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十年以後，夏添終於是一個無罪的人了。
2014年1月14日，夏母唐小琳的電話突然響起，是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打來的，說夏添的犯罪記錄已被清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夏添事件
- 性質：冤假錯案
電話來得毫無徵兆，就像當年通知“有罪”的電話一樣。2003年，一個電話打到夏家，唐小琳得知兒子因為搶劫罪被判刑三年，緩期四年執行。但很快就搞清楚，這只是一次失誤。在同一個轄區，還住著另外一個夏添。陰差陽錯地，一個夏添的身份信息，竟然出現在另一個夏添的判決書上。
雖然覺得氣憤，但公安局和法院相關人員迅速且誠懇的道歉，讓唐小琳以為，這只是一樁意外闖進自己家門的奇事，很快將煙消雲散。兒子為此受了點驚嚇，僅此而已。直到2007年電話再次響起，她才知道，這“犯罪記錄”如影子般一直追隨著這個家庭，從未離開。
陰影是在2013年再次顯現的。同樣是受一個電話的刺激，唐小琳想辦法去查詢，這才發現兒子的信息出現在“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里。
“我們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了。”唐小琳說，這一次，雖然電話那端的警官篤定地告訴她，錯誤已經改正，但自己和家人似乎仍不敢確信。
“你還去搶別人？別人不搶你就不錯了！”
1月14日，唐小琳上午接到電話，下午就有公安派來的車接他們去查詢信息庫。車還沒到，夏添在家裡已經穿好了鞋子，站在門口等著。唐小琳有些頹唐地坐在椅子上。她說，為了等這個結果，她第一次體會到“度日如年”的滋味。
一家人的生活節奏被打亂，是從2013年11月15日早上8點過響起的電話鈴聲開始的。那時唐小琳剛買完菜，騎車到一個十字路口，遇到紅燈便停了下來。車筐里還放著兒子喜歡吃的三河米餃。
電話那端自稱是派出所在核查人口信息。這讓唐小琳有些疑惑，自從舊房子拆遷，自己搬到現在的住址還不到半年的時間，已經做過兩次人口核查了，為什麼還要再來一次？當她提出自己的疑問時，電話那端換了一個人接聽，這次是位警官。
“你兒子夏添可跟你一起住？”警官問。
“是啊。”
“那他最近表現可好？”
這輕描淡寫的一問，讓唐小琳在路口幾乎立即失控。“我兒子是不是還有什麼犯罪記錄！”唐小琳不管不顧地叫起來。她沒有想到，這個當年誤闖入自家的“犯罪記錄”，竟能在這裡常住下來，一呆就是十年。
2003年7月的一天，夏家的那部白色電話機突然響起。電話那端的人告訴接電話的唐小琳，要夏添到派出所去一趟。唐小琳沒有多想，她也不知道，這通電話本應通往的，是附近另一個夏添的家。
那時的夏添參加完高考，剛收到合肥通用職業技術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並不是他自己理想的學校，不過有學校錄取，也還不錯。國小一年級時由於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動了手術，夏添休學一年，高中畢業又復讀一年，這讓他比同齡人晚兩年考入大學。
而同轄區的另一個夏添，此時已經是合肥學院大二的學生了。4月的一個晚上，大學生夏添和兩個同伴一起，搶了路人一部迪比特6566型彩屏手機，5分鐘左右，就被警察抓獲。他說，這是為了給學校排演的話劇籌錢。
經過檢察院的起訴和法庭審理，他被判刑三年，緩期四年執行。由於是緩刑，判決書被下達至派出所，由派出所對“夏添”進行管控。
“你就是夏添？”夏添記得，當時他來到寧國路派出所，接待的警官有些疑惑地問。
然後，一頭霧水的夏添看到了判決書，那上面寫有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也有另一個夏添的犯罪經過。具體內容他已經不記得，因為當時有點蒙住了。甚至，在派出所，夏添都沒有對判決書提出反對意見，只是說：“那我回家先跟我爸媽說。”
實際上，如果不是看到兒子回家後煞白的臉色，唐小琳在聽到夏添說自己因為搶劫罪被判刑時，都以為是在開玩笑。在她的記憶里，夏添性格內向，不大和外人打交道。雖然小時候爺爺送他上幼稚園的時候還“能說會道”，但到了高中以後就漸漸有些沉默寡言了。股骨頭的疾病經過手術已經不太看得出來，但他依然無法奔跑，而且一到陰天下雨就疼。一張殘疾證將陪伴他終生。那時身高還不足1.5米的他，因為長期服藥的關係，身材也開始越來越胖。
“你還去搶別人？別人不搶你就不錯了！”當天，一家三口再次來到派出所問明情況時，警官對此也覺得詫異。而在法院，庭審的法官一眼就認出來，眼前這個矮矮胖胖、頭髮有些自來卷的男孩並不是當時站在審判席上的那個人。
“在案件辦理過程中，辦案民警按照犯罪嫌疑人夏添交待的家庭住址到管轄的寧國路派出所調取戶籍證明，當時（嫌疑人）夏添因上學已將戶籍遷出，民警將寧國路所與嫌疑人夏添同名且同年的居民夏添的戶籍證明調取，當時的戶籍證明無照片，嫌疑人夏添在後期材料中對調取的身份信息也未提出異議，民警便將戶籍信息附捲起訴。”在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最近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說明材料中，一段只有一條微博長短的文字，就把這個看起來顯而易見地錯誤講了個清楚。
所以，十年之後，當唐小琳在路口接到派出所電話時，怎么也想不明白，這個可以如此輕鬆說清楚的錯誤，為何至今還沒有甩掉。這個身材瘦弱、平時膽子很小的女人再也顧不上顏面，站在街上衝著電話那端大喊大叫。
“喔，那我今天還有事情，你明天來派出所一趟吧。”電話那端的警官簡單地回復。
“是不是兒子頂了別人的罪？”從接到電話開始，這樣的懷疑時不時就在唐小琳腦海中出現。
“就像兩條平行線，應該永遠沒有交集的”
時間退回到2003年，在唐小琳那裡，這樣的懷疑還沒有出現。
莫名其妙闖進生活的罪名讓這家人感到憤怒，夏添的父親請來了單位的法律顧問，唐小琳也把這個烏龍案告訴了當地電視台，讓記者來採訪。但當天晚上，蜀山分局的人就找到了夏家，進行賠禮道歉。為了讓溝通順暢，公安局的人還專門找了一個與夏父相識的人做中間人。
道歉的現場，除了分局局長和中間人以外，還有兩個年輕人。唐小琳不記得他們長什麼樣子，只記得局長說，這都是新來的年輕人，辦事沒有經驗，難免出錯，希望諒解。
唐小琳的心一下子軟了。
在2013年接到那通電話以後，唐小琳有些後悔——如果當時態度強硬一點，或許不會有之後的枝節。
其實，在當時，她幾乎沒有強硬的機會。承諾的三天改正期限還沒到，公安分局和法院的人就和夏添的父親一起，拿著材料來到寧國路派出所，對這裡的檔案做了修改。而據蜀山區法院副院長朱加強介紹，法院也從寧國路派出所撤回了判決書，重新送達合肥學院所在的稻香村派出所。
看起來，休止符就此畫上。雖然在家等著開學的夏添，還是時不時會擔心，萬一這個錯誤影響了自己的入學怎么辦。9月開學，一切正常，這個事情也就漸漸地從這個三口之家淡出。夏添還會偶爾和學校里很好的哥們兒說起，自己曾經有過一次如此奇怪的經歷。
另一個夏添的生活也在逐步恢復正常。父母的失望和對他改過自新的期待，讓他感到壓力。不過合肥學院並沒有開除他，只是讓他回家反思一年。如今面對媒體時，他強調，判決書上的錯誤，沒有影響服刑，那幾年自己都會定期寫材料，匯報近況。
得知錯誤的判決書讓同名人背了黑鍋，犯了罪的夏添的父親輾轉找到另一個夏添的父親，希望對打擾他們的生活當面道歉。這被唐小琳拒絕了。她覺得，這件事情已經就此結束，兩家人沒有任何必要打交道。
“就像兩條平行線，應該永遠沒有交集的。”唐小琳說。
唐小琳的父親生前是一個律師，卻不僅沒有讓這個家庭走上與法律有關的道路，還留下“膽如鼠，遠訴訟”的遺訓。唐小琳理解，這是讓自己儘量少惹是非。而實際上，父親黃埔軍校畢業生的身份，也讓整個家庭在“文革”中受難不少，並逐漸養成了遇事“靠邊走”的習慣。
這樣的習慣也傳給了夏添。直到現在，他連走路都喜歡靠右，不會逆行。因為公車上扒手很多，他上車都兩隻手扶著把手，避免碰著別人時惹上嫌疑。
而犯罪的夏添回到學校後，痛感自己不懂法，所以從國際貿易轉而學習法律。
“如果公安局的人沒有經過系統的法律學習，可能犯錯，那法院為什麼不能仔細審核信息？”
然而在這個總是謹小慎微的家庭，“不速之客”只是潛伏起來，並未離開。它隨著2007年的一個電話再次顯形。
那本是一個喜慶的年份。從合肥通用職業技術學院畢業的夏添，終於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通訊公司錄入單據。北京奧運會將在次年召開，全國上下都在為此做準備。但夏家的白色電話機突然又響了，唐小琳這才知道，稀里糊塗地，夏添也進入為奧運“準備”的行列——因為曾經的“犯罪信息”，他成了派出所的重點監控人員。
放下電話，唐小琳直奔派出所。那裡的人告訴她，這份監控名單是從法院來的。而從法院，她卻只得到一個並不明確的解釋：“這可能是卷宗里的東西沒有改徹底。”
這讓唐小琳想不明白，既然當年已經發現錯誤，為什麼不能改徹底？她認為，既然當年自己的丈夫親眼看見派出所的檔案被改正，那這些遺留在法院卷宗里的痕跡就是讓錯誤捲土重來的唯一原因。
如今當中國青年報記者帶著唐小琳當年的疑惑，來到蜀山區法院時，副院長朱加強說，法院的判決書沒有上網，因此，當年發現錯誤並從寧國路派出所撤回判決書以後，“法院的工作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沒有必要修改判決書？”記者問。
“對。”朱加強回答。
“如果2003年法院對卷宗里的判決書做了修改，是否可能避免後續的錯誤出現？”記者又問。
朱加強表示，這兩者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至於2007年的監控名單來自哪裡，他的解釋是“法院並沒有給公安送過名單”，“可能是政法委要求公安機關出具名單，公安機關根據法院的判決書製成的”。而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則告訴記者，是“其他相關部門下發了一批前科人員名單，其中仍有未更改的夏添錯誤判決信息”。
無論如何，在2007年，讓法院徹底改正錯誤是唐小琳唯一的要求。
“如果公安局的人沒有經過系統的法律學習，可能犯錯，那法院為什麼不能仔細審核信息？”唐小琳說，從這時，她開始懷疑這裡邊會不會有“貓兒膩”。為此，她還給當地紀委的網站寫了一封信。
對此，朱加強解釋，在當年的案件中，庭前審查階段，犯罪嫌疑人並沒有對身份信息提出異議，而公安機關提供的又是具有效力的戶籍信息，因此成了判決書生成的主要依據。
事實上，2003年時，站在法庭上的夏添已經意識到錯誤，並且提了出來。但是，朱加強告訴記者，在審判過程中，法官處於“居中裁決”的角色，只以事實為依據，而不偏信任何一方的意見。由於夏添提出異議是在抗辯階段，而且沒有提供身份證明，所以法庭並未採信，只在判決書上留下一行“被告人夏添辯稱，起訴書指控其出生日期有誤，應為1983年10月3日”的記錄。
對此，沒學過法律的唐小琳想不明白，當事人都提出異議，為什麼還是改變不了現實。
“你們對我兒子一直監控，是不是讓另一個夏添就失去監控？”唐小琳也曾當面向法官提出質疑。
當事法官向她保證，另一個夏添並沒有“失去監控”。這時的他，已經從合肥學院畢業，在連續考了兩年之後，在這一年考取了“一所國內頂級高校的法學院研究生”，並“在這所百年名校里取得了一等獎學金”。
從法官那裡聽到另一個夏添的訊息後，唐小琳記得自己第一反應是高興，“浪子回頭了啊”。她還暗自慶幸2003年的時候沒有揪著那次錯誤不放，要是萬一把事情弄大，“那個孩子就完了”。
讓唐小琳看到希望的是，在接下來的半個月，當事法官幾乎天天來自己的單位賠禮道歉，“像上班一樣”。唐小琳這次又差一點心軟，但最終還是忍住了。雖然法官說口頭道歉，承諾一定會改，但唐小琳還是堅持要求，一定要出具書面材料。最終，她得到了一個蓋著蜀山區人民法院公章的“說明並予鄭重道歉”，以及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改正裁定書”。
“那個法官人也怪好的。”唐小琳說。雖然和法官說著說著就吵起來，但臨走的時候，法官會交待她的同事：“唐大姐最近心情不好，你們要擔待一下。”
最後，除了正式的書面材料，法官還以自己的名義手寫了一封道歉信，其中寫到：“希望和夏添成為朋友，互相幫助。”
到現在，唐小琳都覺得，法官的道歉信非常誠懇。但在當年，這依然沒有讓她放心。為了“杜絕後患”，她還讓管轄派出所也出具了一張列印在白紙上的證明，證明兒子夏添“一貫表現良好，無犯罪記錄”。
儘管沒有人要求，唐小琳還是偷偷撤下了給紀委寫的信，“我們合肥有句話，叫光棍只打九十九，不加一。人家改了就好，何必把人拉下水呢。”
“我的眼前好像有霧霾，前方看不清楚”
白紙黑字、蓋著鮮紅印章的檔案，也未能阻止2013年11月15日那噩夢般的電話再次響起。
掛掉電話，剩下的一段路，唐小琳是推著腳踏車回家的。她感覺自己跨不上車子了，身上的血“一股股往腦子裡涌”，把臉都燒紅了。
“幸虧沒有高血壓，要不肯定腦溢血了。”事後，她自嘲地笑了笑說。
回到家，唐小琳把菜往地上一扔，顧不上跟兒子打招呼，就開始找當年的說明和改正裁定書，以及派出所出具的證明。
她慶幸自己堅持要了這些檔案。“萬一沒這些檔案，還能找誰說得清楚？如果當時的辦案人員也都不在了，誰還能證明我兒子沒罪？”到現在，唐小琳甚至後怕多於憤怒。
看到一回家就翻箱倒櫃的母親，夏添意識到出了問題。當聽到自己的案底依然沒有清除時，他感到害怕。愛吃的三河米餃放在桌上，等著吃早飯的他卻沒了胃口。
對於夏添來說，在他30多年的人生中留下明顯印跡的是多發的疾病——國小時因股骨頭壞死做手術；剛工作不久又被診斷出腦瘤，動了手術，如今每天都要吃藥；1.5米的身高，讓他常見到別人的竊竊私語。然而十年來，讓他更加耿耿於懷的，卻是這個如影子般擺脫不掉的案底。
“對於疾病，我還相信有一天科技發達了總能治癒，但是要改掉這個案底，我真的不知道該找誰了。”雙手支著頭，夏添說道。他有時候會想，這個案底會不會跟著自己一輩子。
甚至，看到有人被警察錯抓的新聞後，他也會暗自心驚：自己說不定哪天就會遇到！
母親安慰他，可以把法院的說明隨身帶著，如果有人盤問就拿出來。但這還是沒能打消他的疑慮——從2007年到現在，他從來沒有出過安徽省。
“萬一在外省被公安局叫去配合調查了，就沒有那么容易講清楚了。”他也知道自己有些擔憂過度，但就是忍不住這樣想。
有時候，夏添還會偷偷想，怎么如此倒霉，偏偏有人和自己重名。“要是當時取個三個字的名字就好了。”他苦笑道。
對於唐小琳來說，兒子的名字別有深意。她還記得，兒子出生的日子在盛夏，是一個大熱天。所以她在“夏天”的“天”字加了一個三點水，希望能夠降降溫，讓他少受點熱，而家裡添了一個小子，所以又在“天”下面加了一個“小”字和一個點。
但到現在，她自己也開始遷怒於這個名字了。有人曾跟她說，這個與“天”諧音的名字“太高”，“命低”的人配不上。
“說不定，要是當時聽人家的，把名字改了就好了。”唐小琳心疼被疾病和烏龍案底交替折磨的兒子。
證明兒子清白的那幾份檔案，唐小琳一直保存得很好。雖然自稱不善保管，還因為老丟東西而被朋友稱為“落蛋雞”，但幾張薄薄的紙在她家的位置一直沒變。連裝檔案的信封，用的都是當年法院給的那個，唐小琳還在信封上大大地寫下了兒子的名字。
按照與警官的約定，第二天，唐小琳去了派出所和法院。
接待她的人已經換了一茬。依靠她手裡的檔案，人們還是很快意識到這是個錯誤。但是等到調查結果出來，唐小琳甚至更失望了。這次的錯誤信息，來自看守所——一個從來沒有打過交道的新機構。
這份來自看守所的材料，提供了唐小琳兒子夏添的照片、身份證號以及家庭住址，卻同時填了一個不屬於他的身高和足長。
派出所的檔案已經在2003年改正，2007年法院判決書上的錯誤痕跡也被一紙檔案擦除乾淨，從來沒有去過的看守所，為什麼又會出現兒子的信息？唐小琳糊塗了。
對此，公安機關解釋，雖然錯誤信息在2003年做了修改，但當時處於“信息化剛起步”，各個部門都在建系統，“各個系統之間是孤立的”。這一次的錯誤，是“2007年後公安信息系統聯網整合時其中一個信息系統將錯誤信息導入造成”。
“由於許可權有限，我們並不知道這些數據被哪些系統拿過去了。”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蜀山分局的王德軍副局長說。
這讓唐小琳更加迷茫。她一邊四方奔走希望再一次改正錯誤，一邊開始認真地考慮，如果自己有生之年還不能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本就膽小謹慎的兒子，將來怎么辦。
“我的眼前好像有霧霾，前方看不清楚。”她無奈地說。
“如果不搞清楚，誰能保證錯誤以後不再出現？”
再一次地，公安機關接待她的人承諾會改正錯誤信息。但這一次，唐小琳發現，十年的時間裡，錯誤不止是一再出現，還意外地穩固了自己的地位——由於許可權問題，修改網上的錯誤信息並不是由公安分局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逐級報告。
唐小琳盤算著，雖然步驟繁瑣，但對於這個事實簡單的錯誤，當天寫報告，晚上總是能打出來的。然後第二天不就交到市里了么？市公安局如果確認是事實的話，不就馬上交到省廳了么……她估計，一個星期之內，總能等到結果。
從11月16日，等到12月12日，她得到的答覆卻是：“報告已經在市局了。”
“現在不改不是我不想改，如果一直不改，責任不還是我來負么？”當唐小琳質問為何如此遲緩時，公安的一位辦案人員如此告訴她。她覺得，當時對方語氣也“挺真誠的”。
但是現在，對於唐小琳來說，改正以前的錯誤，已經不是唯一的要求。
簡單的錯誤十年未改，積累在唐小琳心頭的疑惑也越來越多。雖然一再有人跟她講另一個夏添也在服刑，她還是想不明白，如果這樣，為什麼公安機關不能直接監控服刑的夏添？而且當她在“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看到自己兒子的信息時，卻意外地發現另一個夏添出現在“合肥市人口信息管理系統”里，職業是律師。為什麼自己的兒子留有案底，而真正犯案的人卻可以做律師？
她開始四處寫信，要求對錯誤的十年“有個交待”，希望能有人說清楚，到底為什麼一直沒有改正過來。
或許是因為“遠訴訟”的家訓，唐小琳對公安司法系統並不十分了解。目前為止和公安機關打交道只因為兩件事：補辦身份證和改兒子的“犯罪記錄”。但為了寫信，她還是迅速熟悉了其中的流程——先把信交給區公安分局和區法院，見不奏效就給區政法委寫信，然後再嘗試市局和市政法委，甚至給省公安廳也寫了一封。
“其實我並沒有那么高尚，要追求司法公正之類的。只是如果不搞清楚，誰能保證錯誤以後不再出現？”唐小琳告訴記者。
不過，謹慎的性格讓她在申訴之前希望能確認，那個夏添是否真的是律師，“要不就是誣告了”。
她決定見見那個夏添。
“去趟外省，住個賓館，試驗一下，看到底有沒有事”
兩個夏添的家相距不遠，一條南北向的馬路把它們連線起來。
這條十多分鐘就能走完的南北路上，有著那個莫名被安上罪名的夏添的國小，小時候他每天從家裡走路上下學。再往前，還有他喜歡吃的小吃攤，有他經常光顧的理髮店。走到路的盡頭，拐個彎，一棟居民樓下有個賣滷肉的小攤，他曾經來買過滷鴨。樓上，就是另一個夏添的家。
前一個夏添，腦瘤剛得到控制，就得知丟了那份在通訊公司的工作。他不敢說這是因為沒能消除的案底的影響，但心裡總是默默這么想。
另一個夏添，從那所名校畢業以後，先在北京的保險公司工作，然後回到合肥，進入一家律師事務所。
在這家律所，唐小琳第一次見到和自己兒子同名的那個夏添。
“我的兒子也叫夏添，你還記得2003年的事情么？”在事務所的一間會議室里，她開門見山地問。
她記得，當時那個夏添“頭一下子就低下去了”，問她是不是可以到單位外面說。
在辦公室樓下的咖啡館，夏添淚流滿面地向唐小琳道歉。他說，儘管十年的錯誤並不是他的責任，但如果沒有當時的搶劫，就不會有後來的曲折。
“那是事情的原點。”夏添說。
看起來，十年的時間，他確實離那個痛苦的原點越來越遠。在律所，沒有人知道他曾經因搶劫上過法庭。過去的事，他既沒有告訴自己的妻子，也沒有寫進求職簡歷。但他自己清楚，這段經歷讓學法律的他無法申領律師資格證，在事務所兩年時間卻依然是一個實習生。
與唐小琳見面當天，他就向事務所辭職。他說，在這裡實習，是為了將來能到公司做法律顧問。唐小琳的到訪，讓他擔心自己的過去會不會被別人知道，從而影響到律所的聲譽。
實際上，這件事情果然很快就引起關注。由於改正的結果遲遲未出，唐小琳想著，藉助媒體的力量，或許事情能有轉機。報紙、電台、電視台，幾路人馬趕到。2014年1月14日，她終於等到了改正的電話。而另一個夏添對記者說，本已漸遠如今卻被反覆提及的當年的犯罪事實，把他“逼得沒有生存空間”。
唐小琳則告訴記者，她覺得自己越來越不像原來的自己了。這個本來相信“人要善良”、總是願意相信別人的女人，開始變得不那么容易相信。
“我們不要在他們指定的地方查，要自己隨便找一個派出所查。”1月14日下午，準備出發前，一家三口議論著，“而且必須提要求，以後要一年一查。”
他們的要求沒被同意。警車帶著他們直接來到蜀山分局，在信息科的電腦上，他們看到了夏添的信息終於從“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中被抹掉，替代出現在這裡的，是另一個夏添的信息。
然而讓唐小琳念念不忘的是，另一個夏添的信息上並沒有照片。
陪同警官告訴他們，這是因為從後台的修改到前台的顯示，需要一定時間。可唐小琳忍不住擔心：“會不會以後我兒子的照片再出現在這裡？”
不過，對於夏添來說，這次親眼看著錯誤被改正，總是讓他放心不少。“過完年我準備隨便找個外省的城市，住個正規賓館，試驗一下，看到底有沒有事。”他有些憧憬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