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國企改革家:市場的博弈者
-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 頁數：296頁
- 開本：16
- 品牌：機械工業出版社
- 作者：蘇小和 吳建民
-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1148102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國企改革家:市場的博弈者》編輯推薦：本叢書系統研究中國企業家精神，並加深對全球各國企業家精神的了解和解讀，在多維度對比研究中，發掘、發現、總結中國企業家精神的特質，為前人總結、後人鋪路。使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內涵和真知、管理思想和領導力理念等，得以在全球範圍被認知、分享和學習，從而還原中國企業家的真知灼見、正能量，鞏固加強中國企業和中國企業家在國際上被正確認同、受尊重的地位。
這是一本頗具價值和分量的商業圖書。重量級國企領袖的深度訪談；經濟史和企業史雙重維度對市場和改革的深刻見解；在市場博弈過程中彰顯的國企改革家的生存智慧與戰略領導力。如此豪華的思想饕餮盛宴，您怎能缺席？
這是一本頗具價值和分量的商業圖書。重量級國企領袖的深度訪談；經濟史和企業史雙重維度對市場和改革的深刻見解；在市場博弈過程中彰顯的國企改革家的生存智慧與戰略領導力。如此豪華的思想饕餮盛宴，您怎能缺席？
作者簡介
吳建民，叢書發起人，項目總顧問：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正和島研究院院長。在外交戰線上工作多年，他堅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機會和方法，以外國人能夠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國這個千年文明古國推向國際，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著有《外交與國際關係——吳建民的看法與思考》、《交流學講章》、《在法國的外交生涯》、《公共外交札記》、《外交案例》等。
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畢業後進入外交部。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當過法語翻譯。
1991～2003年，先後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兼新聞發言人、中國駐荷蘭王國特命全權大使、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常駐代表、大使，駐法國大使。
2003～2008年，回國擔任外交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等職。
2003年12月，他又當選為國際展覽局主席，這是第一位中國人、第一位亞洲人、第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人士擔任這一重要職務。
2010年至今，擔任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
劉東華，叢書出品人，項目總指導：正和島創始人兼首席架構師。。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創始人
劉東華先生正致力於為決策者搭建一個安全可信賴的社交與資訊平台——“正和島”，該平台已於2012年6月1日推出。
兼任品牌中國產業聯盟執行主席、學習型中國促進會主席和CCTV年度經濟人物主任評審。
2006年年底創立的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由31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業領袖、經濟學家和外交家發起，目前已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業領袖俱樂部。
1983年畢業於河北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
1990年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獲法學碩士學位，同年分配至《經濟日報》評論部。
1996年調任《中國企業家》雜誌社總編輯，後任社長，帶領大家二次創業，使《中國企業家》雜誌成為業內公認的領導期刊。
2006年年底創立了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現任常務副理事長，柳傳志先生任理事長。
2011年開始創辦正和島網站。
蘇小和，叢書主筆，總撰稿，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主要著作：《啟蒙時代》、《誰能影響張征宇》、《逼著富人講真話》、《過坎：對11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現場分析》、《誰來重組德隆》、《局限：發現中國本土企業家的命運》、《自由引導奧康》、《我們怎樣閱讀中國》、《中國企業家黑皮書》、《我的自由選擇：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向海揚帆：魯商集團20年改革發展史》、《小雅歌》，以及《中國市場經濟三部曲》之《晚清啟蒙課》、《金色民國》、《重新回到市場》。
未出版作品：《倉惶人物誌》未能出版，大部分文稿在網路上被人轉載、傳播。
《誰能影響張征宇》被評選為北京大學最佳商業案例。
《誰來重組德隆》被《中國商業評論》評為中國典藏案例。
《中國企業家黑皮書》獲得2010年“中國財經圖書大獎”。
2012年，獲得“中國本土商業財經寫作傑出貢獻獎”。
2013年，獲得《大家》專欄平台“年度作家”大獎。
叢書副主編 & 項目管理負責人：李紅
正和島研究院副院長、全球領袖項目負責人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管理學院 管理學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學院 研究學者
英國LEEDS大學商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 (MBA)
原美國拉特里奇資本（中國區）高級顧問。
原CCTV-2《贏在中國》外聯主任、VIP採訪負責人兼策劃。曾邀請並採訪“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以及中外企業家領袖等200多位國內外知名人士。
原CCTV-2《對話》外聯兼選題負責人。曾成功邀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全球競爭力戰略之父”麥可·波特、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前財政部長約翰·斯諾等國際著名人士。
2004年獲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技部共同頒發“優秀科技新聞獎”。
2006年獲CCTV-2《贏在中國》項目組頒發“傑出貢獻獎”。
2008年獲國際管理學會（IMI）頒發“傑出管理傳播貢獻獎”。
2010年獲中國女企業家協會頒發“2010中國具有成長潛力傑出商業女性精英”榮譽獎項。
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畢業後進入外交部。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當過法語翻譯。
1991～2003年，先後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兼新聞發言人、中國駐荷蘭王國特命全權大使、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常駐代表、大使，駐法國大使。
2003～2008年，回國擔任外交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等職。
2003年12月，他又當選為國際展覽局主席，這是第一位中國人、第一位亞洲人、第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人士擔任這一重要職務。
2010年至今，擔任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
劉東華，叢書出品人，項目總指導：正和島創始人兼首席架構師。。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創始人
劉東華先生正致力於為決策者搭建一個安全可信賴的社交與資訊平台——“正和島”，該平台已於2012年6月1日推出。
兼任品牌中國產業聯盟執行主席、學習型中國促進會主席和CCTV年度經濟人物主任評審。
2006年年底創立的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由31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業領袖、經濟學家和外交家發起，目前已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業領袖俱樂部。
1983年畢業於河北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
1990年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獲法學碩士學位，同年分配至《經濟日報》評論部。
1996年調任《中國企業家》雜誌社總編輯，後任社長，帶領大家二次創業，使《中國企業家》雜誌成為業內公認的領導期刊。
2006年年底創立了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現任常務副理事長，柳傳志先生任理事長。
2011年開始創辦正和島網站。
蘇小和，叢書主筆，總撰稿，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主要著作：《啟蒙時代》、《誰能影響張征宇》、《逼著富人講真話》、《過坎：對11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現場分析》、《誰來重組德隆》、《局限：發現中國本土企業家的命運》、《自由引導奧康》、《我們怎樣閱讀中國》、《中國企業家黑皮書》、《我的自由選擇：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向海揚帆：魯商集團20年改革發展史》、《小雅歌》，以及《中國市場經濟三部曲》之《晚清啟蒙課》、《金色民國》、《重新回到市場》。
未出版作品：《倉惶人物誌》未能出版，大部分文稿在網路上被人轉載、傳播。
《誰能影響張征宇》被評選為北京大學最佳商業案例。
《誰來重組德隆》被《中國商業評論》評為中國典藏案例。
《中國企業家黑皮書》獲得2010年“中國財經圖書大獎”。
2012年，獲得“中國本土商業財經寫作傑出貢獻獎”。
2013年，獲得《大家》專欄平台“年度作家”大獎。
叢書副主編 & 項目管理負責人：李紅
正和島研究院副院長、全球領袖項目負責人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管理學院 管理學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學院 研究學者
英國LEEDS大學商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 (MBA)
原美國拉特里奇資本（中國區）高級顧問。
原CCTV-2《贏在中國》外聯主任、VIP採訪負責人兼策劃。曾邀請並採訪“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以及中外企業家領袖等200多位國內外知名人士。
原CCTV-2《對話》外聯兼選題負責人。曾成功邀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全球競爭力戰略之父”麥可·波特、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前財政部長約翰·斯諾等國際著名人士。
2004年獲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技部共同頒發“優秀科技新聞獎”。
2006年獲CCTV-2《贏在中國》項目組頒發“傑出貢獻獎”。
2008年獲國際管理學會（IMI）頒發“傑出管理傳播貢獻獎”。
2010年獲中國女企業家協會頒發“2010中國具有成長潛力傑出商業女性精英”榮譽獎項。
圖書目錄
總序（吳建民）
推薦序一（王石）
推薦序二（劉東華）
導論尋找中國企業家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1
第1章秦曉
開放社會與秦曉的價值理性19
從盛宣懷的官商範本開始思考22
秦曉再造招商局31
一種隱秘的反思與懷疑35
秦曉批評激進主義39
秦曉的官場之路43
秦曉在中信47
秦曉的公司治理理念55
秦曉的價值觀面相60
秦曉思考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差異64
秦曉的學習方法68
第2章宋志平
國有企業規模效應與宋志平的工具理性71
宋志平：中國的稻盛和夫73
宋志平的企業人生74
宋志平的企業觀80
企業發展之路：聯合重組82
宋志平的管理精粹88
宋志平的改革探索：“混合”實現國民共進93
宋志平的終極追求：企業思想家104
與宋志平面對面：一個國企守望者的改革和思考106
第3章寧高寧
用工具理性推動國有企業改革131
工具理性和技術導向的企業家133
改革華潤139
有限多元化141
6S管理體系144
調任中糧，有限多元化和6S管理體系的複製146
寧高寧的工具理性之一：公司新品牌定位150
寧高寧的工具理性之二：國有企業是價值鏈的組織者151
寧高寧的工具理性之三：打造全產業鏈糧油食品企業153
寧高寧的工具理性之四：關於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的定位156
與寧高寧面對面：一個以工具理性推動中國企業發展的職業企業家160
第4章馬蔚華
馬蔚華的服務理性與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轉型185
從陳光甫到馬蔚華187
馬蔚華的銀行家價值191
馬蔚華的仕途192
馬蔚華以技術創新引領銀行變革195
一卡通的技術對金融市場的革新意義196
招商銀行信用卡的技術特徵198
財富賬戶和現代銀行的資金管理方式199
一網通：招商銀行網上銀行對國內銀行業的技術引領200
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消解了國有商業銀行的行政意義206
馬蔚華的銀行管理理念209
馬蔚華悖論217
與馬蔚華面對面：一個技術主義企業家的改革趣味224
第5章高西慶
國家能力與高西慶的工具理性243
一個歷史維度的聯想：從張嘉到高西慶246
高西慶：亦官亦商的人生角色248
高西慶入主中投的業績250
觀察高西慶的維度：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影響力254
觀察高西慶的另一個維度：30年來的國際貿易平衡問題260
與高西慶面對面：從重商主義到主權基金265
後記294
推薦序一（王石）
推薦序二（劉東華）
導論尋找中國企業家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1
第1章秦曉
開放社會與秦曉的價值理性19
從盛宣懷的官商範本開始思考22
秦曉再造招商局31
一種隱秘的反思與懷疑35
秦曉批評激進主義39
秦曉的官場之路43
秦曉在中信47
秦曉的公司治理理念55
秦曉的價值觀面相60
秦曉思考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差異64
秦曉的學習方法68
第2章宋志平
國有企業規模效應與宋志平的工具理性71
宋志平：中國的稻盛和夫73
宋志平的企業人生74
宋志平的企業觀80
企業發展之路：聯合重組82
宋志平的管理精粹88
宋志平的改革探索：“混合”實現國民共進93
宋志平的終極追求：企業思想家104
與宋志平面對面：一個國企守望者的改革和思考106
第3章寧高寧
用工具理性推動國有企業改革131
工具理性和技術導向的企業家133
改革華潤139
有限多元化141
6S管理體系144
調任中糧，有限多元化和6S管理體系的複製146
寧高寧的工具理性之一：公司新品牌定位150
寧高寧的工具理性之二：國有企業是價值鏈的組織者151
寧高寧的工具理性之三：打造全產業鏈糧油食品企業153
寧高寧的工具理性之四：關於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的定位156
與寧高寧面對面：一個以工具理性推動中國企業發展的職業企業家160
第4章馬蔚華
馬蔚華的服務理性與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轉型185
從陳光甫到馬蔚華187
馬蔚華的銀行家價值191
馬蔚華的仕途192
馬蔚華以技術創新引領銀行變革195
一卡通的技術對金融市場的革新意義196
招商銀行信用卡的技術特徵198
財富賬戶和現代銀行的資金管理方式199
一網通：招商銀行網上銀行對國內銀行業的技術引領200
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消解了國有商業銀行的行政意義206
馬蔚華的銀行管理理念209
馬蔚華悖論217
與馬蔚華面對面：一個技術主義企業家的改革趣味224
第5章高西慶
國家能力與高西慶的工具理性243
一個歷史維度的聯想：從張嘉到高西慶246
高西慶：亦官亦商的人生角色248
高西慶入主中投的業績250
觀察高西慶的維度：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影響力254
觀察高西慶的另一個維度：30年來的國際貿易平衡問題260
與高西慶面對面：從重商主義到主權基金265
後記294
後記
本書是“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第二卷，聚焦“改革型企業家”。論及改革，尤以國企改革的探索、方法、模式、成效值得探討及研究，所以叢書項目組選定五位極具公信力、美譽度和權威性的國企領袖作為代表：秦曉、宋志平、寧高寧、馬蔚華、高西慶，他們毋庸置疑又都是市場經濟的博弈者。所以本卷完成後，我們從眾多的書名建議中選擇了《國企改革家：市場的博弈者》為本書定名。
坦率說，經過第一卷的摸爬滾打和磨合，研究小組與主筆、項目團隊與外圍合作機構的協作打磨，已經逐漸進入一種健康、穩定、信任、正規軍作戰的狀態，可謂漸人佳境。本書相比於第一卷，無論從嘉賓規格齊整有序，還是從內容品質層面，都有較大提升。這尤其要感謝主筆蘇小和先生較第一卷更多的用心和投入。特別是秦曉篇，蘇小和先生幾乎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潛心研究、寫作，並多次親自向秦曉先生求教、溝通，使秦曉篇成為本卷主筆的靈魂和真實水平的折射。
“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由正和島出品、正和島研究院承擔項目並執行，作為項目管理的負責人，我可謂是最了解項目全盤運作的百般考驗、迂迴曲折之人。“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歷經了：如何在歷史價值叢書(長期效應)與符合市場需求(短期利益)之間找到平衡、價值觀如何從百花齊放中找到趨同點、尋找叢書創作主線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以及項目運作期間的多方合作溝通洽談、各方契約起草及談判、主筆與主創團隊磨合過程、攝像團隊和視頻製作團隊的選擇、專家及顧問邀請、叢書框架設計及文案策劃、研究創作的創意突破、視頻拍攝和後期製作、每一份嘉賓授權書的落實、叢書的宣傳與推廣……最核心的無外乎兩項：第一，叢書撰寫的載體和靈魂，即訪談嘉賓的邀請，決定了叢書是否成型的基調和起點；第二，主筆和主創團隊的水準、用力和投入，決定了叢書的品質和生命力。
第二卷叢書的嘉賓邀請和采寫工作，可謂歷經險阻、突破重圍。僅僅寧高寧先生的約訪，從2013年開始至今歷時大半年，一直到2014年6月28日才塵埃落定。採訪的時間已是我們原計畫向出版社交稿的時間。但為了這位重要嘉賓，我們從未放棄努力。對此，也要感謝寧高寧團隊對於我們曠日持久的追約，不厭其煩。秦曉先生博學大家、治學嚴謹，秦曉先生與項目組溝通過程其實是其考察、評估、決策的實驗過程。儘管研究小組如履薄冰、謹慎應對，儘管主筆蘇小和伏案一個月專心創作，最終的訪談結果，秦曉先生還是不甚滿意。並且鑒於敏感時勢，秦曉先生最後做出了“對於面對面訪談部分，暫不予公開發表”的決定。以至於我們要被迫拿掉第一手資料的秦曉深度訪談部分。各種意外和波折，對我們項目團隊既是衝擊，更是歷練。從各種小打擊中走過來，我們只會更堅定、成熟、堅信，堅信這套叢書具有其歷史意義及價值，期待未來這套叢書將被全球各國研究中國企業家的專家學者參考、品鑑。
本書作為“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的第二卷，我們首先要感謝吳建民大使持續的支持以及其作為叢書總顧問的點撥；感謝劉東華先生在各關鍵環節的決策指導；感謝黃麗陸先生對課題項目組的悉心指教；感謝吳霽虹教授、楊壯院長的專業指導；需要隆重感謝的是主筆蘇小和先生，感謝他的辛勤筆耕，給每一位企業家的深度和精彩進行了原創的獨立評論、縱向比較研究，尤其在秦曉篇十分用功，可謂本卷畫龍點睛的篇章；感謝主筆助理鄒容女士，在支持主筆蘇小和創作之路上，做出了不遺餘力的貢獻，尤其在寧高寧、馬蔚華、宋志平篇章承擔了大量的研究和內容摘編工作；感謝兼職研究員倪昀，以其敬業態度和撰寫水準，獲得了主筆蘇小和的認同和讚譽，並在高西慶篇章承擔了大量研究和內容摘編工作；感謝實習研究員韓煜、項目助理田雨陽的傾情參與；感謝正和島內容部、品牌公關部、運營部等各兄弟部門的大力支持；感謝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董事總經理周中華先生及其團隊持續的鼎力支持；感謝叢書訪談的合作夥伴艾問傳媒創始人艾誠及其團隊的參與；感謝叢書的視頻拍攝和製作方的辛苦勞作；感謝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經濟之聲》節目主持人凌雲先生的配音及合成；感謝新媒體聯盟平台投資人王峻先生在叢書推廣上的支持。要感謝的人和機構很多，在此不一一致謝。最後需要著重說明的是，感謝本卷叢書五位嘉賓：秦曉、宋志平、寧高寧、馬蔚華、高西慶先生每人接受我們長達三個小時的深度訪談，感謝你們的寶貴時間和思想分享，感謝各位企業家領袖的助理及其品宣團隊的大力配合及支持！
所有被訪嘉賓是叢書的基石和精神代表，沒有你們，就沒有本書的生命力。
需要預告的是，馬雲、馬化騰、李彥宏、雷軍、丁磊、曹國偉、周鴻禕、張朝陽、劉強東等，是本叢書第三卷“網際網路創新”系列的被訪嘉賓目標對象。希望以上各位企業家配合支持我們的工作，讓“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成為真正具有載入史冊價值的中國叢書！而你們，就是本叢書中每一段歷史縱橫的印記和中國網際網路發展里程碑的見證。
致秋安。
李紅
“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項目負責人
正和島研究院副院長
寫於2014年8月31日
坦率說，經過第一卷的摸爬滾打和磨合，研究小組與主筆、項目團隊與外圍合作機構的協作打磨，已經逐漸進入一種健康、穩定、信任、正規軍作戰的狀態，可謂漸人佳境。本書相比於第一卷，無論從嘉賓規格齊整有序，還是從內容品質層面，都有較大提升。這尤其要感謝主筆蘇小和先生較第一卷更多的用心和投入。特別是秦曉篇，蘇小和先生幾乎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潛心研究、寫作，並多次親自向秦曉先生求教、溝通，使秦曉篇成為本卷主筆的靈魂和真實水平的折射。
“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由正和島出品、正和島研究院承擔項目並執行，作為項目管理的負責人，我可謂是最了解項目全盤運作的百般考驗、迂迴曲折之人。“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歷經了：如何在歷史價值叢書(長期效應)與符合市場需求(短期利益)之間找到平衡、價值觀如何從百花齊放中找到趨同點、尋找叢書創作主線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以及項目運作期間的多方合作溝通洽談、各方契約起草及談判、主筆與主創團隊磨合過程、攝像團隊和視頻製作團隊的選擇、專家及顧問邀請、叢書框架設計及文案策劃、研究創作的創意突破、視頻拍攝和後期製作、每一份嘉賓授權書的落實、叢書的宣傳與推廣……最核心的無外乎兩項：第一，叢書撰寫的載體和靈魂，即訪談嘉賓的邀請，決定了叢書是否成型的基調和起點；第二，主筆和主創團隊的水準、用力和投入，決定了叢書的品質和生命力。
第二卷叢書的嘉賓邀請和采寫工作，可謂歷經險阻、突破重圍。僅僅寧高寧先生的約訪，從2013年開始至今歷時大半年，一直到2014年6月28日才塵埃落定。採訪的時間已是我們原計畫向出版社交稿的時間。但為了這位重要嘉賓，我們從未放棄努力。對此，也要感謝寧高寧團隊對於我們曠日持久的追約，不厭其煩。秦曉先生博學大家、治學嚴謹，秦曉先生與項目組溝通過程其實是其考察、評估、決策的實驗過程。儘管研究小組如履薄冰、謹慎應對，儘管主筆蘇小和伏案一個月專心創作，最終的訪談結果，秦曉先生還是不甚滿意。並且鑒於敏感時勢，秦曉先生最後做出了“對於面對面訪談部分，暫不予公開發表”的決定。以至於我們要被迫拿掉第一手資料的秦曉深度訪談部分。各種意外和波折，對我們項目團隊既是衝擊，更是歷練。從各種小打擊中走過來，我們只會更堅定、成熟、堅信，堅信這套叢書具有其歷史意義及價值，期待未來這套叢書將被全球各國研究中國企業家的專家學者參考、品鑑。
本書作為“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的第二卷，我們首先要感謝吳建民大使持續的支持以及其作為叢書總顧問的點撥；感謝劉東華先生在各關鍵環節的決策指導；感謝黃麗陸先生對課題項目組的悉心指教；感謝吳霽虹教授、楊壯院長的專業指導；需要隆重感謝的是主筆蘇小和先生，感謝他的辛勤筆耕，給每一位企業家的深度和精彩進行了原創的獨立評論、縱向比較研究，尤其在秦曉篇十分用功，可謂本卷畫龍點睛的篇章；感謝主筆助理鄒容女士，在支持主筆蘇小和創作之路上，做出了不遺餘力的貢獻，尤其在寧高寧、馬蔚華、宋志平篇章承擔了大量的研究和內容摘編工作；感謝兼職研究員倪昀，以其敬業態度和撰寫水準，獲得了主筆蘇小和的認同和讚譽，並在高西慶篇章承擔了大量研究和內容摘編工作；感謝實習研究員韓煜、項目助理田雨陽的傾情參與；感謝正和島內容部、品牌公關部、運營部等各兄弟部門的大力支持；感謝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董事總經理周中華先生及其團隊持續的鼎力支持；感謝叢書訪談的合作夥伴艾問傳媒創始人艾誠及其團隊的參與；感謝叢書的視頻拍攝和製作方的辛苦勞作；感謝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經濟之聲》節目主持人凌雲先生的配音及合成；感謝新媒體聯盟平台投資人王峻先生在叢書推廣上的支持。要感謝的人和機構很多，在此不一一致謝。最後需要著重說明的是，感謝本卷叢書五位嘉賓：秦曉、宋志平、寧高寧、馬蔚華、高西慶先生每人接受我們長達三個小時的深度訪談，感謝你們的寶貴時間和思想分享，感謝各位企業家領袖的助理及其品宣團隊的大力配合及支持！
所有被訪嘉賓是叢書的基石和精神代表，沒有你們，就沒有本書的生命力。
需要預告的是，馬雲、馬化騰、李彥宏、雷軍、丁磊、曹國偉、周鴻禕、張朝陽、劉強東等，是本叢書第三卷“網際網路創新”系列的被訪嘉賓目標對象。希望以上各位企業家配合支持我們的工作，讓“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成為真正具有載入史冊價值的中國叢書！而你們，就是本叢書中每一段歷史縱橫的印記和中國網際網路發展里程碑的見證。
致秋安。
李紅
“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項目負責人
正和島研究院副院長
寫於2014年8月31日
序言
總序
研究中國當代優秀的企業家，是我長期觀察世界、觀察中國，逐漸形成的一個想法。我以為，研究企業家這個群體太重要了。
中國企業家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解放生產力的結果。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國沒有企業家，也沒有民營經濟。但是，今天中國有了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家，民營經濟的總量占到中國經濟的65%，創造了近80%的就業機會，這個成就非常了不起。
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就是要解放生產力。生產力是由人、產品和生產工具這三大要素組成的。過去我們對“人”的理解是片面的，認為人就是勞動者。其實這個“人”應該包括企業家、發明家。而我們過去講的生產力中的人，是排除企業家的。這是非常荒謬的！因為當時我們認為企業家是剝削者，是打倒的對象、消滅的對象、改造的對象。我們不僅要改造老一代的企業家，而且還通過一次又一次運動“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絕不允許新的企業家出現。結果是什麼？大家都看到了，結果是中國商品短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票證越來越多，人越來越窮。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調整了中國這艘大船的航向，決定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就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採取了一個意義深遠的行動。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宴請商界五老——榮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吃火鍋，推動他們出來辦公司。鄧小平很明白，要發展，必須解放生產力，企業家就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必須給企業家的成長打開一條通道。榮毅仁就在鄧小平的委託下辦了中信公司，越辦越興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小平的這一行動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採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帶來了中國企業家輩出的春天。
改革開放以來，曾出現過三次創業的浪潮，這三次浪潮都湧現出一批優秀的企業家。第一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興辦鄉鎮企業，過去人民公社裡的一些幹部、一批優秀人才成了興辦鄉鎮企業的主力。第二次浪潮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人的思想大解放，一批幹部、知識界的精英下海辦公司。第三次浪潮是進入21世紀初，一批海歸派回國興辦企業。這三次浪潮，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勃勃生機。沒有千千萬萬的企業家去奮鬥，去拼搏，去創業，中國的經濟不可能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企業家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應當名垂史冊。
然而，今天的中國社會是從舊時代發展而來的。中國的現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實際。舊思想的慣性，諸如封建時期輕商的慣性、革命時期把企業家視為打倒對象的慣性，都在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今天中國社會上的一種仇富情緒就是上述慣性的表現，一個仇富的社會肯定是缺乏生氣的社會。仇富情緒的蔓延會打擊人們創業、創新的積極性，不利於解放生產力，不利於中國的進步和發展。
今天中國大學畢業生擇業的首選是當公務員，這並非是一件好事。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進步源源不絕的動力，是來自創業和創新。20世紀80年代初、90年代初，乃至21世紀頭幾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大學畢業生的首選是下海、創業。
中國在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要進步、要發展，必須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研究中國當代優秀的企業家，研究他們成長的過程，研究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從失敗中爬起來繼續奮鬥，研究他們的成功之路，研究他們的個性和共性，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工作。這項工作會給企業家正名，給當代中國青年帶來眾多的啟示，轉變他們的觀念，推動更多的優秀青年去創新、創業，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動力。
中國社會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全世界都讚嘆不已。但是，毋庸諱言，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今天的中國面臨著諸多挑戰，人們經常談論中國面臨的三大危機：信仰危機、誠信危機和公信力危機，這些都是我們應當正視的挑戰。
我想了很久，這三大危機是如何出現的？這三大危機出現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新的主流文化尚待構建。
中國人與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不一樣，全世界（除中國以外的地區）85%的人信教，而中國85%的人不信教。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人的行為是由文化來規範的。
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曾經經歷了百家爭鳴的時期。當時中國的社會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中國向何處去”是當時中國人關注的大問題。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中國文明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這次思想大解放催生了一批思想家，諸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孫子、韓非子、墨子等。我們今天讀他們的一些著作，還能感受到他們的思想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在百家爭鳴的基礎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逐漸形成以儒家為主線的封建主流文化。中國的封建社會歷時兩千多年，中國的每一個朝代都相當長，長的有三百多年，短的也近百年。這種現象，在西方文明史上是不多見的。中國的封建王朝之所以如此長命，是因為中國存在著一個主流文化，可以改朝換代，但是主流文化不變，一以貫之的封建主流文化保證了封建王朝的穩定。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迎來了又一次百家爭鳴。中國人在列強的欺凌之下，痛定思痛，認識到要前進，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以，五四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是革命的需要。因為，如果大家都遵守孔夫子的教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革命就是非法的，是大逆不道的，根本就不應當進行。
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革命對中國的封建主流文化進行了猛烈的衝擊。革命總是矯枉過正的，本來革命成功後，我們就應當像毛澤東主席在革命時期所提出的，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華文化，剔除其糟粕，繼承和發揚其精華，構建新的主流文化。
可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原因，這項工作沒有人去做。相反，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次又一次運動，特別是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對中華文化的否定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
“文革”結束後，我們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大批外國人也來到中國。我們走出國門後發現，世界並不像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全世界2/3的人還在受苦受難。恰恰相反，已開發國家的情況要比我們自身的情況好得多。
打開國門後，我們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精彩，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認為外國的東西比中國好，現代的東西比古代的好，新的東西比舊的好。所以，今天中國人給公司、商品取名字，總要沾一點洋味。這是一種社會現象。
主流文化的缺失，是導致“三大危機”的根本原因。因此，重新構建中華主流文化，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我以為，有待構建的中華主流文化，是由三部分組成的：
一是中華文化中經過兩千多年的實踐，證明是真善美的東西，我們必須將它們納入中國正在形成的主流文化中去。
二是我們在不同時期打開國門後，從國外學到的好東西，我們必須把這些好東西吸納到中華主流文化中去。
三是100多年的革命所創立的、經過實踐證明的好東西。
我所說的新的主流文化有待構建，並不意味著這種主流文化在今天的中國完全看不到。新的東西總是在舊的母體中逐漸發展形成，中國新的主流文化也不例外。中國30多年的大發展，這么偉大的成就，沒有文化的支撐是不可能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各條戰線上，都湧現出一批優秀的人。他們當中有國家幹部，有知識分子，有企業家，有工人、農民，他們在為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工作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不畏艱險，敢於拼搏，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優異成績。這些人就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他們身上具備的精神就是新的中華主流文化的體現。
構建新的中華主流文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若干代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努力才能夠完成。構建不能從概念出發，而要從事實出發。因此，就要研究這一批中華民族的脊樑，特別是企業家。
由我本人和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正和島創始人劉東華先生共同發起的“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項目於2013年5月初正式啟動，本項目由正和島研究院管理執行，邀請知名財經作家蘇小和先生為本叢書主筆。蘇小和先生撰寫的這本題為《國企改革家：市場的博弈者》一書，就是對研究中國企業家有益的探索。蘇小和把中國的優秀企業家同外國的優秀企業家進行比較，這個做法是可取的，有比較才有鑑別，有比較才能更好地認識中國的優秀企業家。
是為序。
吳建民
2013年初冬於北京
推薦序一
企業家的改革擔當
改革開放35年了，從“士農工商”的傳統到今天社會精英紛紛創業的大氣候，中國社會觀念在一代人時間內發生的變化，我們這些親歷者可能已經習焉不察，但退遠一步來審視，不得不讚嘆這個社會蘊藏的變革動力。
然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僅社會習慣於把“企業家”和“商人”混為一談，而且對於企業家在改革開放中的角色，也是語焉不詳。翻開教科書，改革的歷程是一次次重要的會議，通過一個個重要的決定，然後舉國上下按照一輪輪高層戰略部署，齊心協力邁向現代化……真的是這樣嗎？
關於改革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問題，2013年去世的科斯生前最後一本書《變革中國》為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他認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最為重要的發展並不發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邊緣，在受國家控制最弱的地方”。這種“邊緣革命”的解釋自然有其合理性，但科斯本人畢竟沒有來過中國，對中國的研究依賴二手材料。我的體會是：真正的企業家是善於調動各種資源的，不但能覺察到未來的趨勢，同時還能把各種約束條件變成商機，為社會創造價值，這一點不論國企、私企、外企都一樣，所謂英雄不問出處。在具體的某個階段，中國改革進程是頂層設計與底層個案突破的一個合力，硬要將兩個變數分開探究，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不妨讓我們看看中國開放過程中的一些細節：1978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兩個月，袁庚已經在醞釀對外開放的具體步驟，並且提出了蛇口工業區的構想，蛇口工業區1979年成立，一年以後深圳特區才成立。1984年被稱作“中國企業元年”，聯想、海爾還有萬科在這一年誕生，而這一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從農村轉向城市的轉折點，借著今天的後見之明，我們知道這個轉折中蘊藏的城鎮化機遇，但是回到30年前的微觀層面，直接鼓舞這些企業的，其實是個人做一番事業的雄心。再早些的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引進的觀念與技術，卻催生了舊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企業家，8年前我去無錫參觀榮德生的梅園，感觸頗深：第一，榮家出錢修建了這個公園，作為給這個城市的禮物，今天這樣有擔當的企業家不多；第二，榮家做麵粉，進口的是德國磨麵機，但榮家是將技術、設備、管理和人才同步引進的，而我們在改革之初曾搞過“洋躍進”，盲目引進先進設備，沒考慮引進先進的管理和技術人員，結果這些設備爛在荒地里；此外，榮德生曾給政府提交過一個地域經濟發展的建議書，其實就是現在的蘇錫常規劃，一位做麵粉的企業家有如此的格局，令百年後的我們自愧不如。
“企業家”的英譯是“entrepreneur”，相比之下，中文的意義要窄很多，近乎於“企業管理者”或“企業管理家”，而沒有英文中“奮進”的含義，什麼是“奮進”？奮進就是不滿足於現有的流程與組織安排，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不斷地自我更新。或者用本書的分析框架來說，中文的“企業家”偏向於工具理性的一面；而英文對譯“entrepreneur”則偏向於價值理性的一面。一個社會總是有一些傳統、規範和模式，認識到這些模式存在的問題，重新組織要素，並為社會創造價值，這就是企業家精神。然而重新組織要素，意味著重組利益格局，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付出個人的代價。
褚時健是我很尊重的一位企業家。今天大家都關注他的“褚橙”和之前的遭遇。但我之所以格外尊重他，是因為他的一生，體現的是生命的硬度，是企業家的真正活法。褚時健在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1957年反右，不幸被打成右派，後來摘帽，無論做造紙廠，還是做糖廠、煙廠，樣樣拔尖。所以他在耄耋之年再創奇蹟絕不是偶然的，他骨子裡天生有一種企業家精神，而且尤其不容易的是，他不是在西方法治完備、私有產權的條件下做企業，而是在中國市場經濟緩慢甦醒的過程中，成為突破體制局限的先鋒。
與袁庚、褚時健等人相比，這本書選取的企業家秦曉、宋志平、寧高寧、馬蔚華、高西慶處於不同的時勢下，他們出生的年代是1947～1958年，大致相當於美國戰後“嬰兒潮”一代，而他們的實踐領域，都圍繞著“大國企改革”這個終究繞不過去的坎兒。企業不論所有制結構如何、規模如何，都會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比如管理層穩定性和創新力的矛盾，多元化與專業化的選擇，資金短缺或資金過剩帶來的挑戰等，從這些企業家的訪談中我們看到，對上述問題沒有普適的做法，因為各家企業的歷史、文化和制度細節不盡相同，做出戰略決策時所處的營商環境更是千差萬別。與民營企業家群體不同，書中這一批企業家向我們展示了在體制內不斷突破的可能性與多樣性。
因為這一批企業家把各自的企業帶出了新的格局，並且這些企業此刻仍然很成功，相信這本書值得所有關心中國改革前沿的人閱讀、思考。本卷也試圖給這一批企業家做出歷史定位，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也必然會引發一些討論。對此我們大可不必迴避，袁庚、褚時健甚至更早的榮德生等人，當年也是在讚譽與爭議的包圍中咬牙前行——真正的改革型企業家最初都是不被理解的，在黑暗裹挾下感知到遠處隧道盡頭的亮光，鼓舞起身邊昏睡的人們，向著願景奔跑，正是他們存在的意義。
王石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推薦序二
使命驅動的珍稀物種
上面標題里所說的“珍稀物種”，在這裡指的是具有強烈企業家精神的國企領導人。
在大型國企做掌門，沒有企業家精神，企業很危險，有太強的企業家精神，自己很危險。只有把這兩種風險把握好、平衡好，企業和自己才可能都安全。這裡所謂“自己”也並非狹義的“自己”所代表的“小我”，而是指那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興衰成敗的特殊角色、特殊要素。就像柳傳志多年來一直在提醒自己和大家的，“絕不要做改革的犧牲品”，因為一旦你“犧牲”了，你所駕馭的企業和推動的事業也很可能被“犧牲”，尤其是在社會轉型和企業改革的風險期。
不改革過不去，要改革很可能掉下去，在確保不能掉下去的前提下排除萬難一定要闖過去，誰有這么大的本事？此所以“珍稀”也。
民營企業當然也艱難，甚至更難。好在民營企業家所要駕馭的主要還是市場的不確定性，而且一旦成功了，成果主要是自己的。國企領導人呢？不懂市場可能也活不好，而不諳體制就根本活不了。在體制邏輯與市場邏輯之間艱難行走在鋼絲之上，哪怕看似遊刃有餘，實則常命懸一線。更可怕的還不是做得再好其成果跟自己也沒多大關係，而是通常成就越大，風險就越大，給別人創造的弄死自己的理由就越多。動力何在？此所以需要“使命驅動”也。
這一卷所展現的幾位重量級的國企或國資背景企業的掌門人，無疑是“使命驅動的珍稀物種”中的傑出代表。
中國的改革已經在深水區前徘徊了很多年，國企始終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兒。最近上面在力促的國企薪酬改革，要害在於讓“體制的歸體制，市場的歸市場”，把國企及其負責人的角色定位堅決界定清楚。這件事做好了，國企中“使命驅動的珍稀物種”就會越來越多，大放光芒；做不好，國企的效率就會更低，活力就會更差，這種“珍稀物種”就會有“絕種”的風險。
幾年前我曾談過一個觀點：未來30年，中國企業的兩大紅利，一是創新紅利，二是誠信紅利；中國社會的兩大紅利，一是制度紅利，二是人才紅利。所謂“紅利”，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尚未釋放的潛在利益空間。企業紅利這裡姑且不論，就中國社會而言，雖然前30年的改革開放已釋放出了很大的制度創新的紅利，但在我看來，制度進步上仍有巨大的空間尚未釋放，這也正是新一輪改革的意義所在。通過不斷深化改革把更大的制度紅利釋放出來了，中國社會才能順利從昔日的“人口紅利”提升到層次更高、含金量更大的“人才紅利”階段，讓全社會尤其是體制內數以千萬計精英人才的潛能像火山爆發的岩漿一樣噴涌而出，讓秦曉、寧高寧、宋志平、馬蔚華、高西慶這套書的主人公們不再孤獨。
“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是正和島認真在下的一個“吃力未必討好”的寂寞功夫，選擇的每一位研究對象幾乎都有著“活化石”般的標本意義。在此，我要再次感謝這套叢書的發起人和總顧問吳建民先生，感謝項目的總主筆蘇小和先生，感謝各位專家、顧問和以李紅為首的項目管理團隊，更要感謝拿出寶貴時間配合我們採訪、研究的企業領袖們。
通過這些研究，我們希望那些以企業為載體承擔了重要責任和使命的“珍稀物種”能夠掛在天上，成為這個時代的星宿，必要時成為商界乃至更廣泛人群行進時的精神坐標。
是為序。
劉東華
2014年10月8日
研究中國當代優秀的企業家，是我長期觀察世界、觀察中國，逐漸形成的一個想法。我以為，研究企業家這個群體太重要了。
中國企業家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解放生產力的結果。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國沒有企業家，也沒有民營經濟。但是，今天中國有了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家，民營經濟的總量占到中國經濟的65%，創造了近80%的就業機會，這個成就非常了不起。
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就是要解放生產力。生產力是由人、產品和生產工具這三大要素組成的。過去我們對“人”的理解是片面的，認為人就是勞動者。其實這個“人”應該包括企業家、發明家。而我們過去講的生產力中的人，是排除企業家的。這是非常荒謬的！因為當時我們認為企業家是剝削者，是打倒的對象、消滅的對象、改造的對象。我們不僅要改造老一代的企業家，而且還通過一次又一次運動“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絕不允許新的企業家出現。結果是什麼？大家都看到了，結果是中國商品短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票證越來越多，人越來越窮。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調整了中國這艘大船的航向，決定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就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採取了一個意義深遠的行動。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宴請商界五老——榮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吃火鍋，推動他們出來辦公司。鄧小平很明白，要發展，必須解放生產力，企業家就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必須給企業家的成長打開一條通道。榮毅仁就在鄧小平的委託下辦了中信公司，越辦越興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小平的這一行動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採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帶來了中國企業家輩出的春天。
改革開放以來，曾出現過三次創業的浪潮，這三次浪潮都湧現出一批優秀的企業家。第一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興辦鄉鎮企業，過去人民公社裡的一些幹部、一批優秀人才成了興辦鄉鎮企業的主力。第二次浪潮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人的思想大解放，一批幹部、知識界的精英下海辦公司。第三次浪潮是進入21世紀初，一批海歸派回國興辦企業。這三次浪潮，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勃勃生機。沒有千千萬萬的企業家去奮鬥，去拼搏，去創業，中國的經濟不可能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企業家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應當名垂史冊。
然而，今天的中國社會是從舊時代發展而來的。中國的現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實際。舊思想的慣性，諸如封建時期輕商的慣性、革命時期把企業家視為打倒對象的慣性，都在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今天中國社會上的一種仇富情緒就是上述慣性的表現，一個仇富的社會肯定是缺乏生氣的社會。仇富情緒的蔓延會打擊人們創業、創新的積極性，不利於解放生產力，不利於中國的進步和發展。
今天中國大學畢業生擇業的首選是當公務員，這並非是一件好事。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進步源源不絕的動力，是來自創業和創新。20世紀80年代初、90年代初，乃至21世紀頭幾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大學畢業生的首選是下海、創業。
中國在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要進步、要發展，必須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研究中國當代優秀的企業家，研究他們成長的過程，研究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從失敗中爬起來繼續奮鬥，研究他們的成功之路，研究他們的個性和共性，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工作。這項工作會給企業家正名，給當代中國青年帶來眾多的啟示，轉變他們的觀念，推動更多的優秀青年去創新、創業，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動力。
中國社會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全世界都讚嘆不已。但是，毋庸諱言，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今天的中國面臨著諸多挑戰，人們經常談論中國面臨的三大危機：信仰危機、誠信危機和公信力危機，這些都是我們應當正視的挑戰。
我想了很久，這三大危機是如何出現的？這三大危機出現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新的主流文化尚待構建。
中國人與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不一樣，全世界（除中國以外的地區）85%的人信教，而中國85%的人不信教。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人的行為是由文化來規範的。
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曾經經歷了百家爭鳴的時期。當時中國的社會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中國向何處去”是當時中國人關注的大問題。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中國文明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這次思想大解放催生了一批思想家，諸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孫子、韓非子、墨子等。我們今天讀他們的一些著作，還能感受到他們的思想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在百家爭鳴的基礎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逐漸形成以儒家為主線的封建主流文化。中國的封建社會歷時兩千多年，中國的每一個朝代都相當長，長的有三百多年，短的也近百年。這種現象，在西方文明史上是不多見的。中國的封建王朝之所以如此長命，是因為中國存在著一個主流文化，可以改朝換代，但是主流文化不變，一以貫之的封建主流文化保證了封建王朝的穩定。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迎來了又一次百家爭鳴。中國人在列強的欺凌之下，痛定思痛，認識到要前進，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以，五四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是革命的需要。因為，如果大家都遵守孔夫子的教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革命就是非法的，是大逆不道的，根本就不應當進行。
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革命對中國的封建主流文化進行了猛烈的衝擊。革命總是矯枉過正的，本來革命成功後，我們就應當像毛澤東主席在革命時期所提出的，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華文化，剔除其糟粕，繼承和發揚其精華，構建新的主流文化。
可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原因，這項工作沒有人去做。相反，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次又一次運動，特別是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對中華文化的否定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
“文革”結束後，我們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大批外國人也來到中國。我們走出國門後發現，世界並不像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全世界2/3的人還在受苦受難。恰恰相反，已開發國家的情況要比我們自身的情況好得多。
打開國門後，我們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精彩，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認為外國的東西比中國好，現代的東西比古代的好，新的東西比舊的好。所以，今天中國人給公司、商品取名字，總要沾一點洋味。這是一種社會現象。
主流文化的缺失，是導致“三大危機”的根本原因。因此，重新構建中華主流文化，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我以為，有待構建的中華主流文化，是由三部分組成的：
一是中華文化中經過兩千多年的實踐，證明是真善美的東西，我們必須將它們納入中國正在形成的主流文化中去。
二是我們在不同時期打開國門後，從國外學到的好東西，我們必須把這些好東西吸納到中華主流文化中去。
三是100多年的革命所創立的、經過實踐證明的好東西。
我所說的新的主流文化有待構建，並不意味著這種主流文化在今天的中國完全看不到。新的東西總是在舊的母體中逐漸發展形成，中國新的主流文化也不例外。中國30多年的大發展，這么偉大的成就，沒有文化的支撐是不可能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各條戰線上，都湧現出一批優秀的人。他們當中有國家幹部，有知識分子，有企業家，有工人、農民，他們在為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工作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不畏艱險，敢於拼搏，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優異成績。這些人就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他們身上具備的精神就是新的中華主流文化的體現。
構建新的中華主流文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若干代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努力才能夠完成。構建不能從概念出發，而要從事實出發。因此，就要研究這一批中華民族的脊樑，特別是企業家。
由我本人和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正和島創始人劉東華先生共同發起的“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項目於2013年5月初正式啟動，本項目由正和島研究院管理執行，邀請知名財經作家蘇小和先生為本叢書主筆。蘇小和先生撰寫的這本題為《國企改革家：市場的博弈者》一書，就是對研究中國企業家有益的探索。蘇小和把中國的優秀企業家同外國的優秀企業家進行比較，這個做法是可取的，有比較才有鑑別，有比較才能更好地認識中國的優秀企業家。
是為序。
吳建民
2013年初冬於北京
推薦序一
企業家的改革擔當
改革開放35年了，從“士農工商”的傳統到今天社會精英紛紛創業的大氣候，中國社會觀念在一代人時間內發生的變化，我們這些親歷者可能已經習焉不察，但退遠一步來審視，不得不讚嘆這個社會蘊藏的變革動力。
然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僅社會習慣於把“企業家”和“商人”混為一談，而且對於企業家在改革開放中的角色，也是語焉不詳。翻開教科書，改革的歷程是一次次重要的會議，通過一個個重要的決定，然後舉國上下按照一輪輪高層戰略部署，齊心協力邁向現代化……真的是這樣嗎？
關於改革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問題，2013年去世的科斯生前最後一本書《變革中國》為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他認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最為重要的發展並不發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邊緣，在受國家控制最弱的地方”。這種“邊緣革命”的解釋自然有其合理性，但科斯本人畢竟沒有來過中國，對中國的研究依賴二手材料。我的體會是：真正的企業家是善於調動各種資源的，不但能覺察到未來的趨勢，同時還能把各種約束條件變成商機，為社會創造價值，這一點不論國企、私企、外企都一樣，所謂英雄不問出處。在具體的某個階段，中國改革進程是頂層設計與底層個案突破的一個合力，硬要將兩個變數分開探究，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不妨讓我們看看中國開放過程中的一些細節：1978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兩個月，袁庚已經在醞釀對外開放的具體步驟，並且提出了蛇口工業區的構想，蛇口工業區1979年成立，一年以後深圳特區才成立。1984年被稱作“中國企業元年”，聯想、海爾還有萬科在這一年誕生，而這一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從農村轉向城市的轉折點，借著今天的後見之明，我們知道這個轉折中蘊藏的城鎮化機遇，但是回到30年前的微觀層面，直接鼓舞這些企業的，其實是個人做一番事業的雄心。再早些的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引進的觀念與技術，卻催生了舊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企業家，8年前我去無錫參觀榮德生的梅園，感觸頗深：第一，榮家出錢修建了這個公園，作為給這個城市的禮物，今天這樣有擔當的企業家不多；第二，榮家做麵粉，進口的是德國磨麵機，但榮家是將技術、設備、管理和人才同步引進的，而我們在改革之初曾搞過“洋躍進”，盲目引進先進設備，沒考慮引進先進的管理和技術人員，結果這些設備爛在荒地里；此外，榮德生曾給政府提交過一個地域經濟發展的建議書，其實就是現在的蘇錫常規劃，一位做麵粉的企業家有如此的格局，令百年後的我們自愧不如。
“企業家”的英譯是“entrepreneur”，相比之下，中文的意義要窄很多，近乎於“企業管理者”或“企業管理家”，而沒有英文中“奮進”的含義，什麼是“奮進”？奮進就是不滿足於現有的流程與組織安排，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不斷地自我更新。或者用本書的分析框架來說，中文的“企業家”偏向於工具理性的一面；而英文對譯“entrepreneur”則偏向於價值理性的一面。一個社會總是有一些傳統、規範和模式，認識到這些模式存在的問題，重新組織要素，並為社會創造價值，這就是企業家精神。然而重新組織要素，意味著重組利益格局，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付出個人的代價。
褚時健是我很尊重的一位企業家。今天大家都關注他的“褚橙”和之前的遭遇。但我之所以格外尊重他，是因為他的一生，體現的是生命的硬度，是企業家的真正活法。褚時健在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1957年反右，不幸被打成右派，後來摘帽，無論做造紙廠，還是做糖廠、煙廠，樣樣拔尖。所以他在耄耋之年再創奇蹟絕不是偶然的，他骨子裡天生有一種企業家精神，而且尤其不容易的是，他不是在西方法治完備、私有產權的條件下做企業，而是在中國市場經濟緩慢甦醒的過程中，成為突破體制局限的先鋒。
與袁庚、褚時健等人相比，這本書選取的企業家秦曉、宋志平、寧高寧、馬蔚華、高西慶處於不同的時勢下，他們出生的年代是1947～1958年，大致相當於美國戰後“嬰兒潮”一代，而他們的實踐領域，都圍繞著“大國企改革”這個終究繞不過去的坎兒。企業不論所有制結構如何、規模如何，都會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比如管理層穩定性和創新力的矛盾，多元化與專業化的選擇，資金短缺或資金過剩帶來的挑戰等，從這些企業家的訪談中我們看到，對上述問題沒有普適的做法，因為各家企業的歷史、文化和制度細節不盡相同，做出戰略決策時所處的營商環境更是千差萬別。與民營企業家群體不同，書中這一批企業家向我們展示了在體制內不斷突破的可能性與多樣性。
因為這一批企業家把各自的企業帶出了新的格局，並且這些企業此刻仍然很成功，相信這本書值得所有關心中國改革前沿的人閱讀、思考。本卷也試圖給這一批企業家做出歷史定位，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也必然會引發一些討論。對此我們大可不必迴避，袁庚、褚時健甚至更早的榮德生等人，當年也是在讚譽與爭議的包圍中咬牙前行——真正的改革型企業家最初都是不被理解的，在黑暗裹挾下感知到遠處隧道盡頭的亮光，鼓舞起身邊昏睡的人們，向著願景奔跑，正是他們存在的意義。
王石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推薦序二
使命驅動的珍稀物種
上面標題里所說的“珍稀物種”，在這裡指的是具有強烈企業家精神的國企領導人。
在大型國企做掌門，沒有企業家精神，企業很危險，有太強的企業家精神，自己很危險。只有把這兩種風險把握好、平衡好，企業和自己才可能都安全。這裡所謂“自己”也並非狹義的“自己”所代表的“小我”，而是指那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興衰成敗的特殊角色、特殊要素。就像柳傳志多年來一直在提醒自己和大家的，“絕不要做改革的犧牲品”，因為一旦你“犧牲”了，你所駕馭的企業和推動的事業也很可能被“犧牲”，尤其是在社會轉型和企業改革的風險期。
不改革過不去，要改革很可能掉下去，在確保不能掉下去的前提下排除萬難一定要闖過去，誰有這么大的本事？此所以“珍稀”也。
民營企業當然也艱難，甚至更難。好在民營企業家所要駕馭的主要還是市場的不確定性，而且一旦成功了，成果主要是自己的。國企領導人呢？不懂市場可能也活不好，而不諳體制就根本活不了。在體制邏輯與市場邏輯之間艱難行走在鋼絲之上，哪怕看似遊刃有餘，實則常命懸一線。更可怕的還不是做得再好其成果跟自己也沒多大關係，而是通常成就越大，風險就越大，給別人創造的弄死自己的理由就越多。動力何在？此所以需要“使命驅動”也。
這一卷所展現的幾位重量級的國企或國資背景企業的掌門人，無疑是“使命驅動的珍稀物種”中的傑出代表。
中國的改革已經在深水區前徘徊了很多年，國企始終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兒。最近上面在力促的國企薪酬改革，要害在於讓“體制的歸體制，市場的歸市場”，把國企及其負責人的角色定位堅決界定清楚。這件事做好了，國企中“使命驅動的珍稀物種”就會越來越多，大放光芒；做不好，國企的效率就會更低，活力就會更差，這種“珍稀物種”就會有“絕種”的風險。
幾年前我曾談過一個觀點：未來30年，中國企業的兩大紅利，一是創新紅利，二是誠信紅利；中國社會的兩大紅利，一是制度紅利，二是人才紅利。所謂“紅利”，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尚未釋放的潛在利益空間。企業紅利這裡姑且不論，就中國社會而言，雖然前30年的改革開放已釋放出了很大的制度創新的紅利，但在我看來，制度進步上仍有巨大的空間尚未釋放，這也正是新一輪改革的意義所在。通過不斷深化改革把更大的制度紅利釋放出來了，中國社會才能順利從昔日的“人口紅利”提升到層次更高、含金量更大的“人才紅利”階段，讓全社會尤其是體制內數以千萬計精英人才的潛能像火山爆發的岩漿一樣噴涌而出，讓秦曉、寧高寧、宋志平、馬蔚華、高西慶這套書的主人公們不再孤獨。
“中國企業家精神特質研究叢書”是正和島認真在下的一個“吃力未必討好”的寂寞功夫，選擇的每一位研究對象幾乎都有著“活化石”般的標本意義。在此，我要再次感謝這套叢書的發起人和總顧問吳建民先生，感謝項目的總主筆蘇小和先生，感謝各位專家、顧問和以李紅為首的項目管理團隊，更要感謝拿出寶貴時間配合我們採訪、研究的企業領袖們。
通過這些研究，我們希望那些以企業為載體承擔了重要責任和使命的“珍稀物種”能夠掛在天上，成為這個時代的星宿，必要時成為商界乃至更廣泛人群行進時的精神坐標。
是為序。
劉東華
2014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