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綠色環保標誌，是一種通用的全球環保標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國際綠色環保標誌
- 標誌：全球環保標章
- 種類：環境
- 性質：通用
圖例,紀念日,關於環保,歷史沿革,萌芽時期,空氣污染指數,
圖例
國際綠色環保標誌
國際綠色環保標誌
國際綠色環保標誌全球環保標章
全球環保標章
全球環保標章紀念日
國際濕地日
2月2日為國際濕地日。根據1971年在伊朗拉姆薩爾（RAMSAR）簽定的《關於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濕地是指“長久或暫時性沼澤地、泥炭地或域地帶，帶有靜止或流動、或為淡水、半鹹水、鹹水體，包括低潮時不超過6米的水域”濕地對於保護生物多樣性，特別是禽類的生息和遷徙有重要的作用。
世界水日
199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確定每年的3月22日為“世界水日”，為地球水資源的日益短缺和不斷加重的水污染敲響警鐘。
世界氣象日
1960年，世界氣象組織把3月23日定為“世界氣象日”，以提高公眾對氣象問題的關注。
世界地球日
1969年美國威斯康星州參議員蓋洛德 納爾遜提議，在美國各大學校園內舉辦環保問題的講演會。不久，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學生丹尼斯 海斯將納爾遜的提議擴展為在全美舉辦大規模的社區環保活動，並選定1970年4月22日為第一個“地球日”。當天，美國有2000多萬人，包括國會議員、各階層人士，參加了這次規模盛大的環保活動。在全國各地，人們高呼著保護環境的口號，在街頭和校園，遊行、集會、演講和宣傳。隨後影響日漸擴大並超出美國國界，得到了世界許多國家的積極回響，最終形成為世界性的環境保護運動。4月22日也日漸成為全球性的“地球日”。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開展形式多樣的民眾環保活動。
世界無菸日
1987年世界衛生組織把5月31日定為“世界無菸日”，以提醒人們重視香菸對人類健康的危害。
世界環境日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各國環境保護運動的深入，環境問題已成為重大社會問題，一些跨越國界的環境問題頻繁出現，環境問題和環境保護逐步進入國際社會生活。
1972年6月5～16日，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來自113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和民間人士就世界當代環境問題以及保護全球環境戰略等問題進行了研討，制定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和109條建議的保護全球環境的“行動計畫”，提出了7個共同觀點和26項共同原則，以鼓舞和指導世界各國人民保持和改善人類環境，並建議將此次大會的開幕日定為“世界環境日”。
1972年10月，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聯合國根據當年的世界主要環境問題及環境熱點，有針對性地制定每年的“世界環境日”的主題。聯合國系統和各國政府每年都在這一天開展各種活動，宣傳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的重要性，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同時發表《環境現狀的年度報告書》，召開表彰“全球500佳”國際會議。
1972年6月5～16日，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來自113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和民間人士就世界當代環境問題以及保護全球環境戰略等問題進行了研討，制定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和109條建議的保護全球環境的“行動計畫”，提出了7個共同觀點和26項共同原則，以鼓舞和指導世界各國人民保持和改善人類環境，並建議將此次大會的開幕日定為“世界環境日”。
1972年10月，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聯合國根據當年的世界主要環境問題及環境熱點，有針對性地制定每年的“世界環境日”的主題。聯合國系統和各國政府每年都在這一天開展各種活動，宣傳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的重要性，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同時發表《環境現狀的年度報告書》，召開表彰“全球500佳”國際會議。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乾旱日
由於日益嚴重的全球荒漠化問題不斷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從1995年起，每年的6月17日被定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乾旱日”。
世界人口日
1987年7月11日，以一個南斯拉夫嬰兒的誕生為標誌，世界人口突破50億。1990年，聯合國把每年的7月11日定為“世界人口日”。
國際保護臭氧層日
1987年9月16日，46個國家在加拿大蒙特婁簽署了《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婁議定書》，開始採取保護臭氧層的具體行動。聯合國設立這一紀念日旨在喚起人們保護臭氧層的意識，並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以保護地球環境和人類的健康。
世界動物日
義大利傳教士聖· 弗朗西斯曾在100多年前倡導在10月4日“向獻愛心給人類的動物們致謝”。為了紀念他，人們把10月4日定為“世界動物日”。
世界糧食日
全世界的糧食正隨著人口的飛速增長而變得越來越供不應求。從1981年起，每年的10月6日被定為“世界糧食日”。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生物多樣性公約》於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為紀念這一有意義的日子，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從1995年起每年的12月29日為“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關於環保
歷史沿革
人類是環境的產物，人類要依賴自然環境才能生存和發展；人類又是環境的改造者，通過社會性生產活動來利用和改造環境，使其更適合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把環境定義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蹟、人文遺蹟、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城市和鄉村等”。按照環境的功能不同，可以把環境分為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
由於人類活動或自然原因使環境條件發生不利於人類的變化，以致影響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給人類帶來災害，這就是環境問題。自然因素如洪水、乾旱、風暴、地震、海嘯……，自開天闢地以來就存在。對這類環境問題，人類可以採取措施減少它的消極影響和破壞力，但卻難以阻止它。我們這裡所講的環境問題是指人類活動給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和環境污染這兩大類。環境破壞是指由於不合理開發利用資源或進行大型工程建設，使自然環境和資源遭到破壞而引起的一系列環境問題，如植被破壞引起的水土流失、過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大面積開墾草原引起的土壤沙漠化、亂采濫捕使珍稀物種滅絕等，其後果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有的甚至不可逆轉。環境污染主要是指工農業生產和城市生活把大量污染物排人環境，使環境質量下降，以致危害人體健康，損害生物資源，影響工農業生產。具體他說，環境污染是指有害的物質，主要是工業的“三廢”（廢氣、廢水、廢渣）對大氣、水體、土壤和生物的污染。環境污染包括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生物污染等由物質引起的污染和噪聲污染、熱污染、放射性污染或電磁輻射污染等由物理性因素引起的污染。環境問題貫穿於人類發展的整個階段。但在不同歷史階段，由於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水平的差異，環境問題的類型、影響範圍和程度也不盡一致。依據環境問題產生的先後和輕重程度，環境問題的發生與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自人類出現直至工業革命為止，是早期環境問題階段；從工業革命到1984年發現南極臭氧空洞為止，是近現代環境問題階段；從1984年發現南極臭氧空洞，引起第二次世界環境問題高潮至今，為當代環境問題階段。本章將根據這三個階段的劃分，概述環境問題和環境保護的有關情況。
由於人類活動或自然原因使環境條件發生不利於人類的變化，以致影響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給人類帶來災害，這就是環境問題。自然因素如洪水、乾旱、風暴、地震、海嘯……，自開天闢地以來就存在。對這類環境問題，人類可以採取措施減少它的消極影響和破壞力，但卻難以阻止它。我們這裡所講的環境問題是指人類活動給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和環境污染這兩大類。環境破壞是指由於不合理開發利用資源或進行大型工程建設，使自然環境和資源遭到破壞而引起的一系列環境問題，如植被破壞引起的水土流失、過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大面積開墾草原引起的土壤沙漠化、亂采濫捕使珍稀物種滅絕等，其後果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有的甚至不可逆轉。環境污染主要是指工農業生產和城市生活把大量污染物排人環境，使環境質量下降，以致危害人體健康，損害生物資源，影響工農業生產。具體他說，環境污染是指有害的物質，主要是工業的“三廢”（廢氣、廢水、廢渣）對大氣、水體、土壤和生物的污染。環境污染包括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生物污染等由物質引起的污染和噪聲污染、熱污染、放射性污染或電磁輻射污染等由物理性因素引起的污染。環境問題貫穿於人類發展的整個階段。但在不同歷史階段，由於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水平的差異，環境問題的類型、影響範圍和程度也不盡一致。依據環境問題產生的先後和輕重程度，環境問題的發生與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自人類出現直至工業革命為止，是早期環境問題階段；從工業革命到1984年發現南極臭氧空洞為止，是近現代環境問題階段；從1984年發現南極臭氧空洞，引起第二次世界環境問題高潮至今，為當代環境問題階段。本章將根據這三個階段的劃分，概述環境問題和環境保護的有關情況。
萌芽時期
環境問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遙遠的農業革命以前。在農業革命以前，人與自然的關係曾經歷了一次歷史性的大轉折。這次大轉折的標誌是能夠利用“製造工具用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火。據我國科學家考證，在元謀人遺址中有大量的炭屑、燒骨等遺蹟，這是人類最早使用火的證明。這說明，大約在170萬年前，人類就開始利用火。由於能夠利用火這一體外能源，人類結束了自然奴隸的歷史，由被動適應環境轉向主動改造環境，開始了征服自然、駕馭自然的艱難而漫長的歷程。
伴隨著火的利用和工具的製造，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也就出現了。一些學者認為，在史前社會，許多大型哺乳動物的滅絕，如美洲野牛絕跡可能與人們過度狩獵有關。舊石器時代晚期。猛獁象、披毛犀的消失，也可能是同樣的原因所致。不過，在農業革命以前，人口一直是很少的，人類活動的範圍也只占地球表面的極小部分；另一方面，從總體上講，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力還很低，還只能依賴自然環境，以採集和獵取天然動植物為生。此時，雖然已經出現了環境問題，但是並不突出，地球生態系統還有足夠的能力自行恢復平衡。所以，在農業革命以前，環境基本上是按照自然規律運動變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於自然環境。
農業革命以後，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一是人口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爆發性增長，由距今1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的532萬人增加到距今2000年前後的1.33億人。人口數量大大增加，對地球環境的影響範圍和程度也隨之增大。二是人們學會了馴化野生動植物，有目的地耕種和馴養成為人們獲取食物的主要手段，使人類的食物來源有了保障。隨著耕種作業的發展，人類利用和改造環境的力量與作用越來越大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相應的環境問題。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人們主要是通過大面積砍伐森林、開墾草原來擴大耕種面積，增加糧食收成，加上刀耕火種等落後生產方式，導致大量已開墾的土地生產力下降，水土流失加劇，大片肥沃的土地逐漸變成了不毛之地。為了農業灌溉的需要，水利事業得到了發展，但又往往引起土壤鹽漬化和沼澤化等。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不僅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人類文明的進程。歷史上，由於農業文明發展不當帶來生態環境惡化，從而使文明衰落的例子屢見不鮮。
誕生於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可以說是“尼羅河的賜予”。在歷史上，每到夏季，來自上游地區富含無機物礦物質和有機質的淤泥隨著河水的漫溢，都要給埃及留下一層薄薄的沉積層，其數量不致於堵塞灌渠、影響灌溉和泄洪，但卻足以補充從田地中收穫的作物所吸收的無機礦物質養分，近乎完美地滿足了農田對於有機質的需要，從而使這塊土地能夠生產大量的糧食來養育生於其上的眾多人口。歷史學家認為，正是這樣無比優越的自然條件造就了埃及漫長而輝煌的文明。然而由於尼羅河上游地區的森林不斷地遭到砍伐，以及過度放牧、墾荒等，使水土流失日益加劇，尼羅河中的泥沙逐年增加，埃及再也得不到那寶貴的沃土，昔日的“地中海糧倉”從此失去了往日的輝煌，現已成為地球上的貧困地區之一。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位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現伊拉克境內），是著名的巴比倫文明的發源地。公元前，這裡曾經是林木蔥鬱、沃野千里，富饒的自然環境孕育了輝煌的巴比倫文化——“楔形文字”、《漢穆拉比法典》、60進制計時法……巴比倫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西亞著名的商業中心，巴比倫國王為貴妃修建的“空中花園”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然而，巴比倫人在創造燦爛的文化、發展農業的同時，卻由於無休止地墾耕、過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壞了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使這片沃土最終淪為風沙肆虐的貧瘠之地，2000年前漫漫黃沙使巴比倫王國在地球上銷聲匿跡。如今，這塊土地所供養的的人口還不及漢穆拉比時代的1/4，而那座輝煌的巴比倫城，直到近代，才由考古學家發掘出來，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與古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齊名的古印度文明，發祥於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自然環境和開化歷史都和美索不達米亞相似。4000－5000年前，這裡的農業就很發達，人們利用印度河四季充沛的河水與一年兩季的洪水種出了豐盛的莊稼，盛產小麥、芝麻、甜瓜和棉花，是名符其實的糧倉。然而，毫無顧忌地開墾，無休止地砍伐森林，使溫德亞山和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水土大量流失淤塞了河道，破壞了生態結構和生態平衡，土地沙化出現了，昔日的沃野良田逐漸變成了茫茫沙漠。今天，這裡已經是面積達65萬平方公里的荒漠。
地中海地區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歷史上曾有過一段時期，地中海的每個地區都呈現出一種進步而又生機勃勃的文明。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但、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西班牙、義大利、西西里、南斯拉夫、希臘、克里特、土耳其都曾一度是世界上最繁榮進步的地區。如今，除了很少幾個國家還算發達外，其他都淪為二十世紀世界上的落後地區，許多國家現在的人口也僅有先前人口的一半或者1/3。地中海地區各個國家的文明興衰過程基本上非常相似：起初文明在大自然於漫長年代中造就的肥沃土地上興起，持續進步達幾個世紀，隨著開墾規模的擴大，越來越多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毀壞，富於生產力的表土也開始隨之遭到侵蝕、剝離；接下來持續的種植和滲漏淋溶，消耗了大量作物生長所需的礦物質營養，於是生產開始下降。隨著土地生產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開始衰落。
瑪雅文明是古老的中美文明，它在低地熱帶森林中（現今的瓜地馬拉〕發展起來。公元250年，瑪雅文化、建築、人口均達到鼎盛時期，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200－500人。但是，由於生態破壞以及人口的增長超過了土地的承載能力，至公元800年，瑪雅文明開始衰落，不到100年，這塊昔日繁華的土地幾乎人煙絕跡。
黃河流域是我國古老文明的發祥地，4000多年前，這裡森林茂盛、水草豐富、氣候溫和、土地肥沃。據記載，周代時，黃土高原森林覆蓋率達到53%，良好的生態環境，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但是，自秦漢開始，黃河流域的森林不斷遭到大面積砍伐，使水上流失日益加劇，黃河泥沙含量不斷增加。宋代時黃河泥沙含量就已達到50%，明代增加到60%，清代進一步達到70%，這就使黃河的河床日趨增高，有些河段竟高出地面很多，形成“懸河”，遇到暴雨時節，河水便衝決堤壩，泛濫成災，黃河因此而成為名符其實的“害河”。與此同時，這一帶的沙漠面積日復一日地擴大，生態環境急劇惡化。
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農業社會，生態破壞已經到了相當的規模，並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後果。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後，針對人類破壞環境的惡果，曾經指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義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裡的高山牧畜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因此，恩格斯給予人類以告誡：“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此外，在農業社會，特別是農業社會末期，還出現過污染問題。據考證，幾千年前，由於我們祖先的採暖和爐灶設施十分簡陋，洞穴內充滿煙氣，嗆得令人窒息，人們逃出洞外。又因食物腐爛發出惡臭而令人生厭，於是遷往別處而不返。有人認為，這是人類社會大氣污染歷史的開端。但總的來看，在農業文明時代，主要的環境問題是生態破壞，污染問題僅在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比較突出，井引起人們的重視，採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例如，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王國的《漢穆拉比法典》就禁止鞋匠住在城內，以免對城市生活環境造成污染；14世紀初，英國議會頒布法令，禁止倫敦製造業在國會會議期間燒煤，以保持大氣的清潔。
作為一種“能思維的”高級動物，人類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一直不停地對這種發展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的開端，通常追溯到古希臘時代。
希臘文明首先是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發展起農業，並以此為基礎創立起來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元前八世紀中葉，希臘半島大部分地區已經明顯地呈現出人口壓力的跡象（主要是指在食品供應方面的壓力），此時，希臘大部分較好的土地均已開墾種植，有些坡地森林也已經被砍伐。隨後的三個世紀中，人口繼續增加．耕地需求量越來越大，古希臘人就將他們的耕地逐漸向原先是林地或牧場的山坡上推進，然後，為了彌補牧場縮小所造成的損失，他們在剩餘的牧場上進行過量放牧，井砍去更多的森林以擴大草場，這種狀況一直發展下去，直至所有的可耕地都種植了作物。於是，不幸也隨之降臨到古希臘人的頭上，絕大多數的土地遭到冬季大雨的侵蝕，開墾的山坡地和砍伐過的林地上的表土被迅速地沖蝕流失，草地、牧場也由於超載放牧而毀壞。
面對生態環境的惡化，一些希臘人開始覺醒，公元前590年左右，棱倫已經意識到雅典城邦的土地正變得不適宜種穀物，就極力提倡不要繼續在坡地上種植農作物，提倡栽種橄欖、葡萄。幾年之後，古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圖為了鼓勵種植橄欖樹，給雅典城邦的農民與地主頒發獎金。但是，為時已晚，那時雅典土壤的毀壞流失已到了無可挽回的悲慘境地。
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也曾發出告誡：人類的發展要與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人口應當保持適度的規模。柏拉圖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深刻地揭示出，如果生態環境受到破壞，那么今大的繁華之所到明天只將留下一些“荒蕪了的古神殿”。他在其所著《對話》一文中形象地描述了從希臘興邦初期至他所生活的時代（公元前427－347年）之間雅典土地所發生的變化：“先前富饒的土地現在只剩下一付病秧秧的骨架。所有肥沃鬆軟的表土都被沖蝕殆盡了，剩下的只有光禿裸露的骨架。許多現在的荒山都是可耕作的土地，眼前的沼澤原為遍布沃土的平原；那些山丘上曾覆蓋著森林，並生產出豐富的畜產品，而如今只有僅夠供蜜蜂吃的食物。再者，當時每年的雨水滋潤著土地，上壤不會流失，不會像現在這樣從光禿的地上衝到海里；當年的土層很厚，吸存著雨水，把水分存儲在具有水穩性團粒結構的土壤里；這些吸存在土壤中的水分則在各地聚集，匯成湍急的山泉和潺潺的小溪。一些現在已經荒蕪了的古神殿，就座落在那些曾經湧出噴泉的地點，它們證實了我們關於土地狀況描繪的真實性”。
正如前面所說的，環地中海地區各國文明的興衰極其相似。過度墾植之後，土壤侵蝕嚴重、生態環境惡化也是緊隨古希臘文明之後的古羅馬文明覆滅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羅馬人在進行掠奪式種植的過程中，也曾注意到水土保持工作。他們修建了集水壩、蓄水池來收集冬季的雨水以供夏季灌溉，還修築了梯田和灌水工程。但是，這些水土保持工程由於種種原因或放棄不用，或缺乏維修而最終消失湮沒了。在羅馬共和國後期，公元前60年左右，哲學家兼詩人盧克萊修就已經認識到義大利的土壤侵蝕及地力耗竭的嚴重性。他指出：雨水與河流正在侵蝕耕地，沖蝕土壤，使土壤流失，隨著水流入海洋；地力枯竭，大地正瀕臨死亡，農民們為了養活自己，不得不耕種更多的土地，進行更艱苦的勞動；國力也正隨之下降。與盧克萊修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曾探討過在公元開始的最初10年中，羅馬與之激烈作戰達四個世紀之久的沃爾斯查、艾奎安、赫尼查眾多的軍隊的口糧和給養來自何方，因為，李維生活的時代，這些地區的土地是如此貧瘠，只能勉強供養著寥寥無幾的人口。李維雖然沒能從自然環境的破壞中找出原因，但是，也說明當時的有識之士已經紛紛探求人類如何利用腳下的土地進行生存的問題。
繼承和發揚了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精華的西歐文明也是建立在一塊保留著原始生產力的土地之上。總體來看，西歐的生態環境一直沒有遭到十分嚴重的毀壞，威脅到西歐文明的延續。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歐大部分地區的氣候十分有利於土壤的保持，適合於農業生產，特別是那些鄰近大西洋和北海的地區具有典型的海洋性氣候，幫助農民恢復了地力；另一方面是由於西歐人民長期以來付出了極大努力，不畏艱難困苦，實施各種適用措施，加固他們的文明賴以生存的自然基礎。例如，西歐的農業生產始終分布在大部分較好的土地上，大片的林地從未被砍伐：現代的輪作制大約是十四至十五世紀期間起源於西歐低地國家。
西歐農業生產沒有對生態環境造成大的破壞，但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大量增加的城市卻帶來了污染問題，特別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某些污染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可以說，現代西方文明從一開始就嘗到了這種文明所帶來的苦果，儘管區別於以前文明所產生的生態環境惡化的滋味。所以，嚴格他說，現代西方文明從開始階段就不得不面對環境污染的挑戰。例如，煙的公害就出現於十二、十三世紀的西歐。當時，在“煤炭文明”之花盛開的英國，煙害肆虐，已成公害。愛德華一世（1272－1307年）、二世（1307－1327年）時期，煤煙污染問題就已暴露出來，並有針對煤炭的“有害氣味”進行的抗議；在理察三世（1413－1422年）時期，鑒於煤炭燃燒產生的煤煙和氣味，開始對煤炭的使用加以限制。1661年，約翰·伊凡林曾寫了一本關於倫敦煙氣的有名著作《驅逐煙氣》。其中對倫敦煙氣的描述如下：“地獄般陰森的煤煙，從家庭的煙囪和啤酒廠以及石灰窯等地冒出來，倫敦有如西西里島的埃特納火山，好象是火與冶煉之神（羅神）的法庭，恰似在地獄的旁邊一樣。……這個光榮的古代城市，從木製到石砌，一直到用大理石建造，連遙遠的印度洋都受它的支配。但是由於淹沒在煤炭散發出來的濃烈的煙和硫之中，出現了惡臭和昏晴。……探訪倫敦的疲憊的客，還未見倫敦街道，就首先從數里之外聞到了臭味，這正是玷污該城榮譽的有害煤煙。……在倫敦，歷經許多世紀依然堅硬如磐的石和鐵，因遭煤煙的腐蝕，如今已變得破爛不堪。……倫敦居民不斷吸人不潔淨的空氣，使肺臟受到損害。在倫敦，患有黏膜炎、肺結核和感冒的人很多”。但是，這些呼籲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工業革命後，各種污染已經相當嚴重，人們才逐漸覺醒，採取了各種措施，防治環境污染。
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主要是人類活動特別是農牧業生產活動引起的對森林、水源及動植物等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的破壞。從遠古時期起，我們的祖先就開始有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思想。這種思想，常常是不自覺的、甚至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例如上古時代，人們曾把山川與百神一同祭把。《詩經》中就有“懷柔百川，及河喬嶽”的說法。《國語·論語》中對此作了解釋：九洲名山川澤，是出產物質資源的地方，所以要祭祀。這說明，當時的人們之所以尊崇山川，已不完全是迷信。而主要是因為山川乃資源的產處。
從周代開始，人們在利用自然的同時，已開始有意識地保護自然界的生物資源，反對過度利用或肆意破壞它們。西周時期頒布的《伐崇令》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今者，死無赦。”這是我國古代較早的保護水源、森林和動物的法令，而且極為嚴厲。四周政府把對人口居住環境的考察和保護列入了西周的朝政範圍，《周札·地官》規定大司徒的職責是，除掌管天下輿圖與戶籍外，還要“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就是說大司徒的工作職責包括，考察動植物的生態狀況，分析其同當地居民的關係，並對山林川澤和鳥獸等動物加以保護，使之正常繁衍，保持良好狀態，最終使人們生活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之中。
先秦時期，人們對生物資源的保護由不自覺的、模糊的階段逐漸地發展到自覺的、比較清楚的階段。到春秋戰國時代，對生物資源的保護已具有明確的目的，具體的規定，範圍也相當廣泛，並始終同經濟發展相聯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當時，諸子百家對生物資源保護的認識也不一樣，產生了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從而又促進了資源保護思想的深化和提高。其中以春秋時齊國人管仲的觀點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管仲在齊國為相，他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山林川澤的管理及生物資源的保護，形成了一整套保護思想。他認為，山林川澤是“天財之所出”，是自然財富的產地。政府應當把山林川澤管起來。“為人君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就是說，不能很好地保護山林川澤的人，不配當國家的領導人。管仲在總結前代帝王處置山林川澤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並實行了保護生物資源的政策。他主張採用法律手段保護生物資源，建立管理山林川澤的機構。他認為，保護生物資源，並不是把山林川澤封禁起來，不讓人們利用，而是按照規定的季節開放，有計畫地利用。他說：“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體現了保護和合理利用生物資源，使之正常增殖的思想認識。他把對生物資源的保護同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結合起來，成為富國強兵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採取的許多措施都是保障農業生產發展的。此外，管仲還十分注意環境衛生，甚至具體到水井的清潔。《中匡篇》說：“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這也說明，當時人們已經知道用柴木蓋井，保護飲用水源的清潔衛生。
先秦關於保護生物資源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到了秦漢時期，保護生物資源的行動已由自發階段進入了相當自覺的階段，在理論上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西漢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對先秦環境保護政策進行了系統總結，其中關於保護生物資源的一系列具體規定，體現了合理利用和保護生物資源與農業生產密切結合的特點，是古代生物資源保護政策的最完善的論述。
唐代和宋代對環境管理和生物資源的保護仍給予一定程度的重視。唐代不僅把山林川澤、苑圃、打獵作為政府管理的範圍，還把城市綠化、郊祠神壇、五嶽名山納入政府管理的職責範疇，同時還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劃為禁伐區或禁獵區，這就從管理範圍上超過了先秦時期。宋代，特別是北宋，也相當重視生物資源的保護，並注重立法保護，甚至以皇帝下詔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護禁令；同時，還命令州縣官吏以至鄉長里長之類的基層官吏偵察捕拿違犯禁令的人，可見其認真程度及執法之嚴。從宋代起，人們對圍湖造田導致蓄泄兩誤、濫砍亂伐導致水土流失的問題已經有所覺察，表明當時的有識之士對新出現的環境問題相當敏感。
明代對山林川澤的保護一直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時、都承襲前代的有關規定進行管制，而且範圍相當廣泛。到仁宗時，為了緩和“工役繁興，征取稍急”的困難局面，減輕人民負擔，就開始放棄或部分放棄了管制措施。“山場、園林、湖池、坑冶、果樹、蜂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由於馳禁湖泊，使許多湖泊被盜為田，破壞了生態平衡，造成了一些人為的自然災害。據《明史·河渠志》記載，明英宗時巡撫周忱曾指出圍湖造田的惡果：“故山溪水漲，有所宣洩，近者富豪築圩田，遏湖水，每遏泛濫，害即及民”。明代馳禁山林河泊，雖有某種不得己的原因。但確是保護方面地倒退，對環境地損害很大。
清代人口猛增，又開放了東北、西北及江南許多草原或山地，墾為農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擴展及林木破壞與水上流失，環境遭到進一步破壞。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問題的所在，並提出了切中時弊的警告。清代散文家梅曾亮記述並分析了安徽宣城水土流失的狀況及原因，指出開墾山地造成了水土流失並殃及平地農田。但是，所有這些警告並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視，不合理的墾殖仍在繼續進行，對中國的環境帶了巨大的災難。
在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同時，我國古代早就對生活環境進行管理，以防止人口集中造成的局部環境污染。殷商時期就有禁止在街道上傾倒生活垃圾的規定，而且視其為犯罪。《韓非子·內儲說上》載：“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可見，當時人們已經嚴禁亂拋廢物損害環境。戰國時，商鞅在秦國實行法治，也規定了“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的法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歷史上，許多朝代都建立過管理山林川澤政令的機構，如虞、虞衡、虞衡清吏司等，還配備一定級別的官員，如虞部下大夫、虞部郎中、虞部員外郎、虞部承務郎等。這些機構和官員的職責還常常包括打獵、伐木、打漁、管理苑囿、負責某些物資的供應等。據《史記》和《尚書》記載，我國最早的虞官產生於帝舜時期。當時，洪水和猛獸威脅著人類的生存，是主要的環境問題。舜通過部落聯盟議事會，任命伯益為虞官，除協助大禹治水外，主要任務是管理草木鳥獸，特別是要驅逐傷害人類的猛獸。對此《尚書·堯典》作了如下描寫：“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大概意思是說，在一次會議上，舜要選拔管理山林川澤、草木鳥獸的官員，大家就推舉益來擔任，舜就答應了。伯益連忙叩頭拜謝，並要把這一官職謙讓給朱、虎、熊、羆幾位。舜就說：“好啦，就讓他們和你一起乾吧！”伯益在這一職位上作出了後人尊崇的功績，故被後人尊稱為“百蟲將軍”。
伴隨著火的利用和工具的製造，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也就出現了。一些學者認為，在史前社會，許多大型哺乳動物的滅絕，如美洲野牛絕跡可能與人們過度狩獵有關。舊石器時代晚期。猛獁象、披毛犀的消失，也可能是同樣的原因所致。不過，在農業革命以前，人口一直是很少的，人類活動的範圍也只占地球表面的極小部分；另一方面，從總體上講，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力還很低，還只能依賴自然環境，以採集和獵取天然動植物為生。此時，雖然已經出現了環境問題，但是並不突出，地球生態系統還有足夠的能力自行恢復平衡。所以，在農業革命以前，環境基本上是按照自然規律運動變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於自然環境。
農業革命以後，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一是人口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爆發性增長，由距今1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的532萬人增加到距今2000年前後的1.33億人。人口數量大大增加，對地球環境的影響範圍和程度也隨之增大。二是人們學會了馴化野生動植物，有目的地耕種和馴養成為人們獲取食物的主要手段，使人類的食物來源有了保障。隨著耕種作業的發展，人類利用和改造環境的力量與作用越來越大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相應的環境問題。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人們主要是通過大面積砍伐森林、開墾草原來擴大耕種面積，增加糧食收成，加上刀耕火種等落後生產方式，導致大量已開墾的土地生產力下降，水土流失加劇，大片肥沃的土地逐漸變成了不毛之地。為了農業灌溉的需要，水利事業得到了發展，但又往往引起土壤鹽漬化和沼澤化等。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不僅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人類文明的進程。歷史上，由於農業文明發展不當帶來生態環境惡化，從而使文明衰落的例子屢見不鮮。
誕生於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可以說是“尼羅河的賜予”。在歷史上，每到夏季，來自上游地區富含無機物礦物質和有機質的淤泥隨著河水的漫溢，都要給埃及留下一層薄薄的沉積層，其數量不致於堵塞灌渠、影響灌溉和泄洪，但卻足以補充從田地中收穫的作物所吸收的無機礦物質養分，近乎完美地滿足了農田對於有機質的需要，從而使這塊土地能夠生產大量的糧食來養育生於其上的眾多人口。歷史學家認為，正是這樣無比優越的自然條件造就了埃及漫長而輝煌的文明。然而由於尼羅河上游地區的森林不斷地遭到砍伐，以及過度放牧、墾荒等，使水土流失日益加劇，尼羅河中的泥沙逐年增加，埃及再也得不到那寶貴的沃土，昔日的“地中海糧倉”從此失去了往日的輝煌，現已成為地球上的貧困地區之一。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位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現伊拉克境內），是著名的巴比倫文明的發源地。公元前，這裡曾經是林木蔥鬱、沃野千里，富饒的自然環境孕育了輝煌的巴比倫文化——“楔形文字”、《漢穆拉比法典》、60進制計時法……巴比倫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西亞著名的商業中心，巴比倫國王為貴妃修建的“空中花園”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然而，巴比倫人在創造燦爛的文化、發展農業的同時，卻由於無休止地墾耕、過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壞了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使這片沃土最終淪為風沙肆虐的貧瘠之地，2000年前漫漫黃沙使巴比倫王國在地球上銷聲匿跡。如今，這塊土地所供養的的人口還不及漢穆拉比時代的1/4，而那座輝煌的巴比倫城，直到近代，才由考古學家發掘出來，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與古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齊名的古印度文明，發祥於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自然環境和開化歷史都和美索不達米亞相似。4000－5000年前，這裡的農業就很發達，人們利用印度河四季充沛的河水與一年兩季的洪水種出了豐盛的莊稼，盛產小麥、芝麻、甜瓜和棉花，是名符其實的糧倉。然而，毫無顧忌地開墾，無休止地砍伐森林，使溫德亞山和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水土大量流失淤塞了河道，破壞了生態結構和生態平衡，土地沙化出現了，昔日的沃野良田逐漸變成了茫茫沙漠。今天，這裡已經是面積達65萬平方公里的荒漠。
地中海地區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歷史上曾有過一段時期，地中海的每個地區都呈現出一種進步而又生機勃勃的文明。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但、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西班牙、義大利、西西里、南斯拉夫、希臘、克里特、土耳其都曾一度是世界上最繁榮進步的地區。如今，除了很少幾個國家還算發達外，其他都淪為二十世紀世界上的落後地區，許多國家現在的人口也僅有先前人口的一半或者1/3。地中海地區各個國家的文明興衰過程基本上非常相似：起初文明在大自然於漫長年代中造就的肥沃土地上興起，持續進步達幾個世紀，隨著開墾規模的擴大，越來越多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毀壞，富於生產力的表土也開始隨之遭到侵蝕、剝離；接下來持續的種植和滲漏淋溶，消耗了大量作物生長所需的礦物質營養，於是生產開始下降。隨著土地生產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開始衰落。
瑪雅文明是古老的中美文明，它在低地熱帶森林中（現今的瓜地馬拉〕發展起來。公元250年，瑪雅文化、建築、人口均達到鼎盛時期，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200－500人。但是，由於生態破壞以及人口的增長超過了土地的承載能力，至公元800年，瑪雅文明開始衰落，不到100年，這塊昔日繁華的土地幾乎人煙絕跡。
黃河流域是我國古老文明的發祥地，4000多年前，這裡森林茂盛、水草豐富、氣候溫和、土地肥沃。據記載，周代時，黃土高原森林覆蓋率達到53%，良好的生態環境，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但是，自秦漢開始，黃河流域的森林不斷遭到大面積砍伐，使水上流失日益加劇，黃河泥沙含量不斷增加。宋代時黃河泥沙含量就已達到50%，明代增加到60%，清代進一步達到70%，這就使黃河的河床日趨增高，有些河段竟高出地面很多，形成“懸河”，遇到暴雨時節，河水便衝決堤壩，泛濫成災，黃河因此而成為名符其實的“害河”。與此同時，這一帶的沙漠面積日復一日地擴大，生態環境急劇惡化。
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農業社會，生態破壞已經到了相當的規模，並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後果。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後，針對人類破壞環境的惡果，曾經指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義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裡的高山牧畜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因此，恩格斯給予人類以告誡：“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此外，在農業社會，特別是農業社會末期，還出現過污染問題。據考證，幾千年前，由於我們祖先的採暖和爐灶設施十分簡陋，洞穴內充滿煙氣，嗆得令人窒息，人們逃出洞外。又因食物腐爛發出惡臭而令人生厭，於是遷往別處而不返。有人認為，這是人類社會大氣污染歷史的開端。但總的來看，在農業文明時代，主要的環境問題是生態破壞，污染問題僅在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比較突出，井引起人們的重視，採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例如，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王國的《漢穆拉比法典》就禁止鞋匠住在城內，以免對城市生活環境造成污染；14世紀初，英國議會頒布法令，禁止倫敦製造業在國會會議期間燒煤，以保持大氣的清潔。
作為一種“能思維的”高級動物，人類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一直不停地對這種發展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的開端，通常追溯到古希臘時代。
希臘文明首先是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發展起農業，並以此為基礎創立起來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元前八世紀中葉，希臘半島大部分地區已經明顯地呈現出人口壓力的跡象（主要是指在食品供應方面的壓力），此時，希臘大部分較好的土地均已開墾種植，有些坡地森林也已經被砍伐。隨後的三個世紀中，人口繼續增加．耕地需求量越來越大，古希臘人就將他們的耕地逐漸向原先是林地或牧場的山坡上推進，然後，為了彌補牧場縮小所造成的損失，他們在剩餘的牧場上進行過量放牧，井砍去更多的森林以擴大草場，這種狀況一直發展下去，直至所有的可耕地都種植了作物。於是，不幸也隨之降臨到古希臘人的頭上，絕大多數的土地遭到冬季大雨的侵蝕，開墾的山坡地和砍伐過的林地上的表土被迅速地沖蝕流失，草地、牧場也由於超載放牧而毀壞。
面對生態環境的惡化，一些希臘人開始覺醒，公元前590年左右，棱倫已經意識到雅典城邦的土地正變得不適宜種穀物，就極力提倡不要繼續在坡地上種植農作物，提倡栽種橄欖、葡萄。幾年之後，古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圖為了鼓勵種植橄欖樹，給雅典城邦的農民與地主頒發獎金。但是，為時已晚，那時雅典土壤的毀壞流失已到了無可挽回的悲慘境地。
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也曾發出告誡：人類的發展要與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人口應當保持適度的規模。柏拉圖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深刻地揭示出，如果生態環境受到破壞，那么今大的繁華之所到明天只將留下一些“荒蕪了的古神殿”。他在其所著《對話》一文中形象地描述了從希臘興邦初期至他所生活的時代（公元前427－347年）之間雅典土地所發生的變化：“先前富饒的土地現在只剩下一付病秧秧的骨架。所有肥沃鬆軟的表土都被沖蝕殆盡了，剩下的只有光禿裸露的骨架。許多現在的荒山都是可耕作的土地，眼前的沼澤原為遍布沃土的平原；那些山丘上曾覆蓋著森林，並生產出豐富的畜產品，而如今只有僅夠供蜜蜂吃的食物。再者，當時每年的雨水滋潤著土地，上壤不會流失，不會像現在這樣從光禿的地上衝到海里；當年的土層很厚，吸存著雨水，把水分存儲在具有水穩性團粒結構的土壤里；這些吸存在土壤中的水分則在各地聚集，匯成湍急的山泉和潺潺的小溪。一些現在已經荒蕪了的古神殿，就座落在那些曾經湧出噴泉的地點，它們證實了我們關於土地狀況描繪的真實性”。
正如前面所說的，環地中海地區各國文明的興衰極其相似。過度墾植之後，土壤侵蝕嚴重、生態環境惡化也是緊隨古希臘文明之後的古羅馬文明覆滅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羅馬人在進行掠奪式種植的過程中，也曾注意到水土保持工作。他們修建了集水壩、蓄水池來收集冬季的雨水以供夏季灌溉，還修築了梯田和灌水工程。但是，這些水土保持工程由於種種原因或放棄不用，或缺乏維修而最終消失湮沒了。在羅馬共和國後期，公元前60年左右，哲學家兼詩人盧克萊修就已經認識到義大利的土壤侵蝕及地力耗竭的嚴重性。他指出：雨水與河流正在侵蝕耕地，沖蝕土壤，使土壤流失，隨著水流入海洋；地力枯竭，大地正瀕臨死亡，農民們為了養活自己，不得不耕種更多的土地，進行更艱苦的勞動；國力也正隨之下降。與盧克萊修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曾探討過在公元開始的最初10年中，羅馬與之激烈作戰達四個世紀之久的沃爾斯查、艾奎安、赫尼查眾多的軍隊的口糧和給養來自何方，因為，李維生活的時代，這些地區的土地是如此貧瘠，只能勉強供養著寥寥無幾的人口。李維雖然沒能從自然環境的破壞中找出原因，但是，也說明當時的有識之士已經紛紛探求人類如何利用腳下的土地進行生存的問題。
繼承和發揚了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精華的西歐文明也是建立在一塊保留著原始生產力的土地之上。總體來看，西歐的生態環境一直沒有遭到十分嚴重的毀壞，威脅到西歐文明的延續。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歐大部分地區的氣候十分有利於土壤的保持，適合於農業生產，特別是那些鄰近大西洋和北海的地區具有典型的海洋性氣候，幫助農民恢復了地力；另一方面是由於西歐人民長期以來付出了極大努力，不畏艱難困苦，實施各種適用措施，加固他們的文明賴以生存的自然基礎。例如，西歐的農業生產始終分布在大部分較好的土地上，大片的林地從未被砍伐：現代的輪作制大約是十四至十五世紀期間起源於西歐低地國家。
西歐農業生產沒有對生態環境造成大的破壞，但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大量增加的城市卻帶來了污染問題，特別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某些污染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可以說，現代西方文明從一開始就嘗到了這種文明所帶來的苦果，儘管區別於以前文明所產生的生態環境惡化的滋味。所以，嚴格他說，現代西方文明從開始階段就不得不面對環境污染的挑戰。例如，煙的公害就出現於十二、十三世紀的西歐。當時，在“煤炭文明”之花盛開的英國，煙害肆虐，已成公害。愛德華一世（1272－1307年）、二世（1307－1327年）時期，煤煙污染問題就已暴露出來，並有針對煤炭的“有害氣味”進行的抗議；在理察三世（1413－1422年）時期，鑒於煤炭燃燒產生的煤煙和氣味，開始對煤炭的使用加以限制。1661年，約翰·伊凡林曾寫了一本關於倫敦煙氣的有名著作《驅逐煙氣》。其中對倫敦煙氣的描述如下：“地獄般陰森的煤煙，從家庭的煙囪和啤酒廠以及石灰窯等地冒出來，倫敦有如西西里島的埃特納火山，好象是火與冶煉之神（羅神）的法庭，恰似在地獄的旁邊一樣。……這個光榮的古代城市，從木製到石砌，一直到用大理石建造，連遙遠的印度洋都受它的支配。但是由於淹沒在煤炭散發出來的濃烈的煙和硫之中，出現了惡臭和昏晴。……探訪倫敦的疲憊的客，還未見倫敦街道，就首先從數里之外聞到了臭味，這正是玷污該城榮譽的有害煤煙。……在倫敦，歷經許多世紀依然堅硬如磐的石和鐵，因遭煤煙的腐蝕，如今已變得破爛不堪。……倫敦居民不斷吸人不潔淨的空氣，使肺臟受到損害。在倫敦，患有黏膜炎、肺結核和感冒的人很多”。但是，這些呼籲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工業革命後，各種污染已經相當嚴重，人們才逐漸覺醒，採取了各種措施，防治環境污染。
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主要是人類活動特別是農牧業生產活動引起的對森林、水源及動植物等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的破壞。從遠古時期起，我們的祖先就開始有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思想。這種思想，常常是不自覺的、甚至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例如上古時代，人們曾把山川與百神一同祭把。《詩經》中就有“懷柔百川，及河喬嶽”的說法。《國語·論語》中對此作了解釋：九洲名山川澤，是出產物質資源的地方，所以要祭祀。這說明，當時的人們之所以尊崇山川，已不完全是迷信。而主要是因為山川乃資源的產處。
從周代開始，人們在利用自然的同時，已開始有意識地保護自然界的生物資源，反對過度利用或肆意破壞它們。西周時期頒布的《伐崇令》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今者，死無赦。”這是我國古代較早的保護水源、森林和動物的法令，而且極為嚴厲。四周政府把對人口居住環境的考察和保護列入了西周的朝政範圍，《周札·地官》規定大司徒的職責是，除掌管天下輿圖與戶籍外，還要“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就是說大司徒的工作職責包括，考察動植物的生態狀況，分析其同當地居民的關係，並對山林川澤和鳥獸等動物加以保護，使之正常繁衍，保持良好狀態，最終使人們生活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之中。
先秦時期，人們對生物資源的保護由不自覺的、模糊的階段逐漸地發展到自覺的、比較清楚的階段。到春秋戰國時代，對生物資源的保護已具有明確的目的，具體的規定，範圍也相當廣泛，並始終同經濟發展相聯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當時，諸子百家對生物資源保護的認識也不一樣，產生了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從而又促進了資源保護思想的深化和提高。其中以春秋時齊國人管仲的觀點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管仲在齊國為相，他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山林川澤的管理及生物資源的保護，形成了一整套保護思想。他認為，山林川澤是“天財之所出”，是自然財富的產地。政府應當把山林川澤管起來。“為人君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就是說，不能很好地保護山林川澤的人，不配當國家的領導人。管仲在總結前代帝王處置山林川澤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並實行了保護生物資源的政策。他主張採用法律手段保護生物資源，建立管理山林川澤的機構。他認為，保護生物資源，並不是把山林川澤封禁起來，不讓人們利用，而是按照規定的季節開放，有計畫地利用。他說：“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體現了保護和合理利用生物資源，使之正常增殖的思想認識。他把對生物資源的保護同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結合起來，成為富國強兵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採取的許多措施都是保障農業生產發展的。此外，管仲還十分注意環境衛生，甚至具體到水井的清潔。《中匡篇》說：“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這也說明，當時人們已經知道用柴木蓋井，保護飲用水源的清潔衛生。
先秦關於保護生物資源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到了秦漢時期，保護生物資源的行動已由自發階段進入了相當自覺的階段，在理論上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西漢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對先秦環境保護政策進行了系統總結，其中關於保護生物資源的一系列具體規定，體現了合理利用和保護生物資源與農業生產密切結合的特點，是古代生物資源保護政策的最完善的論述。
唐代和宋代對環境管理和生物資源的保護仍給予一定程度的重視。唐代不僅把山林川澤、苑圃、打獵作為政府管理的範圍，還把城市綠化、郊祠神壇、五嶽名山納入政府管理的職責範疇，同時還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劃為禁伐區或禁獵區，這就從管理範圍上超過了先秦時期。宋代，特別是北宋，也相當重視生物資源的保護，並注重立法保護，甚至以皇帝下詔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護禁令；同時，還命令州縣官吏以至鄉長里長之類的基層官吏偵察捕拿違犯禁令的人，可見其認真程度及執法之嚴。從宋代起，人們對圍湖造田導致蓄泄兩誤、濫砍亂伐導致水土流失的問題已經有所覺察，表明當時的有識之士對新出現的環境問題相當敏感。
明代對山林川澤的保護一直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時、都承襲前代的有關規定進行管制，而且範圍相當廣泛。到仁宗時，為了緩和“工役繁興，征取稍急”的困難局面，減輕人民負擔，就開始放棄或部分放棄了管制措施。“山場、園林、湖池、坑冶、果樹、蜂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由於馳禁湖泊，使許多湖泊被盜為田，破壞了生態平衡，造成了一些人為的自然災害。據《明史·河渠志》記載，明英宗時巡撫周忱曾指出圍湖造田的惡果：“故山溪水漲，有所宣洩，近者富豪築圩田，遏湖水，每遏泛濫，害即及民”。明代馳禁山林河泊，雖有某種不得己的原因。但確是保護方面地倒退，對環境地損害很大。
清代人口猛增，又開放了東北、西北及江南許多草原或山地，墾為農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擴展及林木破壞與水上流失，環境遭到進一步破壞。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問題的所在，並提出了切中時弊的警告。清代散文家梅曾亮記述並分析了安徽宣城水土流失的狀況及原因，指出開墾山地造成了水土流失並殃及平地農田。但是，所有這些警告並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視，不合理的墾殖仍在繼續進行，對中國的環境帶了巨大的災難。
在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同時，我國古代早就對生活環境進行管理，以防止人口集中造成的局部環境污染。殷商時期就有禁止在街道上傾倒生活垃圾的規定，而且視其為犯罪。《韓非子·內儲說上》載：“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可見，當時人們已經嚴禁亂拋廢物損害環境。戰國時，商鞅在秦國實行法治，也規定了“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的法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歷史上，許多朝代都建立過管理山林川澤政令的機構，如虞、虞衡、虞衡清吏司等，還配備一定級別的官員，如虞部下大夫、虞部郎中、虞部員外郎、虞部承務郎等。這些機構和官員的職責還常常包括打獵、伐木、打漁、管理苑囿、負責某些物資的供應等。據《史記》和《尚書》記載，我國最早的虞官產生於帝舜時期。當時，洪水和猛獸威脅著人類的生存，是主要的環境問題。舜通過部落聯盟議事會，任命伯益為虞官，除協助大禹治水外，主要任務是管理草木鳥獸，特別是要驅逐傷害人類的猛獸。對此《尚書·堯典》作了如下描寫：“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大概意思是說，在一次會議上，舜要選拔管理山林川澤、草木鳥獸的官員，大家就推舉益來擔任，舜就答應了。伯益連忙叩頭拜謝，並要把這一官職謙讓給朱、虎、熊、羆幾位。舜就說：“好啦，就讓他們和你一起乾吧！”伯益在這一職位上作出了後人尊崇的功績，故被後人尊稱為“百蟲將軍”。
空氣污染指數
氮氧化物年均值濃度在4～140微克/米3範圍之間，全國年均值為45微克/米。北方城市年均值為49微克/米3；南方城市年均值為41微克/米3。34個城市超過國家二級標準（50微克/米3），占統計城市的36.2%。其中，廣州、北京、上海三市氮氧化物污染嚴重，年均值濃度超過100微克/米3；濟南、武漢、烏魯木齊、鄭州等城市污染也較重。
總懸浮顆粒物年均值濃度在32～741微克/米3範圍之間，全國年均值為291微克/米3。超過國家二級標準（200微克/米3）的有67個城市，占城市總數的72%。北方城市年均值為381微克/米3；南方城市年均值為200微克/米3。從區域分布看，北京、天津、甘肅、新疆、陝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區及河南、吉林、青海、寧夏、內蒙古、山東、河北、遼寧的部分地區總懸浮顆粒物污染嚴重。
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表明，我國一些主要城市大氣污染物濃度遠遠超過國際標準，在世界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位於世界污染最為嚴重的城市之列
總懸浮顆粒物年均值濃度在32～741微克/米3範圍之間，全國年均值為291微克/米3。超過國家二級標準（200微克/米3）的有67個城市，占城市總數的72%。北方城市年均值為381微克/米3；南方城市年均值為200微克/米3。從區域分布看，北京、天津、甘肅、新疆、陝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區及河南、吉林、青海、寧夏、內蒙古、山東、河北、遼寧的部分地區總懸浮顆粒物污染嚴重。
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表明，我國一些主要城市大氣污染物濃度遠遠超過國際標準，在世界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位於世界污染最為嚴重的城市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