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教授歷時15年完成的《商周逸詩輯考》一書，近日由黃山書社出版。全書從140餘種文獻典籍中，共輯得各類逸詩600餘篇（含附錄中的夏“詩選萃”），並分別對其進行了校考與編年。這在建國以來所有的輯佚學著作中，是並不多見的。作為第一部專門輯佚商周逸詩的著作，本書的出版，與《詩經》、《楚辭》互為配合，為全面認識與把握先秦詩歌的藝術風貌、流變特徵等，提供了一份可資參考的“古逸”讀本。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商周逸詩輯考
- 作者：王輝斌教授
- 時長：15年完成
- 出版社：黃山書社出版
自序,凡例,後記,
自序
12世紀的中末期之際，詩人陸游在其故里越州山陰，寫下了一首歌行類樂府的名篇《會稽行》，其篇末有云：“古詩三千篇，安知闕吳楚。”詩中所言“古詩三千篇”，與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所言之“古者詩三千餘篇”，甚為扣合，表明在司馬遷之前的“古”時，是確有“詩三千篇”流行於當時的。但為司馬遷所言及的“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之時卻只剩下了“詩三百”，漢人為了彰顯這“詩三百”的經典性，就將其一變而為人們所熟悉的《詩經》了。雖然如此，但“三百篇”之外的2700篇逸詩，卻至今不知所何。由兩漢而南北朝，再由南北朝而隋唐，從事詩歌創作的文學家雖然成百上千，但搜輯、整理逸詩的學者卻幾乎等於零，這從一部《十三經註疏》即略可窺其一斑。這是一種頗值注意的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的存在，是導致2700篇逸詩至今下落不明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此，人們在論及先秦詩歌時，便大都在《詩經》、《楚辭》中討生活，而很少有能跳出這一圈子的，久而久之，《詩經》與《楚辭》，就成為了先秦詩歌的一種代名詞。
商周逸詩輯考大約自南宋中興之年始，對逸詩的輯佚與整理，才引起了當時學者們的注意，其後則代有繼人，且直至於今日。其間，王應麟《困學紀聞》、馮唯訥《古詩紀》、楊慎《風雅逸篇》、鐘惺《新刻逸詩》、沈德潛《古詩源》、朱彝尊《經義考》、郝懿行《詩經拾遺》、周應賓《九經逸語》、馬國翰《目耕帖》、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就都屬於這方面的一些程度不同的成果。其中，又以馬國翰《目耕帖》卷二十二《詩十·逸詩》尤具特點。馬國翰是有清一代極具成就的一位著名學者，曾被梁啓超稱之為清代兩位輯佚學大家之一，其《玉函山房輯佚書》共輯得各類佚書近600種，數量之多，在中國輯佚學史上幾無可比。馬國翰於逸詩的輯佚，數量雖然只有110篇左右（多為有目無篇者），但卻首次將其以類相分，即：“僅存篇目者”、“有篇辭可考者”、“逸句有篇目可考者”、“逸句無篇目可考者”。這種輯佚體制，不僅條目清晰，便於把握與認識，而且也釐清了逸詩輯佚中的相關問題，故堪值稱道。但從總的方面講，由王應麟而逯欽立近千年間的逸詩輯佚成果，也是不無問題的，有的還較為嚴重，如互為重迭、陳陳相因，將一篇斷為幾篇，或將一篇以多題輯錄，將商周逸詩作夏代逸詩，或作漢人之詩，以及一篇兩錄甚至三錄等，即皆為其例。雖然如此，但其於逸詩輯佚的篳路藍縷之功，卻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我因自1993年始，就計畫著要將文學史的研究打通關，所以在1997年7月出版了《先唐詩人考論》一書後，便開始了屬意於逸詩的訪尋與搜輯。首先是對《十三經註疏》和《諸子集成》兩部大書的普查，繼而則擴展到對《漢魏叢書》、《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四庫全書》、《續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等大型文獻中的相關典籍進行檢索，最終歷時14載，共從140餘部子史文集中輯錄了包括殘句在內的近800篇逸詩。之後，又於2011年用了約10個月的時間，對這800篇逸詩的真偽進行了逐一考察與甄別，而使其總數達到了約600篇。對這約600篇逸詩之輯佚，雖然時斷時續，但我前後卻用了整15年的時間，而今想來，這實在是有點得不償失的。經過甄別後的這約600篇逸詩，由於其年代並不限於“詩三百”之時，而是包括其後之各類逸詩，即所輯者主要在商、周兩朝，因而便將其名之為《商周逸詩輯考》。所謂“輯考”，是指全書之於商周逸詩的輯佚，主要由“輯錄”、“校考”、“斌案”三者所組成。“輯錄”重在對所搜輯的每一篇逸詩交待出處（含作者、書名、版本、卷次、篇名），並原文引錄該逸詩在某書中的某一段文字（上述包括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在內的所有關於逸詩輯佚成果之所謂“並序”者，均非原文引錄，乃皆撮其大意而為之）；“校考”是指對所輯錄逸詩之異文進行校勘與考訂，並於他人他書之校勘、注釋擇其要者全文引錄，意在彰其首創之功；“斌案”主要是對所輯錄之逸詩進行編年與“偽詩”辨正。三者各司其職，合則為對一部商周逸詩總集的輯考。
作為一部專門輯考商周逸詩的著作，《商周逸詩輯考》所表現出來的特點，要而言之，主要有這樣的幾個方面：一是商周兩朝逸詩之完什殘篇，基本上已為本書所囊括，其為與《詩經》、《楚辭》相配合而了解商周兩朝詩歌的創作全貌與文學成就，提供了一個較為真實可靠的“古逸”讀本。二是仿馬國翰《目耕帖》卷二十二《詩十·逸詩》之體制，將全書所輯錄逸詩分為四類，即 “目辭俱存者”、“有篇目逸句”、“無篇目逸句”、“僅存篇目者”。並根據逸詩年代之不同，而於《殷商逸詩》、《西周逸詩》、《東周逸詩》三大板塊中，進行了不同情況之分類，綱目清晰，編排周全。三是對全書之逸詩進行了較為全面之校考與編年，有助於對商周逸詩的發展概況、嬗變規律等之認識與把握。四是憑藉本書之“輯錄”與“校考”，可較為全面地了解上述歷代各家有關逸詩輯佚之得失，並可資對商周逸詩輯佚史的撰寫。五是本書無論是“輯錄”、“校考”抑或“斌案”，於所引資料全部標明出處，以備屬意者查對與覆核，或作進一步研究之用。六是於“校考”與“斌案”中，訂正了若干各類子史文集中有關逸詩作者、作年、篇目等方面的記載之誤。七是為研究“前樂府”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所謂“前樂府”，是指存在於漢代“樂府”機關之前的一些樂府詩，也即為《古今樂錄》等所收錄的一些“商周樂府”。
本書之末附有《夏朝逸詩輯萃》一編。之所以將其作為附錄，而不與商周逸詩合為一集者，主要是考慮到這些“夏朝逸詩”的可靠性問題。一般來說，大凡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者，都習慣於將夏商周三朝的詩歌作為一個文學流程以待，這與歷史學家所稱道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乃不謀而合。但作為“斷代工程”之上限的夏朝，其文學的衍生與發展究竟如何，由於地上與地下兩個方面的資料之所限，因而誰也不敢貿然下結論。正因此，現所存見之“夏朝逸詩”，就自然存在著一個真偽辯識的棘手問題，故為穩妥起見，本書特以“集萃”之形式作為附錄，以俟淹貫者。
從文學史的角度言，本書所“輯考”的對象，應該稱得上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源頭”的，但這一“文學源頭”所表明的是，華夏民族最早的文學，似乎並不出自“杭唷杭唷派”，或者說其與“杭唷杭唷派”之間所存在的時間距離，乃是相當久遠的。固然，“杭唷杭唷派”之提出，雖然屬於魯迅的一種推測，一種猜想，但若日後有出土文物或考古實物能確證者，則“杭唷杭唷派”的真實身份即可大白於天下。斯時，本書之“輯考”對象，就自然只能稱之為華夏民族“文學源頭”之第二了。但願本書的“輯考”對象，能作永遠的“文學源頭”之第二，而不是第一，如此，則“杭唷杭唷派”之存在，就屬於有文獻可證之史實了。
最後所需說明的是，所謂逸詩，主要是應指為“詩三百”整理者所刪之詩，也即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之商周詩（假如孔子確曾刪詩），但本書之商周逸詩，卻將司馬遷所言“古者詩三千餘篇”之後的部分東周詩，也包含其內，即也進行了輯錄。之所以這樣作，關鍵在於能使包括東周詩在內的商周逸詩，可與《詩經》、《楚辭》並存，而成已知的商周詩之全。至於“詩三百”之後的東周詩是否可稱為逸詩者，本書《後記》對此已有專門之論述，這裡就不予重複了。
凡例
一、本書為輯錄與校考商周二代逸詩之專書，共從140餘種子史文集中輯得各類逸詩近600篇，其數量雖然只有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所言“古者詩三千餘篇”的五分之一，但現所存見之各類商周逸詩（不含出土文物中之商周逸詩），已基本為本書所囊括。
二、本書所輯錄之商周逸詩，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為《殷商逸詩》，中編為《西周逸詩》，下編為《東周逸詩》。對於殷商、西周、東周的年代劃分，主要以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冊為準，即：公元前1562年（？）—公元前1066年（？）為殷商，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1年為西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為東周。其中，東周又被稱為“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公元前481年）。又，從公元前402年—公元前256年的146年，雖然被歷史學家稱之為“戰國”時期，但周王室的實際滅亡卻是在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因此，本書亦將這一時期歸入東周，即本書的東周之所指，為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所以，本書所輯錄逸詩之年限，實際上為公元前1562年（？）—公元前256年，凡1300年。
三、本書對於商周逸詩的定義，以中華書局2006年版桂馥《札朴》卷二對“逸詩”之認識為準：“古者謠諺皆謂之詩，其采於遒人者，如《國風》是也；未采者，傳聞里巷，凡周秦諸書引詩不在四家編內者，皆得之傳聞，故曰逸詩。”並從《古詩歸》、《古詩源》等之例，將具有韻語特點的“銘”、“箴”、“繇”、“頌”等，也一併輯錄。
四、本書將所輯錄之商周逸詩分為四類，即：（一）“目辭俱存者”；（二）“有篇目逸句”；（三）“無篇目逸句”；（四）“僅存篇目者”。其中，《殷商逸詩》為“目辭俱存者”、“無篇目逸句”、“僅存篇目者”三類；《西周逸詩》為 “目辭俱存者”、“有篇目逸句”、“無篇目逸句”、“僅存篇目者”四類；《東周逸詩》為“目辭俱存者”、“有篇目逸句”、“無篇目逸句”、“僅存篇目者”四類。
五、本書除逸詩原文外，主要由“輯錄”、“校考”、“斌案”三者所構成。“輯錄”重在對所輯錄之逸詩交待出處（含作者、書名、卷次、篇名與原文引錄）。“校考”則包括：（一）對逸詩篇目之取捨（不同載籍所引錄之逸詩篇目亦不相同）與新立篇目作必要的材料交待；（二）對各書所引錄之同一逸詩中的異文進行校訂與考核；（三）對重要的異文全文引錄以備作進一步考察之用；（四）對附於各書逸詩之中或之末的有關校勘、注釋等，擇其要者一併輯錄，並對其錯誤作必要考訂。“斌案”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有關逸詩的真偽進行考辨；二是對所輯錄之全部逸詩進行編年。
六、本書所輯錄之全部逸詩，無論何種類型，皆效《古詩歸》、《古詩源》等之所為，即概名之為“古逸”，且稱“此篇”而不作“此首”，連章體則稱“此章”或“第一章”、“第二章”等。屬於“無篇目逸句”之連章體者，則以“則”相稱，如“二則”、“三則”等。
七、本書對所輯錄之記載某一逸詩之原文或引文者，其輯錄本無能是否斷句、標點，為統一體例故，均重新進行斷句、標點，並且只使用逗號與句號兩種標點符號。一般情況下，單句末為逗號，雙句末為句號。
八、本書於“輯錄”、“校考”、“斌案”中所引各書，凡屬首次引用者，均標具作者姓名、書名、卷次、篇名等，其後引用者則省去作者姓名。至於其版本概況，具體參見本書《引用書目》。又，本書於“輯錄”、校考”、“斌案”中，凡引用中華書局影印本《諸子集成》之各書而有闕文者（如《呂氏春秋》卷五《仲夏紀第五》只存《古樂》篇目而無原文等），即依嶽麓書社排印本《諸子集成》以據補，並加以註明。
九、本書在“輯錄”、“校考”、“斌案”中，凡言及“今本《詩經》”者，所指皆為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高亨《詩經今譯》之《詩經》白文。
後記
輯考商周逸詩，對於我來說，不僅是一個全新的課題，而且也是一次較為嚴峻之考驗，因為在此之前，我既不曾對先秦文學進行過專題研究，也不曾與輯佚學打過任何交道。而此，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現存的各種商周詩歌，特別是周朝後期的各類詩歌，是否都可稱之為逸詩，即對逸詩的年代範圍究竟應該如何界定與裁斷，或者作何種時限方面的定義，其依據又何在，等等，在此之前，我都不曾作過理性上的思考。
一般而言，所謂“逸詩”，應該是指為“詩三百”所未選收之詩，也即為《詩經》所逸之詩。作這樣理解，是因為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曾明確指出，“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而成“三百五篇”。為人們所爭論不休的“孔子刪詩”說，即因此而始。孔子生前是否對“古者詩三千餘篇”進行過整理而“去其重”，這裡不作討論，但據此將孔子之前或之時的各類商周詩稱之為逸詩，則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即是說，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之所載，逸詩之所指，應主要為“古者詩三千餘篇”被整理成“詩三百”後所陶汰的那2700多首“古詩”。這種認識，主要是就逸詩所指年代範圍而言。
但從逸詩輯佚史的角度審視，歷代輯佚者對於逸詩年代範圍的認識，卻與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之所載並不一致。比如，明代文學家楊慎的十卷本《風雅逸篇》，即為典型的一例。僅由書名看，可知“風雅逸”三字，乃與“詩三百”是完全關聯的，因為文學史家一般都將“風雅”作為“詩三百”或《詩經》的代名詞以待，而“逸”則自然是指為“風雅”之所逸者，但全書所收之“風雅逸篇”，其作年卻有近三分之二是在孔子之時與之後的。即是說，《風雅逸篇》所選收之周朝的“逸”詩，在時限上是包括整個周王朝在內的。再如由明人鐘惺、譚元春所選編並點評的《古詩歸》一書，其卷一、卷二選收的124首“古逸”，其中屬於孔子之時與之後者，就有近泰半之多，這一事實表明，在鐘、譚二人看來，上古時期的所謂逸詩，主要是指夏、商、周三朝約1300年的詩歌的。與鐘惺、譚元春持相同看法者，為清代沈德潛的《古詩源》。《古詩源》凡14卷，收詩止於六朝末期（也即隋初），第一卷為“古逸”，共選收了先夏、夏、商、周四個時期104題130首詩，其中，亦有半數為孔子之時與之後的上古“逸”詩。而即使是於《目耕帖》卷二十二專門輯錄逸詩的清末學者馬國翰，其所輯錄之逸詩，也有不少為孔子之時與之後者的東周詩（具體參見《商周逸詩輯考》之《東周逸詩》部分）。凡此，均可表明，在明清時期文學家與學者們的認識觀中，逸詩所指的年代範圍，乃是包括孔子生活之時與之後的整個東周在內的。即是說，為孔子“去其重”之後的周代中、晚期詩歌，也是可以稱之為逸詩的。這樣看來，可知逸詩是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的：狹義的逸詩，是專指為“詩三百”整理者所陶汰之詩，其年代下限在孔子“去其重”之前與之時；廣義的逸詩，則是指除《詩經》、《楚辭》之外的所有夏、商、周三朝詩歌，當然也包含一些為歷代詩選家所必選的所謂“先夏詩”。
弄清楚了逸詩的年代範圍，並不等於說對逸詩已有了一個全面的認識，因為還有一個關於逸詩的類別問題，即在夏、商、周三朝，什麼的詩才可稱之為逸詩，或者說，逸詩具體包括哪些品類。對於逸詩的這一方面的認識，清代學者桂馥在《札朴》卷二中曾如是寫道：“古者謠諺皆謂之詩，其采於遒人者，如《國風》是也；未采者，傳聞里巷，凡周秦諸書引詩不在四家編內者，皆得之傳聞，故曰逸詩。”在桂馥看來，“古者謠諺”與“傳聞里巷”的那些“古語”、“俗語”、“古人言”等，都是可以稱之為逸詩的。雖然如此，但在具體輯佚的過程中，也還存在著一些認識不盡相同的問題，如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以及上所例舉之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沈德潛《古詩源》，就都於其“逸詩”或“古逸”中收有“銘”，而明人馮唯訥的《古詩紀》卻沒有“銘”。由於受馮唯訥《古詩紀》的影響，而使得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也將“銘”拒之於門外。從文體學的角度言，上古時期的“銘”因具有韻語的特點，而與“歌”、“辭”等乃屬於同一品類範疇，所以，王應麟《困學紀聞》、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沈德潛《古詩源》將“銘”作為“逸詩”或“古逸”以待者，是頗符合上古時期人們對詩歌或者逸詩的認識的。
正是基於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所以，本書在對“商周逸詩”進行輯考時，即是將其年代的下限由“去其重”之孔子生活的時代，擴展到了東周滅亡的公元前256年的，而其品類，則包括“銘”、“操”、“謠”、“辭”、“歌”、“箴”、“繇”、“頌”、“誦”、“引”、“語”、“言”等各種具有韻語特點的樣式。而前者，即是在本書的《自序》與《凡例》中，都曾言明將孔子之後的周代詩歌當作逸詩輯錄的原因之所在。即是說，本書對於逸詩的種種輯錄，所著眼的主要為廣義的逸詩。正因此，才使得我在經歷了15年的逸詩輯考之後，終於迎來了這部40餘萬字的《商周逸詩輯考》的出版。這既是我研究商周詩歌的一份成果，也是我涉足輯佚學的一種收穫，所以，15年的輯佚之苦，即皆因此書的出版，而得以化為一種愉悅之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