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修訂版）》是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檸。本書是《明德書系·潛望鏡文叢》之一。本書結合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等研究方法，對中國鄉土文化結構、鄉村經驗及其微觀權力形態進行了全面分析，通過對時間、空間、器物、實踐的符號分析，細膩地敘述了巨觀權力結構在鄉村經驗各個層面的相互轉化過程。通過對鄉土社會的“事實呈現”，該書進一步將分析引向農民心理學、鄉土哲學和精神現象學領域，可視為一部鄉土文化“小百科”。該書將理論邏輯融會於文學敘述之中，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基本介紹
- 書名：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修訂版）
- 作者：張檸
- ISBN：7300171834, 9787300171838
- 頁數：316頁
- 定價：55.00元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年4月1日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 語種：簡體中文
作者簡介,內容簡介,目錄,文摘,
作者簡介
張檸，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學術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經驗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等，著有《敘事的智慧》、《文化的病症》、《沒有烏托邦的言辭》《想像的衰變》、《再造文學巴別塔》、《白堊紀文學備忘錄》、《中國現代文學六家——文學觀念史研究》等。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文化研究中國化的實驗性著作。作者結合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等研究方法，對中國鄉土文化結構、鄉村經驗及其微觀權力形態進行了全面分析，通過對時間、空間、器物、實踐的符號分析，細膩地敘述了巨觀權力結構在鄉村經驗各個層面的相互轉化過程。通過對鄉土社會的“事實呈現”，該書進一步將分析引向農民心理學、鄉土哲學和精神現象學領域，可視為一部鄉土文化“小百科”。本書將理論邏輯融會於文學敘述之中，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目錄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鄉村時間
第一節生態時間和結構時間
第二節時間經驗中的皈依和救贖
第三節數位化和鄉村時間的語義
第四節時間財富化和經驗的斷裂
第三章 鄉村空間
第一節地理空間和血緣空間
第二節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
第三節神聖空間和世俗空間
第四節空間的死寂和再生產
第四章 鄉村器物之一：家具
第三節神聖空間和世俗空間
第四節空間的死寂和再生產
第四章 鄉村器物之一：家具
第一節鄉村器物與身體能量
第二節家庭器物的分類
第三節家庭器物的功能
第四節家庭器物的現代化
附錄：移動的器物
第五章 鄉村器物之二：農具
第一節農具與農民的能量耗費
第二節農具的物理和心理慣性
第三節現代符號價值中的農具
第四節農具與身體管理和肉體記憶
第六章 農民和食物
第三節家庭器物的功能
第四節家庭器物的現代化
附錄：移動的器物
第五章 鄉村器物之二：農具
第一節農具與農民的能量耗費
第二節農具的物理和心理慣性
第三節現代符號價值中的農具
第四節農具與身體管理和肉體記憶
第六章 農民和食物
第一節能量的攝入和支出
第二節勞動方式和腸胃習慣
第二節勞動方式和腸胃習慣
第三節農民和主食強迫症
第四節綠色土地和黑色食品
第五節食物研究者的盲視
附錄：農民與服裝
第七章 鄉村的玩具和遊戲
第一節鄉村的遊戲
第二節鄉村玩具的特性
第三節遊戲與鄉土意象
第四節遊戲和玩具的世俗功能
第四節綠色土地和黑色食品
第五節食物研究者的盲視
附錄：農民與服裝
第七章 鄉村的玩具和遊戲
第一節鄉村的遊戲
第二節鄉村玩具的特性
第三節遊戲與鄉土意象
第四節遊戲和玩具的世俗功能
第五節超越現實原則的遊戲
第八章 巨觀權力和農民的自由
第一節族長和“卡里斯瑪”
第二節鄉村秩序的坐標
第三節權力鏈條中的農民
第九章 鄉村變態人格的誕生
第一節 柔情似水的文化壓抑
第二節農婦人格畸變的類型
第三節家庭內部的權力之爭
第四節農夫的抵抗和多重人格
第五節手工業學徒的變態心理
附錄：傻女婿故事的原型意義
第十章 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鏡像
第一節陌生人及其簡明分類
第二節血緣性永久介入的陌生人
第三節明顯的行為介入的陌生人
第四節明顯的非介入性陌生人
第五節潛在陌生人與日常經驗介入
第六節潛在陌生人與神秘經驗介入
第十一章 鄉村的婚姻、生育和性愛
第一節鄉土婚姻的異端
第二節妻與妾和性別政治
第三節子嗣文化中的婚姻和性愛
第十二章 鄉村的勞動分化和職業歧視
第一節手工業和重農學派
第二節農耕生產之外的職業
第三節輔助農耕的次等職業
第四節否定農耕的地下職業
第十三章 鄉村生活中的兒童經驗
第一節鄉村兒童的形象
第二節鄉村兒童的名號
第三節兒童的勞動和學習
第四節兒童記憶中的節日
附錄：逃離鄉村的夢想
第十四章 農民的姿態、表情和聲音
第一節日常生活中的農民
第二節農民的表情分析
第三節鄉村的聲音系統分析
附錄：記一位民間歌手
第十五章 中國詩歌中的農耕精神
第一節古詩的節奏及其精神秘密
第二節古典詩意和農耕經驗
第三節新的詩意的發生學問題
第四節現代詩歌中的農耕情結
第十六章 中國小說中的鄉土經驗
第一節敘事作品中的家族：崩潰或重構
第二節啟蒙運動中的“鄉土文學”
第三節當代鄉村文化破碎的寓言
主要參考書目
關鍵字索引
第八章 巨觀權力和農民的自由
第一節族長和“卡里斯瑪”
第二節鄉村秩序的坐標
第三節權力鏈條中的農民
第九章 鄉村變態人格的誕生
第一節 柔情似水的文化壓抑
第二節農婦人格畸變的類型
第三節家庭內部的權力之爭
第四節農夫的抵抗和多重人格
第五節手工業學徒的變態心理
附錄：傻女婿故事的原型意義
第十章 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鏡像
第一節陌生人及其簡明分類
第二節血緣性永久介入的陌生人
第三節明顯的行為介入的陌生人
第四節明顯的非介入性陌生人
第五節潛在陌生人與日常經驗介入
第六節潛在陌生人與神秘經驗介入
第十一章 鄉村的婚姻、生育和性愛
第一節鄉土婚姻的異端
第二節妻與妾和性別政治
第三節子嗣文化中的婚姻和性愛
第十二章 鄉村的勞動分化和職業歧視
第一節手工業和重農學派
第二節農耕生產之外的職業
第三節輔助農耕的次等職業
第四節否定農耕的地下職業
第十三章 鄉村生活中的兒童經驗
第一節鄉村兒童的形象
第二節鄉村兒童的名號
第三節兒童的勞動和學習
第四節兒童記憶中的節日
附錄：逃離鄉村的夢想
第十四章 農民的姿態、表情和聲音
第一節日常生活中的農民
第二節農民的表情分析
第三節鄉村的聲音系統分析
附錄：記一位民間歌手
第十五章 中國詩歌中的農耕精神
第一節古詩的節奏及其精神秘密
第二節古典詩意和農耕經驗
第三節新的詩意的發生學問題
第四節現代詩歌中的農耕情結
第十六章 中國小說中的鄉土經驗
第一節敘事作品中的家族：崩潰或重構
第二節啟蒙運動中的“鄉土文學”
第三節當代鄉村文化破碎的寓言
主要參考書目
關鍵字索引
初版後記
修訂版後記
選摘
選摘
文摘
第一章 緒論
1
天色已黃昏。大地的輪廓消失了。黃昏是“明”與“暗”、“生”與“死”、“動”與“靜”的交界處。越過這個界限，一切可見的“動”都變成了“靜”。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以一種仿佛“死寂”的形式在悄然生長。土地沉睡了，但它的分子和元素還在悄悄地行動，塵土的微粒和草葉的根莖都在喃喃自語。農民也沉睡了，但他們的夢還沒有睡，夢在召喚稻穀和子嗣的種子。黃昏之後的土地和生物，在一種可見的“靜”和不可見的“動”中運動。這是一種看不見但能夠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動和靜。這是一種來自土地的經驗，是感官和土地元素融為一體的經驗。按照這種經驗，黎明和白天，就是在用“動”的形式表現靜；黃昏和暗夜，就是在用“靜”的形式表現動。這就是“動靜合一”、“天人合一”、“生死一如”的價值觀念的自然基礎。靜是動的極端形式，就像動是靜的極端形式一樣。自然和天道的運行，明暗交替和四季循環的過程，並不是給明和暗、動和靜劃界，恰恰是在模糊它們的界限。農民對這種邊界模糊的明暗和動靜的體驗，與自然運行的天道是合而為一的。這種體驗或經驗的中斷，也就是體驗者與土地的關聯或與自然的關聯的中斷。
真正將“明”與“暗”、“動”與“靜”截然分開和對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和農民，而是城鎮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鎮徹夜不滅的燈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劃出了一道道虛無的邊界。在那個由燈光和鐘錶的嘀嗒聲劃定的邊界之內，我們看到一個顛倒了的世界在靜穆的世界之中狂歡不已。這個喧鬧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農民文化中的另一極，也是被“生產價值”所抑制的一極，它只存在於農民想像的“魑魅魍魎世界”之中。現在，它“真實”地出現在土地上和農民的面前，充滿了誘惑，猶如向他們頻頻招手的“欲望”，仿佛要將他們從土地中連根拔起。毫無疑問，這個人為世界的邊界正在不斷擴大，以至於土地和農民的邊界越來越小，“生產”的邊界越來越小，“勞動價值”變得越來越成問題。城市以一種人為的方式消除了黃昏的景觀，改寫了黃昏的經驗，它沒有黃昏。在一個被城市經驗和城市價值支配的世界和時代，真正的“黃昏經驗”，或者說與之相關的土地經驗、鄉村經驗、農民經驗正在迅速消失。這就是我所說的“土地的黃昏”。無論人們為此找到什麼樣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社會的理由），如果不說它是悲劇性的，那么至少也是無奈的。
2
獵人、漁民、牧民、農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這種居民身份，與其說是社會分工的結果，不如說是自然分工的結果。獵人，就是及時將動物殺死的人。牧人，就是對動物執行“死緩”的人。最初的“農民”甚至就是茹毛飲血的野蠻人（也就是最初的獵人）。學會種地是文明開化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中國農民開化得比較早，他們也最能與動物和睦相處。進入開化初期的農業社會，分工也十分細緻。先秦典籍《周禮》中記載的職業分類極其複雜，殺豬宰羊剖魚都有專人負責，負責釀酒的官叫“酒人”，負責制飲料的官叫“漿人”，負責製冷飲的官叫“凌人”。還有製造車輛的“輪人”、“輿人”，冶金鑄造的“冶氏”、“築氏”，製造兵器的“弓人”、“矢人”，等等。《考工記》中的原始手工業的“百工”（大約30種職業），作為國家管理系統的六大職業（六大職業是：坐而論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整治五材、製造器具的“百工”；使四方貨物流通的“商旅”；通過身體的勞動使土地生財的“農夫”；治理絲麻、紡紗織布的“婦功”（後面兩種就是所謂的“男耕女織”）。見《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中的一種，也排在農夫前面。農夫不過是“飭力以長地財”的人（我稱農民為“用身體與自然進行能量交換的人”）。在國家職業分工系統中，農民們並不直接跟動物打交道，動物不過是他們的難兄難弟。那些馴養動物、管理動物、宰殺動物的，都是最早為祭祀服務的宗教人士或朝廷官員。農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為的是收穫充飢的稻、黍、麥、豆、瓜果、蔬菜，他們也漸漸跟植物精神合而為一，植物漸漸成了農民的集體潛意識。施賓格勒說：“人自己變成了植物--即變成了農民。……敵對的自然變成了朋友；土地變成了家鄉。在播種與生育、收穫與死亡、孩子與穀粒間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因緣。”（[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冊），19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農民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歷史觀念，實際上就是沒有“現代性”觀念支配下的線性物理時間觀念。他們的歷史就像是稻穀和草木的歷史，從生到死，從播種到收割，循環往復。他們的歷史同時也是自然意義上的身體生長史。這是一種在經驗表層顯得短暫（從天亮、醒到天黑、睡，從子宮到墳墓），但在經驗深層卻是無始無終的循環的時間觀（個體的消亡，子嗣的不斷繁衍，家庭與宗族的昌盛，就像植物的種子一樣）。這種農耕文化，支配了中國歷史和文化幾千年，形成了一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觀，與生物界的“生久必死，死久必生”的意思相近，就像植物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就是他們的“形上學”。從生存空間的角度看，中國農民生活在一種奇特的建築布局之中，這種布局空間同樣跟他們的價值觀相關：將生長與死亡交織在一起，從居室的後窗，就能看到宗族的墓地，前院是人與牲畜、家禽生活的地盤；左右兩邊就是蔬菜、果樹和莊稼，他們就像叢生的植物中的一員。他們追求一種元素層面上的“天人合一”。這既是一種“時間的結構化”，也是一種“空間的時間化”。對此，我將在本書的第一、二兩章詳細討論。
農民十分依戀土地，土地就是家鄉，他們自己就像稻穀，土地是他們生長的基礎和死後的歸宿。年紀大的農民住不慣城市的樓房，他們的理由很奇怪：“住在樓上不習慣，沾不到地氣。”意思就是不能每天生活在泥土上。如果他們不是在潛意識裡將自己當作植物，這種觀念無論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實上農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沒有時間和歷史的輪迴。這正是他們在現代這個由線性觀念支配的世界中無可適從、甚至遭遇悲慘的根本原因。農民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肯定和否定的“二元論”，也就是沒有絕對的“價值觀”。他們對事物的態度中隱含著一種由“植物模式”引申出來相對價值模式--沒有絕對的死亡，復活也包含在其中；沒有絕對的毀壞，生長也在其中；沒有絕對的否定，肯定也在其中。愛恨交加、褒貶合一、模稜兩可，都是他們典型的話語方式。全盤否定，或者全面接受的思維，不是農民的思維方式，而是市民對待農民的方式。甚至在農婦罵人的話中，也可以發現這種不符合“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她們的辱罵中沒有絕對的否定和絕對的貶低，而是採用一種否定和肯定合而為一的方式。讚美也是如此，比如她們經常稱自己的丈夫為“冤家”，既愛又恨，愛極恨極的兩端情感包含在一個辭彙之中。錢锺書稱之為“相反兩意融會於一字”（錢锺書：《管錐編》,第1冊，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相同的例子還有：“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尚書》），其中的“亂”即“治”之義。，這種詞義的原始“兩歧性”，包含了農耕文明深層的精神基因。這種精神基因，已經被理性和邏輯解碼。其結果是一切都變得清晰可知，並且被簡單化。
中國的主要問題，至今依然是農民或變種農民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化經驗中，隱含著大量的農民經驗，或者被扭曲了的農民經驗。傳統的中國農民只是種地的，更極端的農民，連手工業者也不肯兼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說法，是針對離城鎮較近的農村而言的。越是偏遠的農村，傳統的價值觀念越根深蒂固，社會分工也就越不發達。他們崇尚的是勞動或者生產價值，而不是交換和消費價值。所謂“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意思就是，無論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什麼，都靠自己解決，種稻穀、種菜、養豬、釀酒、製糖，等等。比如要穿衣，他們會先種棉花，然後摘棉花--軋花（除棉花籽）--紡紗--織布--染布--裁剪--縫紉，自我服務一條龍，萬事不求人。這中間也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他們是完整的人，他們的能力是多種多樣的，潛能的實現也是全方位的。如果是他們自己不能製造的東西，那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屬於他們很忌諱的奢侈品，要不要無所謂。一些技術比較複雜的、生活和生產又必不可少的物品，催化了鄉村手工業的發生，這是社會分工的最初結果，像鐵匠、木匠、泥水匠等。但在鄉村，這些手工業者完全專職的並不多，春耕秋收的時候，他們照樣要參與農業生產。我的老家，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依然是這種狀況。因此，這是一個拒絕消費的社會。所以他們既不需要商人，更不會成為商人。只有在廟會上，農民才短暫地成為了“商人”，帶著祭祀者與交換者的雙重身份。此外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們依然是農民。他們的思維，並沒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廟會而發生變化。他們的歷史觀、人生觀，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樣。這只是就生產實踐和日常生活的領域而言。在價值觀念領域裡，他們從來就不認為一個人自己能夠“自給自足”，他們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從空間到時間、從個體和家庭再到家族和宗族的整體。這種整體性，體現在他們的人際關係、家庭關係等社會實踐的每一個細小的領域。
中國的現代化和都市化進程，改變了中國農民一統天下的局面。傳統的農民隊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產生了兩種基本類型的變種農民，一種是城外的農民，他們為了擺脫農業生產難以維生的尷尬局面，不得不將過去自給自足的農副業變成商業，給農貿販子提供大量的農副產品。另一種是進城的農民（也就是農副產品的倒賣者），他們有著農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靈。他們唯一的快樂就是數錢，像點鈔機一樣。他們最大的威脅，來自工業產品。只有在工業品的成本和利潤面前，他們才感到害羞、煩躁、焦慮。我們一直簡單地認為，都市化過程中首先獲利的是農民。因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將農業資源變成貨幣資本。實際上不是這樣。真正獲利的，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資源的權貴之外，主要是一批從事農業資源批發的中介人。他們的職能，就是將農業文明的資源，轉換成現代都市中商品市場上的交換品。與這種可見的轉換相關的，是一種隱秘的變化，那就是文明中永恆的因素轉換成了短暫的、過渡性的因素。傳統社會的農耕精神，那些與土地、自然和血緣社會密切相關的和諧狀態，轉換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時刻追求轉瞬即逝的時尚，轉化為對商品交換和剩餘價值的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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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已黃昏。大地的輪廓消失了。黃昏是“明”與“暗”、“生”與“死”、“動”與“靜”的交界處。越過這個界限，一切可見的“動”都變成了“靜”。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以一種仿佛“死寂”的形式在悄然生長。土地沉睡了，但它的分子和元素還在悄悄地行動，塵土的微粒和草葉的根莖都在喃喃自語。農民也沉睡了，但他們的夢還沒有睡，夢在召喚稻穀和子嗣的種子。黃昏之後的土地和生物，在一種可見的“靜”和不可見的“動”中運動。這是一種看不見但能夠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動和靜。這是一種來自土地的經驗，是感官和土地元素融為一體的經驗。按照這種經驗，黎明和白天，就是在用“動”的形式表現靜；黃昏和暗夜，就是在用“靜”的形式表現動。這就是“動靜合一”、“天人合一”、“生死一如”的價值觀念的自然基礎。靜是動的極端形式，就像動是靜的極端形式一樣。自然和天道的運行，明暗交替和四季循環的過程，並不是給明和暗、動和靜劃界，恰恰是在模糊它們的界限。農民對這種邊界模糊的明暗和動靜的體驗，與自然運行的天道是合而為一的。這種體驗或經驗的中斷，也就是體驗者與土地的關聯或與自然的關聯的中斷。
真正將“明”與“暗”、“動”與“靜”截然分開和對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和農民，而是城鎮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鎮徹夜不滅的燈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劃出了一道道虛無的邊界。在那個由燈光和鐘錶的嘀嗒聲劃定的邊界之內，我們看到一個顛倒了的世界在靜穆的世界之中狂歡不已。這個喧鬧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農民文化中的另一極，也是被“生產價值”所抑制的一極，它只存在於農民想像的“魑魅魍魎世界”之中。現在，它“真實”地出現在土地上和農民的面前，充滿了誘惑，猶如向他們頻頻招手的“欲望”，仿佛要將他們從土地中連根拔起。毫無疑問，這個人為世界的邊界正在不斷擴大，以至於土地和農民的邊界越來越小，“生產”的邊界越來越小，“勞動價值”變得越來越成問題。城市以一種人為的方式消除了黃昏的景觀，改寫了黃昏的經驗，它沒有黃昏。在一個被城市經驗和城市價值支配的世界和時代，真正的“黃昏經驗”，或者說與之相關的土地經驗、鄉村經驗、農民經驗正在迅速消失。這就是我所說的“土地的黃昏”。無論人們為此找到什麼樣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社會的理由），如果不說它是悲劇性的，那么至少也是無奈的。
2
獵人、漁民、牧民、農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這種居民身份，與其說是社會分工的結果，不如說是自然分工的結果。獵人，就是及時將動物殺死的人。牧人，就是對動物執行“死緩”的人。最初的“農民”甚至就是茹毛飲血的野蠻人（也就是最初的獵人）。學會種地是文明開化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中國農民開化得比較早，他們也最能與動物和睦相處。進入開化初期的農業社會，分工也十分細緻。先秦典籍《周禮》中記載的職業分類極其複雜，殺豬宰羊剖魚都有專人負責，負責釀酒的官叫“酒人”，負責制飲料的官叫“漿人”，負責製冷飲的官叫“凌人”。還有製造車輛的“輪人”、“輿人”，冶金鑄造的“冶氏”、“築氏”，製造兵器的“弓人”、“矢人”，等等。《考工記》中的原始手工業的“百工”（大約30種職業），作為國家管理系統的六大職業（六大職業是：坐而論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整治五材、製造器具的“百工”；使四方貨物流通的“商旅”；通過身體的勞動使土地生財的“農夫”；治理絲麻、紡紗織布的“婦功”（後面兩種就是所謂的“男耕女織”）。見《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中的一種，也排在農夫前面。農夫不過是“飭力以長地財”的人（我稱農民為“用身體與自然進行能量交換的人”）。在國家職業分工系統中，農民們並不直接跟動物打交道，動物不過是他們的難兄難弟。那些馴養動物、管理動物、宰殺動物的，都是最早為祭祀服務的宗教人士或朝廷官員。農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為的是收穫充飢的稻、黍、麥、豆、瓜果、蔬菜，他們也漸漸跟植物精神合而為一，植物漸漸成了農民的集體潛意識。施賓格勒說：“人自己變成了植物--即變成了農民。……敵對的自然變成了朋友；土地變成了家鄉。在播種與生育、收穫與死亡、孩子與穀粒間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因緣。”（[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冊），19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農民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歷史觀念，實際上就是沒有“現代性”觀念支配下的線性物理時間觀念。他們的歷史就像是稻穀和草木的歷史，從生到死，從播種到收割，循環往復。他們的歷史同時也是自然意義上的身體生長史。這是一種在經驗表層顯得短暫（從天亮、醒到天黑、睡，從子宮到墳墓），但在經驗深層卻是無始無終的循環的時間觀（個體的消亡，子嗣的不斷繁衍，家庭與宗族的昌盛，就像植物的種子一樣）。這種農耕文化，支配了中國歷史和文化幾千年，形成了一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觀，與生物界的“生久必死，死久必生”的意思相近，就像植物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就是他們的“形上學”。從生存空間的角度看，中國農民生活在一種奇特的建築布局之中，這種布局空間同樣跟他們的價值觀相關：將生長與死亡交織在一起，從居室的後窗，就能看到宗族的墓地，前院是人與牲畜、家禽生活的地盤；左右兩邊就是蔬菜、果樹和莊稼，他們就像叢生的植物中的一員。他們追求一種元素層面上的“天人合一”。這既是一種“時間的結構化”，也是一種“空間的時間化”。對此，我將在本書的第一、二兩章詳細討論。
農民十分依戀土地，土地就是家鄉，他們自己就像稻穀，土地是他們生長的基礎和死後的歸宿。年紀大的農民住不慣城市的樓房，他們的理由很奇怪：“住在樓上不習慣，沾不到地氣。”意思就是不能每天生活在泥土上。如果他們不是在潛意識裡將自己當作植物，這種觀念無論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實上農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沒有時間和歷史的輪迴。這正是他們在現代這個由線性觀念支配的世界中無可適從、甚至遭遇悲慘的根本原因。農民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肯定和否定的“二元論”，也就是沒有絕對的“價值觀”。他們對事物的態度中隱含著一種由“植物模式”引申出來相對價值模式--沒有絕對的死亡，復活也包含在其中；沒有絕對的毀壞，生長也在其中；沒有絕對的否定，肯定也在其中。愛恨交加、褒貶合一、模稜兩可，都是他們典型的話語方式。全盤否定，或者全面接受的思維，不是農民的思維方式，而是市民對待農民的方式。甚至在農婦罵人的話中，也可以發現這種不符合“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她們的辱罵中沒有絕對的否定和絕對的貶低，而是採用一種否定和肯定合而為一的方式。讚美也是如此，比如她們經常稱自己的丈夫為“冤家”，既愛又恨，愛極恨極的兩端情感包含在一個辭彙之中。錢锺書稱之為“相反兩意融會於一字”（錢锺書：《管錐編》,第1冊，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相同的例子還有：“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尚書》），其中的“亂”即“治”之義。，這種詞義的原始“兩歧性”，包含了農耕文明深層的精神基因。這種精神基因，已經被理性和邏輯解碼。其結果是一切都變得清晰可知，並且被簡單化。
中國的主要問題，至今依然是農民或變種農民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化經驗中，隱含著大量的農民經驗，或者被扭曲了的農民經驗。傳統的中國農民只是種地的，更極端的農民，連手工業者也不肯兼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說法，是針對離城鎮較近的農村而言的。越是偏遠的農村，傳統的價值觀念越根深蒂固，社會分工也就越不發達。他們崇尚的是勞動或者生產價值，而不是交換和消費價值。所謂“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意思就是，無論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什麼，都靠自己解決，種稻穀、種菜、養豬、釀酒、製糖，等等。比如要穿衣，他們會先種棉花，然後摘棉花--軋花（除棉花籽）--紡紗--織布--染布--裁剪--縫紉，自我服務一條龍，萬事不求人。這中間也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他們是完整的人，他們的能力是多種多樣的，潛能的實現也是全方位的。如果是他們自己不能製造的東西，那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屬於他們很忌諱的奢侈品，要不要無所謂。一些技術比較複雜的、生活和生產又必不可少的物品，催化了鄉村手工業的發生，這是社會分工的最初結果，像鐵匠、木匠、泥水匠等。但在鄉村，這些手工業者完全專職的並不多，春耕秋收的時候，他們照樣要參與農業生產。我的老家，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依然是這種狀況。因此，這是一個拒絕消費的社會。所以他們既不需要商人，更不會成為商人。只有在廟會上，農民才短暫地成為了“商人”，帶著祭祀者與交換者的雙重身份。此外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們依然是農民。他們的思維，並沒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廟會而發生變化。他們的歷史觀、人生觀，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樣。這只是就生產實踐和日常生活的領域而言。在價值觀念領域裡，他們從來就不認為一個人自己能夠“自給自足”，他們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從空間到時間、從個體和家庭再到家族和宗族的整體。這種整體性，體現在他們的人際關係、家庭關係等社會實踐的每一個細小的領域。
中國的現代化和都市化進程，改變了中國農民一統天下的局面。傳統的農民隊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產生了兩種基本類型的變種農民，一種是城外的農民，他們為了擺脫農業生產難以維生的尷尬局面，不得不將過去自給自足的農副業變成商業，給農貿販子提供大量的農副產品。另一種是進城的農民（也就是農副產品的倒賣者），他們有著農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靈。他們唯一的快樂就是數錢，像點鈔機一樣。他們最大的威脅，來自工業產品。只有在工業品的成本和利潤面前，他們才感到害羞、煩躁、焦慮。我們一直簡單地認為，都市化過程中首先獲利的是農民。因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將農業資源變成貨幣資本。實際上不是這樣。真正獲利的，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資源的權貴之外，主要是一批從事農業資源批發的中介人。他們的職能，就是將農業文明的資源，轉換成現代都市中商品市場上的交換品。與這種可見的轉換相關的，是一種隱秘的變化，那就是文明中永恆的因素轉換成了短暫的、過渡性的因素。傳統社會的農耕精神，那些與土地、自然和血緣社會密切相關的和諧狀態，轉換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時刻追求轉瞬即逝的時尚，轉化為對商品交換和剩餘價值的迷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