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詩歌流派之一。南宋中葉,浙江永嘉(今浙江溫州)詩人徐照(字靈輝)、徐璣(號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號靈秀)。詩風一致,每個人的字號中又都有一個“靈”字,故時人稱為“永嘉四靈”。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四靈派”的出現有兩個原因:一是“矯江西之失”。江西詩派的末流,專在書本上找材料,大掉書袋,殆同書抄,以借鑑代替創造,以因襲拼湊代替推陳出新。二是不滿理學家的詩論和詩作。南宋由於理學盛行,出現了押韻的“語錄”、“講義”式的“道學詩”,缺乏詩意和形象。四靈派在理論上主張不恃典故,不發議論,強調抒發自己的個人感受,企圖另闢蹊徑。他們把唐人賈島、姚合作為學習的榜樣,追求賈、姚那種“野逸清瘦”的風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四靈派
- 類型:詩歌流派
- 代表人物:徐照,趙師秀
- 年代:南宋
- 代表作品:《哀山民》、《鄉村四月》
詩派形成,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四靈派詩人盧祖皋,後四靈派詩人薛嵎,後四靈派詩人宋慶之,
詩派形成
他們作詩刻意“苦吟”、反覆“推敲”的態度也類似賈島。該派作品大多是流連光景,吟詠田園生活,抒寫羈旅情思以及應酬唱和之作,但也有少數反映社會現實的詩。在藝術形式上,“四靈派”專工近體,尤以五律見長,詩風淺近平易,注重鍛字鍊句和對偶聲律。他們的寫景詩,語言精煉,佳句頗多。然而,四靈派終因意趣狹窄,體格破碎瘦弱,成就不高。不過他們卻用“自吐性情”的詩歌,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江西派以文字才學為詩的習氣,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使“宋詩又一變”(全祖望《宋詩紀事序》)。在南宋中葉以後的詩壇上,他們的聲勢一度不亞於江西詩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下開江湖詩派。
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
“永嘉四靈”是指永嘉地區的四位詩人:徐照、徐璣、趙師秀和翁卷。這四人都出於葉適之門,各人的字中都帶有一個“靈”字,所以葉適把他們合稱為“四靈”,曾編選《四靈詩選》,為之揄揚。“四靈”或為布衣,或任微職,都是命運落拓的貧寒之士。他們的生活面狹小,詩歌內容也比較單薄,只有少數詩寫到民生疾苦或時事,多數作品的內容是題詠景物,唱酬贈答。正如他們的詩集名稱所顯示的,他們的創作局限於書齋之中。宋末方回批評“四靈”說:“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於此數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瀛奎律髓》卷一○)這話確實擊中了“四靈”的要害。“四靈”的詩都是薄薄的一冊,每人存詩只有一二百首,他們是一群格局較小的詩人。
“四靈”作詩以賈島、姚合為宗,趙師秀曾選賈、姚之詩,合編為《二妙集》。他還稱讚徐照說:“君詩如賈島,勁筆斡天巧。”(《哀山民》)而時人趙汝回則認為“四靈”之詩“冶擇淬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廬詩序》)與賈、姚一樣,“四靈”的作品以五律為主要詩體。今存的“四靈”詩集中,五律皆占一半以上,其中較好的作品如徐照的《山中》和趙師秀的《龜峰寺》:
石路入青蓮,來游出偶然。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煙穿。螢冷粘棕上,僧閒坐井邊。虛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
“四靈”出現的時候,江西詩派的影響已漸趨衰微。當時陸游、楊萬里等人以各具特色的新風格超越了江西詩風。“四靈”在主觀上也想打破江西派的藩籬,他們選擇被黃、陳懸為厲禁的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為典範,並在寫作中儘量少用典故成語,都含有與江西派背道而馳的意圖。葉適認為“四靈”詩風是對唐詩的復歸,其實“四靈”與宋初的“九僧”在詩學宗尚、詩體選擇乃至藝術風格上都是遙相呼應的。由於“四靈”在當時獲得了遠遠超過其實際成就的名聲。那些不滿江西詩風又無力像陸游、楊萬里一樣自辟新路的詩人對“四靈”趨之若鶩,竟出現了“舊止四人為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劉克莊《題蔡炷主簿詩卷》)的局面,並以稍後的江湖派詩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南宋後期,一些沒能入仕的游士流轉江湖,以獻詩賣文維持生計,成為江湖謁客。當時杭州有一個名叫陳起的書商,喜歡結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級官員、隱逸之士,也有許多江湖謁客。從宋理宗慶元年(1225)開始,陳起為上述詩人刻印詩集,總稱為《江湖集》。以江湖謁客為主的這些詩人就被稱為江湖詩派。由於被收入《江湖集》的詩人身份各異,又沒有公認的詩學宗主,所以江湖詩派是一個十分鬆散的作家群體,他們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創作傾向而已。
在陳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權相史彌遠擅行廢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廢黜的濟王趙竑。史彌遠為了鉗制輿論,便從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東風謬賞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等詩句,誣為譏刺朝政,對作詩者進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毀,且詔禁士大夫作詩。“江湖詩禍”的發生一方面影響了江湖詩人的創作,使他們畏禍而較少詠及時事;另一方面卻也使得江湖詩派名揚一時,反而提高了他們在詩壇上的聲譽。
江湖詩派成員眾多,人品流雜,其中大多數人對於國事政治不甚關心,但也不甘於清貧寂寞的隱逸生活。他們熱衷於交遊、結社、互相標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詩歌作為乾謁權貴、謀取錢財的工具。他們的前輩姜夔雖然結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而此時的江湖詩人則不再堅持那種操守和志趣,他們追求的是社會的承認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實際利益,他們寫了許多用於獻謁、應酬的詩,內容大多是歌功頌德或嘆窮嗟卑,空洞無聊。此外,獻謁、應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時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結果辭意俱落俗套,在藝術上相當粗糙。
行營面面設刁斗,帳門深深萬人守。將軍貴重不據鞍,夜夜發兵防隘口。自言虜畏不也犯,射麋捕鹿來行酒。更闌酒醒山月落,彩縑百段支女樂。誰知營中血戰人,無錢得合金瘡藥!
描寫生動,揭露深刻,繼承了唐代新樂府詩人和陸游的傳統。
思新語工,文字卻不甚雕琢,風格平易明快,已與“四靈”詩風有相當的距離。
劉克莊的缺點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數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絕,往往一題多首,搖筆即來,未免粗濫。這也是江湖詩派的通病。
戴復古(1167~1248?)性喜漫遊,以詩聞名於公卿間。他早年曾從陸游學詩,後來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陸游雄渾詩風的影響最深。他雖然身在江湖,但作詩則繼承杜甫、陸游的傳統,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絕少顧忌。例如《庚子荐饑》指責官府賑災之虛偽:“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言辭之尖銳,是宋詩中少見的。戴復古最好的詩是寫對時事的感觸,例如《江陰浮遠堂》和《頻酌淮河水》:
橫岡下瞰大江流,浮遠堂前萬里愁。最苦無山遮望眼,淮南極目盡神州!
有客游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鹹,不如此水美。春風吹綠波,鬱郁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沉鬱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氣,語言淺切而耐人尋味,在江湖詩派中獨樹一幟。
從總體上看,江湖詩派的風格傾向是不滿江西詩風而仿效“四靈”,學習晚唐,但取徑比“四靈”更寬闊一些,這基本上代表著南宋後期詩壇的風尚。
四靈派詩人盧祖皋
盧祖皋(1174-1224),字申之,又字次夔,號蒲江,又號菊澗,南宋時永嘉(今溫州市區)人。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中進士,初任淮南西路池州教授、歷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書郎、累官至權直學士院。
其詞《木蘭花慢》序有“先君買屋蒲江”語,是居東郊蒲江(今市區東片之蒲州),因以自號。附帶說一下,明楊慎《詞品》卷四將“蒲江”附會為四川邛州蒲江縣,雲“盧申之名祖皋,邛州人”;乾隆《蒲江縣誌》、嘉慶《四川通志》沿襲之,並大誤。
今詩集不傳,遺著有《蒲江詞稿》一卷,刊入“彊村叢書”,凡96闋。詩作大多遺失,唯《宋詩記事》、《東甌詩集》尚存近體詩8首。
盧祖皋為樓鑰之甥,學有淵源,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和。盧氏為八百年來溫州詞宗,宋黃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八評云:“申之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浙人皆唱之。有《蒲江詞稿》行世”。又《中興詞話》謂其《虞美人。釣雪亭》詞“無一字不佳,每一詠之,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山水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竹屋、蒲江並存盛名。蒲江窘促,等諸自鄶;竹屋硜硜,亦凡響耳。”
後四靈派詩人薛嵎
薛嵎詩宗奉晚唐體,為四靈派後起之秀。《 四庫全書總目·雲泉詩》提要:“嵎之所作,皆出入四靈之間……亦足備一格。”其苦吟作風亦與四靈同,《寄宋希仁兄弟》雲“閉門惟苦吟”,《秋夜宋希仁同吟松風閣有感》雲“瘦得吟肩聳過頤”。劉黼《和薛仲止漁村雜詩十首》也說他“半生心力在吟編,煉得形如孟浩然”。其詩在當時籍籍聞名,趙汝回《雲泉詩序》謂:“以詩名於時,本用唐體,而物與理稱,更成一家。”宋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巻二八七稱:“負才不遇,以詩聞於時。所居曰漁村,有‘漁村名自我’之句,題詠頗多。”
後四靈派詩人宋慶之
宋慶之,字元積,一字希仁,號飲冰,永嘉(今溫州市區)人。鹹淳元年(1265)進士,曾任監慶元府(今寧波)鹽倉,辟浙東庾幕(倉司)。傳見弘治《溫州府志》卷十《藝文》。著有《飲冰文集》十四卷,今佚。宋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卷三四四錄詩11首,今人輯存得16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