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出版的一部歷史傳記，主人公的原型是波蘭裔著名演員海倫娜·莫德耶斯卡。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在美國》是一部歷史傳記，主人公的原型是波蘭裔著名演員海倫娜·莫德耶斯卡。莫德耶斯卡一八六八年在華沙嶄露頭角，一八七七年在舊金山主演《勒庫弗勒》英文譯劇，“雖英文很差，但仍十分成功”。她偶爾也到倫敦演出。波蘭的理想主義者們購置農田，研究農事，開闢葡萄園，希望建立自己的種植園。經過幾個月艱難而又美好的田園生活，牧歌式的烏托邦終因經營不善和內部分歧而夭折。一些人返回波蘭，一些人轉到另一社區，還有一些人在美國定居。為了渡過經濟上的難關，瑪琳娜頑強地克服了語言障礙，重返舞台。在從南到北、從城市到鄉鎮的巡迴演出中，瑪琳娜風靡美國，成為美國舞台上璀璨奪目的新星。故事在瑪琳娜與布斯對人生和藝術的探討中結束。
作者簡介
蘇珊·桑塔格1933年生於美國紐約，畢業於芝加哥大學。1960年前後，她開始活躍於紐約文壇，1963年，她出版首部小說《恩人》，贏得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激賞。1966年，桑塔格把在《黨派評論》上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結集出版，名為《反對闡釋》，令她名噪一時，該書迅速成為當代經典。
1977年，桑塔格的《論攝影》榮獲國家書評人評論組首獎。在從事評論之餘，她同時進行小說創作，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火山情人》，進入美國暢銷書排行榜，是桑塔格最雅俗共賞的一部作品。而2000年面世的小說《在美國》，更為她贏得該年度的全美圖書獎。200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01年獲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獎，並獲得2003年度德國圖書大獎——德國書業和平獎。
在美國，蘇珊·桑塔格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一直是所謂的“明星”作家，過去40年裡，她掌握著時代的脈搏，言行觸動著國際事件的敏感神經。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曝光後，桑塔格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長文，她說，美軍在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待伊拉克囚犯的事件曝光之後，布希及其辯護者力圖限制照片流傳之迫切，顯然勝過對照片所反映的罪行進行處理。照片已經由一種載體轉而成為現實本身。該文在美國引起了極大反響。
在2001年5月9日“耶路撒冷獎”頒獎禮上，上台領獎的桑塔格發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在這篇文氣如虹的講稿中，她指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裡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不會有和平。此舉引起了以色列主流媒體的震怒。
在文化界，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被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她擁有一大堆桂冠，比如“美國公眾的良心”、“文學批評的帕格尼尼”等等，然而她卻這樣解釋自己為什麼經常發表對時政的看法，是因為“我有一種道德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作家，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
她既是學者，也是作家、詩人，是以書寫、話語來標明自己身份的知識分子。她的言論介入了社會生活，她完全從個人驗、個人價值判斷出發來發出自己獨立聲音的，她的這種個人立場不代表任何集團的利益。
蘇珊·桑塔格：維護思想的尊嚴 （作者：張玥晗 )
直至蘇珊.桑塔格逝世，這位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的女作家，在國內依然屬於部分精英知識分子的私人收藏。在他們的理解和闡釋中，蘇珊.桑塔格再次經歷了自己所拒絕的——命運——被闡釋。他們給她封上一個高不可攀的稱號：“真正的知識分子”，成功地將她簡單化，不可避免地和大眾人群保持了遙遠的距離。
她是誰？她究竟在做什麼？他們所謂的“良心”是什麼？和普通人究竟有什麼關係[被禁止廣告]
呢？蘇珊.桑塔格以她的一生行動，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地圖。在這個旅人的地圖上，她在醫院，在戰場，在抵達事物真相的最前沿，在被損傷被侮辱被遺忘的人的身邊，她給予的不僅是同情或善意，更多是生為一個人的責任。——“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對社會負有責任，無論他們的職業是什麼。這種責任甚至不是社會的責任，而是道德的責任。我有一種道德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作家，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
1933年1月16日
出生 曼哈頓
蘇珊.桑塔格出生後，一直由祖父母撫養。她的父母常年在中國北方做皮貨生意，5歲那年，父親在中國患肺結核逝世。
整個童年，蘇珊.桑塔格都在對文學書籍的陶醉中度過，她迷上了莎士比亞、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維克多、雨果、叔本華等人的作品。六歲時，她讀到居里的女兒依娃.居里(Eve Curie)寫的《居里夫人》，曾立志成為一個化學家，後來又希望成為物理學家。最後，她決定從事文學，成為一個作家。她說：“我真正想要的是將每一種生活都過一遍，一個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
1950年
結婚.學習 波士頓-倫敦-巴黎
蘇珊.桑塔格很聰明，因為能讀寫，一開始上學就上了三年級。從北好萊塢高中畢業時，她才15歲。她上了柏克萊加州大學，17歲時，遇到了28歲的社會學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0天后，兩人閃電結婚。兩年後，她隨丈夫移居波士頓，誕下兒子戴維，同時考獲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和哈佛大學英語及哲學雙碩士學位。她回顧時這樣說道：“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做學生。”
1957年，她拿到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但四個月後轉赴巴黎大學，深受到法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的薰陶，在此期間，她閱讀了大量的歐洲哲學著作，並結識了一批先鋒藝術家，他們組成了一個由搖滾樂、新浪潮電影、新小說寫作和存在主義哲學的新興歐洲文化圈，蘇珊.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並從此愛上了電影。
1959年
離婚 紐約
26歲，她回國，回國之後便要求與丈夫離婚，並提出不要資助獨自撫養兒子戴維。離婚後，她攜帶了“70美元、兩隻皮箱、7歲兒子”來到紐約，在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宗教學。這時的蘇珊.桑塔格依然混跡在紐約的先鋒藝術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對當時美國的小說不屑一顧。而且她完成了小時候的夢想，在《黨派評論》那類文化雜誌上發表作品，她覺得能讓5000人讀到我的作品，就是天堂了。在1995年，《巴黎評論》對蘇珊.桑塔格做的訪談中，她這樣形容當時的場景：“到紐約不久，我在一個晚會上碰到威廉.菲力浦(William Philips)，我鼓起勇氣過去問他：‘如何能為《黨派評論》撰稿？’他答道：‘你到雜誌社來，我給你需要寫評論的書。’第二天我去了，他給了一本小說。對那小說我並不感興趣，不過還是寫了一篇不錯的東西。書評不久發表了，門就這樣向我敞開了。”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64年
《坎普札記》 紐約
在給《黨派評論》寫的文章中，蘇珊.桑塔格拒絕了編輯向她提出的選題，只願意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選擇那些被忽略或少有人知道的作品，關注在前衛藝術家小圈子裡當時鮮為人知的藝術試驗。1964年，《黨派評論》用20頁篇幅刊載了《坎普札記》，令31歲的她引起紐約文化界的矚目，同時寫成的《反對闡釋》成為美國1960年代的示範文本。
在《反對闡釋》中，蘇珊.桑塔格提出了她一生為之抗爭的主張：顯露真相，反對對藝術和生活的簡單化和冷漠。她強調，藝術不是一種你可以翻譯或破譯的東西。觀賞藝術品這一經歷的目的不是為了說出其“真正的意義”，不要另建一個“意義”的影子世界，作品的價值肯定存在於別處，而不在意義當中。重要的是恢復我們的感覺，我們更多地看，更多地聽，更多地去感覺，而不是強加意義。
在《坎普札記》中，蘇珊.桑塔格強調了藝術的趣味，如同今天年輕人中流行的“惡搞”“無厘頭”一樣，人們在一樣刻意造就的事物中發現了有趣，並成為無趣的對立面。在蘇珊.桑塔格看來，賦予藝術品以意義，顯然是一件無趣的事情，它局限了作品的多樣性，甚至蒙蔽了作品的原樣。
1976年
患病 醫院
得病是蘇珊.桑塔格的思想的一個轉折點。生病前的蘇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學藝術當中，在藝術思想中體現獨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後，為了治療，她穿梭於美國和法國的數家腫瘤醫院，見到很多和她一樣的病友，她開始發現認識到這個世界有很多隱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比如，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卻在健康人的社會處於尷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對疾病的幻覺中和他人的歧視中，自覺有罪。但蘇珊.桑塔格卻不認這種罪。她認為這是一個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隱喻，在隱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
蘇珊.桑塔格從不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愧，更不妥協這種命運——最初診斷她患了癌症的醫生認為她逃不過這一劫。她接受切除手術，請求醫生讓她進行2年半的電療。兩年半後，她戰勝了癌症，同時發表了作品“Illness as Metaphor”(《疾病的隱喻》)，從文學作品和現實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響，探討“僅僅是身體的病”為何會變成道德批判，又為何會轉換成一種社會壓迫和歧視。
1993年
《等待戈多》 塞拉耶佛
生病以後，蘇珊.桑塔格更關心眼前的世界，她說：“我力圖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維很具體，也很實際。我用具體的歷史現實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為。”這種“具體和實際”代表著一種面對真相的態度，即親身參與，擁有第一手知識和體驗，才具有公開發表意見的權利。1989年，她根據愛滋病的盛行，又寫下《愛滋病及其隱喻》。
1993年4月，蘇珊.桑塔格在兒子的邀請下，來到塞拉耶佛。7月，她決定再回來，在那裡工作和生活一段時間。她問人們“我能做些什麼﹖我告訴人們，我能寫作，我可以在醫院做護理工作，我能教英語，我能做戲劇導演等等。”於是，那裡的戲劇工作者說，你能不能導演一齣劇﹖。就這樣，她導演了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後來，她在塞拉耶佛出出進進有三年。
在《塞拉耶佛等待戈多》一文中，揣了四隻手電筒和很多電池來這裡的蘇珊.桑塔格寫道：“演一齣戲，對當地戲劇界專業人士來說是意味深長的，因為這使他們成為正常人”。經過排練，8月17日，《等待戈多》開幕。文章的最後，蘇珊.桑塔格回憶著那個場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會來但明天肯定回來之後，弗拉迪米爾們和埃斯特拉貢們陷入悲慘的沉默期間，我的眼睛開始被淚水刺痛。觀眾席鴉雀無聲。唯一的聲音來自劇院外面：一輛聯合國裝甲運兵車轟隆隆碾過那條街，還有阻擊手們槍火的噼啪聲。”
後來有人問她，是否有人會認為你扮演了一個高高在上的救贖者角色。蘇珊.桑塔格非常憤慨：“假如去過塞拉耶佛，去過任何一個人們在忍受著同樣痛苦的地方，就不會產生這種玩世不恭的或天真的問題。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並扶起他來，你會想到他們的關係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關係嗎﹖這種花里胡哨的言辭正是當今那種使人們猶疑於慷慨行為的思潮的一部分。”
2001年
9.11事件 紐約
從塞拉耶佛到紐約，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區別以及人與人的誤解，讓蘇珊.桑塔格發現現代社會的冷漠。人們不關心你剛剛離開的城市，不關心人們遭受的折磨、恐懼和侮辱，你無法向他們訴說你的感受，更無法衝破人的冷漠和無動於衷。世界被永遠地分割為“彼處”和“此處”。她眼睜睜地看著人們在隱喻和自我蒙蔽中追求個人健康的幸福。
有人說，這是社會對自己形成的看法。蘇珊.桑塔格在《“彼處”與“此處”》一文中寫道：“從那些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的言行看來——是一個混亂的、不負責任的、自私的、懦弱的……追求幸福的社會。”
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9.11事件以及之後的美伊反恐戰爭，更讓年近七十的蘇珊.桑塔格寫下了《真正的戰鬥與空洞的隱喻》一文，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她說：“9.11之後的口號：我們站在一起。在我看來，這意味著：要愛國，不要思考！讓你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拋棄理性的行為占了上風，正是蘇珊.桑塔格認為的最大危險。人不再自己思考事物的真相，而盲目的接納隱喻所產生的狂熱情緒。
2004年12月27日
逝世 紐約
當蘇珊.桑塔格逝世的訊息傳來，了解她的人為之感慨不已。如翻譯家黃燦然所說，“人們失去了評估未來美國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個清晰尺度。更少了一個如此清楚冷靜並具有良知的人。”
1998年，蘇珊.桑塔格接受中國學者楊小濱、貝嶺採訪時，曾提過自己思考問題的方式，她說：“我更感興趣的不是理論，而是基於描述真實的全面的解釋，即參考了歷史的全面的解釋。每當我想到什麼的時候，我就問自己，這個字的來源是什麼？人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它的？它的歷史是什麼？它的中心詞義是什麼？它被發明以攪混或克服的意義是什麼？因為我們所作用的一切思想意義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候被發明的。記住這一點很重要。”
在採訪的最後，她告訴來自中國的友人，她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因為她的父親在中國去世。她希望能夠來到中國，當然“只是在我覺得中國之行對我自己，從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對其他人有利的情況下，否則我是不會去的。我不想僅作為一個旅遊者去中國，那對我來說是不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