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可·莫里斯·基拉寧。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第六任主席。曾在伊頓、劍橋和巴黎等高等院校讀書。1972年出任國際奧委會主席，1980年莫斯科第二十二屆奧運會時退休，被選為終身名譽主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基拉寧
- 外文名：Killanin，Michael Morris
- 國籍：愛爾蘭
- 出生地：英國倫敦
- 出生日期：1914
- 逝世日期：1999
- 職業：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第六任主席
- 畢業院校：劍橋大學
人物簡介,從事電影藝術,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奧林匹克生涯緣由,反對南非的提案,首次品嘗暴力的滋味,碰到過分熱情的事,蒙特婁奧運會上的安全問題,生病期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干預,
人物簡介
國際奧委會第6任主席，愛爾蘭劇作家和電影導演。1914年7月30日生於倫敦貴族家庭。先後在伊頓公學、劍橋馬格萊納學院(獲文學士學位)和巴黎索邦學院學習。1975年國立愛爾蘭大學還授他以法學博士榮譽學位。他大學畢業後入倫敦《每日快報》和《每日郵報》任記者。1937-1938年以戰地記者身份到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採訪抗日戰爭。1938年志願加入英國皇家陸軍，曾任第30裝甲旅副旅長。因參加諾曼第登入作戰有功，獲英帝國勳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殼牌石油公司、英國石油公司和倫敦巴特銀行經理；擔任過摩納哥駐都柏林的領事；從事過文藝創作，寫過書，導演過電影。後來投身體育事業。在體育方面，基拉寧喜歡划船、騎馬和拳擊等活動。1952年，基拉寧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1966——1968年任國際奧委會禮賓官，後任新聞和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從1967年起任執委，1968年起任副主席，1972年8月起任主席。1980年7月莫斯科奧運會時退休離任，任國際奧委會終身名譽主席。
從事電影藝術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基拉寧以主要精力從事電影藝術，同時積極參加體育界活動。1952年他與好萊塢名導演J.福特合作拍攝《沉默的人》一片，獲最佳導演獎。後又導演《月上東山》、《基甸日》、《阿爾弗烈德大帝》等多部影片。他同時還是英國多家企業公司的董事或經理，是愛爾蘭賽馬俱樂部成員。1950年當選為愛爾蘭奧委會主席，1952年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同年還被選為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士。1967年起為國際奧委會執委，1968年當選為副主席，1972-1980年繼布倫戴奇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在任期間，他力排萬難，竭力使奧運會擺脫政治和國際局勢的影響。他對業餘體育運動的解釋，較之布倫戴奇更為溫和，因而受到國際體育界更為廣泛的擁戴。他於1980年退休後成為國際奧委會的終身名譽主席，同時是國際公平裁判委員會名譽主席。基拉寧在文學、電影和奧林匹克運動方面寫過不少作品。主要的著作有：記述慕尼黑危機的《四天》(1938)、描述18世紀初著名肖像畫家的《內勒男爵》。他與J.羅達合編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於1976年出版。8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奧運會：莫斯科-普萊西德湖》、《1984年奧運會》、《1972-1980年基拉寧演講集》(1985)。基拉寧曾獲英、意、日、法、德、芬等許多國家勳章和多種榮譽獎和榮譽稱號
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
如同前幾屆國際奧委會主席一樣，他真誠地忠實於奧林匹克理想，將全身心都投進奧林匹克事業。然而，與保守、僵化、且具理想主義色彩及不無偏頗的布倫戴奇相比，他則具有更多的靈活性，更能適應這個正在發生巨變的大千世界和奧林匹克格局。他反對政治力量干涉奧林匹克事務；支持奧林匹克大會，倡導建立運動員委員會；倡導婦女也能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在他的任期里，他實現了自己最大的願望——使具有10億多人口的中國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的懷抱。此外，他還支持舉辦冬季奧運會，倡導根據時代的變化修改關於業餘運動員參賽的規定。
基拉寧在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期間，經歷了兩屆不平常的奧運會：1976年蒙特婁奧運會險象環生的組織工作和巨額虧空，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所經歷的大規模抵制。正像他所說的那樣：這一段奧林匹克運動和我本人都飽嘗苦頭。他於1977年患冠狀動脈硬化，就與他的身心負擔過重不無關係。原來還想連任奧委會主席的他，只得“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帶著國際奧委會終身榮譽主席的“官銜”，回到故鄉都柏林，過上了安度晚年的悠閒生活。
奧林匹克生涯緣由
基拉寧步入奧林匹克，開始他的奧林匹克生涯，並不是由於他的體育才能出眾，而是由於他為解決愛爾蘭體育組織的分裂所作出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由於北方六郡問題，愛爾蘭不僅在政治上出現了分裂，體育組織方面也出現了分裂：有些項目有統一的愛爾蘭代表隊，有些則排除了北方各郡。尤其是在腳踏車、田徑和其他項目中一共有兩個體育組織，每一個都聲稱自己在國際上是本國的代表。基拉寧曾積極奔走，試圖彌合愛爾蘭在田徑和腳踏車運動方面的分裂，最終只在腳踏車運動方面達成了一些協定，結果並不理想。
隨著二戰以後體育運動的興起，不少愛爾蘭運動員都對這種局面憂心忡忡。在那些呼籲理智和秩序的人士中，有兩位拳擊管理人，即國際業餘拳擊協會前主席墨非和愛爾蘭業餘拳擊協會主席卡羅爾，他們在愛爾蘭體育界最負盛名。他倆出面找到基拉寧，要基拉寧擔任愛爾蘭奧委會主席，因為他們知道，基拉寧在政治、經濟和體育等方面是贊成愛爾蘭統一的，這對矛盾的“雙方”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
基拉寧對此考慮再三，最終於1950年出任愛爾蘭奧委會主席。他第1次參加愛爾蘭奧委會的會議，卻是在1951年6月21日。
1951年底，1922年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和愛爾蘭奧委會第1任主席的基恩，因為對奧林匹克失去興趣、不再參加國際奧委會會議而被取消委員資格。按照慣例，這個空缺應由愛爾蘭人補充。後來在伯利勳爵的推薦下，在1952年的奧斯陸冬季奧運會前的國際奧委會會議上，基拉寧被提名並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
後來，作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和愛爾蘭奧委會主席，基拉寧於1952年7月隨同奧林匹克代表團參加了赫爾辛基奧運會。此後，基拉寧與奧林匹克運動的不解之緣進入新階段。
反對南非的提案
世界上大多數人都知道南非曾經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曾對奧林匹克運動在南非的發展造成阻礙。當時在南非，少數白人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黑人等有色人種，對他們在政治、生活、體育等方面作出了種種歧視性限制。
對此，國際奧委會1959年羅馬會議上，蘇聯委員指責南非奧委會“在制止種族隔離方面毫無作為”，並提出了一項反對南非的提案，表達了大家的擔心和憂慮。事實上，這種擔心和憂慮並不是多餘的，在1960年的羅馬奧運會上，南非代表隊仍是清一色的白人。
在1963年德國的巴登一巴登會議上，國際奧委會的態度強硬起來，要求南非奧委會公開並以實際行動反對在體育運動和體育比賽中的所有種族歧視行為。第2年發現這一要求又沒有得到回響，只得取消南非參加東京夏季奧運會的資格。但國際奧委會的決定卻引來了各種議論。
為查清事實，慎重處理，在1967年的德黑蘭國際奧委會會議上，決定派遣一個調查組去南非，並指定由基拉寧擔任調查組組長。這個組除了基拉寧之外，還有兩名非洲地區成員，一位是黑人，他是曾任奈及利亞首席大法官的艾德·阿德莫拉爵士，現為奈及利亞國家奧委會主席，是奧林匹克運動中的出色代表。作為國際奧委會中的第1位黑人委員，他是彌合新興的非洲大陸與外部世界思想隔閡的理想人選。一位是白人，他是曾擔任奈洛比市長的雷金納德·亞歷山大。肯亞獨立後，曾任立法機構成員。作為白種肯亞人，他同樣經歷多種艱難，他仍然認為自己像所有黑人一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非洲人。他把肯亞的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組織到一個代表隊中參加奧運會，組成了一支世界上膚色多樣的隊伍。這一點給奧林匹克運動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他的職業是會計師，性情直率，對事實和數字總是刨根問底。
他們是奧委會中傑出的人選。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報告事實，而不是提出建議”，其中更主要的是了解南非國家奧委會是否能夠並願意遵守國際奧委會關於不得以種族、宗教或政治為理由在奧運會中對任何國家或個人進行歧視的規定。
他們一行3人於1967年9月7日到達約翰內斯堡，並立即得到通知說，他們幾個人將在同一旅館下榻。這在當時堪稱是一個突破。因為按當地的傳統，即使是要人，只要他不是白人，也不能住進這家旅館。不過，沒高興多久，又被告知說，如果阿德莫拉要方便一下的話，應該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去，而不應到旅館主樓內的公用廁所。可見當地的種族歧視問題的嚴重性。
他們雖然出師不算順利，但還是聽到了各個體育組織的證詞，並被允許訪問南非的城鎮，如索韋托。此外，他們還訪問了一些被軟禁或行動受限制的人士，以及一些曾作為政治犯被關押的人。
離開約翰內斯堡之後，調查委員會相繼訪問了德班、東倫敦、伊莉莎白港和開普敦。開普敦是南非最混居、最自由和最寬容的城市。“有一天，”基拉寧回憶說，“天氣炎熱，亞歷山大決定去游泳，阿德莫拉和我在海邊散步。我們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來休息。這卻觸犯了當地的法律。一位便衣警察立即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坐在一張椅子上，有專門為白人準備的長椅和專門為黑人準備的長椅。這種事在人們的腦海里清晰地保持著，它使人們體會到分隔發展這種制度是多么的不人道。”這次旅行證實了基拉寧他們對種族隔離的憂慮。
這次調查，他們較好地完成了任務。最後，他們以事實為依據，寫出了一份非常公正、毫無偏見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南非政府態度強硬，決心堅持其分隔發展的政策。只要可能，它就會通過立法在體育中實行限制政策。我們發現，南非國家奧委會對本國政府提出過嚴肅的申訴，但可以想像，這種申訴毫無結果。
國際奧委會以此報告為依據，進行了長時間痛苦而反覆的辯論，終於在1970年阿姆斯特丹的會議上，以微弱的多數通過了開除南非的建議。從此，關閉了奧運會通往南非的大門——對南非的承認取消了。
從那以後，南非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一直處於奧林匹克運動之外。
首次品嘗暴力的滋味
基拉寧在任主席之前，在參加 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期間，剛剛到達墨西哥，就首次品嘗了暴力的滋味，即發生在奧運會主體育場對面校園裡的一次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當時，校園廣場上有近1萬名學生，是這裡發生最大規模的示威之一。那天，便衣警察已經占領了廣場上建築物的主要樓層。隨著一顆綠色信號彈，他們襲擊了學生領袖發表演講的陽台。軍隊向附近的公寓內發射了火箭筒，一個戴著面罩的人站在樓頂上向陽台射擊，子彈在學生領袖們的頭上飛來飛去。整個廣場都被軍隊包圍了，戰鬥進行了將近5個小時。
第2天，驚魂未定的羅達給國際奧委會寫來了一張紙條，要求取消這次奧運會，並建議國際奧委會對此事進行調查。國際奧委會委員們在到來之前對這種情況一無所知，大多數委員以為墨西哥的聚眾示威是從歐洲學來的。其實社會動亂，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和現狀均有聯繫。
墨西哥是個五彩繽紛的城市，但在當時，貧富差別太大：人們在街上既可以看到最時髦的歐美小汽車，又可以看到負重的人力車。豪華賓館的附近很可能就是窮人居住的貧民區。大型足球場的附近或許就是當地百姓水上投石比賽的好去處。喝著進口啤酒跳著民間舞蹈更是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掏出大筆錢不是想法去縮小懸殊的貧富差距，而是用來舉辦勞民傷財的奧運會，怎能不激怒民眾和大學生呢？
廣場上的戰鬥暫時消除了大學生對奧運會的威脅，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第2天，墨西哥當局宣布說，有35人被打死，100人受傷。可是，其他統計表明這個數字比實際要少得多。幾個月後，世界各地的新聞媒介紛紛報導說，至少有267人死亡，1200人受傷。
基拉寧說，這時候他第一次體驗到奧運會中的暴力事件，而此事的結果是引來格外嚴密和令人沉悶的安全措施：開幕式之前的人場式雖然激動人心，然而，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的武裝警衛，使它黯然失色了。
基拉寧於1966年在羅馬當選國際奧委會首席禮賓官，為他後來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作了很好的鋪墊。
其實，這個職務並沒有什麼行政權力。只是當時的國際奧委會更像一個俱樂部，每次的年會都像是朋友們的聚會，委員們以語言或者政治、地域劃分為不同的小圈子。因此，雖然一次又一次地開會，許多委員之間卻不一定互相認識。但是，作為禮賓官，他和每位委員都有接觸，因為他的任務之一就是在較正規的活動時，給每個委員及其夫人們排座次。這種任務提供了與全體委員接觸的機會，所以他們之間互相較為了解。從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來說，這的確比其它職務有價值得多。
1967年，基拉寧被提名補充執委會內唯一的一個空缺，並以全票當選。兩年以後，又被任命為新聞委員會主席，這意味著他將主持或參加記者招待會，在更大的空間展示自己。無獨有偶，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在上任前也曾擔任過禮賓官和新聞委員會主席。可見，這兩個職務是通往主席位置的重要崗位。
1968年，在墨西哥奧運會之前舉行的國際奧委會會議上，基拉寧擊敗了唯一的對手、法國老資格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德·博蒙伯爵，當選為副主席。實際上，基拉寧當時已經具備了擔任主席的實力和基礎。許多委員告訴他，如果他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他將得到大多數選票。此後，國際奧委會內部出現了讓基拉寧擔任主席的意向，第2年，許多英語新聞媒介都在為基拉寧展開競選活動。但是，基拉寧當時的態度是：“如果布倫戴奇願意再次當選，再連任一屆，我不會反對他。”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首先，布倫戴奇已經宣布他願意退休。其次，由於即將舉行的奧運會的電視轉播權的預付款項，國際奧委會的財政狀況有了穩定的進展。所以，基拉寧表態說：“當人們再次找到我，要我參加提名的時候，我表示，在不觸及一位非常願意留任的主席的情況下，我可以同意。”
在慕尼黑會議之前，基拉寧已經是高級副主席了。他知道自己可以在委員中得到強有力的支持。他更相信，當討論到與選舉有關的禮賓問題的時候，他就會贏得更多的選票。結果正像基拉寧預料的那樣，在國際奧委會的73屆慕尼黑全會上，正式接受了布倫戴奇的辭呈，同時基拉寧戰勝了最有力的對手德·博蒙，當選為第6任主席。
基拉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決定作出之後，布倫戴奇和其他委員走出會議室，我們一起走到作為會議廳的市政廳的最上一級台階。從人們的點頭和眼神中可以看出是我勝利了，但正式宣布仍然要由布倫戴奇作出。和大多數情況下一樣，勝利（如果這是一種勝利的話）是在前面宣布的。我當然很高興，但同時我也感到我的對手遭受失敗的刺痛。
“當我回到菲爾雅爾策膝旅館吃午餐的時候，天氣溫暖，陽光高照。我的夫人正在酒吧間裡等候。她張開雙臂，用法語對我說：‘主席先生。’我想，這表達了我們對法語這一奧林匹克運動第二工作語言的感情。在我擔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20年裡，她一直在為養育我們的4個孩子忙碌，在陪同我出席會議時，她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好。現在，她成了主席夫人，可以指望去旅行，去顯赫一番了，可惜，我並沒有想到在前面等待著我的將是一種負重。”
安全措施既有其令人好笑的一面，也有令人傷心的一面。基拉寧在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之後，除了在英國和愛爾蘭之外，到處都受到嚴密的私人保護，這使得他對這兩個方面都有了體驗。
基拉寧第1次品嘗到警方行動是在1972年9月的一天，當時他和布倫戴奇一起乘專機從幕尼黑赴日內瓦到達威第堡之後，他們發現顯然是便衣警察的許多人聚集在一起。第2天我才知道，原來是一些人在威第堡的牆上塗抹了一些淫穢的圖畫，警察後來把它們塗掉了。這令基拉寧很不高興，心想：對新當選的國際奧委會主席來說，真是一種不高雅的歡迎。
碰到過分熱情的事
有一次，基拉寧從套間的一個門出去，回來的時候想走角上的另一個門。有幾個人正在那裡坐在地上打牌，擋住了他的去路，不允許通過。後來得知，他們是來保護國際奧委會主席的，卻又不知基拉寧的模樣。基拉寧又不會講西班牙語，無法向他們說明情況。直到旅館管理人跑來解圍，他才得以回到自己的房間。
第2天，基拉寧去逛商店。警方急於知道他要到哪裡去，其實，連他自己也不清楚。這一次，有十幾位便衣陪伴，可是逛商店本身卻是個失敗。當他進入商店，買了價值半美元的幾個紀念品時，他突然感到一種自卑感，心想：陪伴人員也許指望我這個國際奧委會主席會對這裡的百貨商店大大地施捨一番罷，但讓他們失望了。
蒙特婁奧運會上的安全問題
1976年蒙特婁奧運會上的安全問題，由於曾在幕尼黑奧運村出現的暴力而更加重視，甚至動用了警察部隊。和許多其他聯邦制國家一樣，加拿大也有好幾支警察部隊，如聯邦警察部隊，加拿大皇家騎兵警察。此外，各省也有自己的警察部隊。由於奧運會在蒙特婁舉行，安全工作便由該市的警察部隊負責。他們在各方面都非常嚴格，與幕尼黑的德國人恰恰相反。在蒙特婁，3名警察和基拉寧形影不離。他們一個來自蒙特婁市，一個來自皇家騎兵警察，另一個來自魁北克省警察部隊。習慣於戴著高帽子的加拿大士兵們對開啟酒瓶非常“在行”，有一次，他們中的一個人用刺刀為基拉寧的夫人打開了酒瓶子。總而言之，基拉寧回憶說：他們樂於助人，心地善良，一直是我們的好朋友。
生病期間
1977年在布拉格舉行國際奧委會會議時，正值診斷出基拉寧患冠狀動脈硬化不久，當時，他每天都花費較多的時間鍛鍊身體。捷克的會議組織者告訴他，如果要外出，應當通知警察，以便照料。可惜的是，布拉格警察很多，而且多數時候都是坐在汽車裡巡視。當基拉寧帶著他們在市區的城牆上轉的時候，他們中的有些人就顯得很不高興。星期天基拉寧在同事們的陪伴下到教堂作彌撒，他們就更不高興了。當基拉寧一行坐在特製的長凳上，參加自從梵蒂岡二世改革以來所經歷的最長的一次宗教儀式的時候，他們也只得立正站好，儘管心裡不太願意。
基拉寧回憶說：“如果說我對自己的安全顯得有些不在意，這也並不滑稽：它已經成為奧運會和國際體育運動所面臨的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在這個瘋狂的世界裡，墨西哥和慕尼黑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發生的暴力事件，使得安全成為奧運會繼續下去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在這些方面必須要複雜一些（可能代價是高昂的），以保證全世界的運動員都能平心靜氣地集中於賽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干預
國際奧委會的力量在於它的自治權。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它不對任何人負責。可是，在當今這個紛法複雜、瞬息多變的世界上，它也需要採取一些靈活的策略以防止被人利用達到其目的。只有迅速而明確的行動才能阻止這種危險的發生。在基拉寧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不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曾想接管或控制國際奧委會領導的奧林匹克運動。
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突然決定不僅要在體育教育方面——這是它的職責——發揮作用，而且還要控制組織和管理所有的體育運動，它的某些代表甚至提出要管理各個國際體育組織和主辦奧運會。
基拉寧曾於1973年在拉各斯的非洲運動會上見過教科文組織的總幹事勒內·馬厄。他是法國人，對體育頗感興趣，並急切地希望能夠通過教科文組織在促進體育事業發展方面發揮作用。作為教科文組織，在體育教育方面無疑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這方面的工作卻一直較薄弱。當他們對此有所領悟之後，卻又異想天開地想接管奧林匹克運動，這就朝相反的方向走得太遠了（基拉寧語）。
為此，基拉寧應邀在教科文組織1973年4月巴黎會議上發表了講話。講話中，他闡述了國際奧委會的結構，論述了自1894年巴黎恢復奧運會大會以來的社會和經濟形勢變化，並著重指出了奧林匹克運動管理的獨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