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後，中國思想界發生的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論爭，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論爭之一。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勸說人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他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中國，認為“根本解決”是“自欺欺人的夢話”“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1919年8月，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針鋒相對地批駁胡適的主張，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的”，“是並行不悖的”，研究問題須有主義為指導。同時，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為此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因此，談主義是必要的，不宣傳主義，沒有多數人參加，不管你怎樣“研究”，社會問題永遠也沒有解決的希望。李大釗運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在這場論爭中，李大釗和各地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依據他們的認識水平，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的實際需要，說明了對中國社會進行一次徹底革命的必要性。這場論爭對於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