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本論是近代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主張以振興商務為中心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強調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是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共同特徵。王韜首先批判重本抑末，提出“商為國本”的觀點，指出西方諸國所以國富兵強，皆在於“以通商為國本”(《弢園文錄外編》卷二，《遣使》)。認為中國如能師法西方，恃商為國本，外則可以有效抵制外國的經濟侵略，內則可使國富。王韜提出“商富即國富”(同上書卷十，《代上廣州府馮太守書》) 的觀點，實質上就是將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看作富國的基礎，這同地主階級頑固保守思想家將“本富”，即將封建農業經濟看作富國的基礎有著本質的區別。薛福成一反將商看作“四民之殿”的傳統，提出“握四民之綱者商也”(《庸庵海外文編》卷三)。
鄭觀應也說：“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盛世危言》)。馬建忠的“富民說”更典型反映了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思想家的重商特徵。他在1890年所寫的《富民說》中，把金銀視為財富，認為“所以為富者，莫金銀礦若”。主張通過開採金銀礦和爭取對外貿易順差積累貨幣財富，將對外貿易局看作求富之源，認為“求富之源，一以通商為準”。為爭取貿易順差，馬建忠主張“精求中國固有之貨，令其暢銷”，實行保護關稅政策。馬建忠的重商思想帶有西方晚期重商主義的色彩，但又具有自己的特點。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都認為西方各國國富兵強，在於他們以商為國本; 中國要富強，只有效法西方，振興商務。在萬國競事通商於中國，中國利源外流形勢下，要堵塞漏卮，挽回利權，就應振興商務，以與彼爭。他們都強調以商為中心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帶有不同程度的重商思想。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甲午中日戰爭之前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還是以商品輸出為主; 他們憑直觀看到西方對華貿易的經濟掠奪，致使中國銀罄民貧，而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近代工商業還剛剛誕生，他們對資本主義生產與流通過程及各經濟部門的關係還不可能有深刻的了解。以後隨著國內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及列強對華資本輸出的增加，一些資產階級維新人士便逐漸將注意力從流通轉向工農業生產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