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政治文化研究

《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政治文化研究》是郭輝創作的歷史學著作，首次出版於2021年3月。

該書論述中國國家紀念日產生的背景，探討國家紀念日在民國的演化變更，考察抗戰時期（1931—1945）國家紀念日的內涵和功效，進而從整體上對國家紀念日與戰時政治文化建設的關係進行思考，並審視抗戰時期國家紀念日給當代中國國家紀念日體系建設的啟示。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政治文化研究
• 作者：郭輝
• 首版時間：2021年3月
• 字數：328千字
• 類別：歷史學著作

內容簡介

該書關注國家紀念日設定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分析國家紀念日政策的制定過程和施行狀況，考察國家紀念日活動操演的具體場景，呈現國家紀念日蘊含的政治文化，進而認識國家紀念日具有的功能和效果。於此基礎上，探尋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國家政權建設的關係。

作品目錄

導論	第四章 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民族主義
第一章 民國國家紀念日的產生與演變	第五章 抗戰時期國家紀念日的功效
第二章 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革命理念	結語 國家紀念日與戰時政權建設
第三章 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的領袖崇拜	參考文獻

創作背景

“國家紀念日”指由國家規定的，並由國家層面的政權正式主導或派員參加的，地方政府和普通民眾主動或被動參與的，為紀念發生過的重大事件，周期性舉行紀念活動的特定日期。國家紀念日在某種程度上紀念歷史、表達現實訴求，也是當代諸多紀念日所具有的明顯特徵。不過，“國家紀念日”並非當代才有的政治文化現象，中華民國時即已存在。認清當代的國家紀念日現象，還需追溯中國紀念日的起源。如此才能夠在全面認識紀念日、國家紀念日在中國的流變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國家紀念日”政策。基於上述背景和認知，《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政治文化研究》探尋了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國家政權建設的關係。

作品思想

該書認為，國家紀念日的功能在於建構政權統治合法性，但實際上往往無法直接體現該功能，而是要通過各種手段間接實現。所以，並非抗日戰爭一爆發，即能夠引起統治者在國家紀念日的自覺調整。距離“九一八事變”最近的一次國家紀念日大調整是在事變前，發生於1930年7月，調整的主要原因是紀念日數量過多。於是，統治者合併了一些紀念日，並刪除了一些影響較小的紀念日，以便於集中宣傳力量增進紀念意義。此次調整與外敵侵入沒有絲毫關係。當然，抗戰爆發後原有的國家紀念日被逐漸賦予了一些新的內涵。而與抗戰相關的紀念日也逐漸出現。

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面對深重的國難開始創製新的國家紀念日，希望能藉此凝聚人心，建構國家開展抗戰行動的合法性，以及在民族危機中延續自身統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不僅將傳統文化，而且還將現實事件製作成國家紀念日，民族與國家觀念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揮，銘記恥辱的同時，國民愛國主義情緒也很高漲。但同時不能忽視國家紀念日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成為僅應付現實危機的工具。國家紀念日淪為應急性的表演後，也意味著其在逐漸地沒落。國家紀念日理應為了更偉大的目標而存在，為了國家制度、國家治理方式而操演，不應僅是現實的“奴隸”。國家紀念日本質上“不應”為現實危機事件而運作，至少說長期運作，但卻“能”為現實危機事件運作。所以，抗戰時期國家紀念日為保全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和統治起到不少實際效果，且為抗戰勝利略盡綿力。當抗戰進入後期，隨著勝利曙光的出現，許多國家紀念日的抗戰內涵被逐漸消解，蔣介石將政治化內容植入國家紀念日，顯然是在淡化國家紀念日影響。

抗戰時期國家紀念日可以給後來的紀念日建設提供一些經驗的啟迪和教訓的借鑑，這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紀念日體系具有現實意義。如構建穩固的國家紀念日體系、實施差異化的國家紀念日操演、確定適當的國家紀念日內涵、明晰有限的國家紀念日功效。作者也強調，國家紀念日只是政治合法性的展示，國家紀念日政策只屬於文化建設，而國家的發展和穩定不僅是文化方面應該繁榮，還要付諸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所以，國家在進行紀念日建設和操演的同時，必須要大力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促進經濟的發展，維護社會的穩定，由此打下牢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礎。只有如此，政府才能夠保證國家紀念日的操演得到好的效果，才能使國家紀念日與政治合法性建構實現良性循環。

出版信息

書名	出版時間	出版社	ISBN
《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政治文化研究》	2021年3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978-7-5203-6702-8

作者簡介

郭輝，男，1983年生，湖南益陽人。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系主任。受教育部霍英東青年教師基金資助，入選“湖湘青年英才”（人文社科創新類）支持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