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明,攝影家。70後,安徽定遠人。大學學的是中文,曾做過十年搖滾樂手,做過十年記者。2010年辭去公職,成為自由攝影師,現居廣州。
2010年憑作品《我的碼頭》 獲法國“才華攝影基金”中國區比賽紀實類冠軍、大理國際影會獲最佳新銳攝影師獎,2011年憑作品《大國志》獲第三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入選《Vista看天下》(2011)年度圖片大賞。2012年受邀擔任Thinkplus2012“大聲思考”大型演講活動演講者、2012連州國際攝影年展策展人,2013年擔任TOP20·2013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評審。作品由多家藝術機構及國內外收藏家收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嚴明
- 外文名:YANMING
- 成就:法國“才華攝影基金”攝影獎得主、侯登科紀實攝影獎得主
獲獎記錄
人物經歷
主要作品
對談導演
對談葉錦添
對談汪涵
專訪
他依戀北方。有一年離開北方時,他坐在山崖上,對著散落在黃土與枯木之間的村莊,吹奏了一曲《送別》。
連續五六年,他都像只遷徙的候鳥,一攢夠膠捲和盤纏,就往北飛,落在那些無名的鄉村荒野,在那裡安靜地等待倏忽而逝的意義——“那么多的精彩意義散落,等我去感知,我總要把我的心一次次運過去。”
拈花細嗅的大叔,下班的米妮,豬小姐在樹上,夔門的猴子,便溺的馬……在取景框裡糅進荒誕、憂傷和嚴明特有的灰色幽默,這些魔幻現實主義的畫面,拼合成他鏡頭裡的馬孔多,他將其命名為“大國志”。
日光灼烈的天氣,是不適合拍照的。嚴明每次出門拍片見著晴好天,就狠狠甩一句:“白花花的!”若是有點霧,那才是最好的氣氛。於是,整個夏天都成了他和兒子共同的暑假。
南方暑假的陽台上,有他種下的喇叭花和四季豆,那是他從冬天的北方採摘回來的,“這讓我在整個春夏可以一直看到北方的樣子,可以看到我不在的時候它們的季節。”
這一年,嚴明把自己和陽台上的植物關在一起,任朋友電話呼叫,都不理會。朋友開始擔心他自閉。直到最近十萬字書稿——《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面世,朋友才舒口氣:“嚴明說:我們都是基因的俘虜、體制的敗將,最終也都不是時間的對手。所以一切都只是時間問題啊!”
之前,他已經開始了為自己的拍攝。自2008年,他一次次往返於廣州和三峽之間。每次拍攝歸來,都被報社年輕攝影師團團圍繞,他們欽慕他時常“開溜”去尋找“意義”拍攝。
夏天,眼中閃著光的年輕人,興奮地跟隨他把報社灰塵斗亂的暗房打掃乾淨,他們從此有了自己的“夢工廠”。在10平米的小黑屋裡,聊著新聞之外的藝術創作,定影、顯影,興起時抄起吉他彈唱一曲。屋外,數碼新科技大潮早已吞噬了手工機械。
嚴明也曾渴望一台數位相機。那時他是報社娛樂記者,那些印在紙上的八卦娛樂帶來的成就感越來越淡。與攝影部同事接觸,讓他對相機有了興趣。
他買了一台數碼卡片相機,開始邊拍邊學,迅速發現相機滿足了他對世界的好奇。每天坐公車上下班變成了走路,“瘋狂掃街”。迷戀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之外,他的照片有令人失笑的趣味。報社把他的“掃街”照片刊發出來,命名為“一個文字記者的街頭觀察”,他發現“照片竟然還可以分享和留存”。
“八卦之外原來還有數不清的卦象,我預感到這可能是我的一個出口,它好像就是我的那一卦。”他索性“棄筆從影”,轉當攝影記者。
新聞帶來了訓練,很快也成為他的枷鎖。2003年,他捏著一萬多的工資單,走在天橋上時,也曾有過衣食無憂的優越感,但每當投身於無盡的活動、會議、圖片故事……另一種束縛隨之而來。掙扎的結果是,雙腿情不自禁要邁向心馳神往的地方——自己的碼頭。
2009年夏天,第一場個人展“我的碼頭”開幕。即便在這種場合,嚴明依舊不善言辭,討厭交際,只在無聲時突然冒出一兩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幽默之語,引來一片鬨笑,他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除了報社旁邊10塊錢的雞蛋炒刀削麵,大多數觥籌場合他都拒絕。
火車站轉車留宿。因為沒錢,父子倆要在站里過夜。父親進出查看,再背起嚴明到母嬰候車室,鋪開小席,父子倆枕著行李睡一夜。早晨被耳邊的腳步聲踩醒,父親恐慌地查看行李,收拾鋪蓋,背上他繼續趕車。“我又一次感覺到出門的不易,這次分明是狼狽。”
時隔兩代人,有一次兒子看到火車興奮地在電話里喊:“爸爸爸爸,火車來了,正在開過來,還有50米……40米……” 嚴明意識到:“生存的全部秘密就在於無所畏懼。”
現在他每年出門四五次,每次在路上月余,以為自己已經練得“無所畏懼”,但面對家人,“我怎么又怕了。”
《火車上的不高興女孩》和《我的父親和兒子》兩張照片裡都是嚴明怕與不怕的情緒。他沒有在自己的照片裡出現,但照片裡卻都是他自己。
與所有外在身份說再見,他把自己2010年前的簡歷清零。“我想看看自己什麼都不是之後,究竟會是什麼。”不出4年,嚴明就能通過鏡頭,發現人群中那個能被一眼認出來的自己。
這樣的拍攝持續幾年後,他漸漸發現,當初那個讓他“說走就走”的理想,就是通過攝影找到自己,這個“自己”正通過照片與欣賞照片的人產生著強烈共鳴。
一位化工廠業務員收藏了嚴明的《趕豬人》。到處出差,陪人喝酒應酬是他的主要工作內容,他不喜歡這項工作,但卻迫於生計。“那個在一片泥濘中趕豬的人就是我自己。”另一位被拍攝者,看到照片的最初總覺得那不是自己,有一天突然覺得那是住在她心裡的另一個自己。
10年前,嚴明還是南方搖滾圈長發飄飄的樂手。白天在音樂雜誌寫樂評,晚上跟著王磊在酒吧駐場演出,偶爾也站上舞台為還是新人的陳奕迅、盧巧音伴奏。
這都源於考上大學時,父親送的一把木吉他。大學畢業後,他是安徽淮南一名鄉村教師,那是當了一輩子教師的父親的夙願。但他卻深愛音樂,苦練琴技。在沒有網際網路的90年代,辭去被認為可以安穩一生的教師工作,北上又南下,拜師學琴。在師傅家中打地鋪,包攬所有家務活。
直到兒子嚴亨慢慢長大,從床底下把那些家什都翻出來玩耍,擋不住的好奇心和天賦讓嚴明決定:不怕兒子結識音樂。
他一件件給嚴亨演示。嚴亨也耳濡目染了家中的自由氛圍,問母親:“要是有一天,我也不幸要每天上下班怎么辦?”9歲的嚴亨認定自己是要搞藝術,而不是朝九晚五的。
嚴明每次外出拍攝,時間雖久,兒子也從不給他打電話,“不能打擾他的趕路和創作。”待到回家,嚴明給家中打電話,嚴亨總是頂著個毛茸茸的圓腦袋,蹦跳著下樓來迎他,嚴明知道該給兒子理髮了。陳雪則笑意盈盈:“歡迎回家!”
10年前的嚴明沒有這么柔軟。還是娛樂記者時,嚴明受邀到深圳參加張楚的演唱會。現場,張楚被要求與酒吧老闆合唱《朋友》。嚴明擠到台前,指著張楚喊:“你是張楚,你為什麼要跟他唱?”
他當然有機會獲得世俗的體面生活。好幾個帶“總”字的職位找到他,他都一一婉拒:“我還有自己的事要去實現。”他的理論是:“錢的話,大家都能聽懂;靈魂的話,就不一定了。”
嚴明:在攝影這個行當中,宣布某個“專題”完結其實是件令人感到艱難和虛弱的事,“大功告成”不是那么容易說出口。我還有繼續的欲望,希望能做到某個層面上的更加完備。從《我的碼頭》到《大國志》,是從最初的懷著攻城拔寨的雄心轉戰江湖,再到試圖回歸到內心,耐心體察我自己關心和關注的我們的歷史文化及藝術的失落,這是一種漸變,是多方尋找和碰撞後的著落點。我一直認為我們生活的地方滿地都是意義、遍地都有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發現和完成藝術創作可能是隨時隨地的,不應該被地域框定。聽從自己的內心,倒是必須的,我們的心應該是自由的,輕鬆、純粹才容易去衝擊極限。
人物周刊:在攝影之前,你做音樂練琴也有10年,但最後發現年輕人依靠網際網路技術三四年就能達到你10年苦練的成果。如今,你堅持膠片、黑白、行走……也幾乎是最原始的拍攝方式,會不會擔心有一天新技術再次顛覆了你的這番執著?
嚴明:從表達的載體方面講,確實有這個擔心。就像音樂一樣,它跟承載媒介、技術技巧都有直接關係,每一次新的製作和播放技術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大眾的音樂生活,也嚴重衝擊了生產製作行業的生態。攝影也一樣,所以攝影師也需要在大時代中思考如何應變。我做這本書,其實也是開闢了另一種表達的方式。不過從創作的角度來講,藝術家對世界的觀察體會是不變的,不管什麼樣的載體出現,上面刻錄的,還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愛與嘆息。
人物周刊:你說“拍照就是在拍自己”,這些年,你對自己的了解是通過攝影一步步加深的,還是一開始就清楚自己要什麼?
嚴明:是通過攝影對自己的了解一步步加深的。離開了傳統體制,是我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行動空間,其實也就投入到了另一個生態叢林,需要面對的問題都還在,大同小異。只不過這是一個“從眾”到“從己”的過程,當我發現終於可以真實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時,我認為這是我創作的必須,這是珍貴的,我應該用這種身心合作的方式抵達心中的彼岸。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找到最適合你自己的表達風格的?你曾經也用徠卡瘋狂掃街,數碼、彩色等一定都有過嘗試,如何一步步發展到讓人一看到你的作品就能認出你來的?
嚴明:先按自己的興趣大量地拍,然後找到自己真正喜歡和擅長的。隨之而來的會是“語言”與自己關注點的契合問題,這應該就是被稱作風格的東西,它自然而然地給觀眾提供了一種辨識度。不過,這是觀眾說了算的問題。有人說:風格是一個藝術家的背影,他自己看不到。
人物周刊:“愛”與“謀生”常像愛情與婚姻一樣難以共存長久,對於攝影,如果不做“體制內的熟練工”,會不會變成“體制外的生意場”,如何讓對攝影的熱愛和依靠它謀生兩件事很好地共存下來?
嚴明:“活著”和“相愛”,本來不應該作為那么切近的兩方面擺在一起,很多事都需要我們吃飽飯才能去做。我可能不是一個“活”得很好的人,但我試圖想了吃飽飯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如何寫好一個“愛”字,比“活著”和“生意”都要難和急迫。做得夠好,才是讓我感受到活得好的依據。
人物周刊:你的拍攝方式像不像修行悟道途中的苦行僧?有人說你是哲學攝影,你這么認為嗎?
嚴明:不完全是,其實也沒有那么苦,現有的各種條件可以被儘量好地服務於創作。我一向認為攝影不應該被簡單看作是“在路上”,吃苦終歸不是目的,苦行也不值得標榜的,內心的摸爬滾打才是真正的旅途。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聽隨內心的衝動,讓生命個體與藝術形式達到自由的統一才是重要的。我們沒有必要自費為別人表演方向不明的奔跑,搞一場無意義的苦肉計。哲學攝影實在不敢當了,許多藝術門類里的確是有一種共通的“道”的,如果這種“道”能被人讀出,能顯露出一縷禪意,那的確是我心所願。
人物周刊:可能是因為常年出門拍照,導致你身上有很強的漂泊感,這是你理想中的樣子嗎?你理想的生活和創作狀態是什麼樣的?
嚴明:漂泊感的確是有的。攝影的人會在長年累月中形成一種攝影式的思維,去接受、應對和處理,力爭做到最佳狀態。一般不去預想“應該的樣子”。好與不好,都是生活和攝影的贈與,都需一併體驗。至於理想的狀態,我想起了我經常在許願時心裡念出的話: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顆敏感的心,希望它不會因為時間和處境的改變而變得枯萎。
對談導演
對談葉錦添
對談汪涵
專訪
他依戀北方。有一年離開北方時,他坐在山崖上,對著散落在黃土與枯木之間的村莊,吹奏了一曲《送別》。
連續五六年,他都像只遷徙的候鳥,一攢夠膠捲和盤纏,就往北飛,落在那些無名的鄉村荒野,在那裡安靜地等待倏忽而逝的意義——“那么多的精彩意義散落,等我去感知,我總要把我的心一次次運過去。”
拈花細嗅的大叔,下班的米妮,豬小姐在樹上,夔門的猴子,便溺的馬……在取景框裡糅進荒誕、憂傷和嚴明特有的灰色幽默,這些魔幻現實主義的畫面,拼合成他鏡頭裡的馬孔多,他將其命名為“大國志”。
日光灼烈的天氣,是不適合拍照的。嚴明每次出門拍片見著晴好天,就狠狠甩一句:“白花花的!”若是有點霧,那才是最好的氣氛。於是,整個夏天都成了他和兒子共同的暑假。
南方暑假的陽台上,有他種下的喇叭花和四季豆,那是他從冬天的北方採摘回來的,“這讓我在整個春夏可以一直看到北方的樣子,可以看到我不在的時候它們的季節。”
這一年,嚴明把自己和陽台上的植物關在一起,任朋友電話呼叫,都不理會。朋友開始擔心他自閉。直到最近十萬字書稿——《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面世,朋友才舒口氣:“嚴明說:我們都是基因的俘虜、體制的敗將,最終也都不是時間的對手。所以一切都只是時間問題啊!”
之前,他已經開始了為自己的拍攝。自2008年,他一次次往返於廣州和三峽之間。每次拍攝歸來,都被報社年輕攝影師團團圍繞,他們欽慕他時常“開溜”去尋找“意義”拍攝。
夏天,眼中閃著光的年輕人,興奮地跟隨他把報社灰塵斗亂的暗房打掃乾淨,他們從此有了自己的“夢工廠”。在10平米的小黑屋裡,聊著新聞之外的藝術創作,定影、顯影,興起時抄起吉他彈唱一曲。屋外,數碼新科技大潮早已吞噬了手工機械。
嚴明也曾渴望一台數位相機。那時他是報社娛樂記者,那些印在紙上的八卦娛樂帶來的成就感越來越淡。與攝影部同事接觸,讓他對相機有了興趣。
他買了一台數碼卡片相機,開始邊拍邊學,迅速發現相機滿足了他對世界的好奇。每天坐公車上下班變成了走路,“瘋狂掃街”。迷戀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之外,他的照片有令人失笑的趣味。報社把他的“掃街”照片刊發出來,命名為“一個文字記者的街頭觀察”,他發現“照片竟然還可以分享和留存”。
“八卦之外原來還有數不清的卦象,我預感到這可能是我的一個出口,它好像就是我的那一卦。”他索性“棄筆從影”,轉當攝影記者。
新聞帶來了訓練,很快也成為他的枷鎖。2003年,他捏著一萬多的工資單,走在天橋上時,也曾有過衣食無憂的優越感,但每當投身於無盡的活動、會議、圖片故事……另一種束縛隨之而來。掙扎的結果是,雙腿情不自禁要邁向心馳神往的地方——自己的碼頭。
2009年夏天,第一場個人展“我的碼頭”開幕。即便在這種場合,嚴明依舊不善言辭,討厭交際,只在無聲時突然冒出一兩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幽默之語,引來一片鬨笑,他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除了報社旁邊10塊錢的雞蛋炒刀削麵,大多數觥籌場合他都拒絕。
火車站轉車留宿。因為沒錢,父子倆要在站里過夜。父親進出查看,再背起嚴明到母嬰候車室,鋪開小席,父子倆枕著行李睡一夜。早晨被耳邊的腳步聲踩醒,父親恐慌地查看行李,收拾鋪蓋,背上他繼續趕車。“我又一次感覺到出門的不易,這次分明是狼狽。”
時隔兩代人,有一次兒子看到火車興奮地在電話里喊:“爸爸爸爸,火車來了,正在開過來,還有50米……40米……” 嚴明意識到:“生存的全部秘密就在於無所畏懼。”
現在他每年出門四五次,每次在路上月余,以為自己已經練得“無所畏懼”,但面對家人,“我怎么又怕了。”
《火車上的不高興女孩》和《我的父親和兒子》兩張照片裡都是嚴明怕與不怕的情緒。他沒有在自己的照片裡出現,但照片裡卻都是他自己。
與所有外在身份說再見,他把自己2010年前的簡歷清零。“我想看看自己什麼都不是之後,究竟會是什麼。”不出4年,嚴明就能通過鏡頭,發現人群中那個能被一眼認出來的自己。
這樣的拍攝持續幾年後,他漸漸發現,當初那個讓他“說走就走”的理想,就是通過攝影找到自己,這個“自己”正通過照片與欣賞照片的人產生著強烈共鳴。
一位化工廠業務員收藏了嚴明的《趕豬人》。到處出差,陪人喝酒應酬是他的主要工作內容,他不喜歡這項工作,但卻迫於生計。“那個在一片泥濘中趕豬的人就是我自己。”另一位被拍攝者,看到照片的最初總覺得那不是自己,有一天突然覺得那是住在她心裡的另一個自己。
10年前,嚴明還是南方搖滾圈長發飄飄的樂手。白天在音樂雜誌寫樂評,晚上跟著王磊在酒吧駐場演出,偶爾也站上舞台為還是新人的陳奕迅、盧巧音伴奏。
這都源於考上大學時,父親送的一把木吉他。大學畢業後,他是安徽淮南一名鄉村教師,那是當了一輩子教師的父親的夙願。但他卻深愛音樂,苦練琴技。在沒有網際網路的90年代,辭去被認為可以安穩一生的教師工作,北上又南下,拜師學琴。在師傅家中打地鋪,包攬所有家務活。
直到兒子嚴亨慢慢長大,從床底下把那些家什都翻出來玩耍,擋不住的好奇心和天賦讓嚴明決定:不怕兒子結識音樂。
他一件件給嚴亨演示。嚴亨也耳濡目染了家中的自由氛圍,問母親:“要是有一天,我也不幸要每天上下班怎么辦?”9歲的嚴亨認定自己是要搞藝術,而不是朝九晚五的。
嚴明每次外出拍攝,時間雖久,兒子也從不給他打電話,“不能打擾他的趕路和創作。”待到回家,嚴明給家中打電話,嚴亨總是頂著個毛茸茸的圓腦袋,蹦跳著下樓來迎他,嚴明知道該給兒子理髮了。陳雪則笑意盈盈:“歡迎回家!”
10年前的嚴明沒有這么柔軟。還是娛樂記者時,嚴明受邀到深圳參加張楚的演唱會。現場,張楚被要求與酒吧老闆合唱《朋友》。嚴明擠到台前,指著張楚喊:“你是張楚,你為什麼要跟他唱?”
他當然有機會獲得世俗的體面生活。好幾個帶“總”字的職位找到他,他都一一婉拒:“我還有自己的事要去實現。”他的理論是:“錢的話,大家都能聽懂;靈魂的話,就不一定了。”
嚴明:在攝影這個行當中,宣布某個“專題”完結其實是件令人感到艱難和虛弱的事,“大功告成”不是那么容易說出口。我還有繼續的欲望,希望能做到某個層面上的更加完備。從《我的碼頭》到《大國志》,是從最初的懷著攻城拔寨的雄心轉戰江湖,再到試圖回歸到內心,耐心體察我自己關心和關注的我們的歷史文化及藝術的失落,這是一種漸變,是多方尋找和碰撞後的著落點。我一直認為我們生活的地方滿地都是意義、遍地都有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發現和完成藝術創作可能是隨時隨地的,不應該被地域框定。聽從自己的內心,倒是必須的,我們的心應該是自由的,輕鬆、純粹才容易去衝擊極限。
人物周刊:在攝影之前,你做音樂練琴也有10年,但最後發現年輕人依靠網際網路技術三四年就能達到你10年苦練的成果。如今,你堅持膠片、黑白、行走……也幾乎是最原始的拍攝方式,會不會擔心有一天新技術再次顛覆了你的這番執著?
嚴明:從表達的載體方面講,確實有這個擔心。就像音樂一樣,它跟承載媒介、技術技巧都有直接關係,每一次新的製作和播放技術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大眾的音樂生活,也嚴重衝擊了生產製作行業的生態。攝影也一樣,所以攝影師也需要在大時代中思考如何應變。我做這本書,其實也是開闢了另一種表達的方式。不過從創作的角度來講,藝術家對世界的觀察體會是不變的,不管什麼樣的載體出現,上面刻錄的,還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愛與嘆息。
人物周刊:你說“拍照就是在拍自己”,這些年,你對自己的了解是通過攝影一步步加深的,還是一開始就清楚自己要什麼?
嚴明:是通過攝影對自己的了解一步步加深的。離開了傳統體制,是我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行動空間,其實也就投入到了另一個生態叢林,需要面對的問題都還在,大同小異。只不過這是一個“從眾”到“從己”的過程,當我發現終於可以真實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時,我認為這是我創作的必須,這是珍貴的,我應該用這種身心合作的方式抵達心中的彼岸。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找到最適合你自己的表達風格的?你曾經也用徠卡瘋狂掃街,數碼、彩色等一定都有過嘗試,如何一步步發展到讓人一看到你的作品就能認出你來的?
嚴明:先按自己的興趣大量地拍,然後找到自己真正喜歡和擅長的。隨之而來的會是“語言”與自己關注點的契合問題,這應該就是被稱作風格的東西,它自然而然地給觀眾提供了一種辨識度。不過,這是觀眾說了算的問題。有人說:風格是一個藝術家的背影,他自己看不到。
人物周刊:“愛”與“謀生”常像愛情與婚姻一樣難以共存長久,對於攝影,如果不做“體制內的熟練工”,會不會變成“體制外的生意場”,如何讓對攝影的熱愛和依靠它謀生兩件事很好地共存下來?
嚴明:“活著”和“相愛”,本來不應該作為那么切近的兩方面擺在一起,很多事都需要我們吃飽飯才能去做。我可能不是一個“活”得很好的人,但我試圖想了吃飽飯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如何寫好一個“愛”字,比“活著”和“生意”都要難和急迫。做得夠好,才是讓我感受到活得好的依據。
人物周刊:你的拍攝方式像不像修行悟道途中的苦行僧?有人說你是哲學攝影,你這么認為嗎?
嚴明:不完全是,其實也沒有那么苦,現有的各種條件可以被儘量好地服務於創作。我一向認為攝影不應該被簡單看作是“在路上”,吃苦終歸不是目的,苦行也不值得標榜的,內心的摸爬滾打才是真正的旅途。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聽隨內心的衝動,讓生命個體與藝術形式達到自由的統一才是重要的。我們沒有必要自費為別人表演方向不明的奔跑,搞一場無意義的苦肉計。哲學攝影實在不敢當了,許多藝術門類里的確是有一種共通的“道”的,如果這種“道”能被人讀出,能顯露出一縷禪意,那的確是我心所願。
人物周刊:可能是因為常年出門拍照,導致你身上有很強的漂泊感,這是你理想中的樣子嗎?你理想的生活和創作狀態是什麼樣的?
嚴明:漂泊感的確是有的。攝影的人會在長年累月中形成一種攝影式的思維,去接受、應對和處理,力爭做到最佳狀態。一般不去預想“應該的樣子”。好與不好,都是生活和攝影的贈與,都需一併體驗。至於理想的狀態,我想起了我經常在許願時心裡念出的話: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顆敏感的心,希望它不會因為時間和處境的改變而變得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