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十年:魯潔教育口述史》是魯潔先生的口述自傳。歷史離不開個體生命的參與。把個人的生命遭遇帶到整個歷史敘事中去理解，個體的經歷、個人的情感、意願等一些東西全都有了背景的依託，歷史也因此變得鮮活起來。個人化的生命史是對宏大敘事歷史的補充。魯潔先生是當代教育學者的傑出代表，在《回望八十年：魯潔教育口述史》中，作者回顧了自己的成長、治學之路，回顧她的生活經歷和學術發育路徑，有助於更為準確地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有助於深化我們對現實的思考，於作者而言這是“向後看”，而對讀者而言，更是為了“向前看”。
基本介紹
- 書名：回望八十年:魯潔教育口述史
- 出版社：教育科學出版社
- 頁數：372頁
- ISBN：9787504184184
- 作者：魯潔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開本：16
- 品牌：教育科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回望八十年:魯潔教育口述史》由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魯潔，女，四川閬中縣人，漢族，1930年4月24日生於上海市，中共黨員。現任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理事、中國教育學研究會德育專業委員會主任、江蘇省教育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教育部教育發展中心兼職研究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德育學科組組長。1988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江蘇省勞動模範。1991年被評為江蘇省優秀研究生導師及優秀學科帶頭人。1993年被曾憲梓教育基金會授予高等師範教師獎一等獎。1995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
圖書目錄
前言歷練自己的靈魂
1.我的父親魯繼曾
2.我的母親楊進美
3.我的哥哥和姐姐
4.我的童年
5.我的國小與中學生活
6.我的高中生活
7.考大學
8.金女大的神韻
9.地下黨
10.解放
11.反右
12.“文革”前
13.“文革”十年
14.重建教育學
15.德育學科建設
16.道德教育的現代化：反思與重建
17.學術思想的演進
18.學術行政工作
19.德育課程開發
20.婚姻·家庭
21.我的讀書觀
22.我的教學生涯
23.教育向何處去
後記
1.我的父親魯繼曾
2.我的母親楊進美
3.我的哥哥和姐姐
4.我的童年
5.我的國小與中學生活
6.我的高中生活
7.考大學
8.金女大的神韻
9.地下黨
10.解放
11.反右
12.“文革”前
13.“文革”十年
14.重建教育學
15.德育學科建設
16.道德教育的現代化：反思與重建
17.學術思想的演進
18.學術行政工作
19.德育課程開發
20.婚姻·家庭
21.我的讀書觀
22.我的教學生涯
23.教育向何處去
後記
後記
一、“一生平淡”
2008年年初，我們向先生提出為她老人家做教育口述史，被先生一口回絕。她說：“我一生平淡，在南京師大工作一輩子，沒換過地方，也沒什麼波折起伏的故事，有什麼可說的?”並說此前一家出版社曾經與她聯繫過，也被她婉言拒絕。
先生這樣的反應，一點也不出人意料，正是先生一生為人、為學風格的自然反映。先生一生致力於教育研究，取得了公認的學術成就，卻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總能平淡處之。但人生在世，常常身不由己，先生也不能例外。我們這一代，還有幸能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而我們的學生，由於先生已經年過八旬，深居簡出，他們見先生一面都難。我自己當年博士畢業，就是仰慕先生的學與德，揮別京華煙雲攜家南下投在先生門下。要知道，很多孩子與我一樣，都是出於對先生的景仰才來到並非學術中心的南京，來到並非焦點的南京師大的。他們都有聆聽先生教誨的強烈願望，但面對面已不現實，通過文字進行精神和心靈的對話也是次佳的選擇。另外，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沒有北京、上海那樣得天獨厚的優勢，卻能長期與北京師大和華東師大一起在全國教育學科中處於領先地位，毫無疑問得益於先生及她們那一代人的努力。先生她們那一代所形成的精神氣質已經深深滲入南京師大教育學科的肌體，成了南師教育研究風格的內在靈魂。作為一個教育機構，南師教育科學學院也有自身的需要，也要回望過去，梳理自己的成長歷史，以更好地走向未來。所以，這件事先生是拒絕不了的，我們有足夠的耐心與她軟磨硬泡。
男一方面，先生所言非虛。先生從金陵女子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在南師大任教，中間除短暫到復旦大學研究生班學習之外，再也沒有離開過我們學校。從工作經歷來看，確實有點平淡。從講故事的角度看，這樣的工作經歷缺乏離奇曲折的“情節”，講不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固然重要，但我們做口述史主要不是為了講述動人的故事，而是通過先生，重溫她們那一代人的遭遇，用先生的個人生活史折射整個時代，梳理她們繼承、開創南師大乃至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教育研究之路的心路歷程和切實感受，為南師大教育研究史，乃至新中國教育研究史保留一個生命化的講述方式。
再說，平淡與否，不能只看表面。有些人一生大風大浪，但那都不是自己主導的，只是被風浪推著走，看似傳奇，其實平凡乏味。先生一生沒離開南京，沒離開南師大，但卻在並非中心的地方，遠接吳貽芳、陶行知、陳鶴琴等父輩。所開創的教育傳統，在經歷二十年的磨難和荒蕪之後，從改革開放開始，帶領南師大教育學科迅速發展壯大，進入全國一流行列，形成了南師大獨有的研究風格’和學術傳統，這難道不是傳奇?
先生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早期“海歸”，母親則是上海豪門望族的大家閨秀；早年“頑劣”(先生自己的描述)，上的是教會女校，親曆日本侵略中國的國難，在上海租界孤島中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期，“路遇凍死在路上的兒童”，體驗過抗戰勝利的狂喜；遠離父母，隻身考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並在那裡加入地下黨，親歷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先染肺結核，在死亡的邊緣走了一遭，後又兩次與癌症照面；“文革”前下鄉辦學，“睡在老鄉家的門板上，門板下躺著的則是老鄉家養的豬”，“文革”中飽受磨難，父母雙亡，年幼的女兒無人照看；改革開放後帶領南師大教育學科躋身全國一流，開創多個教育學術領域，主導諸多教育研究話題；古稀之年依然保持學術活力，每年都有新作問世，有青春朝氣，引領學術方向；以古稀之齡，主持國家德育課程標準的研發，使我們國家的德育課程煥然一新……這些經歷，與我們這些“60後”，以及後來的“70後”“80後”“90後”比起來，能說平淡嗎?
二、“向前看”與“向後看” 先生對口述史的排斥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八十高齡的她更願意“向前看”，不願意“向後看”。她曾經多次說過，“向後看沒意思，我更願意向前看”。即使是在做這項工作的過程中，先生還會流露出類
……黨，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歷，“文革”中的艱難等。如果不是磨著先生做口述史這項工作，我想這些資源恐怕我們真的難以接近與觸摸。對我來說，先生的學術成就真是高山仰止，但原來不知道的是，先生真正開始發表教育學術研究成果是在“文革”之後，那時先生已經到了五十歲這樣知天命的年齡。了解到這一事實之後，我相當震撼。五十歲才開始，卻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當然，這一奇蹟得益於先生心無旁騖、活到老學到老的不懈精神。今年大年初一，去先生家拜年，大病初癒的先生竟然仍然在書房裡讀書!聯想到我們一些年輕學者，三十歲開始發表作品，四十歲“小有成就”，然後就開始重複自己，“坐吃山空”，學術生命早早枯萎，起步雖早，但要達到先生那樣的高度，幾乎沒有可能，真是天壤之別。所有這些，難道不是啟迪後學的更為珍貴的資源嗎?
雖然不願意向後看，最終還是不得不看了。從2009年秋天開始，劉曉東、呂麗艷、余維武、汪鳳炎我們幾個先生的弟子帶著研究生唐燕、李松梅、蔣亞莉、趙磐陽、王金華、蔣東平和董蘇雲，每周到先生家，聆聽先生回望歲月。多年不做學生，已經忘記了做學生的感覺。聽先生“講那過去的事情”，恍惚間自己又回到了做學生的歲月，找到了上課聽講的那種氛圍。從涼爽的秋天，一直到大雪紛飛的寒冬，真是一個享受的過程，先生等於是給我們上了一個學期的課。除了我們幾個參與這件事的人以外，誰還能有這種幸運?尤其需要特別感謝以上幾位研究生，是她們非常辛苦地將談話錄音轉換為文字；以上幾位同門抱著對先生的尊敬，先是分頭擬定談話提綱，再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由研究生整理出來的文字，付出了大量勞動。整書最後由我統一改定之後報先生審讀，先生做了修訂之後，我又做了一遍文字加工工作。這項工作，得到了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大力支持，吳康寧副校長、顧建軍書記和胡建華院長對此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教育科學出版社的王磊先生，一直關心本項工作的進展，為口述史的整理和出版出謀劃策，在此一併表達謝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口述史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我們在這方面其實都是外行，雖然用心了，但確實心中無數，不知道是否對得起先生平淡而又輝煌的人生。
2008年年初，我們向先生提出為她老人家做教育口述史，被先生一口回絕。她說：“我一生平淡，在南京師大工作一輩子，沒換過地方，也沒什麼波折起伏的故事，有什麼可說的?”並說此前一家出版社曾經與她聯繫過，也被她婉言拒絕。
先生這樣的反應，一點也不出人意料，正是先生一生為人、為學風格的自然反映。先生一生致力於教育研究，取得了公認的學術成就，卻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總能平淡處之。但人生在世，常常身不由己，先生也不能例外。我們這一代，還有幸能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而我們的學生，由於先生已經年過八旬，深居簡出，他們見先生一面都難。我自己當年博士畢業，就是仰慕先生的學與德，揮別京華煙雲攜家南下投在先生門下。要知道，很多孩子與我一樣，都是出於對先生的景仰才來到並非學術中心的南京，來到並非焦點的南京師大的。他們都有聆聽先生教誨的強烈願望，但面對面已不現實，通過文字進行精神和心靈的對話也是次佳的選擇。另外，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沒有北京、上海那樣得天獨厚的優勢，卻能長期與北京師大和華東師大一起在全國教育學科中處於領先地位，毫無疑問得益於先生及她們那一代人的努力。先生她們那一代所形成的精神氣質已經深深滲入南京師大教育學科的肌體，成了南師教育研究風格的內在靈魂。作為一個教育機構，南師教育科學學院也有自身的需要，也要回望過去，梳理自己的成長歷史，以更好地走向未來。所以，這件事先生是拒絕不了的，我們有足夠的耐心與她軟磨硬泡。
男一方面，先生所言非虛。先生從金陵女子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在南師大任教，中間除短暫到復旦大學研究生班學習之外，再也沒有離開過我們學校。從工作經歷來看，確實有點平淡。從講故事的角度看，這樣的工作經歷缺乏離奇曲折的“情節”，講不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固然重要，但我們做口述史主要不是為了講述動人的故事，而是通過先生，重溫她們那一代人的遭遇，用先生的個人生活史折射整個時代，梳理她們繼承、開創南師大乃至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教育研究之路的心路歷程和切實感受，為南師大教育研究史，乃至新中國教育研究史保留一個生命化的講述方式。
再說，平淡與否，不能只看表面。有些人一生大風大浪，但那都不是自己主導的，只是被風浪推著走，看似傳奇，其實平凡乏味。先生一生沒離開南京，沒離開南師大，但卻在並非中心的地方，遠接吳貽芳、陶行知、陳鶴琴等父輩。所開創的教育傳統，在經歷二十年的磨難和荒蕪之後，從改革開放開始，帶領南師大教育學科迅速發展壯大，進入全國一流行列，形成了南師大獨有的研究風格’和學術傳統，這難道不是傳奇?
先生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早期“海歸”，母親則是上海豪門望族的大家閨秀；早年“頑劣”(先生自己的描述)，上的是教會女校，親曆日本侵略中國的國難，在上海租界孤島中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期，“路遇凍死在路上的兒童”，體驗過抗戰勝利的狂喜；遠離父母，隻身考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並在那裡加入地下黨，親歷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先染肺結核，在死亡的邊緣走了一遭，後又兩次與癌症照面；“文革”前下鄉辦學，“睡在老鄉家的門板上，門板下躺著的則是老鄉家養的豬”，“文革”中飽受磨難，父母雙亡，年幼的女兒無人照看；改革開放後帶領南師大教育學科躋身全國一流，開創多個教育學術領域，主導諸多教育研究話題；古稀之年依然保持學術活力，每年都有新作問世，有青春朝氣，引領學術方向；以古稀之齡，主持國家德育課程標準的研發，使我們國家的德育課程煥然一新……這些經歷，與我們這些“60後”，以及後來的“70後”“80後”“90後”比起來，能說平淡嗎?
二、“向前看”與“向後看” 先生對口述史的排斥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八十高齡的她更願意“向前看”，不願意“向後看”。她曾經多次說過，“向後看沒意思，我更願意向前看”。即使是在做這項工作的過程中，先生還會流露出類
……黨，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歷，“文革”中的艱難等。如果不是磨著先生做口述史這項工作，我想這些資源恐怕我們真的難以接近與觸摸。對我來說，先生的學術成就真是高山仰止，但原來不知道的是，先生真正開始發表教育學術研究成果是在“文革”之後，那時先生已經到了五十歲這樣知天命的年齡。了解到這一事實之後，我相當震撼。五十歲才開始，卻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當然，這一奇蹟得益於先生心無旁騖、活到老學到老的不懈精神。今年大年初一，去先生家拜年，大病初癒的先生竟然仍然在書房裡讀書!聯想到我們一些年輕學者，三十歲開始發表作品，四十歲“小有成就”，然後就開始重複自己，“坐吃山空”，學術生命早早枯萎，起步雖早，但要達到先生那樣的高度，幾乎沒有可能，真是天壤之別。所有這些，難道不是啟迪後學的更為珍貴的資源嗎?
雖然不願意向後看，最終還是不得不看了。從2009年秋天開始，劉曉東、呂麗艷、余維武、汪鳳炎我們幾個先生的弟子帶著研究生唐燕、李松梅、蔣亞莉、趙磐陽、王金華、蔣東平和董蘇雲，每周到先生家，聆聽先生回望歲月。多年不做學生，已經忘記了做學生的感覺。聽先生“講那過去的事情”，恍惚間自己又回到了做學生的歲月，找到了上課聽講的那種氛圍。從涼爽的秋天，一直到大雪紛飛的寒冬，真是一個享受的過程，先生等於是給我們上了一個學期的課。除了我們幾個參與這件事的人以外，誰還能有這種幸運?尤其需要特別感謝以上幾位研究生，是她們非常辛苦地將談話錄音轉換為文字；以上幾位同門抱著對先生的尊敬，先是分頭擬定談話提綱，再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由研究生整理出來的文字，付出了大量勞動。整書最後由我統一改定之後報先生審讀，先生做了修訂之後，我又做了一遍文字加工工作。這項工作，得到了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大力支持，吳康寧副校長、顧建軍書記和胡建華院長對此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教育科學出版社的王磊先生，一直關心本項工作的進展，為口述史的整理和出版出謀劃策，在此一併表達謝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口述史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我們在這方面其實都是外行，雖然用心了，但確實心中無數，不知道是否對得起先生平淡而又輝煌的人生。
序言
我一直在想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覺得要有個基本共識，因為個人生活史就是生命史，它可能成為一種閒言碎語、一種供人娛樂的東西，這樣看起來也比較輕鬆。很多人對年紀大的人一點也不了解，也希望知道你是怎么活過來的。
現在這個時代是所謂“娛樂至死”的時代，什麼東西都要把它當成一種遊戲，作為一種娛樂來看待。是寫成這樣“娛樂”的東西，還是寫成一種有意識地啟發大家去思考，看特定時代的人物怎么生存和發展的東西，需要事前想清楚。
另外，現在做這個東西，有沒有教化別人的嫌疑?一種生命史、生活史，它其實是對宏大敘事的歷史的一種補充。我認為，宏大敘事的歷史肯定是要的，因為你不知道整個歷史的來龍去脈，整個大的事件的直接的連線，很多瑣碎的事情你就不明白它是在什麼背景下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不能像後現代那樣去排斥宏大敘事。口主術史作為一種補充，我認為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是那種比較細節化的、鮮活的、一種個人生活經驗的總結，把它從隱藏的歷史中顯現出來，通過細節化的、鮮活的個人經驗，提取出一種歷史的走向。
我認為，個人化的生活史，和我們作為知識分子，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關懷、文化關懷有一種內在的聯繫。為什麼做這件事?實際上還是在關懷我們自己：作為大學裡面的學者、一名知識分子，是如何生存的。我認為應該有一種比較大_點的關懷，不是關心你個人，不是你個人小時候做了什麼，你爸爸媽媽做了什麼，目的不在這個地方，還是應該有一種比較寬大的目的，一種生存的關懷和文化的關懷。我是這樣認為的，所以通過這樣敘述，我們可以激活對歷史的一種新的認識。
這樣的歷史裡有個體生命在裡面，就像我們在國小講歷史的時候，比如鴉片戰爭，光是概括講述是不行的，應該有個人的具體的活動在裡面。我們講宏大敘事的時候，往往把個人的活動、生命的經歷、個人的情感、意願等全都湮沒了。但是有了這些東西，對我們認識宏大歷史有激活作用。現在關注這種歷史講述方式可能是有道理的，就是把個人的生命遭遇帶到整個歷史敘事中——比如說帶到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遭遇——去理解。實際上是讓個人與歷史對話。現在搞歷史，包括我們現在有的博士後，關注具體的學校裡面的人、學校裡面的教師，也是這種路子，我認為還是有道理的。
中國古代就有“野史”，與所謂正史相互補充。個人講述不僅是一種事實的描述，因為在講的過程中，講述者本人是這箇中間的人，有一種生命的體驗，能把生命的體驗和事實描述互動起來。有時候你去看個東西，好像是很客觀的，但它裡面如果沒有親歷者的體驗，你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認為這裡面有多重意義。
從個人來講，我本來不想做這件事情，當然有多重的理由。實際上回憶過去也是很痛苦的。我看到一個材料，是說東方有個宗教叫“咖伽摩教”。這個教會有個理念，就是人臨死的時候，要把自己過去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重複一遍，而且這個重複不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你對象的立場上。比如我跟劉曉東說過什麼話，我就要站在劉曉東的立場上，去重複這句話，或者我對你施加了某種活動或做了什麼事情，我就要站在你的立場上，重複我做過的這件事情。我覺得這很有道理，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已經很難理解。
當年紀大的時候，有時候就會想我當時做的這些事情，我當時怎么會這樣去做，也會懺悔。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非正常死亡上千萬人。我父親那個時候已經回到北京了，我估計北京當時的食品緊張程度比南京更嚴重，那個時候基本沒有什麼東西吃，連毛澤東的小孩都餓得回家抱怨。當時我在南京，帶著女兒，就三口人，日子還過得去，因為我們幾個胃口也不是很大，我還可以把糧票送給別人。父親從香港回來，感覺到這裡與香港的生活差別太大，他就寫信到香港去，找香港的朋友寄些食品回來，主要是火腿等食品。有一次他托香港的朋友給我郵寄了個包裹。兩代人處理許多事情的方式是不同的，我那時不能體會到他的心情，收到包裹的時候很生氣。當時想，我們中國人不至於要吃嗟來之食吧，應當有骨氣。於是我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後我也沒告訴父親，但他的朋友還是告訴了他。我父親很生氣，把我罵了一頓：“現在這樣子的困難，你還打腫了臉充胖子。”他罵我，我就更生氣，很長時間都不理他，也不給他寫信。當時感覺做這種事情就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我哥哥也贊同我，說：“你不要理他。”他總是從香港寄東西回來，當時感覺是很丟臉的。港台關係、海外關係當時是一個大忌諱。子女還要工作和生活，他從香港寄東西回來，公安局是會注意的。現在回想起這件事情，就覺得很傷他的心，他確實出自一種真誠的關懷。所以說，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父親和母親。
人年紀大了以後，會變得寬厚一點，能做換位思考。當你換位思考時，就會覺得自己做的許多事情很愚蠢，對別人是一種很大的傷害。回想這些事情，對我是一種痛苦。但是我想，恐怕這也是人生必須經歷的，它能歷練自己的靈魂，能讓靈魂升華。這個換位思考的過程對我來講有一種升華作用。
現在這個時代是所謂“娛樂至死”的時代，什麼東西都要把它當成一種遊戲，作為一種娛樂來看待。是寫成這樣“娛樂”的東西，還是寫成一種有意識地啟發大家去思考，看特定時代的人物怎么生存和發展的東西，需要事前想清楚。
另外，現在做這個東西，有沒有教化別人的嫌疑?一種生命史、生活史，它其實是對宏大敘事的歷史的一種補充。我認為，宏大敘事的歷史肯定是要的，因為你不知道整個歷史的來龍去脈，整個大的事件的直接的連線，很多瑣碎的事情你就不明白它是在什麼背景下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不能像後現代那樣去排斥宏大敘事。口主術史作為一種補充，我認為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是那種比較細節化的、鮮活的、一種個人生活經驗的總結，把它從隱藏的歷史中顯現出來，通過細節化的、鮮活的個人經驗，提取出一種歷史的走向。
我認為，個人化的生活史，和我們作為知識分子，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關懷、文化關懷有一種內在的聯繫。為什麼做這件事?實際上還是在關懷我們自己：作為大學裡面的學者、一名知識分子，是如何生存的。我認為應該有一種比較大_點的關懷，不是關心你個人，不是你個人小時候做了什麼，你爸爸媽媽做了什麼，目的不在這個地方，還是應該有一種比較寬大的目的，一種生存的關懷和文化的關懷。我是這樣認為的，所以通過這樣敘述，我們可以激活對歷史的一種新的認識。
這樣的歷史裡有個體生命在裡面，就像我們在國小講歷史的時候，比如鴉片戰爭，光是概括講述是不行的，應該有個人的具體的活動在裡面。我們講宏大敘事的時候，往往把個人的活動、生命的經歷、個人的情感、意願等全都湮沒了。但是有了這些東西，對我們認識宏大歷史有激活作用。現在關注這種歷史講述方式可能是有道理的，就是把個人的生命遭遇帶到整個歷史敘事中——比如說帶到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遭遇——去理解。實際上是讓個人與歷史對話。現在搞歷史，包括我們現在有的博士後，關注具體的學校裡面的人、學校裡面的教師，也是這種路子，我認為還是有道理的。
中國古代就有“野史”，與所謂正史相互補充。個人講述不僅是一種事實的描述，因為在講的過程中，講述者本人是這箇中間的人，有一種生命的體驗，能把生命的體驗和事實描述互動起來。有時候你去看個東西，好像是很客觀的，但它裡面如果沒有親歷者的體驗，你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認為這裡面有多重意義。
從個人來講，我本來不想做這件事情，當然有多重的理由。實際上回憶過去也是很痛苦的。我看到一個材料，是說東方有個宗教叫“咖伽摩教”。這個教會有個理念，就是人臨死的時候，要把自己過去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重複一遍，而且這個重複不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你對象的立場上。比如我跟劉曉東說過什麼話，我就要站在劉曉東的立場上，去重複這句話，或者我對你施加了某種活動或做了什麼事情，我就要站在你的立場上，重複我做過的這件事情。我覺得這很有道理，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已經很難理解。
當年紀大的時候，有時候就會想我當時做的這些事情，我當時怎么會這樣去做，也會懺悔。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非正常死亡上千萬人。我父親那個時候已經回到北京了，我估計北京當時的食品緊張程度比南京更嚴重，那個時候基本沒有什麼東西吃，連毛澤東的小孩都餓得回家抱怨。當時我在南京，帶著女兒，就三口人，日子還過得去，因為我們幾個胃口也不是很大，我還可以把糧票送給別人。父親從香港回來，感覺到這裡與香港的生活差別太大，他就寫信到香港去，找香港的朋友寄些食品回來，主要是火腿等食品。有一次他托香港的朋友給我郵寄了個包裹。兩代人處理許多事情的方式是不同的，我那時不能體會到他的心情，收到包裹的時候很生氣。當時想，我們中國人不至於要吃嗟來之食吧，應當有骨氣。於是我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後我也沒告訴父親，但他的朋友還是告訴了他。我父親很生氣，把我罵了一頓：“現在這樣子的困難，你還打腫了臉充胖子。”他罵我，我就更生氣，很長時間都不理他，也不給他寫信。當時感覺做這種事情就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我哥哥也贊同我，說：“你不要理他。”他總是從香港寄東西回來，當時感覺是很丟臉的。港台關係、海外關係當時是一個大忌諱。子女還要工作和生活，他從香港寄東西回來，公安局是會注意的。現在回想起這件事情，就覺得很傷他的心，他確實出自一種真誠的關懷。所以說，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父親和母親。
人年紀大了以後，會變得寬厚一點，能做換位思考。當你換位思考時，就會覺得自己做的許多事情很愚蠢，對別人是一種很大的傷害。回想這些事情，對我是一種痛苦。但是我想，恐怕這也是人生必須經歷的，它能歷練自己的靈魂，能讓靈魂升華。這個換位思考的過程對我來講有一種升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