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思史觀（智創史觀）是針對唯物史觀的局限性而提出的新的社會歷史觀，也是人類正確認識自身社會歷史何以發展的新的思想方法。“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史觀，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是不充分的。它只是論證了人類與其他動物共有的初級規律的作用，沒有論述人類獨有的高級規律——唯思史觀的作用，所以無法對人類將意識升華為思想，反作用於客觀實際，成為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決定性力量，從而部分改變了自在世界、建立起人工界的真實的歷史發展進程作出合理解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唯思史觀
- 別名：智創史觀
- 創始人：張躍
- 理論來源：舊史觀
基本概念,形成過程,主要內容,區別,
基本概念
與完全憑藉求生本能唯物質地生存在這個星球上的其他物種不同，人類社會主要是依靠思想力推動前行的——人類社會的每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進步和長期繁榮，都是思想解放、文化進步、觀念更新、制度創新的結果。人類脫離自然界、邁入人工界的進程愈是加快，與其他本能性發展物種有著本質區別的思創性發展特徵就愈加明顯。這種強調人的思想力對推動人類社會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新的社會歷史觀，即是唯思史觀，也可以稱作智創史觀（魯迅：“知識不是力量，智慧才是。”）。
唯思史觀中的“思”，指人類思維活動形而上的產物，如思想、文化、道德、觀念、法律、制度、政策、科技發明、管理方法等等；而物質，則指獨立於人類的自然存在，以及人類思維活動形而下的產物，如桌椅、電腦等等。唯思史觀認為：與其他物種不同，人類是依靠思想成果的推動，由自然界逐步邁入人工界的。作為世間獨有的主要依靠創造性思維發展的物種，思想力才是人類社會最大財富。思想力高度解放的社會，必定是人類精神及物質財富最為豐富的社會。因為同樣存在會產生不同思想（唯思史觀不探討為什麼置身於同樣社會存在的人會產生不同的思想——這或許是因為每個人的大腦構造、基因廩賦不同，或許是因為佛家所說的眾生之藏識不同），所以人類各種思想的產生以及由思想推動的人類歷史的發展都充滿了不確定性，沒有固有的客觀規律。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制度，才能最大限度保證人類社會被正確思想所引導，最大限度保證絕大多數人的思想力都能融入建設美好社會的進程中。
形成過程
唯思史觀為北京師範大學經管學院教師張躍獨自創立。張躍2000年在北師大講課時開始用唯思的觀點講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經濟思想史，但當時他還沒有抽象出“唯思主義”、“唯思史觀”等新的概念；2006年，張躍開始正式用唯思史觀闡釋歷史。因為這一新的社會歷史觀對歷史的解釋更為合理，獲得極高評語（參看歷年來北師大學生對張躍的匿名評語）。
主要內容
唯思史觀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論點，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1、人類之所以能夠從自然萬物中脫穎而出，建立起人工界，是因為人類擁有無比強大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即思想力——當人類把思想力作用於外部世界的時候，世界被人類部分改變了。因此，推動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真正動因，不是作為客體出現的物質財富，而是作為主體的思想的力量。一部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史，就是人類思想不斷進步、創造和發展，使人類由自然界邁入人工界的歷史。人類脫離自然界、邁入人工界的進程越是加快，與其他本能性發展物種有著本質區別的思創性發展特徵就越加明顯。作為世間獨有的主要依靠創造性思維發展的物種，思想力是人類獨有的能創造財富的財富——思想力解放程度高的社會，必然會比思想力解放程度低的社會創造出更豐富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只有思想的解放、文化的進步、觀念的更新、制度的創新、政策（向更為合理方向）的轉變，才能最大限度發揮每個人的思想創造力，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使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發展成為可能。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
明治維新原本是一批思想保守的封建武士因為不滿執政的幕府政權積極向西方學習的開國政策，在部分同樣對幕府統治心懷不滿的地方藩國勢力的支持下，打著“尊王攘夷”（多么像中國義和團的“扶清滅洋”！）的旗號發動的一次反改革政變。滑稽的是，這些反叛者上台後，因為不知道該如何治國，於是發揚日本人不恥上問的好傳統，將新政權三分之二副部級以上高官全部裝到從美國租來的一隻小客輪上，送往歐美先進國家考察學習，史稱“岩倉使節團”。對先進國家將近兩年的深入考察，使這批政府精英徹底轉變了思想。他們“始驚、次醉、終狂”，回國後，立即效法西方，對日本進行全面徹底的現代化改造。首先，果斷中止政府主導發展經濟的低效率的“殖產興業”政策，代之以在競爭性領域全面推進“國退民進”政策，主動將普遍經營不善的國企以極低價格轉讓給民間，使其迅速做大做強；同時，全身心投入國家的現代化制度建設，大力推進對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全面移植，在普及現代化教育的同時，努力為社會提供一個現代化的秩序平台。統治精英集團的思想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制度創新的有效實施，使日本迅速改變了落後弱小的面貌（對這段歷史的詳細分析，請查閱張躍發表在《東北亞論壇》2006年第5期上的<還歷史本來面目——重新審視日本明治維新>）。
2、人類思想活動形而上的結晶，包括思想、文化、道德、觀念、法律、制度、政策、科技發明、管理方法等等；而物質，則指獨立於人類的自然存在，以及人類思想活動形而下的產物，如桌椅、電腦等等。人類思想結晶產生的先後順序及其影響人類社會的重要性程度，一般依三個層次展開：思想、文化、道德、觀念等為第一層次，最為重要；法律、制度、政策等次之；科技發明、管理方法等又次之，而包括經濟發展在內的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及財富的增加，不過是上述三個層次的思想成果依次作用的結果而已。
因此，社會的創新，首先在於思想文化觀念的創新，由此貫徹到法律、制度、政策層面，進而通過法律、制度、政策的創新，帶動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創新。以中國歷史為例：
劉邦建立漢朝與朱元璋建立明朝時，同樣都面臨著多年戰亂留下的巨大創傷：人口和社會財富銳減、百業凋敝、民不聊生。劉邦聽從了書生陸賈的建議，一改秦代苛征暴斂、嚴刑峻法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採用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採取了一系列放鬆政府管制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包括政治上恢復地方自治，將80%以上土地分封，基本上不干涉各郡國內部事務；經濟上允許民間資本自由進入包括鹽鐵、鑄幣等關乎所謂“國計民生”的所有競爭性領域，“與天下同利”；文化上允許自由爭鳴、甚至書生在皇帝面前辯論異常敏感的政治話題，後者還能以“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輕輕化解）。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由漢初“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窘迫局面發展到“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史記·平準書》），實現了政府與百姓共同富裕。
朱元璋的統治思想則完全相反。他不僅在政治制度上廢除宰相，將君主集權專制推向極致，還在思想文化上藉助抓教育來維護集權統治，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欽定的《四書》、《五經》為內容，以程朱理學為標準，迫使讀書人為應付官府壟斷的科舉考試而苦苦背誦官方規定的標準答案，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朱元璋還通過戶帖、路引制度，將百姓固定在方圓百里的土地上，不得自由流動。同時“北修長城，南禁海貿”，將自家籬笆扎得緊緊的，儘量減少與外部世界的往來。朱元璋保守、專制、封閉的思想及政策，嚴重影響了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如戰亂前經濟、文化最為繁榮江南地區，直到一個世紀後的弘治年間才開始復甦（成書於弘治年間的《寓圃雜記》載：“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鹹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凡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盛。”）。有明一代，原本全面落後於東方的歐洲，則通過文藝復興、思想解放、宗教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地理大發現，很快把中國甩在身後！不難想像，如果朱元璋有漢高祖、宋太祖那樣的胸襟，有彼得大帝、明治天皇那樣的開拓性思維和積極進取思想，那么憑藉早已獨步全球的強大海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歐洲的造船水平還遠不如五百年前的中國宋代），中國極有可能先於歐洲稱雄世界。
3、唯思史觀認為，唯物史觀的缺陷在於低估乃至漠視了作為社會歷史創造者的人的思想的多樣性和選擇性，看不到人類創造性思維在推動人類社會前進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人的創造性思維能力並非由客觀存在所決定的，相同的客觀存在對於不同的人們可能產生的意識亦有不同，更無法決定產生什麼樣的思想——決定產生什麼樣的思想，是思想者的思維能力。因此，置身於相同社會存在的人們，會產生不同的思想。正如休謨“想像自由原則”所指出的那樣：印象不過產生簡單觀念，每個人都會在內心中自由組合各種觀念，從而產生印象中所沒有的新的複合觀念（即新的思想）。環顧我們身邊熟人，在相同的社會條件下，由於每個人思想觀念及思維能力的差異，導致事業與成就天壤之別的例子比比皆是。
既然人類思想的產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沒有固有的客觀規律，那么由人類思想推動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具體進程，就沒有必然性可言。進而言之，與存在某些機械性客觀規律的自然界不同，在人類社會中，每個人都不同於自然界中均質的分子，都有自己的思想、道德、觀念、習慣，都在（主要根據每個人的能力大小及其所處社會階層的高低）對社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千千萬萬處於社會不同階層的能力大小不等的擁有不同想法的人之間的不間斷的博弈，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存在無數的變數和不確定性。因此，由人類思想推動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進程也就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那種斷言人類社會必然遵循某種既定規律，向著可預的、既定的發展模式前進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
對人類社會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既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其之所以能夠在某個時期成為主流、主宰社會，並非是符合了臆想的“歷史發展客觀規律”，而僅僅是因為這種思想的擁有者能力超群、機遇奇佳。很多人鼓吹或信奉歷史必然論，是因為它既是勝利者成王敗寇式的說辭，又是失敗及失誤者掩飾錯誤、自我安慰時的託辭，還暗合了大眾普遍存在的追求某種確定性的心理——正是因為人類社會發展存在著無數的變數和偶然性，使芸芸眾生覺得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因而祈望能從紛繁的社會現象中找出某種易於認知的規律，以及能掌握並運用這種規律的人來，以寄付自己的身心。於是形形色色的自稱發現並掌握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人出現了——他們以真理的化身自居，以救世主的名義欺騙、操縱、愚弄人民，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古今中外，越是堅稱唯有自己擁有絕對真理、能夠指明眾生必經之路的宗教，越是容易吸引狂熱信徒；人類歷史上的多次浩劫，都與這種依託歷史必然論而產生的宗教意識有關。
4、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制度，才能最大限度保證人類社會被正確思想所引導、最大限度保證絕大多數人的思想創造力都能融入建設美好社會的進程中。
唯思史觀認為，人類最具獨創性的社會行為，是交換產品——包括交換思想產品與交換物質產品。雅各布斯在《城市經濟》中正確地指出：不是生產促進了交換，而是交換促進了生產。交換產品是水龍頭，生產的增加是流出來的水——不先擰開水龍頭，水是不會自動流淌出來的（即如果沒有產品交換市場，人們就會滿足於自給自足，而不去生產“多餘”的產品）。而交換市場的發達，對更多產品的需求，呼喚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了社會分工和科技進步。交換市場的發達與否直接決定了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速度。人類的交換行為不僅提高了物質文明水平，還提高了精神文明水平。所謂自然經濟社會人心淳樸、商業社會使人墮落的斷言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孟德斯鳩說：“有商業的地方便有美德。”而習慣於自給自足、很少與外界交換的民族，其“美德”僅限於極小範圍，不具有普遍性。歷史上，遊牧社會的發展之所以總是遠遠落後於農業社會，是因為在地廣人稀的大草原上，人類獨有的兩個市場都不如農業社會發達；工業社會之所以能夠迅速超越農業社會，同樣是因為在城市商工社會裡，兩個市場都比農業社會更為發達。
思想產品市場的正常運行，有賴於對基本人權的尊重與保護，以及政治、宗教寬容帶來的思想解放；一般產品市場的正常運行，有賴於私有產權的確立及保護、法治社會的建立，以及法律、契約、公平交易意識的形成。縱觀人類歷史，不難發現：凡是兩個市場都能正常運行的社會，必定是日益繁榮的社會；兩個市場都無法正常運行的社會，必定是走向衰敗的社會。前者如中國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清明上河圖》中的北宋時期，以及蒙古軍隊蹂躪前的阿拉伯世界、啟蒙運動後的西歐等等；後者如西漢武帝時期、明初朱元璋時期、歐洲黑暗的中世紀等等。而一個市場發達、另一個市場萎縮的社會，其社會發展水平當介於兩者之間。
如今人們大多重視發展一般產品市場，沒有意識到思想產品市場的發展更為重要。然而根據唯思史觀，思想力才是人類社會最為寶貴的、能夠創造財富的財富——思想市場越發達，社會成員的思想創造力就越能被充分激發出來，就越有可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以中國歷史為例，春秋戰國、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北宋時期等等，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為寬鬆、思想最為解放的時期，中國社會在那些歷史階段所取得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最多、創造出的物質財富也最為豐富（春秋戰國時期還應該將常年戰亂造成的損失排除後加以評估）。
因此，唯思史觀強調的“自由”有其特定含義，是指交換產品、特別是交換人類社會最重要財富——思想產品的自由，即言論出版自由。自由寬鬆的社會環境，既是產生新思想的最肥沃土壤，也是各種思想產品得以展示、交流、被選擇的最佳保障。如果言論出版自由得不到社會的尊重和保障，那么更多更好的思想產品就無法為社會所知曉，從而使民眾失去了從中作出最有利於自身利益的選擇的機會、失去了建設更加美好社會的機會；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民主，社會大眾只能眼睜睜看著各種思想產品爭奇鬥豔，卻無法作出有利於自己的選擇，各種思想產品也失去了其存在的社會價值。
進一步說，儘管思想市場對所有人開放，但是真正有機會進入思想市場展示思想產品的，只可能是少數精英，因為普羅大眾受社會階層、知識儲備、思想能力等多方面限制，很難生產出高質量的思想產品。如同哈耶克所言：“大多數人確實沒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艱難腳步，無論什麼樣的學校教育，都無助於那些連最簡單的命題都不能透徹理解的人去理解複雜的命題。”因此，他們的思想產品在激烈的思想產品市場競爭中，多數會很快被淘汰。然而，思想市場對於普羅大眾同樣重要。因為儘管他們沒有能力在思想市場展示自己的產品，卻不乏在眾多思想產品中挑選出最有利於自己利益的那一款（思想產品）的能力，進而可以通過民主制度，用手或用腳投票，落實自己滿意的思想建議。舉個小例子：當年有關部門推出如今飽受詬病的“四萬億計畫”時，因為聽不到公開的質疑聲，普羅大眾不明就裡，習慣性地盲目稱讚；少數學者激烈反對，卻無處發聲——唯思史觀創立者當時曾向幾乎所有重要報刊投稿，力陳其不可，卻沒有得到任何回音（思想市場不開放的結果），最後只能在課堂上告訴學生們這些決策為什麼是錯誤的、會帶來什麼樣的惡果。時至今日，事情的是非大家都明白了，但是我們卻交了不該交的“學費”、走了不該經過的“歷史發展必然階段”。毫無疑問，如果當年思想市場充分開放，大眾能夠聽到不同的意見並且有自由選擇的機會，是完全有機會避免咽下今日苦果的。
因此，唯思史觀強調，言論出版自由必須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沒有開放的思想市場，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民智得不到開啟，民主很容易演變成民粹乃至暴民政治。而法治則為人類各項社會活動提供了一個必不可少的秩序平台。所以，自由、民主與法治，既是人類建設美好社會的目標，也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手段。
區別
與舊史觀（唯物及唯心史觀）的本質區別
哲學史上，黑格爾繼承了古希臘哲學家關於辯證法是揭露對象自身矛盾的思想，並把這種矛盾視為支配一切事物和整個宇宙發展的普遍法則。黑格爾說“上帝已經死了”。不過他同時創造出一個新的上帝——絕對精神，認為絕對精神創造了一切。黑格爾很重視精神的自我運動，把這種運動原則叫做“辯證法”。實際上，他的絕對精神不是活動著的某物，而是活動本身——絕對精神通過正→反→合的辯證法運動，分階段地把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種種事物顯現出來。
不難看出，黑格爾是用“絕對精神”置換了上帝；稍後的恩格斯則是用物質力量置換了絕對精神，從而使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變成了馬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因此，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貌似針鋒相對，本質上是相同的——都屬於歷史決定論，認同歷史必然性。即都認為人類歷史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是被某種外在於人類的力量所支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是一種有規律的、可預知的、必然的、宿命的進程。這個決定人類命運的力量，在古代中國是“上天”，在古希臘柏拉圖那裡是“理念”，在中世紀阿奎那裡是“上帝”，在近代孟德斯鳩那裡是自然環境，在拉普拉斯那裡是“全知全能的精靈”，在黑格爾那裡是“絕對精神”，在當代唯物質主義者那裡是物質力量（經濟基礎、生產力、自然廩賦、資金、GDP），如此等等。這一點正是唯思史觀與舊史觀（唯心及唯物史觀）的根本分歧所在。如同前面所闡述的那樣：唯思史觀認為歷史決定論即歷史必然論是完全錯誤的——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既不是外在於人類的精神所決定的（唯心史觀）、也不是客觀物質條件所決定的（唯物史觀），而是由人類自己決定的——人類將自己的思想力作用於外部世界，從而部分改變了自在世界、建立起人工界。正因為“全部人類歷史從根本上說是思想的歷史”（《世界史綱》作者韋爾斯語）、而置身於同樣社會存在的人們會因思維能力不同而產生不同思想，所以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充滿了變數、沒有必然性可言。
唯思史觀強調人類思想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認為：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用創造性思維，把反應客觀存在的意識，升華為思想，反作用於客觀實際的實踐中，不斷地發展進步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包括人類作為自然人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由人類的思想創造的，它遵循的是人類所獨有的高級規律——人類思想反作用於客觀實際，成為改造客觀世界的決定性力量，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類社會和人們的主觀世界。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唯思史觀強調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思想所起的作用比物質條件更為重要，與承認物質世界先於人類精神世界存在的所謂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哲學觀點並不矛盾，因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前者遵循的是“邏輯在先”原則，後者遵循的是“時間在先”原則。混淆了這兩個原則，就很容易得出非常荒謬的結論。譬如，從人首先要吃飯出發，進而得出吃飯比思想重要的結論就是錯誤的。因為兩件事情發生時間上的先與後，與兩件事情重要性的大與小之間，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繫；再譬如，張三的父親因為不善於管理，使得家族企業瀕於破產。無奈之下，張父把企業交給張三管理，結果張三因為善於經營使得企業起死回生。試問：對於這個張氏家族企業而言，張三重要還是張父重要？如果按照時間在先原則思考這個問題，很容易如下荒唐結論：“張三固然重要，但張三是張父所生，所以張父比張三更重要！”由此可見，在很多情況下，派生的東西可能比原生的東西更重要。在自然界中是如此，在人類社會中同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