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載道，這個道，就是精神的所在。“士大夫”是戰國出現的一個概念。《呂氏春秋·上農》載：“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
基本介紹
概念,雜論,宋朝士大夫精神,概述,
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後。戰國典籍中表示等級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禮論》載：“大夫士有常宗。”《呂氏春秋·上農》載：“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大夫士與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後顛倒了一下，實際上反映了一個重大變化：大夫士強調的是等級；士大夫指的是階層，它的特點是知識分子和官僚的混合體。分而言之，無論在春秋以前或戰國，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職和爵位的人，社會地位比士高。為什麼從戰國開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這是隨著官僚制度的興起，士大顯身手的結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著自己的才能，平步青雲，出現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戰國時期的大夫與春秋時期也不大一樣。春秋時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親分封而來的，並且是世襲的。戰國時期的大夫正演變為官僚體系中的一個職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數不再是靠宗親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襲，它們中的多數是由士升上來的。"士大夫"是上述情況在觀念上的反映。從時代看，這一概念在戰國中葉以後才流行開來。
雜論
士大夫精神：不為五斗米折腰，《論語·衛靈公》。 指君子能夠安貧樂道，不失節操。天地情懷 ,你可以分三部分論述， 天，地，人,何為天，何為地，人在天地中是個什麼狀態。這所涉及的是中國古時文人的終極價值，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宋朝士大夫精神
一個改革家，特別是一個失敗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後，往往會非議甚多，以致蓋棺難以論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慶曆新政”的范仲淹，則是個例外。朱熹評論他：“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劉宰評論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韓琦評論他：“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評論他：“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前賢渺遠，近哲可師。在宋代，乃至後世，這個失敗的改革家，則成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聖人。
概述
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載道，這個道，就是精神的所在（這是韓愈說的我認為可以）。因為士大夫階層要比孔子學說早的很，以至於我們經常把孔子的對士大夫的說法當成經典，是有些不合時宜的，因為他可能去除掉一些本是士大夫一些人本的概念和功利主義，因為這不符合儒家的“仁政”及尊卑上有的觀念。再者道家的也不能很好的說明士大夫的精神，道法自然固然是好但不符合士大夫的功利主義及階級思想。可以說士大夫階級是儒家，道家及其他學說研究的基本模型，它們從不同的視角理解和觀察這階層的思想及動態來完善他們的基本學說。
有些人說這不確切，我說是不確切因為這只是我的思考結果。那么我說下我是怎么思考到這的。首先，我從士大夫階層的發展來看，士大夫階層最繁盛的時候應該在戰國中葉，那么戰國中葉發生了什麼事，使得原本是只有靠貴族才能平步升雲的士發展成為一個階層哪？
處於東亞大陸的中心，控制了當時中國幾條重要的水陸交通幹線、如通往東西方的陸路有：甲、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鎮陰晉、陝、焦、曲沃屬魏，宜陽和東端的成皋，滎陽與管屬韓。乙、晉南豫北通道，其西端的少梁（臨晉）、蒲坂、皮氏，東端的寧、共、汲屬魂，中段的上黨、軹道分屬韓、魏。連線南北方的大道則由燕趙南下，進入魏地的鄴、朝歌，渡過黃河，經韓之管城（今河南鄭州）、國都鄭（今河南新鄭），直赴楚國的方城。魏都大梁，居豫東平原，所以交通便暢，無往而不利。“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摘自：《戰國策·魏策一》。]。聯繫全國兩大經濟區域——關中與山東的水路，是由渭水入黃河，歷三門、孟津，到達韓之滎陽、魏之延津。黃河中遊河段兩岸多是韓、魏領土，幾處重要渡口如陝津、武遂、河陽、白馬俱在其內。滎陽又是黃河與濟水的分流之處。自魏惠王開鑿鴻溝運河，將濟水與沙水、泗水、淮水聯結起來，河淮之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水運交通網，韓之滎陽與魏之大梁都是總綰幾條河道的樞紐。從那裡出發，既能溯河而上，進入秦境；又可以沿黃河濟水或鴻溝諸渠，到達山東與江南。如《史記·河渠書》所言：“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泅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渠淄濟之間。”因為韓、魏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兩國家的兵力又不夠強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軍事家的矚目，成為戰國中葉幾大強國爭奪、控制的熱點，被認為是“中國之處而光下之樞也”。
其次是綜合實力略弱於齊、秦、楚等強國。洪邁《容齋隨筆》卷曰“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里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為秦困，國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張議則稱：“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摘自：《戰國策·魏策一》。]。韓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於種植業的發展，國家亦因此貧弱、張議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摘自：《戰國策·韓策一》。]。
再次，韓、魏兩國因位於天下之中，四面受敵，尤其是被齊、秦、楚三強包圍，在軍事上處在十分不利的狀態，使本來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例如《韓非子·存韓》曾言：“大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戰國策·魏策一》載：“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廋，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吳子·料敵》亦載魏君日：“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沖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奪，勢甚不便，憂此奈何？”韓魏的較弱國力與地理特點造成了它們在群雄割據混戰中的被動，在軍事戰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備，較多地採取防禦的做法，《商君書·兵守篇》曾詳細論證了這個問題[註：《商君書·兵守篇》：“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己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巨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總結說:“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從史實來看，若無大國支持，韓、魏尚不具備與其它強國（齊、秦、楚）對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晉為主的五國合縱攻秦遭到失敗，就表明了這一點。
另外，由於韓魏四面臨敵，國力較弱，在複雜激烈的兼併戰爭中，不得不注重審時度勢，結交和依託強國，以求生存發展、韓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數十萬兵力，使之對周圍鄰國的安全及爭霸擴張具有重大影響；與其聯盟，力圖控制和利用韓魏，被當做這些國家軍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故此，韓魏所在的樞紐地帶是這一歷史階段列國縱橫捭闔的政治外交活動中心，並成為“合縱’、連橫”思想的發源地。
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多出於韓魏，司馬遷在《史記·張儀列傳》中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如張儀、公孫衍、范睢、姚賈，蘇秦與蘇代、蘇厲兄弟（周人，國土被韓包圍）。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亦稱：“春秋以降，諸子並立。……故河北、關西，無復縱橫之士。韓魏、陳、宋，地界南北之間，故蘇、張之橫放（原註：蘇秦為東周人，張儀為魏人），韓非之宕跌（非為韓人），起乾其間。”這既取決於當時險惡多變的國際形勢，也和當地居民善於機巧權詐的風俗對政治的影響有關[註：《漢書·鄒陽傳》：“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戰國策·秦策三》載秦王曰：“寡人慾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
從抗訴所看，這個鬥爭是很激烈以至於各個國家僱傭很多的說客、門生這就相當於現在的智囊了，他們要研究縱橫捭闔的權術建功立業。看看那些接六國之相印的人，和恐士大夫的精神的缺失與否。當然，士的構成是非常複雜的，他的思想政治觀點的表現就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值得引以自豪的“百家爭鳴”的文化大繁榮，儒道墨法諸子紛紛粉墨登場，然而，歷經歲月的滄桑和歷史的汰選，“士”這一階層也逐漸發生變化和重新組合，其中，儒法兩家漸露崢嶸，成為當時“士”的主要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這就是儒法合流。儒家在精神上統治人民，法家作為權謀，二者結合，具有極大的實用性。同時“士”又掌握著統治大一統的幅員遼闊的中國所必不可少的信息的工具--------文字，統治階級要使自己的政權得以長期延續，吸收他們進入統治集團是必然趨勢，這樣，中國歷史上最獨特的一個階層--------士大夫階層就出現了。當然，這只是士大夫的雛形，他的最早成型與武帝的“獨尊儒術”，這使得那些信仰儒家的士者統一起來。成熟於明時的“科舉制度”，規範了它。
今天，隨著科舉制度在清末的沒落，伴隨著士的階級也就走到了盡頭，他的存在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也是創造者，在他為中華歷史長河中譜寫千年來的旋律在近代也慢慢消聲，現代人所追尋的士也只是先人們的影子罷了。我尊敬士這一族，因為他們的貢獻，我痛恨這一族，因為他們的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