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識為先,文藝其從

《器識為先,文藝其從》是1959年6月發表的文章。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大多想以仕途為依歸,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了甚至擁有了政治空間,也終無建樹,如曹魏時期的曹植、南唐後主李煜以及李白之類;有的滿腹經綸,甚至初露政治才幹,但卻沒有機會或身不由己,終以文人學者名世。如賈誼、辛棄疾、顧炎武之類。有的因主客觀條件具備,得以風雲際會,遂成為政治集團中的重要智士或頗有建樹的政治家,如郭嘉、諸葛亮以及唐太宗身邊的 十八學士 等等。知識分子命運如此同途殊歸,拋卻客觀因素不論,其主觀上大體源自政治器識上的差異。所謂政治器識,應該包括觀察事物的敏銳眼光,判斷時事的深刻洞見,處理人際關係的練達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等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器識為先,文藝其從
  • 發表日期:1959年6月
器識為先,文藝其從
關於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澤東曾有兩次鮮明的論說。1959年6月,他同吳冷西談到《人民日報》的工作時說: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1975年又同身邊工作人員講: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為秀才有兩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文人相輕嘛。兩次所談,直指一些知識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識。
掌握了知識,不等於擁有智慧和才華,擁有智慧和才華,也不等於具備政治識見和謀斷能力。從知識分子到政治家的轉變,需要機緣,更需要主觀的努力和實踐的歷練。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須有某種自覺,培養出必備的政治器識。宋代有個叫劉摯的學者,曾官至尚書右僕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經常告誡晚輩, 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 意思是知識分子應該把氣度與見識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稱作文人,就沒有什麼值得顯揚於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從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從《宋史》里讀到劉摯這番話,感慨萬千,在一封拒絕為他人去世的母親寫傳記的信中說: 仆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
毛澤東賞識的知識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談到的: 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繫,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繫,並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 說明革命各個方面的內部聯繫並提升為理論,不是普通知識分子所能為,非有政治器識不可。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從政,縱使以理論見長,也需著眼於時代精神和現實需求,懂得社會實際的情形,具有社會實踐的經驗,才能創造出有助於實踐的理論。對此,毛澤東1958年6月說的一句話切中肯綮: 單從學院中過來的哲學家大都不行,必須務點實。馬克思因為是搞革命的,才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澤東早年既研讀和崇尚過宋明理學和心學,也研讀和崇尚過明清的實行之學。像顏習齋提倡的 要在行字著力 ,以及 試觀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多愚,多讀更愚 之論,毛澤東是知曉的。他在《實踐論》中多次提及“知行”問題,強調既要知,也要行。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是毛澤東頗為推崇的一個。顧炎武雖不以政治才幹名世,但其器識卻遠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負,也有良好的政治素養和對時事的深刻洞見,只是缺少機緣時會而已。這不僅因為他提出的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為後世學子敬慕,更在於其講求經世要務、民生利病的治學之道,在於他年輕時參加復社反對宦官專權,明亡後又參加抗清鬥爭的政治實踐,在於他後半生遍歷華北各地,結交豪傑義士,觀察山川形勢,了解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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