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人運動

如果說15世紀70年代開始於英國的“圈地運動”是“羊吃人”的運動，那么發生在世紀之交中國的“圈人運動”就是“人吃人”的運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圈人運動
• 地點：世紀之交中國
• 三個層次：價廉物美源源不斷的勞動力
• 經營城市：地方政府做莊炒地皮

簡介

如果說15世紀70年代開始於英國的“圈地運動”是“羊吃人”的運動，那么發生在世紀之交中國的“圈人運動”就是“人吃人”的運動，而且這個運動比英國的“圈地運動”更加血腥更加殘暴更加沒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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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的改革開放波瀾壯闊，風起雲湧，人們歡呼雀躍，傾情擁護。不斷改革的生產關係逐漸適應了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生產生活的巨大熱忱，全中國人民精神煥發，喜氣洋洋，幹勁沖天。他們在十年的商品經濟階段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產品。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甚至倒退，嚴重阻礙了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推向前進，改革開放裹步不前甚至步履蹣跚，逐漸進入了死胡同。怎樣把改革開放進一步向縱深推進，怎樣使正在下滑的GDP不斷增長，怎樣使人們從改革開放中得到更多更實在的利益，這就當仁不讓地成為了擺在新一代領導集體面前不得不深入研究思考決策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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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任何時代的改革都一定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定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站在改革開放制高點的領導集體妄想通過只改革系統工程中的某一方面或者某幾個方面就宣布整個改革開放的成功，那一定會成為歷史的笑柄和受到歷史的懲罰。1978年開始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十年內就基本解決了中國十多億人的溫飽問題，實踐證明這條改革路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經濟體制改革本身不是萬能的，也絕對不能解決社會生活中的一切問題，當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時候，我們就必須毫不猶豫地毅然決然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我們也只有讓中國的方方面面更加民主，更加透明，更加法制化，讓社會的各個階層對社會管理更廣泛地參與，只有讓人民掌握監督權，馴服統治者，把權力關進籠子，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和文化藝術事業高歌猛進，乘風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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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為遺憾的是，領導和指引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者卻認為完全可以在不改革政治體制的前提下推進國民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於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和世界接軌”、“實行市場經濟”的口號響徹雲霄震動人心。經濟學家也像吃了偉哥那樣興奮不已，他們紛紛為領導人搖旗吶喊，從理論上和外國成功的實踐進一步證明“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賺外國人的錢是邁向大國強國的快速捷徑，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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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要成為世界加工廠談何容易？因為中國一沒有附加值很高的專利技術，這就注定我們的產品利潤非常微薄，我們的加工業只好停留在最初始的廉價出賣原料和勞動力階段，二又缺少資金，這就注定我們的資金成本非常昂貴。我們要想賺外國人的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絕對價廉物美從而在世界各地都充滿壓倒性的競爭力。要想使產品價廉物美，一是需要有大批的甚至是過剩的價格極其低廉的勞動力，為“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提供取之不盡的僱傭工人和產業後備軍，二是需要豐富的而且價格極其低廉的用之不竭的自然資源。由於中國境內所有的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國家理所當然就有定價權；但是怎樣獲得大量的甚至是過剩的極其低廉的勞動力就成為了建立“世界加工廠”面臨的巨大的首要問題。

三個層次

於是，一場血腥的殘暴的沒有人性的“圈人運動”就分為三個層次在中國農村和城市轟轟烈烈地上演了，為“世界加工廠”地位的最終確立“圈”進了海量的價廉物美源源不斷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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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70%的人口在農村，絕大多數青壯勞動力也在農村。從古至今，中國農民是最善良最勤勞最吃苦最耐勞最忍辱負重的階級，他們祖祖輩輩都遵章守紀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他們只要能夠生存下去，就不願意背井離鄉，他們更不會鋌而走險。要讓他們拋棄土地走向城市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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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農民走出農村，把他們圈進“世界加工廠”成為廉價勞動力，政府一方面向農民虛構了一幅壯美無比璀璨奪目激動人心的城鎮化遠景，另一方面，政府不斷拉大城鄉差距：極力壓低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提高農藥化肥種子生產工具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並且養活了大量的財稅收人員以各種正當和非正當手段強行徵收農民很沉重而且名目繁多的農業稅種。那些年，農民一年到頭臉朝黃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還不夠繳納各種稅收（我們老家農民在90年代中後期人均的上交款達到300多元，周邊有的地方甚至超過了400元），而催征人員對繳納不起農業提留的農民採取的辦法卻是非常殘暴的：上房揭瓦，趕豬牽牛，背糧搶油，按倒結紮……甚至出動公安人員對交不起提留的農民公開綁、抓、關、打，農民敢怒而不敢言。於是，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了根本性的摧殘；於是，土地大片大片地撂荒；於是，農民攜妻牽子含淚離開家園；於是，不願種地的農民被迫整家整村地湧進城市，成為了城市無產者；於是，農民同自己的生產資料分離,失去生存保障,被迫流向勞動力市場,靠出賣自身勞動力才能生存,即只有“自由”地服從僱傭勞動制度和接受資本剝削才能生存。他們為了活命，不得不把自己唯一資產——勞動力廉價賣給“世界加工廠”。在“世界加工廠”里，他們的工資十分低廉，而且每天還要在極其惡劣甚至有毒的生產環境中工作十幾個小時。那些年，農民工沒有節假日，沒有勞動保護（ 2004年8月，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候補書記韓西雅發表了《中國啊：人間地獄知多少？》一文。該文說，福州祥威電腦機繡有限公司有女工34人，其中年齡在16歲以下的童工6人。工人每小時報酬1元至1.25，每餐一伙食標準1元。每天早晨7點到晚上23點，中間除了午、晚餐各用10分鐘外，沒有任何休息時間。絕大多數女工一站就是16個小時，加班沒有加班費。女工們不僅腰酸背痛，腳背也腫得厲害。老闆卻不讓請假，請假一天扣80元，遲到早退一分鐘扣1元。該廠不到200平方米的簡陋廠房，幾十人站在機器前製作鞋幫。用的是一種刺鼻的化學溶液，環境中空氣污濁），沒有養老保險，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保險，沒有工傷保險（據“工傷律師”周立太提供的數據，1998年僅深圳寶安、龍崗兩個區，就發生工傷事故1.5萬多起，其中工傷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2004年的另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截），他們甚至沒有人身自由（央視報導現代“包身工”的慘狀：“有一群農民工，活做得慢了，就會被工頭拳打腳踢，被煽十幾個耳光，甚至被剝光上衣，站在東北凜冽的寒風中，還要被澆上一桶涼水”，“同時這些民工也向記者證實，幾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工頭打過。拉到工地先打一頓，完了以後天天開始打，每時每刻都看著，最多時候一天干16個小時，兩肩都打斷了，鐵鉤把這地方都打成骨折了”），他們還要幹著最髒最苦最累最危險的活（據建設部提供的數據，目前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建築業的主力軍，建築業從業人員3300多萬人中，民工占2000多萬，其中35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占80%以上。城市的很多髒、累、苦的行業，如清潔、搬家等，從業者大部分都是民工）。他們工資水平低且長期得不到提高、長時間加班、勞動條件惡劣、生活質量不高、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等，他們不僅僅不能享受城市人的絲毫待遇，而且城市還會通過名目繁多的限制盤剝他們。農民工在城市裡生存和發展必須辦理很多證件，諸如身份證、暫住證、就業證、施工出入證（“我揣著身份證到派出所辦暫住證，再到勞動局辦就業證，還要到指定的醫院辦健康證，你要從事專業工種，還要去辦技能上崗證。我到北京的頭3個月，全用在辦證上了，一分錢沒賺光辦證、交費就花去了500多塊！”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城市暫住證。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是讓那些從家園中被趕出來的農民去接受工資極其低廉（2005年2月學者雷雲撰文說，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調查，2002年農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經濟非常發達的廣東省東莞市招待的最低工資標準是450元，而且當局表示一分錢也不能加，為的是怕“趕走投資者”）的工作，生產出來更多的“made in china”出口到世界各地去賺取外匯（即使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飛機我們的領導人也很洋洋得意）。而對於那些證件不全的農民工，一旦被抓到收容所，他們就要受到非人的折磨和高強度勞作，然後還要接受當盲流遣返回原籍的命運，有些人甚至會像孫志剛那樣被殘暴地活活打死。這些農民工生活在我們國家的最底層，他們沒有接受這個國家的任何資助，沒有享受到這個國家的任何福利，他們是最容易被遺忘和被欺壓的弱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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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產品的價廉物美，幾乎打遍世界無敵手。世界各國需求強勁，中國產品供不應求，這就必然要求價格極其低廉的甚至是過剩的勞動力生生不息綿綿不斷，也要求更多的私營業主積累更多的原始資本和占有很多的加工場地。於是，在“破三鐵”、“提高生產效率”和“減員增效”等等口號的遮掩下，在“國有資產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靚女先嫁”和“國有資產要就是一碗飯，要往上面吐唾沫”等歪理邪說的引導下，一場轟轟烈烈大張旗鼓明目張胆廉價出賣國有企業，並且強迫工人買斷工齡的“圈人運動”就在城市裡拉開了序幕。短短的幾年時間，好端端的國有集體企業就被強行改制和廉價賣掉。究竟有多少國有資產流失，用《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話說，“問不到一個確切的數字”；原國資委副主任李毅中透露過：“2003年止，全國的一些縣級城市有的是將國有企業全部賣光了，造成不僅沒有國有企業，而且沒有經營性的國有資本；地市一級中60%-83%賣掉了國有企業”。6000萬工人被政府用每年幾百元的價格強行買斷，他們成了城市裡真正的赤貧階層。他們為了活下去，有的賣淫，有的掃大街，有的檢垃圾，有的成為乞丐，更多的下崗工人被圈進了“世界加工廠”，成為了產業革命最有技術最廉價的勞動力，因為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就幾乎成為了一無所有的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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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其中重點是國有企業改制，改制的過程實際就是一個私分國有資產的過程。西方資本積累是靠殖民掠奪進行的經濟積累，中國沒有這一過程，而資本經濟需要大量的自主資本家，於是我們國家就通過國有企業改革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資本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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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英國地主們通過圈地運動把農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私有化”,而中國的官員和資本勾結，通過所謂“企業改制”將職工共同使用的包括土地在內的公有生產資料“私有化”給資本家。造成無數下崗工人的出賣國有企業行為連俄羅斯當初的“休克療法”“國企私有化”都不如，人家起碼給每個國民發了一定數量的國有資產股票，好賴也算是國企的股東。而我們的強行國有企業職工買斷工齡則是赤裸裸的掠奪，沒有資格和俄羅斯相比，要比也只能和中世紀末的英國“圈地運動”相提並論。官方所謂產權改革的稱謂中，掩蓋了多少的殘忍和罪惡。資本的富裕，就是建立在對勞動的更加殘酷的剝削之上。資本不僅通過現代版圈地運動損害職工利益，還殘酷剝削淪為資本打工仔的下崗職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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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工人幾乎經歷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他們是中國工業起步、壯大、發展中最重要的一支生力軍，他們是改革開放政策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和堅決執行者。下崗工人所處的歷史時期也是國民經濟需要高積累的時期，在低收入、低消費、低福利、低享受的年代，他們憑著對黨的深情熱愛和對祖國的赤膽忠誠，和全國人民一道艱苦奮鬥，不計報酬只講奉獻，他們吃進的是草，擠出的是奶，他們已經把火熱的青春年華和滿腔的熱血無私地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這批為國家的發展和壯大無私奉獻了幾十年的下崗職工們，理應在世紀之交好好享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理應在世紀之交好好享受他們曾經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但是事實卻正好恰恰相反，他們反而成了“改革開放”的最大受害者，他們被強迫推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風口浪尖，無情地淪為了最貧窮的群體（最大的壓力是孩子的學費和家庭生活費。生病後去藥店買低價藥治病，不去醫院。只有10%的下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掙1000元/月，其餘都是沒活乾的。一位年僅37歲的下崗工人下崗後連打三份工，滾軸式地不斷勞作，體力、精力早已嚴重透支。終於，有一天他心臟病突發，猝死在工作場所）。這種最沒有人性的“圈人運動”竟然在中國大張旗鼓還貌似合理合法地進行了這么多年，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對這種“圈人運動”充滿著刻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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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加工廠”不僅僅需要大量廉價的僱傭勞動力，而且還急切需要大量廉價的土地並由土地衍變出來的巨大資金支持，而官僚們也需要把權力迅速轉化為資本，於是權力和資本兩股力量心心相印地一拍即合。而要擔負這一雙重任務的對象就當仁不讓地落在城郊結合部的農民身上。於是，地方政府明目張胆地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尚方寶劍，在“經營城市”和“城市拆遷改造”的偉大名義下，一場血淚交織的當代“圈人運動”並由此產生的“圈地運動”在全國各地瘋狂上演，掠奪似強行拆遷的惡性血案屢屢發生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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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安徽農民朱正亮因多次協商未果的房屋拆遷糾紛導致其在天安門金水橋前實施自焚。
——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玄武區鄧府巷39歲男子翁彪因為被當地拆遷辦公室強行拆毀家園憤而自焚身亡。
——2003年12月5日，蘇州暴力拆遷“頂風作案”，市民深夜遭野蠻綁架。
——2004年8月2日，在沒有得到通知的情況下，陝西省延安市寶塔區河莊坪鎮蘭家坪村5戶人家的24間房屋深夜被人強行拆成了廢墟。
——2005年3月7日上午8時左右，廣東省從化市政府組織了近千人的拆遷隊伍，對該市街口鎮小海橋區進行了暴力拆遷，當天的拆遷導致了數名老人與婦女被消防高壓水槍射昏。
——2004年5月，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的拆遷戶門窗被釘受困27天。
——2006年11月，遼寧省撫順市東公園街道東林社區的民眾扈桂芳家被放火燒毀，後被強拆。
——2007年11月，陝西省西安市新城區，在警車、城管執法車配合下，一百多名持木棍的打手，對“民樂園”地區進行暴力拆遷。
——2008年5月18日，四川汶川的地震也波及到陝西，陝西省西安市新城區“拆遷辦”，趁居民出門躲避餘震之機，砸開居民的門，捲走居民的全部財產，推到居民的住房。
那幾年，因征地引發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已占全國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以上。近年來，征地引發的矛盾居高不下，愈演愈烈的冷血現實一次次飲噬著我們的血性。在有些地方，征地甚至變為赤裸裸地掠奪。他們採用欺詐拆遷、斷水斷電停暖氣逼遷、縱火逼遷、半夜突擊偷拆、“誤會”拆遷、阻斷交通逼遷，恐嚇、騷擾、挑釁、黑社會地痞流氓跟蹤的方式逼著居民含淚找臨時住所以極其殘忍和暴力的手段或者堵鎖眼、撬門、砸玻璃、放冷槍、走廊放重量級鞭炮並塗抹污物，甚至趁居民家中無人破壞家庭財物，等等。在每一起野蠻拆遷案的背後，都流淌著拆遷戶無奈的淚水，都暴露出開發商或者動遷公司的霸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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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國家以極其低廉的價格並且使用各種強行的手段和方式把農民的土地用圍牆圈占起來，全國僅僅各類開發區就圈占了3.6萬平方公里土地，相當於一個台灣省的面積，但開發區土地大都荒蕪閒置。“圈地運動”造成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耕地銳減，糧食大幅度減產，當時儲備糧已降到70年代的水平，形勢相當嚴峻。世紀之交的“圈地運動”就其本質而言，這不過是資本原始積累在中國弱勢群體身上發生的又一齣悲劇而已。在整個“圈地運動”中，政府採取了非常血腥的手段取得了土地，讓4000多萬在“圈地運動”中失去土地的“三無農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沒有生活來源，也不得不到“世界加工廠”里廉價出賣他們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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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城市

而今中國政壇中最時髦的所謂“經營城市”，不過是地方政府做莊炒地皮而已。房地產商藉機起鬨，房價飆升，以至於泡沫論漫天飛。地產業已經挾持了整箇中國經濟。這幾年政府帶頭進行圈地買地賣地，房地產業是目前最為暴利的行業。房地產行業使大量中國人背負幾十年債，大量的購房者透支未來財產，以集中財富扶持大的資本家。在中國房地產經濟發展的10年來，中國經濟也高速發展，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和GDP增長同步，反而是生活壓力加重，這是因為社會的財富增加值大多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中，形成了許多與權力親密合作的大財團大資本家。中國前100位富豪名單中，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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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圈人運動引起的圈地運動讓這一代人承擔西方上百年資本積累的成本。當農民反抗損害自已利益的現代版圈地運動時，當地政府卻用警察來鎮壓這些農民，當地官員、警察已淪為保護罪惡的現代版圈地運動的幫凶，保護資本的家丁和打手。在這官商勾結實施的現代版圈地運動中，充滿著對公有財產的掠奪，對普通人民命運的殘忍，以及對反抗圈地運動民眾的鎮壓，這一切難道只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切難道不是階級壓迫？我在想：資本永遠不會停止對勞動的殘酷剝削，勞動必然要反抗剝削，所以，這是根本利益對抗的矛盾。這種矛盾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階級矛盾，很可能是需要用階級鬥爭來解決的階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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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圈地運動已經成為一大社會問題,被世人所關注。與我國耕地資源極度匱乏不相稱的是大量的耕地被圈占,使本已脆弱的農業失去了發展的根本保障.由於權力的濫用,圈地成為權力尋租的溫床;由於黑箱操作,圈地成為新貴們一夜暴富的金礦，其結果是農民的生存權被剝奪,社會出現了"三無遊民"這一特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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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過這三種途徑圈進了過剩的特別低廉的勞動力，為中國一段時間確立了“世界工廠”堅不可摧的“神聖”地位。但是，這么多年，中國外貿強勢增長，外匯儲備接近了兩萬億美元，但是，這種全靠廉價出賣原材料和勞動力的經濟模式究竟能夠使中國的經濟有沒有持續發展的動力和為中國創造出巨大的價值？國際貿易摩擦不斷損害著中國的聲譽以及巨大利益，農民工、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究竟從“世界加工廠”又得到了多少實實在在的利益？他們的生活有多少幸福感和安全感？他們在城市裡掙的那點錢又被政府以通貨膨脹的形式收回去了多少？下崗工人買斷工齡的那一兩萬元被政府引誘在資本市場反覆折騰後還剩下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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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放棄了太多的公共服務職能，讓人民過多承擔了改革的代價。住房、醫療、教育等等本應該高度公益性的事業，理所應當應當由政府承擔責任，可是政府放棄了責任，讓人民來承擔，有限的財富增長都被更多的責任抵消了。在這過程中國家收穫了看似漂亮的GDP數字（很大的GDP增速來自存量的交換而非新財富的創造），人民卻感覺生活的壓力很沉重。過低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價格，使利潤大多被企業主和政府拿走，人民分到的財富很少甚至很可憐。政府機器和利益集團占去了大部分財富，民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而且，“圈人運動”的經濟模式必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後遺症。改革成果不能被全體中國人民共同享受的改革我們要他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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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世紀之交的“圈人運動”，是一段醜陋血腥殘暴的“人吃人”歷史，它被將載入世界歷史史冊，“圈人運動”的發起者也必將被後人五馬分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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