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居民收入影響實證研究
基本介紹
中文摘要
在中國過去的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推動中國經濟成長和發展的一個巨觀經濟變數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期間，中國居民的收入增長水平呈現出與外商直接投資反向變動、收入差距與外商直接投資同向變動的關係。依據傳統的國際經濟理論和分配理論這是一種悖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開發中國家內部密集使用高技術工人的產品的價格將會相對下降，密集使用非技術工人的產品價格將會相對上升。依據完全競爭市場上要素按其邊際收益獲取邊際報酬的假定，技術工人的收入將會下降，非技術工人收入將會上升，收入差距將會縮小。同時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一種隱含有技術進步因素的資本，它的進入必然改變開發中國家要素稟賦狀況、生產技術水平和勞動的有效性，從而提高東道國居民收入水平。如何看待和解釋這種悖論呢?為此本文藉助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工具對勞動供給既定條件下的技術工人供給的內生性進行了推導，構建了技術工人內生供給的勞動供給模型，並以此模型為基礎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中國居民收入水平、收入結構的強度進行了驗證，並檢驗了外商直接投資與影響中國居民收入關鍵變數之間的關係，解釋了傳統的國際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相背離產生的原因，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策建議。 本文首先對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居民收入狀況的經驗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中國居民收入增長水平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反向變動。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降低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的行業工資水平和增長率低於外商直接投資進入較少或沒有進入的行業。在傳統的經典理論範疇內，我們不能對此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同時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加大了中國地區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和行業內收入差距。 其次，為了對此種悖論做出合理解釋，本文對中國居民收入的變動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實證檢驗。由於外商直接投資隱含的技術進步性質，使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異質性勞動體現出不同的偏好。在充分就業和勞動供給以不變的外生增長率供給的假定下，對勞動需求的增加將會導致工資水平的上漲。但現實的中國，一方面存在著大量知識失業，一方面存在著技術工人收入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持續進入而不斷上漲現象。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居民消費水平和工資水平在GDP中所占比重呈下降態勢。這種理論與現實的背離對傳統的貿易理論、增長理論和分配理論提出了挑戰。在異質性勞動由於居民跨期選擇偏好而能在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之間進行流動和轉換時，技術工人的供給就演變成由企業支付的報酬、政府的鼓勵補貼政策和居民的跨期選擇偏好共同決定的內生變數。勞動節約型外商直接投資為了滿足對密集使用技術工人需求的長期偏好，願意在技術工人供給增加的條件下，以較高的報酬雇用技術工人。政府為了縮小與已開發國家間的技術差距，能更好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願意對技術工人進行轉移支付，增加對技術工人的教育補貼。這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過程中中國技術工人收入水平遠高於非技術工人，從而出現了居民收入水平的變化與傳統經濟理論的悖離。為了對該假說進行檢驗，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資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為基礎構建了計量模型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中國居民收入水平的效果進行了驗證。實證檢驗支持了假說。 再次，為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本文通過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礎上對Cobb-Douglas生產函式進行了拓展，推導出封閉經濟的變異係數和導入外商直接投資的開放經濟的變異係數，通過變異係數的比較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變動和長期影響。並以此分析為基礎建立了固定效應計量模型(FEM)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吉尼係數的變動、區域收入差距的影響。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惡化了中國吉尼係數的水平，加大了地區間收入的不均衡。 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影響的檢驗，我們證明了在技術工人供給內生的條件下，由於外商直接投資勞動節約型特徵導致的技術工人收入增長快於非技術工人收入增長引起的中國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變動。但這種變動是由那些中間變數傳導的呢?從要素分配理論的角度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對居民收入的影響是通過改變資本稟賦狀況、資本—產出比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來實現的。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是如何影響這些變數以及影響程度的大小。本文在理論分析基礎之上建立了相關計量模型，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中國就業水平、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水平和勞動有效性的程度進行了度量。發現1995年是外商直接投資影響中國就業的一個突變點。在1995之前，具有明顯的就業效應；在1995之後就業效應明顯弱化，外商直接投資體現出較強的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特徵，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技術溢出正從水平效應向結構效應轉變。同時，作為單純的資本要素，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消極作用；而作為技術進步載體的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積極作用，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影響的大小取決於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水平的高低和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在這一過程中，勞動的有效性已成為中國承接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重要載體，非技術工人收入狀況在長期內將持續惡化。 由於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居民收入影響在長期內結構效應要遠大於增長效應，因而如何興利除弊就成為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關鍵。為此，我們可以從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方面來著手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