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于和親磚

單于和親磚

單于和親磚呈正方形,是西漢時期“胡漢和親”的歷史物證。正面為典型漢篆,釋文為“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背面為一剽悍奔馬。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單于和親磚
  • 出土:甘肅省渭河源縣
  • 年代:漢
  • 屬性:文物
史料信息
據資料顯示,字數如此之多的和親磚在過內出現尚屬於首次。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上世紀50年代在內蒙、陝西等地都有和親磚出土,但都與圖上這塊有著明顯區別。從宣帝時呼韓邪附漢到王莽篡權後重新挑起邊境衝突,中間六十餘年,“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於戈之役。”有人說,造成這六十年的和平局面,是昭君出塞和親的結果。這種說法顯然過分誇大了個人的作用。任何一個歷史現象的發生都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前所述,由於漢匈之間經過長期大規模的戰爭,雙方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遭到巨大的損失,以致使生產凋弊,人口銳減,階級鬥爭日趨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激化起來。這時,匈漢雙方都不願、也無力再繼續戰爭。呼韓邪附漢,請婿漢氏,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所以,應當說,昭君出塞是在當時兩個民族要求和平友好的背景上產生的一曲佳話,而昭君和親的結果又加強了並鞏固了兩個民族的和睦相處。昭君個人既是“和親使者”,對於這種和平局面的出現,自然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她的歷史作用至少有以下三點:
單于和親磚單于和親磚
其一,昭君出塞是漢匈雙方由戰爭政策轉向和平政策的產物,此後五六十年沒有發生互相仇殺的戰爭。因此,無論是漢朝還是匈奴,都非常重視這次和親。呼韓邪單于號昭君為“寧胡閼氏”(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就證明了這一點。漢元帝為了紀念這次大事特改元“竟寧”(邊境安寧),也證明了這一點。此外,1954年在內蒙古包頭附近麻池鄉漢墓中發現了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的瓦當。據考古工作者鑑定,是西漢末葉製造的。還有傳世的單于和親磚,上面也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和瓦當上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可能是同一時代製造的。如果這些磚瓦確屬西漢末葉的遺物,那一定是為紀念昭君出塞而製作的,因為這個時期只有這么一次和親。漢朝和匈奴如此重視這次事件,足見昭君出塞對當時政治產生的巨大影響及其歷史作用。
其二,從《後漢書》的記載看,昭君是由於“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的。在臨辭大會上,她又是那樣“丰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看來,她不是被迫遣嫁,至少沒有哭哭啼啼。當然,現在還沒有歷史資料可以證明,當時她是抱著為實現漢匈和好的願望而出塞的,她的動機很純淨,目的也很明確。這是不能妄加臆斷的。但是,歷史也沒有記載她象細君公主那樣,到烏孫後愁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鶴兮歸故鄉。”而是和呼韓邪單于生了一個兒子伊屠智牙師。特別在呼韓邪死後,按照匈奴習俗,復株纍若鞮單于要求復尚昭君公主,成帝勅令她“從胡俗”時,她忍受了漢族人不能接受的綱常倫理,而做了後單于的閼氏,並且生了兩個女兒。我們可以想像,她當時經歷了怎樣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服從了大局的需要。我們不能不說,為了和平安寧,昭君忍辱作出了某種犧牲,而對鞏固歷史上的那段和平局面起過一定的作用。我們當然不知道昭君當時具體的思想認識,但她的行動說明她為兩個民族的友好團結做出了重要貢獻。作為文藝作品的《王昭君》,曹禺根據歷史真實的記載加以想像,補足了產生人物行為的思想活動。他對一段簡略的歷史資料反覆咀嚼,啜其英華,按照人物可能有的思想(當然也必須反映當今社會的時代精神),塑造了一個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我以為這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進行的藝術想像與虛構,是對歷史事件和具體人物精神內蘊深入開掘的結果,是藝術的真實,也不違背歷史的真實。因而不能輕率地說是拔高了古人。
其三,昭君出塞,不僅鞏固了漢與匈奴的友好關係,加強了匈奴與漢的貿易交往和文化交流,促進了兩個民族的互相學習,而且,還以身譜史,播下了兩個民族長久友好的種子。王昭君死後,一直到王莽執政期間,漢與匈奴雙方還在利用王昭君的關係來緩和民族之間的矛盾。昭君的女兒、女婿、外孫繼續為漢匈兩族的和平友好而努力奔走。史載漢平帝時(公元1至5年),王莽曾邀請王昭君長女須卜居次雲訪問長安。王莽執政後,推行一種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又要把大漢習俗強加於匈奴人(如強制匈奴單于改用漢式單名),特別是為了確立他的政府對匈奴的政治統屬關係而更換“匈奴單于璽”為“新匈奴單于章”,以及妄斬匈奴侍子登,使雙方的關係非常緊張。發展到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以後,匈奴單于遂發兵進擾,王莽也準備以三十萬兵馬進行反擊。雙方劍拔弩張,其勢一觸即發。這時,昭君的女兒雲、女婿須卜當挺身而出,設法彌合。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烏珠留單于死,雲、當欲與漢和親,又素與鹹友好,見王莽曾拜鹹為孝單于,故越輿而立鹹(輿與鹹皆為烏珠留單于之弟)為烏累若鞮單于。烏累既立,雲、當勸他與漢和親。天鳳元年(公元14年),雲、當派人到西河虎猛制虜塞下求見和親侯王歙。王莽派王歙和他的弟弟展德侯王颯(歙、颯俱為昭君之兄子)使匈奴,賀單于初立,並贈黃金、衣被、繒帛。在雲、當的斡旋及單于的努力下,漢匈關係又出現了一線光明。但因“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天鳳二年(公元15年),王莽遣王歙與五威將王鹹等送還前所斬匈奴侍子登,單于派雲、當子男大且渠奢(即須卜奢)等至塞迎接。後來,漢封須卜當為後安公,當子須卜奢為後安侯。天鳳五年(公元18年),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屍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這也是昭君和親的一點影響。)為了再次爭取漢匈關係的和好,匈奴單于又派遣須卜居次雲及其婿須卜當,兒子須卜奢,還有王昭君次女當於居次的兒子醯櫝王(醯櫝王中途回匈奴)再度出使長安。王莽並把他的庶女陸逮公主王捷嫁給須卜奢。想出兵輔立須卜奢為匈奴單于。恰在這時,王莽被殺,雲、奢亦死。
從這段歷史發展來看,漢匈雙方都在利用王昭君的親屬,如女兒、女婿、外孫等充當政治交往的代表,可見昭君出塞在漢匈關係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深遠的影響。 王昭君曾經是兩個民族的和親使者,她在我國歷史上已經成為民族團結的象徵。這一點,由後代流傳在漢匈地區美好的民間傳說也可以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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