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之侯馬盟書

一九六五年山西侯馬晉國遺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辭文玉石片，稱為“侯馬盟書”，又稱“載書”，盟書筆鋒清麗，為毛筆所寫，多為朱書，少為墨書。其書法犀利簡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韻律。它見證了春秋末期晉國趙鞅參與晉國內部由六卿內爭至四卿並立的一場激烈政治鬥爭，正是這場政治鬥爭，拉開了作為標誌戰國時代開端的“三家分晉”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侯馬盟書”是1949年以來中國考古發現的十大成果之一，也是山西博物院館藏的十大國寶之一。

基本介紹

• 書名：國寶之侯馬盟書
• 類別：先秦墨跡
• 創作時間：春秋晚期 
• 現藏地：山西

基本信息

名稱：侯馬盟書 　作者：待考 　尺寸：最大的長32厘米，寬近4厘米，小的長18厘米，寬不到2厘米。

簡介

侯馬盟書，春秋晚期晉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 晉國世卿趙鞅同卿大夫間舉行盟誓的約信文書。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在發掘山西侯馬晉城遺址時發現，同年11月至次年5月發掘。盟書又稱“載書”。《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註：“載，盟誓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當時的諸侯和卿大夫為了鞏固內部團結，打擊敵對勢力，經常舉行這種盟誓活動。盟書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於地下或沉在河裡，以取信於神鬼。侯馬盟書是用毛筆將盟辭書寫在玉石片上，字跡一般為朱紅色，少數為黑色。字型近於春秋晚期的銅器銘文。它的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晉國歷史有重大意義。 　盟誓遺址的發掘 “盟誓遺址”在侯馬晉城遺址的東南部，面積約3800平方米，分“埋書區”和“埋牲區”兩部分，埋書區集中在西北部。在盟誓遺址內共發現坎(埋牲的土坑)400餘個，坎的底部一般都瘞埋有犧牲，大坎埋牛、馬、羊，小坎埋羊或盟書。絕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還有一個小龕，其中放一件古時稱為“幣”的祭玉，個別坑埋有數件。埋盟書的坎沒有龕和玉幣。這些玉幣和犧牲都是在盟誓時向神或祖先奉獻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幣有璧、 璜、瑗、玦、瓏、璋、 圭和殘碎玉料塊，都是用透閃岩等石料製成，雕琢纖細，頗為精美。書寫盟書的玉石片，絕大多數呈圭形，最大的長32厘米，寬近4厘米，小的長18厘米，寬不到2厘米。

年代推斷

關於侯馬盟書的內容和年代，目前有4種不同的意見:①認為盟書的主盟人趙孟應是晉國世卿趙鞅，即趙簡子，其政敵是趙尼，即趙稷。根據宗盟類“序篇”中的乾支，推斷盟誓入埋的時間為晉定公十六年（前 496），盟書的盟誓時間為晉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盟誓地點在晉國晚期都城新田。②認為盟主是趙敬侯章，政敵是盟書中的趙北，即武公子朝（趙朔），武公子朝曾於趙敬侯元年（前386）作亂，盟書所反映的即為趙敬侯章與武公子朝爭位事。③認為這批盟書是前5世紀後半期晉國的載書，出土地點即是晉國晚期都城新田。④認為主盟人是趙嘉即趙桓子嘉，政敵趙化即趙獻侯浣。趙桓子元年（前424），桓子與獻侯間曾有爭位鬥爭，這批載書即為趙桓子逐趙獻子自立後的遺物。

具體內容

共5000餘件，用毛筆書寫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一般為朱紅色，也有黑色的，字型接近春秋晚期的銅器銘文。內容分作5類：①宗盟類。要求與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討伐敵對勢力，是主盟人團結宗族內部的盟誓；②委質類。與盟人表示同逃亡的舊主斷絕關係，並制止其重返晉國；③納室類。與盟人表示盟誓後不再擴充奴隸、土地和財產；④詛咒類。對某些罪行加以詛咒；⑤卜筮類。為盟誓卜牲時龜卜及筮占文辭的記載，不屬於正式盟書。侯馬盟書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晉國歷史有重要意義。 　盟書的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晉國歷史，以及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情況有重大意義。

發現意義

其意義如下： 　“侯馬盟書”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十項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為國寶級的文物。這批文物對研究中國先秦時期春秋戰國之交的歷史，特別是晉國末期的歷史增添了新鮮材料。研究侯馬盟書可以使今人獲得多種新知，若把盟書所體現的豐富內容，放到東周晉國晚期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中旁通融匯考察，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理解其重大的歷史價值和意義。筆者以為，至少可以從政治鬥爭、經濟活動與思想意識形態三大方面，幫助我們深刻而生動地理解當時社會生活的本來面貌。 　一是盟書反映了晉國末期上層政要的爭權奪利、相互傾軋中鬥爭的激烈性與殘酷性，突顯了“惡”的歷史作用，反映出當時“禮崩樂壞”的歷史趨勢，並由此折射出中華民族發展的艱難曲折歷程。通觀春秋戰國之交的歷史，晉國趙氏等六卿內爭演化為四卿並立直至三家分晉，在今天看來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浪花，但就是在這一暫短歷史環節上，由於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動盪，在政治鬥爭領域就出現了波譎雲詭、變詐迭出的驚世場面。趙鞅作為晉國新興勢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梟雄。他為趙氏崛起，擴張宗族勢力維護和鞏固自身權勢，可謂費盡心機，竭盡全力。為了索要衛貢500家，他根本無視晉君受命就擅殺亦是趙姓支族的邯鄲午，激起邯鄲趙氏的武裝反抗。採用暴力成為他惟一憑恃的手段，反映出其貴族權要的兇殘本性。為了增強實力，他廣事結納，聯絡本宗，招降納叛。為凝聚內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與投靠他的異姓，反覆“尋盟”（多次舉盟），以聚攏人心。在暴力高壓下，參盟者一個個膽戰心驚，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內的身家性命為擔保，對趙鞅表示忠心；倘有違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誅滅。他們還表示決不與敵方勾結，防範敵方復入晉國。盟誓中還可笑地詛咒敵方使之受禍害，以求精神上的強勢，平衡內心。在趙鞅（當然他的對手也一樣）之流的當權者看來同陣營之人的生命財產都等同鴻毛，下層百姓奴隸更視如草芥，故這些人的一切都應為其政治權利的奪取做出犧牲和奉獻。這不僅在當時上有周天子，下有晉君的傳統權利下是大逆不道、專權擅政的事，亦說明“禮樂征伐自卿大夫出”，禮崩樂壞到何等程度，而且在我們看來完全是拿人不當人，毫無人道可言牎難怪稍後的孟子慨嘆“爭城之戰，殺人盈城，爭地之戰，殺人盈野”，激憤地呼籲“善戰者服上刑。”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王道”、“仁者愛人”等仁政思想，重新發現“人”的價值，是具有現實針對性而且是多么有進步意義了。事實上，不管趙鞅及其同黨如何反覆舉盟，信誓旦旦，但利益的血腥爭奪是統治階級的本性使然，一到面臨利害權衡時，他們從私利出發就會背信棄義，反目成仇。趙氏等四卿消滅范氏、中行氏二家後，四卿內部再起紛爭，拼殺得你死我活，不可開交，就是顯例。而中國社會的歷史進步，就是在這樣的腥風血雨、刀光劍影中實現的，中國人民以所經歷的深重災難為社會文明發展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價，這是我們今天重溫歷史不可忘卻的。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鬥爭服務於經濟利益，政治鬥爭的勝利往往取決於經濟實力。趙鞅所在的晉國，平公時就“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弄得“民聞公命，如逃寇讎”（《左傳·昭公三年》叔向語）晉公室由此大衰，三年後“六卿強，公室卑”。頃公時“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強，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大夫。”（《史記·魏世家》等），可見六卿對祁氏、羊舌氏的田邑在所必奪。趙鞅為六卿之強族發起誅討邯鄲趙氏，導因便是索要衛貢500家。這500家同盟書“納室類”所言之室皆為經濟計量單位，文獻或稱田、田邑、田裡，統指勞動人手、土地、財產之總和，是卿大夫剝削收入所支出，戰時就可能化為軍隊和裝備。是故，文獻多有上層鬥爭中勝方對敗方“納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記載，而所謂貴族之家臣、邑宰，就是他們派遣管理、控制這些家室田邑的頭目。在盟書誓約中趙鞅強調同盟者不準私自納室，如知道其宗族兄弟有納室行為不加拘捕或不上繳其室，就要受神明誅滅的制裁，這鮮明地見出趙鞅在政治爭鬥中維護本族經濟利益，貪婪占有、搜刮民眾財富的胃口之大，而這正是為確保其取勝的基本經濟實力。聯繫到趙鞅在決勝的鐵之戰時頒布對“克敵者”賞賜財產等的誓言，可以明白地反映出，經濟利益的爭奪貫穿了始終。正是由於趙鞅採取了經濟賞賜和對民眾人身解放等的手段，才大大激勵了同盟者的鬥志，從而消滅范氏、中行氏，形成晉四卿（趙、魏、韓、智）並立的局面。盟書中所謂委質類內容，即參盟人將自身及其家族性命向盟主做抵押來表其忠誠，自然也包括其家庭占有的全部財產（如勞動人手、土地、財物），也就是用其全族身家性命和物質財富為本錢參與趙鞅集團的鬥爭。總之，從根本上說，經濟利益的多少、經濟實力的強弱往往決定著鬥爭雙方的興亡，這是從侯馬盟書研究中可以洞若觀火的事實。 　從侯馬盟書的內容也可以考察其產生時代的意識形態觀念上的變化。在春秋末，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動盪不安，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是孔子早就明言過的。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言而無信，不知其可”的告誡正針對其時“誠信”掃地，欺詐百姓的現實狀況，帛書《老子》云：“故大道廢，安有仁義；智慧出，安有（大偽）：六親不和，安有孝慈；國家昏亂，安有貞臣。”在盟書詛辭中就載有一個叫“無恤”的人因“不虔奉”主君韓子，暗中與中行寅勾結而受到詛咒的事例，可見其時統治者內部毫無信義可言。正是由於道德淪喪，出現了大量背信棄義的言行，才需要盟誓之類來約束結盟之人，以凝聚人心，鞏固內部，古人云“世道交喪，盟詛滋影，非可以經世軌訓”（《穀梁傳·隱公八年》）這就不難理解侯馬盟書何以出土有5000件之多，據統計參盟人有152人之眾這樣大的規模，且有許多“尋盟”（反覆舉盟）的現象。很明顯，這種道德觀念上的淪落裂變，是社會大動盪、大變革的反映。大量侯馬盟書就是這一時代劇烈變革的確鑿實證材料。 　從盟書中反映參盟人表白誠信要請已故先君及神明鑑察，還說明其時尚存有遠古遺留的普遍性的鬼神觀念占據人們的頭腦。不過在趙鞅的時代，鬼神觀念只是一種敬畏的心理因素，是軟約束。盟書中強調參盟人要以身家性命擔保，才是最強有力的保證，是硬約束。這又說明鬼神觀念服務於現實利益的需要，這已同殷商時代動輒卜筮，凡事遵從神意的狀況大不同，是故產生有鄭國子產所言“國之興，聽於民；國之亡，聽於神”的信念。在趙鞅時代，鬼神觀念開始動搖，這與社會意識由“以德配天”向“重民輕天”觀念轉化的大趨勢相一致。從侯馬盟書現有材料分析，其中宗盟類的有514件、委質類的75件、納室類58件、詛咒類僅4件、卜筮類3件，鮮明地，人事方面的內容大大超過詛咒、卜筮這類與超現實鬼神觀念有關的東西，可見，“輕神重人”已成為參盟人的主體意識，這反映了社會意識隨著經濟政治發展有了相應的進步。 　另外，對侯馬盟書還可以從多層次、多角度深入研究。盟書提供了晉國末期規範的官方文獻盟書文體的寫法文本，是古代官方文體源流發展的一個環節，是古代文學、文體學研究的實物材料；還可以從文字學、書法藝術、曆法、社會學、風俗習慣等多側面進一步探討。侯馬盟書遺址面積很大，未發掘出土的資料一定還有很多，相信日後將會有更豐富的珍貴材料發現。進一步對之進行科學研究，便會對已有的成果有新的補充、豐富和完善，故而可以說對這裡大批珍貴文物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今日研究晉文化者倘舍此而不談，將是很大的缺憾。期其更新的創穫，尚有待於同行及後人。 　盟書筆鋒清麗，其書法犀利簡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韻律。

出土

1965年12月，在侯馬市東郊澮河北岸的台地上，距秦村約0.5公里的侯馬發電廠基建工地，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盟書，出土盟書的這片遺址被稱為“盟誓遺址”，面積約3800餘平方米。經過鑽探在遺址範圍內共發現長方形豎3800餘平方米。 結實鑽控在遺址範圍內共發現長方形豎坑400餘個，考古發掘326個（包括橢園形豎坑2個），這些坑就是我國古代瘞埋犧牲及盟書的“坎”。在這些豎坑底部一般都埋有犧牲，大坑埋羊、牛和馬；小坑埋羊和盟書，其中偶有埋牛、馬者。絕大部分豎坑底部有個步壁龕，壁龕中存放一件玉幣。在發掘時可看出，當年瘞埋時先在小壁龕中存放玉幣，然後再埋犧牲。但是，埋有盟書的小豎坑中都沒有發現小壁龕和玉幣。 　考古工作者將盟誓遺址分為甲區和乙區兩個區域。甲區集中在遺址西北部，分布的豎坑一般都較小，而且密集，有開挖早、晚打破的現象，盟書都是在這個區域裡出土的。在面積約132平方米範圍內，共有39個坑出土盟書。在和盟書相伴出土埋犧牲的坑裡有羊者30具、牛者2具、馬者1具，只有盟書沒有犧牲的坑是6個。這片出土盟書的區域稱為“埋書區”。乙區坑位比較分散，面積稍大，重疊情況少，埋葬的犧牲不僅有羊，還有牛、馬等，唯獨不見有盟書，但發現3個坑的玉幣上有卜筮辭文，這個區域稱為“坎牲區”。盟誓遺址已發掘的326個坎中所埋犧牲有羊177頭，牛63頭，馬19頭，有67個坎沒有發現犧牲骨架。所埋犧牲葬姿不一，有俯身、仰身、側身或左右前後腳分別捆綁在一起的側身葬，也有部分是活埋的。 　盟誓遺址出土文物較為豐富。盟書，是這次發掘中的主要文物，共有5000餘件（包括斷殘、字跡不清和脫落無字者），其中可以辯識，並能臨摹者有653件。同時，還有數量與種類眾多用作祭祀的玉幣。這些出土的玉幣，按形狀分有壁、環、瑗、璜、瓏、圭、璋、鏟（中間有孔）戈、刀等，還有呈不規則狀，是加工玉器後剩餘的材料，也有長方形、龜形、圓形、角形等。其中製作精美的壁、圭、璋等被切害成薄片，其薄如紙，體現了古人高超的工藝水平。

價值

數以千計的侯馬盟書，其完整而有系統的盟辭內容，在我國歷史文獻中是非常罕見的。侯馬盟書這批珍貴的歷史文物，為我們研究春秋後期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奴隸主專政向地主階級專政轉變過程中的政治，以及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出土“盟書”的侯馬，正相當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所在的汾澮兩河之交地區。“侯馬盟書”正是晉國遷都到新田以後的產物。侯馬盟書這批珍貴歷史文物的發現，證明了今天侯馬地區，就是“晉都”的宗廟“上宮”所在地，“定宮”一詞的出現，也進一步證明侯馬晉國遺址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有著密切的關係，為確認古“新田”，即是今日侯馬，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證據。 　侯馬出土的盟書多達5000餘件，能辯識文字的就有653件，其總字數約3000餘字。除去重複，單字也有近500個。這批珍貴的文物，為研究東周文字提供了可靠資料，就研究我國書法藝術歷史方面 ，它無疑也是一批寶貴的實物資料。 　侯馬盟書是我國春秋晚期晉國的官方文書。盟書文字是用毛筆朱色或是墨色書寫在石片和玉片上的盟辭誓言。這一批文字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筆書寫而篇章完整的古人手書真跡。 　朱書的侯馬盟書盟辭文字，其風格與銅器《欒書缶》、《晉公 》有相似之處，其筆法與戰國楚之帛書，信陽簡書亦有相同之處，但是，略具渾厚風格。 　侯馬盟書文字，書法非常熟練，有的纖巧，有的灑脫，均出自“詛祝”人之手，不是一個人的筆法。有的字跡小到0.2公分，但是，筆鋒仍然非常清晰，可知其文字必然是用柔軟而有彈性毛筆書寫，這是無疑的。 　侯馬盟書的書法藝術獨具風采，別具一格。盟書文字的時代，晚於甲骨文，與金文時代大體相同。經考古研究侯馬盟書辭文書法與甲骨文、金文不相同。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能夠記錄語言的成熟文字，是契刻在“龜甲、牛胛骨、鹿頭骨”等甲骨上的文字，有用土紅色書寫而後契刻的，也有直接契刻成的。有前期和後期之分，前期文字線條僵挺粗獷，後期漸趨秀麗。 但是，甲骨文字筆畫多為表示“刻意”，很少有書寫的“筆意”。金文有“商、西周、春秋、戰國”之分，但是金文皆為范 鑄銘文，缺少書寫的風韻。 　侯馬盟書辭文，是晉國人用毛筆手書的文字真跡，最能直接地，真實反映，春秋時代古人書寫藝術的一批書法珍品。盟書文字，字形古雅，運筆流暢，書體章法自然是其特色。由於盟書辭文書寫是出自多人之手筆，故其字型風格呈現出有的渾厚凝重，有的飄逸灑脫。盟書辭文在書寫運筆中強烈展示出柔軟毛筆特有的彈性韻律，行筆輕重有度，具瀟灑秀勁之 風格，又不失古樸典雅，變化繁雜，是其文字的又一特色。它反映了盟書是秦統一之前，文字的風格，屬大篆體系。 　侯馬盟書文字書寫筆法特點是，運筆出鋒。即侯馬盟書文字運筆之筆鋒外露明顯，它區別於向左右的斜筆畫，經常出現有收筆自然回勾的筆意，它是毛筆手寫熟練快速自然形成的。這種運筆方法在盟書中十分多見，反映東周時代文字的風貌。 　侯馬盟書為寫在石、玉片上的朱書文字。我國古代有殺牲取血、血寫誓辭之說。侯馬盟書文字卻是用紅色礦物質顏料寫成的。這是血書盟辭習俗的延續與改進 ，既保持了盟書的內涵，又突出了北方文化的特色。 　侯馬盟書辭文書法是古代先民創造的精美藝術品，是晉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古代書法藝術中的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