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季刊》，全名《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是北京大學於1923年出版發行的一種研究國學的學術性刊物。
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設立國學門，由章氏弟子、著名訓詁學家沈兼士任主任，並出版《國學季刊》，由編輯部主任胡適寫了《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對推動國學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國學季刊》編輯委員會負責該期刊之編輯審查事宜，並由胡適擔任主任委員。
關於“國學”：“‘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胡適
關於“季刊”：季刊原來應該是一年分四期出版的，可是後來時常脫期，就變成一種不定期的刊物。
這本刊物是以研究國學為目的，卻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編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橫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物的外在形式在學術界引發一次小小的革命。在中國頂尖國立大學出版，討論國學的刊物，竟然使用“蠻夷”的形式，這一舉動震驚當時學術界，同時其在內容上也開啟了西體中用的國學研究時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國學季刊
- 1923年：1卷1期 1卷2期 1卷3期 1卷4期
- 1925年：2卷1期
- 1929年：2卷2期
- 全名：《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
全名,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1923年：1卷1期 1卷2期 1卷3期 1卷4期
1925年：2卷1期
1929年：2卷2期
1930年：2卷3期 2卷4期
1932年：3卷1期 3卷2期 3卷3期 3卷4期
1934年：4卷1期 4卷2期 4卷3期 4卷4期
1935年：5卷1期 5卷2期 5卷3期 5卷4期
1936年：6卷1期
1937年：6卷2期
1950年：7卷1期
1951年：7卷2期
全名
《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裡支撐門面。古學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所以有許多老輩遂說，“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
在這個悲觀呼聲里，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有些人還以為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他們至今還在那裡抗拒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為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至於那些靜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尋安慰的，更不用說了。
在這個悲觀呼聲里，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有些人還以為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他們至今還在那裡抗拒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為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至於那些靜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尋安慰的，更不用說了。
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為，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國學還是淪亡了更好！
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我們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未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自從明末到於今，這三百年，誠然可算是古學昌明時代。總括這三百年的成績，可分這些方面：
（一）整理古書。在這方面，又可分三門。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訓詁；第三，真偽的考訂。考訂真偽一層，乾嘉的大師（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但方法還不很精密，考訂的範圍也不大。因此，這一方面的整理，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與訓詁兩方面的成績實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都有相當的成績。重要的古書，經過這許多大師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們試拿明刻本的《墨子》來比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或拿二徐的《說文》來比清儒的各種《說文》注，就可以量度這幾百年整理古書的成績了。
（二）發現古書。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為古學復興時期，不單因為訓詁校勘的發達，還因為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書局，都提倡刻書。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來的影印本。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著不少的詞集；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卻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翻刻古書孤本之外，還有輯佚書一項，如《古經解鉤沉》、《國小鉤沉》、《玉函山房輯佚書》和《四庫全書》里那幾百種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
（三）發現古物。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風氣所被，遂使古物的發現，記載，收藏，都成了時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之類；雖缺乏系統的整理，材料確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里，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捨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功。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裡去。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卻回到兩漢的“道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禮》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曾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章學誠生當乾隆盛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00），大聲疾呼的警告當日的學術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他又說：“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與汪輝祖書》）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只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里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偽《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里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啟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瀰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數據。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從《禮記》里抬出來，尊為《四書》之一，推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卻不知道近視而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數據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著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著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里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採，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只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鑑於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1）擴大研究的範圍。
（2）注意系統的整理。
（3）博採參考比較的數據。
（一）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為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基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沾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里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國學研究的範圍。
（二）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部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消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劃，每部的字也依筆劃），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仇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註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註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幾席之間，非校仇之良法歟？（《校仇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於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抄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為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少數有天才而又有閒空工夫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若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人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帳式的整理。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帳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帳的必要。學術上結帳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里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帳是（1）結束從前的成績，（2）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長增高的。古代結帳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註疏》，如朱熹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帳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帳，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說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嘆”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彙纂”，便又可以明白結帳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為二千年的《詩經》爛帳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為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帳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嘆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為，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帳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帳。《詩經》的總帳里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樅、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帳。
（B）古韻的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帳
（C）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帳。
（D）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姚際恆，崔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迷的帳。
有了這一本總帳，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帳里未曾解決的懸帳：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閒詁》、《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帳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帳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專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帳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民族史
（二）語言文字
（三）經濟史
（四）政治史
（五）國際交通史
（六）思想學術史
（七）宗教史
（八）文藝史
（九）風俗史
（十）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么大，歷史這么長，材料這么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蒐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三）怎樣“博採參考比較的數據”呢？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于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 Karlgren，如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裡，朝鮮語裡，安南語裡，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里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里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繫辭傳》里“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里“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士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的。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返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署國學研究的數據。
第三， 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二）發現古書。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為古學復興時期，不單因為訓詁校勘的發達，還因為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書局，都提倡刻書。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來的影印本。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著不少的詞集；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卻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翻刻古書孤本之外，還有輯佚書一項，如《古經解鉤沉》、《國小鉤沉》、《玉函山房輯佚書》和《四庫全書》里那幾百種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
（三）發現古物。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風氣所被，遂使古物的發現，記載，收藏，都成了時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之類；雖缺乏系統的整理，材料確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里，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捨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功。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裡去。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卻回到兩漢的“道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禮》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曾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章學誠生當乾隆盛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00），大聲疾呼的警告當日的學術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他又說：“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與汪輝祖書》）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只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里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偽《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里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啟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瀰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數據。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從《禮記》里抬出來，尊為《四書》之一，推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卻不知道近視而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數據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著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著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里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採，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只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鑑於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1）擴大研究的範圍。
（2）注意系統的整理。
（3）博採參考比較的數據。
（一）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為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基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沾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里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國學研究的範圍。
（二）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部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消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劃，每部的字也依筆劃），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仇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註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註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幾席之間，非校仇之良法歟？（《校仇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於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抄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為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少數有天才而又有閒空工夫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若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人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帳式的整理。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帳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帳的必要。學術上結帳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里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帳是（1）結束從前的成績，（2）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長增高的。古代結帳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註疏》，如朱熹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帳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帳，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說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嘆”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彙纂”，便又可以明白結帳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為二千年的《詩經》爛帳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為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帳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嘆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為，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帳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帳。《詩經》的總帳里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樅、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帳。
（B）古韻的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帳
（C）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帳。
（D）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姚際恆，崔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迷的帳。
有了這一本總帳，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帳里未曾解決的懸帳：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閒詁》、《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帳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帳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專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帳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民族史
（二）語言文字
（三）經濟史
（四）政治史
（五）國際交通史
（六）思想學術史
（七）宗教史
（八）文藝史
（九）風俗史
（十）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么大，歷史這么長，材料這么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蒐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三）怎樣“博採參考比較的數據”呢？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于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 Karlgren，如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裡，朝鮮語裡，安南語裡，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里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里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繫辭傳》里“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里“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士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的。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返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署國學研究的數據。
第三， 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十二，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