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該書共七章,梳理了近代萍鄉煤礦自其1892年創辦至1939年因日軍侵贛自毀共48年的歷史,特別是就企業定位、體制、管理、資本運作、經營等對其在近代中國工礦業經濟和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作品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萍鄉煤礦的創建(1892—1908) | 第三章 商辦萍鄉煤礦(1908—1928) | 第四章 官辦萍鄉煤礦(1928—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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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的意義 第二節 研究的狀況 第三節 史料來源和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思路與創新 | | 第一節 漢冶萍體制 第二節 銷售與銷售管理 第三節 組織、人事與財務管理 第四節 生產與生產管理 第五節 “生產型”萍鄉煤礦的資本收益 | 第一節 “管理型”企業的企業定位 第二節 官辦萍鄉煤礦的“管理” 第三節 資本效益 |
第五章 與地方小煤窯的競爭 | 第六章 資本與產業鏈的制約 | 第七章 時局與應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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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礦區爭奪 第二節 權力行銷 第三節 與小煤窯資本效益的比較 第四節 與小煤窯產能規模的比較 | 第一節 國內外資本的“輸血”與“抽血” 第二節 下游產業鏈與同業競爭的制約 第三節 交通運輸的制約 | 第一節 對辛亥革命的應對 第二節 對北洋政府的應對 第三節 對國民政府的應對 第四節 對工人運動的應對 第五節 對戰爭的應對 |
創作背景
企業史研究一直是中國經濟史研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伴隨著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國各地以研究廠史為主題的著作幾乎占同時期經濟史成果的1/3。改革開放之後,史學界迎來學術研究的春天,在洋務運動研究熱的帶動下,企業史研究重新成為研究重點,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國家推動企業改制之後,企業史的研究再掀高潮。一批近代史上的著名企業如輪船招商局、漢冶萍公司、福州船政局、大生紗廠、榮家企業、民生公司、開灤煤礦等均有研究專著不斷出現。在此背景下,《商辦到官辦:萍鄉煤礦研究》對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
作品思想
該書從產業鏈的角度和企業可持續發展與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關係角度對近代萍鄉煤礦進行了研究。該書指出,適度的資本運作和擁有健全的上下游產業鏈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戰略安排。同時,該書強調,穩定的政治局面,安定的社會環境,當權者良好的法治意識,是企業獲得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根基所在,兩個可持續發展間的關係,即工礦業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間的關係是互為依存的關係,無所謂孰輕孰重。另外,該書還肯定地指出,近代萍鄉煤礦除其籌辦期(即漢陽鐵廠駐萍鄉煤務局時期)與萍鄉小煤窯進行了以“公司+農戶”模式的適度資本運作經營外,其後一直“求大求全”,在以漢陽鐵廠為龍頭的下游重工業產業鏈不健全甚至缺失的情況下,近代萍鄉煤礦自其機礦竣工之日起就出現了產能嚴重過剩局面。因此可以說,近代萍鄉煤礦的企業經營是失敗的,其悲劇的歷史命運是由企業舉辦者的經營理念、經營水平以及國家當權者的執政理念、執政水平共同決定的(從某種角度說,遭受外來侵略也是國家當權者執政理念、執政水平的結果)。近代中國之所以沒能崛起,即近代中國工礦業經濟建設、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建設沒能可持續發展的原因之一,即在於企業經營者和執政者沒能正確地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
該書重點分析研究了商辦、官辦兩種不同體制下萍鄉煤礦的企業特質,指出:無論何種體制下的企業,如要獲得可持續發展,企業舉辦者就必須把企業打造成兼具“銷售型”“管理型”“生產型”三大特質於一身的“綜合型”企業,不可偏頗。然而,該書發現,在商辦時期(1928年前)萍鄉煤礦並不具有“銷售型”和“管理型”企業的特質,純粹是一個為了生產而生產的“生產型”企業。而在官辦時期(1928—1939),出於對工人運動和緊鄰萍鄉的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懼怕,國民政府對萍鄉煤礦採取的是“萎縮型”維持的經營策略,所以,官辦時期的萍鄉煤礦不僅不具有“銷售型”企業的特質,而且也不是一個“生產型”企業,淪落成了一個為了管理而“管理”的“管理型”企業。由於近代萍鄉煤礦始終不具有“銷售型”企業的特質,所以,“權力行銷”(含“性價比行銷”“情感行銷”“依存度行銷”“對手打擊行銷”)便成為近代萍鄉煤礦產品銷售和賴以生存的主要手段。
出版信息
作者簡介
陳慶發,1965年生,江西贛州南康人。1988年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1991年吉林大學歷史系日本史方向碩士畢業,2010年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歷史系近現代中國社會經濟史方向博士畢業。現任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