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叢書:華中國學(第1卷)》是華中科技大學國學研究院2012年度學術論文選集，內容主要包括政治史、學術史、思想史、哲學史、社會史、古文字學、古典文獻學等國學研究的各個分支，涵蓋了歷史學、文學、哲學、語言學等四個學科，集中展現了華中科技大學國學院的最新學術成果。所選文章立意高遠，視角獨特，觀點新穎，資料翔實，視野寬廣，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前國學研究領域的先進水平。
基本介紹
- 書名：國學研究叢書:華中國學
- 出版社：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 頁數：346頁
- 開本：16
- 定價：58.00
- 作者：羅家祥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0985664
- 品牌：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編輯推薦,目錄,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國學研究叢書:華中國學(第1卷)》的論文，均為我校國學研究院同仁的研究成果。鑒於目前學界對“國學”一詞內涵和外延的詮釋見仁見智，故未按經、史、子、集研究予以分類，也未按時下通行的學科領域進行處理，而是根據本校各位同仁的學術專長、根據此次所輯論文的內容進行了大致的劃分。若干篇近現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歷史所教師勞作的產物，也一併收錄。
作者簡介
羅家祥，1957年生，湖北天門人，現任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學研究院院長、人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兼任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湖北省歷史學會副秘書長。兩宋政治史、兩宋學術文化史方向學術帶頭人。分別於1982、1985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師從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教授。1993年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3年9月－1995年9月應邀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1996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湖北省跨世紀學術帶頭人。先後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2001年3月調入華中科技大學組建歷史學科。入選2005-06年度中美富布萊特學者，並應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邀請赴該系進行為期一年的學術活動，其間應邀赴德克薩斯大學歷史系（El Paso）進行學術講座。獲選華中科技大學2009年“我最喜愛的導師”，華中科技大學2011年十佳“師德先進個人”。曾先後承擔國家社科基金辦下達的科研項目《王氏新學與宋代社會》、教育部下達的科研項目《王氏新學研究》、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基金資助的《從新學到理學――11世紀後半至13世紀初年宋學主流的嬗遞》等課題。目前承擔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類項目《兩宋學術嬗遞與政治變遷》。獨著、合著學術著作5部，合譯學術著作1部，在《中國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50餘篇。代表作有《北宋黨爭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宋代政治與學術論稿》（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等。
圖書目錄
張舜徽先生與宋史研究羅家祥
論《開元禮》對鄭玄和王肅禮學的擇從楊華
宋朝民間爭訟簡論雷家宏
身體與空間：漢魏六朝時期上巳節中的女性與女性活動夏增民
孟達事件與諸葛亮治蜀白楊
論唐宋時期的賜緋紫陳文龍
《清實錄》宮藏版本考謝貴安
《楊盈川集》版本源流考陳於全
漢代西北邊地物價考——以漢簡為中心劉金華
蔡清著作《四書蒙引》的背景、意義及其對《四書大全》的修正朱冶
《論語》中的稱謂與避諱研究程邦雄
服飾名與身體部位名黃樹先
近代漢語依憑介詞的發展何洪峰
中國古典小說“綴合”結構與傳統思維模式張躍生
“志怪”語義源流考論李軍均
黃憲考論李耀南
荊州學派的學術文化特色及其影響李傳印
老子道論的現象學闡釋王均江
晚明儒學轉向與內在理路說的問題與實質——以焦竑為中心的考察黃熹
儒學作為非宗教的自我轉化的倫理學——徐復觀、勞思光去形上學化的儒學詮釋論析廖曉煒
從馬克思的人本關懷看曾國藩的事功與專制政權的自私野蠻張超
民國時期社會保險思想的傳統淵源李瓊
近代社會變遷中的漢口人與早期漢口城市化湯黎
清末五大臣出洋與美國人的中國觀——以美國報刊中戴鴻慈、端方使團為中心陳丹
論《開元禮》對鄭玄和王肅禮學的擇從楊華
宋朝民間爭訟簡論雷家宏
身體與空間：漢魏六朝時期上巳節中的女性與女性活動夏增民
孟達事件與諸葛亮治蜀白楊
論唐宋時期的賜緋紫陳文龍
《清實錄》宮藏版本考謝貴安
《楊盈川集》版本源流考陳於全
漢代西北邊地物價考——以漢簡為中心劉金華
蔡清著作《四書蒙引》的背景、意義及其對《四書大全》的修正朱冶
《論語》中的稱謂與避諱研究程邦雄
服飾名與身體部位名黃樹先
近代漢語依憑介詞的發展何洪峰
中國古典小說“綴合”結構與傳統思維模式張躍生
“志怪”語義源流考論李軍均
黃憲考論李耀南
荊州學派的學術文化特色及其影響李傳印
老子道論的現象學闡釋王均江
晚明儒學轉向與內在理路說的問題與實質——以焦竑為中心的考察黃熹
儒學作為非宗教的自我轉化的倫理學——徐復觀、勞思光去形上學化的儒學詮釋論析廖曉煒
從馬克思的人本關懷看曾國藩的事功與專制政權的自私野蠻張超
民國時期社會保險思想的傳統淵源李瓊
近代社會變遷中的漢口人與早期漢口城市化湯黎
清末五大臣出洋與美國人的中國觀——以美國報刊中戴鴻慈、端方使團為中心陳丹
文摘
著作權頁：
首先，梁啓超對焦弦作為“王學家”讀書的困惑、余英時關於焦弦思想“分為兩橛”的論斷、李焯然所見焦竑不易定位的難題，均是把心性之學與讀書看作水火不容的對立面的結果。如梁啓超不理解焦竑為何既是王學健將又喜歡讀書，在他看來，“王學健將”們似乎應是不讀書而只追求“空疏”的心性之學的，這是他對焦竑“好讀書”感到困惑的原因。但焦竑以知性復性為治學宗旨，主張下學上達和博文約禮，集心性之學和博學考證於一身，看似矛盾而實無矛盾。實際上，心性之學與博學多識的結合非焦竑的創造，二者也並無矛盾衝突，宋明理學本來如此，儒學本來如此。作為一位喜好讀書、博學多聞的學者，焦竑並未因讀書太多而受到王門後學們的攻擊批評即可說明問題。若王門後學尤其是泰州學派都反對讀書，他們對焦竑豈不口誅筆伐？相反，焦竑被譽為“士林祭酒”、“鉅儒宿學，北面人宗”，正說明當時包括心學在內的學術界對焦竑及其讀書的肯定，由此也可見所謂“心學末流”並非全然空疏。因此，焦竑作為“王學家健將”，讀書也是其為學之途徑和工夫所在，此處並無矛盾，梁啓超之困惑可解。
其次，焦弦的王學立場未阻礙他的博學多識，博學多識也未讓他放棄王學立場。焦竑思想之“要領”在“知性”而不廢“博綜”。余英時認為焦竑之學分為“兩橛”，焦竑的王學立場與博學多識、“舊有的理學門戶”與儒家智識主義、理學與考證、心性之學與博學考訂、“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存在內在矛盾，且皆須由前者轉向後者，由後者取代前者，實乃誤讀。事實上，就此而言，余英時所說實為晚明儒學如此之轉變，而非轉變的原因，也並未說出何為內在矛盾，由如此的對心性之學結束與博學考訂的興起在時間順承上的聯繫的描述，並不能推出二者之間具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同時，焦竑的王學立場本不阻礙他的“博學多識”，否認這一點，我們甚至將不知王學為何而生或王學是否儒學。李劍雄認為，焦弦“作為一個思想比較解放，具有獨立人格、獨立見解，而又才氣縱橫的學者，同時從事心學與考據學的研究，而且都有所建樹，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人眼中，焦竑的主張未免‘兩截’，而焦弦卻有他自己的邏輯與思維方式”。應該說，焦竑思想中與儒學中如此的內在矛盾並不存在，讀書與心性之學並不構成焦竑思想的內在矛盾。否則，我們只能認為在宋明理學甚至儒學中，讀書與心性之學本相矛盾和分為“兩橛”。順此推論的結果，便是由“尊德性”轉向“道問學”，由理學轉入考證或實學，最後是對宋明理學乃至儒學本身的否定。而且，如果智識主義與所謂“理學門戶”相對，那么，是否應該認為“理學門戶”代表的就是反智識主義？可以看到，余英時此處所指雖為焦弦的“理學門戶”，但實際上所涉及的已不只是焦竑，而是也指王門心學，甚至是包括了程朱理學與王門心學在內的宋明理學。在認為心學“尊德性”之方法為反智識主義後，余英時實際已將整個宋明理學和儒學本身的“尊德性”都納入了反智識主義的範圍，因為宋明理學和儒學都“尊德性”，進而，由“尊德性”是反智識主義，得到的結論就是儒學乃反智識主義。
首先，梁啓超對焦弦作為“王學家”讀書的困惑、余英時關於焦弦思想“分為兩橛”的論斷、李焯然所見焦竑不易定位的難題，均是把心性之學與讀書看作水火不容的對立面的結果。如梁啓超不理解焦竑為何既是王學健將又喜歡讀書，在他看來，“王學健將”們似乎應是不讀書而只追求“空疏”的心性之學的，這是他對焦竑“好讀書”感到困惑的原因。但焦竑以知性復性為治學宗旨，主張下學上達和博文約禮，集心性之學和博學考證於一身，看似矛盾而實無矛盾。實際上，心性之學與博學多識的結合非焦竑的創造，二者也並無矛盾衝突，宋明理學本來如此，儒學本來如此。作為一位喜好讀書、博學多聞的學者，焦竑並未因讀書太多而受到王門後學們的攻擊批評即可說明問題。若王門後學尤其是泰州學派都反對讀書，他們對焦竑豈不口誅筆伐？相反，焦竑被譽為“士林祭酒”、“鉅儒宿學，北面人宗”，正說明當時包括心學在內的學術界對焦竑及其讀書的肯定，由此也可見所謂“心學末流”並非全然空疏。因此，焦竑作為“王學家健將”，讀書也是其為學之途徑和工夫所在，此處並無矛盾，梁啓超之困惑可解。
其次，焦弦的王學立場未阻礙他的博學多識，博學多識也未讓他放棄王學立場。焦竑思想之“要領”在“知性”而不廢“博綜”。余英時認為焦竑之學分為“兩橛”，焦竑的王學立場與博學多識、“舊有的理學門戶”與儒家智識主義、理學與考證、心性之學與博學考訂、“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存在內在矛盾，且皆須由前者轉向後者，由後者取代前者，實乃誤讀。事實上，就此而言，余英時所說實為晚明儒學如此之轉變，而非轉變的原因，也並未說出何為內在矛盾，由如此的對心性之學結束與博學考訂的興起在時間順承上的聯繫的描述，並不能推出二者之間具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同時，焦竑的王學立場本不阻礙他的“博學多識”，否認這一點，我們甚至將不知王學為何而生或王學是否儒學。李劍雄認為，焦弦“作為一個思想比較解放，具有獨立人格、獨立見解，而又才氣縱橫的學者，同時從事心學與考據學的研究，而且都有所建樹，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人眼中，焦竑的主張未免‘兩截’，而焦弦卻有他自己的邏輯與思維方式”。應該說，焦竑思想中與儒學中如此的內在矛盾並不存在，讀書與心性之學並不構成焦竑思想的內在矛盾。否則，我們只能認為在宋明理學甚至儒學中，讀書與心性之學本相矛盾和分為“兩橛”。順此推論的結果，便是由“尊德性”轉向“道問學”，由理學轉入考證或實學，最後是對宋明理學乃至儒學本身的否定。而且，如果智識主義與所謂“理學門戶”相對，那么，是否應該認為“理學門戶”代表的就是反智識主義？可以看到，余英時此處所指雖為焦弦的“理學門戶”，但實際上所涉及的已不只是焦竑，而是也指王門心學，甚至是包括了程朱理學與王門心學在內的宋明理學。在認為心學“尊德性”之方法為反智識主義後，余英時實際已將整個宋明理學和儒學本身的“尊德性”都納入了反智識主義的範圍，因為宋明理學和儒學都“尊德性”，進而，由“尊德性”是反智識主義，得到的結論就是儒學乃反智識主義。
序言
序一
近30年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社會已經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舉世震驚的經濟成就、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巨大進步，飛速發展的國力提升，迎來了史詩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曙光，也為實現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的偉大復興與飛躍發展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神州大地蔚為大觀的“國學熱”，正是在這一宏偉的背景下出現的。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熱烈的關注，原因就在於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獨特價值。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華文明經過數千年風雨坎坷，非但沒有消亡，而且從未中斷，成為當今世界人類共同珍視的寶貴財富和智慧源泉，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觀！之所以如此，傳統中華文化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中華文化又具有哪些獨特價值？以中華原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論語》為例，雖然它們似乎具有的價值取向有所不同，即所謂出世與入世，但卻有著共同核心，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長河中，這一理念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產生過積極的作用；而當代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老子》和《論語》無疑也是最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寶庫。中華文化向來注重以人為本的“天人合一”，強調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自然一體；講究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時遵循“相反相成，物極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規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懷憂患意識以及“不爭”與“無為”，“不爭”即“天下莫能與之爭”的“不爭”，“無為”即“無所不為”的“無為”，這些文化特質所表現出的整體觀、變化觀、本質觀都是中華文化貢獻給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生物得到穩定的延續靠的是基因的遺傳，又靠基因的變異得到發展，而人類社會的“基因”則是文化。文化本質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過去留下的東西就是文化，這裡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無形的，人類社會就是靠文化的傳承才得以延續，又靠文化的創新才得以進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華文化所凝現的民族精神蘊涵著豐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理，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中一直產生著巨大的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如今，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雄姿邁入21世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便顯得尤為迫切。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固有的優秀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身份證，是中華民族的根基。因為一個民族的特性不取決於遺傳的自然基因，而是取決於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顯一個民族的身份。如果一個民族遺棄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丟失了自己的傳統，那將只是一個種族，不能稱之為民族。在科學技術與物質文明高速發展和高度發達的今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先進科學，沒有現代技術，就會落後，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沒有民族文化，沒有人文精神，就會空虛和異化，則會不打自垮，甘願受人奴役。因此，沒有科學技術進步就絕沒有社會進步，但只有科學技術進步，那這個社會就是很危險的；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很落後，這個社會也是很野蠻落後的；如果一個社會科學技術很進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後，這個社會將是災難性的。毫無疑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是，人文文化則是第一生產力的動力源、方向盤。中華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實現偉大復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與弘揚中華民族固有的人文與傳統，其意義不言而喻。人們可能要問，在如火如荼的現代化進程中，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是否能與現代社會兼容？中外無數事例表明，中華文化的獨特價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僅不會與現代社會產生衝突，而且還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華傳統文化也可發揮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維新後，有一位著名企業家澀澤榮一，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被稱為日本企業之父、金融之王，他80多歲退下來之後，則在日本財團開辦的講習班上專門講他如何用《論語》來辦企業，堪稱畢生將中華文化、《論語》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完美結合的典範，也是中華原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巨大作用的經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孫、日本著名的投資者澀澤健還在強調他的哲學名言：“商業的發展必須以社會倫理為根基，否則會把人引入歧途。企業賺錢的目的不是為了中飽私囊，而是為了給社會創造財富。”這是利與義多么緊密的結合。此外，新加坡、台灣以及其它東方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也充分說明，古老的中華文化與現代社會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們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歷史文化，又堅持三個面向。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中華民族要形成強大的競爭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為，就必須具備強大的創新能力；而要具備強大的創新能力，擁有大量的創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國民素質就是最基本的前提。在這方面，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我認為，人文對科學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為科學發展指引方向。科學求真，但科學不能保證其方向完全正確。無數的事例證明，20世紀科技的高速發展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福利，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嚴重負面影響。科學求真，人文求善，科學需要人文導向，當然人文的提升也需要以科學為基礎。其次，人文為科學提供了動力。事實證明，只有將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進行完美的結合，才能結出符合現代化建設事業需要的高素質、複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國近代化進程中，這樣的範例不勝枚舉。20世紀享譽中外的老一輩科學巨子如華羅庚、蘇步青、茅以升、李國平等以及美籍華人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丘成桐等在國學方面均有極高的素養，這不僅深刻影響著其人格風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在科學領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學家吳健雄教授，則將其在物理學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歸因於國學大師胡適。第三，人文為科學開闢原創性源泉。科學講邏輯，講分析、解決問題，但科學中最重要的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這就需要直覺和靈感，需要豐富的想像力。直覺、靈感、想像力從哪裡來？科學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則來自於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養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級的靈性，科學創造是離不開人的人文素養的。因此，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應該占有重要地位。從處於轉型過程中的我國社會現實需要看，通過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建設當代文化、構建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體系已刻不容緩。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近20年來在不同場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傳統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強調中華民族文化對創新的重要性，如在2006年1月，胡錦濤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談到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的關係時，深刻闡明了中華文化與創新的關係，提到中華文化含有豐富的創新內容，強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2006年11月，胡錦濤同志在全國文聯、作協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每一次飛躍、文明每一次升華，無不鐫刻著文化烙印。不管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中華文化對增強民族創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對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與作用。我國國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我們的傳統文化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隨著社會轉型的加速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縱深發展，社會上許多十分嚴重的隱憂與顯憂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嚴重關注，當代中國的道德建設和核心價值體系構建顯得亟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華文化中的許多精華養分則是亟待繼承、弘揚的。舉例來說，我國幾千年來強調信守仁、義、禮、智、信，顯然是可以納入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予以繼承和弘揚的。所謂“大忠大愛是為仁，大孝大勇是為義，修齊治平是為禮，大恩大恕是為智，公平合理是為信”，對社會的和諧穩定，對當前的誠信建設與道德建設顯然特別有著無可置疑的積極意義。何況，通過弘揚優秀中華文化，陶冶國民感情，啟迪國民智慧，提升國民素質，增強國民的凝聚力與創造力，其意義絕非同一般。以上所講只是我個人的一些體會與感受。當然，挖掘幾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價值，並使之產生積極影響，這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推動與共同努力，需要大批專業工作者扎紮實實的辛勤耕耘。同20世紀初比，當代意義上的國學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它不僅指中華傳統文化本身，而且還應包含近代以來借鑑西方學術、特別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研究的成果，這也需要本學術領域的專家學者具有更開闊的視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遠的抱負，肩負起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責任和使命，為當代我國的文化建設付出更多的努力。
近10年來，我校國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整體實力不斷增強，已成為一道亮麗的學術景觀；2009年4月，華中科技大學國學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學科的發展更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值此凝聚著大家心血的《華中國學》問世之際，謹致衷心的祝賀，更寄以深厚的期望！
最後應聲明一點，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師，由於種種原因，介入了國學研究之內，然而畢竟是大非內行，所講的不對之處，希望讀者特別是本領域專家批評指正，我不勝感謝。
是為序。
中國科學院院士
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
楊叔子
序二
華中科技大學於2008年正式發文成立國學研究院後，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編輯出版國學輯刊，使之成為反映我校研究成果的園地。最初的想法是分門別類，逐年一輯。於是，2008年歲尾，國學研究院組建國學輯刊編輯委員會，出版過一部主要反映我校歷史學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國歷史文化論集——華中科技大學國學研究院輯刊第一輯》，由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後來經過多次商議，編委會調整了原有思路，歷經近兩年的籌劃和各位同仁的辛勤勞作，從形式到內容均有所改變的《華中國學》第一卷終於得以呈現在讀者面前。收錄在這本集子的論文，均為我校國學院同仁的研究成果。鑒於目前學界對“國學”一詞內涵和外延的詮釋見仁見智，故未按經、史、子、集研究予以分類，也未按時下通行的學科領域進行處理，而是根據本校各位同仁的學術專長、根據此次所輯論文的內容進行了大致的劃分。若干篇近現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歷史所教師勞作的產物，也一併收錄。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關刊物上發表，有的則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這些作品能得到學界各位師友、各位同仁的關注、批評與指正，將不勝欣慰與榮幸！從國學研究院的成立到《華中國學》的編輯出版，我們要深深感謝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學界前輩、學校領導和學校有關職能部門對人文學科的關心、愛護、支持與扶持。我校國學研究院成立慶典舉行於2009年4月11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校學術委員會主任楊叔子先生當時正在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院士評選，為參加這一活動，退掉原先訂好的返程機票，重新訂票，趕回學校時已是凌晨，並在當天的成立大會上做了主題講話；校黨委書記路鋼教授從百忙中抽出時間，參加成立大會並發表高屋建瓴、熱情洋溢的致辭；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11日要赴京參加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遴選，於10日專門打電話到我家中對國學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賀，並對他不能與會表示歉意；原校黨委副書記、對我校文科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劉獻君教授更是全程參與了成立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紀寶成教授，原西北大學校長、哲學家、歷史學家張豈之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家葛劍雄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家朱雷教授，武漢大學哲學家蕭漢明教授，武漢大學語言學家宗福邦教授，華中師範大學語言學家邢福義教授，歷史學家熊鐵基教授等近70名著名專家學者或發來賀信，或蒞臨大會發表重要演講；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著名水電能源學家張勇傳先生則欣然為國學研究院題寫了院名。沒有他們各種形式的關心與支持，我校人文學科是不可能發展到如今這一局面的。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感謝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學界前輩，一位深具戰略眼光和充滿人文情懷的教育家，一位一輩子並不以人文學科為工作對象但又時時刻刻對人文學科念茲在茲、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學家，這就是前文已經提及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叔子先生。楊先生畢生耕耘於機械工程領域，在同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網路技術等新興技術領域，特別是先進制造技術、設備診斷、信號處理、無損檢測新技術、人工智慧與神經網路的套用等方面均有獨創性的貢獻，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居功甚偉，1991年獲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但是，他對人文學科、對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始終傾注了滿腔的熱忱，真正是不遺餘力地以各種形式予以關心和支持。除前述參加國學院成立大會的感人事跡外，楊先生為本輯刊的出版所展現的人格風範、人文情懷與高尚情操更使我們增添了難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這篇3500字的《序言》是楊先生在抱病臥床的情況下斷斷續續完成的，其間數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處是密密麻麻的改動文字。須知，先生已是79的老人，且此類不情之請不僅不是他應做的工作，也為撰寫《序言》時的健康狀態所不容許，是完全可以避開的。先生獨特的人格風範、寬廣無私的胸襟、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滿腔熱情和古道熱腸實在是攝人心魄，令人永遠難以忘懷！
近30年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社會已經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舉世震驚的經濟成就、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巨大進步，飛速發展的國力提升，迎來了史詩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曙光，也為實現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的偉大復興與飛躍發展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神州大地蔚為大觀的“國學熱”，正是在這一宏偉的背景下出現的。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熱烈的關注，原因就在於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獨特價值。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華文明經過數千年風雨坎坷，非但沒有消亡，而且從未中斷，成為當今世界人類共同珍視的寶貴財富和智慧源泉，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觀！之所以如此，傳統中華文化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中華文化又具有哪些獨特價值？以中華原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論語》為例，雖然它們似乎具有的價值取向有所不同，即所謂出世與入世，但卻有著共同核心，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長河中，這一理念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產生過積極的作用；而當代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老子》和《論語》無疑也是最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寶庫。中華文化向來注重以人為本的“天人合一”，強調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自然一體；講究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時遵循“相反相成，物極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規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懷憂患意識以及“不爭”與“無為”，“不爭”即“天下莫能與之爭”的“不爭”，“無為”即“無所不為”的“無為”，這些文化特質所表現出的整體觀、變化觀、本質觀都是中華文化貢獻給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生物得到穩定的延續靠的是基因的遺傳，又靠基因的變異得到發展，而人類社會的“基因”則是文化。文化本質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過去留下的東西就是文化，這裡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無形的，人類社會就是靠文化的傳承才得以延續，又靠文化的創新才得以進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華文化所凝現的民族精神蘊涵著豐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理，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中一直產生著巨大的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如今，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雄姿邁入21世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便顯得尤為迫切。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固有的優秀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身份證，是中華民族的根基。因為一個民族的特性不取決於遺傳的自然基因，而是取決於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顯一個民族的身份。如果一個民族遺棄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丟失了自己的傳統，那將只是一個種族，不能稱之為民族。在科學技術與物質文明高速發展和高度發達的今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先進科學，沒有現代技術，就會落後，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沒有民族文化，沒有人文精神，就會空虛和異化，則會不打自垮，甘願受人奴役。因此，沒有科學技術進步就絕沒有社會進步，但只有科學技術進步，那這個社會就是很危險的；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很落後，這個社會也是很野蠻落後的；如果一個社會科學技術很進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後，這個社會將是災難性的。毫無疑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是，人文文化則是第一生產力的動力源、方向盤。中華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實現偉大復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與弘揚中華民族固有的人文與傳統，其意義不言而喻。人們可能要問，在如火如荼的現代化進程中，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是否能與現代社會兼容？中外無數事例表明，中華文化的獨特價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僅不會與現代社會產生衝突，而且還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華傳統文化也可發揮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維新後，有一位著名企業家澀澤榮一，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被稱為日本企業之父、金融之王，他80多歲退下來之後，則在日本財團開辦的講習班上專門講他如何用《論語》來辦企業，堪稱畢生將中華文化、《論語》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完美結合的典範，也是中華原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巨大作用的經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孫、日本著名的投資者澀澤健還在強調他的哲學名言：“商業的發展必須以社會倫理為根基，否則會把人引入歧途。企業賺錢的目的不是為了中飽私囊，而是為了給社會創造財富。”這是利與義多么緊密的結合。此外，新加坡、台灣以及其它東方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也充分說明，古老的中華文化與現代社會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們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歷史文化，又堅持三個面向。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中華民族要形成強大的競爭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為，就必須具備強大的創新能力；而要具備強大的創新能力，擁有大量的創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國民素質就是最基本的前提。在這方面，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我認為，人文對科學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為科學發展指引方向。科學求真，但科學不能保證其方向完全正確。無數的事例證明，20世紀科技的高速發展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福利，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嚴重負面影響。科學求真，人文求善，科學需要人文導向，當然人文的提升也需要以科學為基礎。其次，人文為科學提供了動力。事實證明，只有將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進行完美的結合，才能結出符合現代化建設事業需要的高素質、複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國近代化進程中，這樣的範例不勝枚舉。20世紀享譽中外的老一輩科學巨子如華羅庚、蘇步青、茅以升、李國平等以及美籍華人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丘成桐等在國學方面均有極高的素養，這不僅深刻影響著其人格風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在科學領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學家吳健雄教授，則將其在物理學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歸因於國學大師胡適。第三，人文為科學開闢原創性源泉。科學講邏輯，講分析、解決問題，但科學中最重要的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這就需要直覺和靈感，需要豐富的想像力。直覺、靈感、想像力從哪裡來？科學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則來自於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養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級的靈性，科學創造是離不開人的人文素養的。因此，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應該占有重要地位。從處於轉型過程中的我國社會現實需要看，通過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建設當代文化、構建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體系已刻不容緩。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近20年來在不同場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傳統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強調中華民族文化對創新的重要性，如在2006年1月，胡錦濤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談到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的關係時，深刻闡明了中華文化與創新的關係，提到中華文化含有豐富的創新內容，強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2006年11月，胡錦濤同志在全國文聯、作協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每一次飛躍、文明每一次升華，無不鐫刻著文化烙印。不管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中華文化對增強民族創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對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與作用。我國國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我們的傳統文化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隨著社會轉型的加速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縱深發展，社會上許多十分嚴重的隱憂與顯憂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嚴重關注，當代中國的道德建設和核心價值體系構建顯得亟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華文化中的許多精華養分則是亟待繼承、弘揚的。舉例來說，我國幾千年來強調信守仁、義、禮、智、信，顯然是可以納入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予以繼承和弘揚的。所謂“大忠大愛是為仁，大孝大勇是為義，修齊治平是為禮，大恩大恕是為智，公平合理是為信”，對社會的和諧穩定，對當前的誠信建設與道德建設顯然特別有著無可置疑的積極意義。何況，通過弘揚優秀中華文化，陶冶國民感情，啟迪國民智慧，提升國民素質，增強國民的凝聚力與創造力，其意義絕非同一般。以上所講只是我個人的一些體會與感受。當然，挖掘幾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價值，並使之產生積極影響，這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推動與共同努力，需要大批專業工作者扎紮實實的辛勤耕耘。同20世紀初比，當代意義上的國學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它不僅指中華傳統文化本身，而且還應包含近代以來借鑑西方學術、特別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研究的成果，這也需要本學術領域的專家學者具有更開闊的視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遠的抱負，肩負起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責任和使命，為當代我國的文化建設付出更多的努力。
近10年來，我校國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整體實力不斷增強，已成為一道亮麗的學術景觀；2009年4月，華中科技大學國學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學科的發展更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值此凝聚著大家心血的《華中國學》問世之際，謹致衷心的祝賀，更寄以深厚的期望！
最後應聲明一點，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師，由於種種原因，介入了國學研究之內，然而畢竟是大非內行，所講的不對之處，希望讀者特別是本領域專家批評指正，我不勝感謝。
是為序。
中國科學院院士
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
楊叔子
序二
華中科技大學於2008年正式發文成立國學研究院後，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編輯出版國學輯刊，使之成為反映我校研究成果的園地。最初的想法是分門別類，逐年一輯。於是，2008年歲尾，國學研究院組建國學輯刊編輯委員會，出版過一部主要反映我校歷史學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國歷史文化論集——華中科技大學國學研究院輯刊第一輯》，由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後來經過多次商議，編委會調整了原有思路，歷經近兩年的籌劃和各位同仁的辛勤勞作，從形式到內容均有所改變的《華中國學》第一卷終於得以呈現在讀者面前。收錄在這本集子的論文，均為我校國學院同仁的研究成果。鑒於目前學界對“國學”一詞內涵和外延的詮釋見仁見智，故未按經、史、子、集研究予以分類，也未按時下通行的學科領域進行處理，而是根據本校各位同仁的學術專長、根據此次所輯論文的內容進行了大致的劃分。若干篇近現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歷史所教師勞作的產物，也一併收錄。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關刊物上發表，有的則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這些作品能得到學界各位師友、各位同仁的關注、批評與指正，將不勝欣慰與榮幸！從國學研究院的成立到《華中國學》的編輯出版，我們要深深感謝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學界前輩、學校領導和學校有關職能部門對人文學科的關心、愛護、支持與扶持。我校國學研究院成立慶典舉行於2009年4月11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校學術委員會主任楊叔子先生當時正在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院士評選，為參加這一活動，退掉原先訂好的返程機票，重新訂票，趕回學校時已是凌晨，並在當天的成立大會上做了主題講話；校黨委書記路鋼教授從百忙中抽出時間，參加成立大會並發表高屋建瓴、熱情洋溢的致辭；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11日要赴京參加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遴選，於10日專門打電話到我家中對國學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賀，並對他不能與會表示歉意；原校黨委副書記、對我校文科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劉獻君教授更是全程參與了成立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紀寶成教授，原西北大學校長、哲學家、歷史學家張豈之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家葛劍雄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家朱雷教授，武漢大學哲學家蕭漢明教授，武漢大學語言學家宗福邦教授，華中師範大學語言學家邢福義教授，歷史學家熊鐵基教授等近70名著名專家學者或發來賀信，或蒞臨大會發表重要演講；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著名水電能源學家張勇傳先生則欣然為國學研究院題寫了院名。沒有他們各種形式的關心與支持，我校人文學科是不可能發展到如今這一局面的。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感謝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學界前輩，一位深具戰略眼光和充滿人文情懷的教育家，一位一輩子並不以人文學科為工作對象但又時時刻刻對人文學科念茲在茲、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學家，這就是前文已經提及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叔子先生。楊先生畢生耕耘於機械工程領域，在同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網路技術等新興技術領域，特別是先進制造技術、設備診斷、信號處理、無損檢測新技術、人工智慧與神經網路的套用等方面均有獨創性的貢獻，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居功甚偉，1991年獲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但是，他對人文學科、對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始終傾注了滿腔的熱忱，真正是不遺餘力地以各種形式予以關心和支持。除前述參加國學院成立大會的感人事跡外，楊先生為本輯刊的出版所展現的人格風範、人文情懷與高尚情操更使我們增添了難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這篇3500字的《序言》是楊先生在抱病臥床的情況下斷斷續續完成的，其間數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處是密密麻麻的改動文字。須知，先生已是79的老人，且此類不情之請不僅不是他應做的工作，也為撰寫《序言》時的健康狀態所不容許，是完全可以避開的。先生獨特的人格風範、寬廣無私的胸襟、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滿腔熱情和古道熱腸實在是攝人心魄，令人永遠難以忘懷！
編輯推薦
《國學研究叢書:華中國學(第1卷)》的論文，均為我校國學研究院同仁的研究成果。鑒於目前學界對“國學”一詞內涵和外延的詮釋見仁見智，故未按經、史、子、集研究予以分類，也未按時下通行的學科領域進行處理，而是根據本校各位同仁的學術專長、根據此次所輯論文的內容進行了大致的劃分。若干篇近現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歷史所教師勞作的產物，也一併收錄。
目錄
張舜徽先生與宋史研究羅家祥
論《開元禮》對鄭玄和王肅禮學的擇從楊華
宋朝民間爭訟簡論雷家宏
身體與空間：漢魏六朝時期上巳節中的女性與女性活動夏增民
孟達事件與諸葛亮治蜀白楊
論唐宋時期的賜緋紫陳文龍
《清實錄》宮藏版本考謝貴安
《楊盈川集》版本源流考陳於全
漢代西北邊地物價考——以漢簡為中心劉金華
蔡清著作《四書蒙引》的背景、意義及其對《四書大全》的修正朱冶
《論語》中的稱謂與避諱研究程邦雄
服飾名與身體部位名黃樹先
近代漢語依憑介詞的發展何洪峰
中國古典小說“綴合”結構與傳統思維模式張躍生
“志怪”語義源流考論李軍均
黃憲考論李耀南
荊州學派的學術文化特色及其影響李傳印
老子道論的現象學闡釋王均江
晚明儒學轉向與內在理路說的問題與實質——以焦竑為中心的考察黃熹
儒學作為非宗教的自我轉化的倫理學——徐復觀、勞思光去形上學化的儒學詮釋論析廖曉煒
從馬克思的人本關懷看曾國藩的事功與專制政權的自私野蠻張超
民國時期社會保險思想的傳統淵源李瓊
近代社會變遷中的漢口人與早期漢口城市化湯黎
清末五大臣出洋與美國人的中國觀——以美國報刊中戴鴻慈、端方使團為中心陳丹
論《開元禮》對鄭玄和王肅禮學的擇從楊華
宋朝民間爭訟簡論雷家宏
身體與空間：漢魏六朝時期上巳節中的女性與女性活動夏增民
孟達事件與諸葛亮治蜀白楊
論唐宋時期的賜緋紫陳文龍
《清實錄》宮藏版本考謝貴安
《楊盈川集》版本源流考陳於全
漢代西北邊地物價考——以漢簡為中心劉金華
蔡清著作《四書蒙引》的背景、意義及其對《四書大全》的修正朱冶
《論語》中的稱謂與避諱研究程邦雄
服飾名與身體部位名黃樹先
近代漢語依憑介詞的發展何洪峰
中國古典小說“綴合”結構與傳統思維模式張躍生
“志怪”語義源流考論李軍均
黃憲考論李耀南
荊州學派的學術文化特色及其影響李傳印
老子道論的現象學闡釋王均江
晚明儒學轉向與內在理路說的問題與實質——以焦竑為中心的考察黃熹
儒學作為非宗教的自我轉化的倫理學——徐復觀、勞思光去形上學化的儒學詮釋論析廖曉煒
從馬克思的人本關懷看曾國藩的事功與專制政權的自私野蠻張超
民國時期社會保險思想的傳統淵源李瓊
近代社會變遷中的漢口人與早期漢口城市化湯黎
清末五大臣出洋與美國人的中國觀——以美國報刊中戴鴻慈、端方使團為中心陳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