其舅舅羅伯特·馬爾維警官的故事是個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說明紐約警局那“沉默的藍牆”是如何生成的，且為何要將其摧毀以終結紐約警察腐敗的惡性循環。這個關於警務腐敗的故事有個不同尋常的開端，以謀殺揭開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