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明（1906年10月10日——1987年10月24日），字季澧，湖南省東安縣人，國民黨中將。1926年畢業於黃埔軍校四期，1930年任第四集團軍第八軍副軍長、代理軍長。
1931年任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35年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抗日戰爭初期，任長沙警備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調離長沙，與常德、桃源警備司令酆悌對調。
曾任長沙警備區代理司令，常桃警備區司令，國民黨中將參軍等職。在抗戰期間奉蔣介石之命打入汪偽政府內部臥底，並在解放戰爭末期掩護共產黨地下活動，使湖南和平解放。唐生明是一個性情中人，解放後文革時期遭到迫害，粉碎四人幫後被恢復政協委員原職。1987年病逝於北京。
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唐生明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東安
- 出生日期：1906年10月10日
- 逝世日期：1987年10月24日
- 職業：政協委員
-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中央陸軍大學
- 主要成就：抗日戰爭期間，臥底於汪偽政府
解放戰爭時期，使湖南和平解放
人物生平,用人方法,人物事跡,
人物生平
唐生明（1906—1987），字季澧，唐生智之胞弟排行第四，湖南東安縣蘆洪司白木町（今蘆洪市鎮大梘塘村）人。1914年開始在私塾就讀。1915年入長沙明德學堂。1919年秋入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國小高級部。1922年入長沙興會中學國中就讀。1924年春入湖南陸軍講武學堂。1926年4月入廣州黃埔軍校第四期同年10月畢業。1930年任第四集團軍第八軍副軍長、代理軍長。1931年任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32年入中央陸軍大學，1935年畢業。1935年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抗日戰爭初期,任長沙警備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調離長沙，與常德、桃源警備司令酆悌對調。
唐生明青少年時代受學於長沙明德學堂、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國小、興中會中學。在一師範附屬國小讀書時，毛澤東來校任主事。1924年春，入湖南省陸軍講武堂學習，同年秋結業，進入湘軍第三師葉開鑫師部任上尉參謀。1926年3月，其兄唐生智投靠廣東革命軍，他作為其兄的私人代表駐廣東革命政府。1926年4月入廣州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同年10月畢業到達武漢。 參加了北伐戰爭，在此期間，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中任學生隊副總隊長，不久改任前敵總指揮部警衛二團團長，後升任旅長、副師長。在此期間，他贊同國共合作，與許多共產黨人結下友誼。1927年春，率團隨第四集團軍從武漢北上，在河南漯河戰役中旗開得勝。
1927年夏，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他與陳賡等黃埔軍校學生髮表“討蔣通電”。在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刻，他一度以實際行動，表示對共產黨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中，他曾給予過槍枝、彈藥和軍需物資的支援，並保護和營救過起義部隊的一些傷員。陳賡將軍到上海治療養傷時，他曾給予幫助。 （9月，毛澤東在湖南發動秋收起義，缺乏武器彈藥，他率一個連從漢口坐火車到瀏陽文家市，送給起義部隊“漢陽造”步槍三百多枝、子彈近萬發。）
民國19年（1930年）後，先後任第四集團軍第八軍副軍長、代理軍長；1931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35年任軍事委員會高級中將參謀。
他在上海期間，認識了中共上海市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逐漸向共產黨靠攏。日本投降後，他見蔣介石一意孤行，有大打內戰的趨勢，在暗中極力鼓動"共同倒蔣"。1948年10月，唐生智到南京，兄弟二人經過商議，在上海做策反工作，為國民黨高層人士轉向共產黨方面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12月，中共地下黨員吳成方把其兄弟倆在京滬策反的情況報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解放軍渡江南下前夕曾指示：“在江南要爭取唐生智、唐生明等參加起義。”1949年春，以經商為掩護回到湖南長沙，協助陳明仁起義。他到長沙不久，推薦自己的知心人黃克虎擔任第一兵團副參謀長，進入起義指揮中樞。他深明大義，暗中保護中共地下黨領導人，用計騙過白崇禧，保住了撈刀河大橋，說服並促成湘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傅正模起義，為湖南的和平解放掃除了障礙。
1949年4月，唐生明積極參加湖南和平起義的活動，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是湖南和平起義協定的簽字人之一。湖南和平解放後，他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副司令員。是年，赴香港經商，對“兩航”起義做了一定的促進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任國務院參事，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不顧年邁多病，奔波於港、澳、大陸之間，為開展對外貿易和推動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
1949年8月4日，陳明仁等37名將領在長沙宣布起義。他參與湖南各界知名人士發表聲明，支持起義。6日晚8時，以他和唐星、劉公武等為代表的湖南代表團到瀏陽河邊東屯渡西岸，迎接以金明為首席代表的第四野戰軍和談代表團。他作為湖南方面和平談判團五名成員之一，與金明在談判協定上籤字，被金明稱為“痛快的人”。湖南和平解放後他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副司令員。是年冬，去香港經商，對“兩航”起義從旁做了促進工作。1954年回到北京，任國務院參事。他是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屆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他奔波於港、澳與大陸之間，為開展對外貿易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貢獻了力量。1987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2歲。
擔任司令
1938年初，唐生明任長沙警備副司令、代理司令。他這一職務被常德警備司令兼湖南第二行政督察區專員、區保全司令酆悌看中了，要與他對調。當時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全司令張治中也同意他們對調。唐是因他大哥唐生智的關係去長沙的，因不管事，張又不便撤換他，所以酆悌一提出對調，正合他的心意。酆很跋扈，但很能幹。長沙是湖南省會，治安相當亂，正需要一個這樣敢做敢為的人。而常德比長沙安靜得多，所以唐也願意去。
我當時正在常德附近的臨澧縣軍統局辦的特務訓練班任行動術教官，常去常德看望唐生明。有次他約我去他家中吃便飯，邊吃飯他邊提出希望我到常德去當他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處長。我連連搖頭說：軍統的人事制度很嚴，不允許私人活動工作。他說這不是私事而是公事。因為他調常德時，軍統局便照戴笠的指示，挑了一個黃埔四期畢業、唐的同班同學鄧墨村去當他的稽查處長。鄧為人拘謹，怕出事，大小事都向他請示。唐是一個不愛管事的人，所以不到一個月便感到這樣太麻煩。而我和他過去認識，便希望我去。我還是認為鄧墨村如果沒有犯錯誤，沒有理由調動他。唐表示他可以和戴笠親自去說；唐的夫人徐來，還有住在唐家的戴笠的女友張素貞與我都相識，她們也表示見到戴笠，一定要他答應調我去的事。不久，戴笠從武漢去臨澧特訓班視察訓練工作，路經常德，經他們三人一說，戴笠果然同意調我去接替鄧墨村當了常德（以後改為常桃——常德、桃源）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兼第二區保全司令部偵察組組長。
我剛到常德，軍統局便派了幾輛卡車到常德，由軍統局特務總隊一個大隊長拿了戴笠的親筆信給唐生明。他們先找到我，由我帶去見唐。原來是戴笠上次在常德時，看到警備司令部一個特務連的士兵正在下操，他一眼看中了這個身材高大結實而且一律配備駁殼槍的連隊，便向唐提出，要他把這個連的士兵、武器、裝備等都送給軍統。因軍統局剛成立不久的特務總團三個武裝大隊還差幾個中隊。唐一口答應了。所以戴笠回到重慶便派人派車來常德接運這個連去重慶。唐看到戴笠的信後，馬上把那個連的連長等找來，說他已把這個連送給軍統局了，要他們通知全連官兵，加發兩個月的薪餉，馬上料理一下家務等私事，三天后便動身。我一看他那么隨便就把一個特務連送掉了，反而有點著急，因為這個連不但擔任警備司令部和稽查處的門崗警衛，而且城區有什麼事，稽查處還隨時要調動這個連去鎮壓。我便問他：“特務連送掉了，誰來擔任警衛等工作？”他說：“我不是要他們三天后才動身，三天內我不就可以從區保全司令部指揮的幾個保全團中抽調一個連來接替特務連的工作？”我這才恍然大悟：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計他答應了戴笠以後，便已作好準備了。唐生明剛到常德，還認為常德遠不如長沙好玩，連吃的幾家菜館也覺得不合口味。不久，長沙大火，一夜之間城為瓦礫。在全國一致責難聲中，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和長沙警察局長文重孚、保全團團長徐昆被拿來當替罪羊公開槍決了。我還清楚地記得，當這一訊息傳到常德時，唐生明和夫人徐來、張素貞和我正在參加常德商界舉行的一次盛大宴會，唐一聽連連拍著自己的腦袋，高興地說：“如果我不調到常德，這頓飯早就吃不成了。”我也補充一句：“常德菜館的菜雖比長沙差一點，但卻安全得多。”在座的無不舉杯祝賀，說他是名不虛傳的“福將”。
我為了調整稽查處的工作，花了不少時間把全城都跑遍了。當我去向唐匯報稽查處的工作部署情況時，他突然提出兩個我不了解的地方叫我要經常派人去那裡巡察。我很奇怪，他怎么會比我還清楚常德的地形。他毫無顧忌地告訴我：多年前，他大哥當第八軍軍長他當團長時，駐軍在常德。他大哥對他管教很嚴，為了不讓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的床攔在他的房門口，免得他出去。而這位風流慣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從哥哥床鋪底下爬了出去。第二天天快亮時又從床鋪底下爬了回來。他的話剛說完，徐來便說：“現在你要晚上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門打開，不讓你再從床底下爬出去了。”唐聽了一陣大笑，連說：“現在有這么漂亮的太太，打我也打不出去了。”玩笑開過之後，唐便告訴我，這是些暗娼居住的地方，最易窩藏盜賊，所以要加倍小心。
我和唐在一起工作時，有一個口頭約定：稽查處該辦的事．我可以放手去辦；即使是殺人殺錯了，他也願為我負責，凡事都可以先辦了再去告訴他；但若涉及到共產黨問題的案件時，卻一定要先告訴他不準隨便處理。我說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是知道如何處理的。他便很認真地告訴我：軍統可不管什麼合作不合作，抗戰剛開始，在上海、武漢不照樣秘密抓共產黨？他還強調在他主管的地區內決不允許發生這種事情。我便向他保證：在常德地區和第二行政區內，我一定照他的指示辦，不隨便抓共產黨和與共產黨案有關的人。所以，在那兩年多的時間中，這個地區雖然發現過一些與共產黨有關的進步活動，由於唐的關係，沒有造成捕人或行兇等暴行。
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車站檢查所長的電話，說司令官自己開車帶兩名衛士到檢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檢查站停車檢查的公路上，不知道是要做什麼？我立即趕去。只見他軍服整齊地站在停車檢查的欄桿前的公路上，朝從長沙來車的方向張望。我跑過去問他有什麼事？他只向我搖搖手，要我去檢查站休息，不要站在他身邊。我便轉身去和檢查所長談話。不一會兒，從長沙方向開來一輛小車，他上前去看了一下，馬上向車內的人敬了一個軍禮之後，便把手一揚，叫檢查人員把欄桿高舉，讓汽車通過，車內的人也沒有下車。唐看到汽車向沅陵公路上駛去，自己也跳上車尾隨而去。我立即通知桃源汽車檢查站作好準備，司令官陪送客人的汽車一到，立即舉綠旗放行，不準阻攔，更不要辦理一切登記手續。打完電話，我親自在檢查所等候。過了兩個小時後唐才開車回來。他邀我上車一起到他的家，坐下來之後，我才問：“剛才是送誰走？”他先不答覆我，而是狠狠地吸了幾口煙才反問我：“你猜是準？”我搖搖頭，心想許多人都說他是直腸子、存不住話的人，怎么今天居然能把這件事保密到這種程度。他見我猜不出，才用得意的口吻說：“我剛才護送出境的是周恩來。”我立即問他：“是不是共產黨的副主席？”他連連點頭。我真感到驚異，一位共產黨的副主席打從我這裡經過，我事前毫無所知，怎么向軍統局作交代？他見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訴我，他是接長沙來的電話，知道周恩來要乘車經常德、沅陵去重慶，所以親自護送出境，還打了電話給沅陵警備司令孫常鈞，要他親自負責護送出境。他說周恩來是他的老師，他在共產黨中有不少朋友，過去共產黨在平江、瀏陽活動時沒有槍彈，他還送過一批，後來這批槍也被拖上了井岡山。當時有人把這件事向蔣介石告了密，他只是挨了一頓罵。他說他什麼樣的朋友都交，他不管什麼主義不主義，只要是認為可交的朋友，就是掉腦袋也不在乎。我從他家出來，立即用加急電向戴笠和軍統局報告：唐生明護送周恩來過境，事前不告訴我，以及他和共產黨人交朋友等。戴笠沒有給我回電，只有軍統局指示我：“繼續注意，隨時電告。”
用人方法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放手做事，他從不在小事上斤斤計較。當時一般愛抓權的主官批公文時，往往詳細、具體地批上自己的意見，要部下去辦；有的則批交主管人員擬具體辦法呈閱後再決定；有的對部下信任的便只批：某某單位辦。而唐生明批公文時，大多是只批兩個字，如交參謀處辦的則批“參辦”，交稽查處辦的批“稽辦”。他也不主動去查問批辦的事如何？有時部下找他去匯報，他總是說：“辦好就行了！”由於他這樣對人對事，他的左右親信便鑽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當吃虧。而最使他頭疼的是常德警備司令部剛擴大為常桃警備司令部的時候，準備去桃源設一辦事處，代行司令部職權。原任桃源縣縣長劉某，因任意魚肉百姓，被人告發而免職。他一聽要在桃源成立警備司令部辦事處，認為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如果能把這個辦事處主任弄到手，不但可以狠狠地報復一下過去告發他的人，還可以駕輕就熟，大撈一把。他不惜花本錢去唐的左右大肆活動。唐聽了他的副官處長呂某的話，居然同意讓劉去當桃源辦事處主任。我聽到這訊息，馬上就去見唐，力主不可再讓劉某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去第二行政區內給他別的職務。唐認為出過一次毛病的人，一定會謹慎小心，決不敢再亂來。
不久，他發表劉某為常桃警備司令部駐桃源辦事處主任。這個主任有許多地方比縣長權大得多，因為抗戰時期是“軍事第一”，警備司令部根據緊急治罪法，可以先斬後奏。劉某上任後，除了用種種辦法去懲罰告發過他的人外，連他們的家屬也不放過，直至發展到藉口亂殺人。有一次他竟先斬後奏一口氣槍決了6個人。6條人命畢竟不是小事，死者家屬到處去控告，連素不怕事的唐生明也感到有點麻煩。我力主把此人扣押交軍法審訊，以免唐代人背過。唐還在猶豫時，劉某連夜棄職攜眷潛逃。我一聽到這個訊息，只打了一個電話告訴唐生明，便帶了兩個特務跟蹤追去。我估計此人一定是逃往雲南，因當時雲南還在龍雲統治下，逃往雲南的一些政治、刑事等犯，不能隨便去逮捕，而且可以逃往國外去。我害怕他逃走了，一切責任都歸到唐的身上。我趕到貴陽的第二天，劉某攜帶家眷才到貴陽，一下車就被我抓到了。唐生明把此人解押長沙去歸案時，也自請處分。當時在湖南負責的軍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明、唐生智有深交，對唐生明自請處分根本不當一回事，因為主犯劉某已逮捕歸案了。不過當時駐在常德的二十二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洞庭湖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是陳誠系的骨幹。陳誠系和戴笠系是對頭，霍認為唐與戴有關，早就不滿意唐，看到唐提出自請處分而竟沒有人處分他，非常氣憤，便向湖南省負責人建議，既有洞庭湖警備總司令部，常桃警備司令部沒有存在的必要，請求撤銷，只保留原常桃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負責常德的治安，這樣就等於是對唐的處分。霍揆彰本想把稽查處藉此機會抓過去，派他的人來當處長，結果由於這些稽查處和警察局一貫是由軍統的人擔任，他沒有能抓到手。稽查處改為軍警稽查處，仍由我任處長，不過要受洞庭湖警備總司令部的節制。
人物事跡
奉蔣之命當“漢奸”
我到重慶去見了戴笠，知道蔣介石已決定派唐生明去南京參加汪逆政府工作，專門負責蒐集重要情報。戴笠決定派我去擔任唐的助手，任務有兩個：一是主持在淪陷區的暗殺工作；二是要設法保護唐及其家屬的安全。當天晚上，戴笠邀唐去吃晚飯，也要我去作陪，我才知道唐把徐來和張素貞暫時安排去湖南老家，等他工作決定後再去接她們。戴笠邊吃飯邊告訴唐：他考慮再三，認為還是派我去協助他工作比較合適。唐也很高興，說希望我能再和他合作。戴笠要我先去江西上饒第三戰區，在軍統掌握的編練處正調訓的便衣混城隊隊員中，挑選100到200名下級軍官，施以破壞、暗殺等行動術的訓練後，即由我率領分批混入上海、南京等地，配合唐在淪陷區工作。
風流秘史唐生明
風流秘史唐生明唐生明在蔣介石親自接見當面指示他去南京、上海的工作任務後，很高興。因為這一特殊任務當時真是只有他能順利完成，因為他與汪精衛、周佛海等人曾經都是關係不錯的朋友，而且對他個人來說，生活上的享受遠比後方要舒適得多。朋友們都知道，他最愛吃喝玩樂。若說是受不了重慶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是會有人相信的，他自己也很願意。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卻很反感。唐生智認為：自己是堅決抗日的將領，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敵，別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務，還以為自己會同意弟弟去當漢奸。這置他自己於何地？所以他極力反對，兩兄弟為此幾乎吵了起來。唐生明說，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見的，這次卻沒有聽從他的勸告，而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的命令。為了勸說唐生智不要阻攔唐生明去南京，戴笠便親自拜訪他，結果並不理想。戴只好請蔣介石給唐生智去了一個電話，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強同意了。臨行前唐生明去辭行，並懇求他寫一封信給汪精衛，因過去唐與汪常有往來，私情還不錯。唐生智一聽要他寫信給汪，更氣憤異常，指著唐生明說：“你不顧一切，只圖自己享樂，還想把我也搭進去。別人如果拿我寫給汪的信攻擊我，我如何自圓其說？你要去你就去吧！你見到汪精衛也不準提到我，我決不會再和他往來。”唐生明離開重慶飛桂林與徐來、張素貞一道前往香港時，只有我和軍統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機場送他。我後來沒有跟他去淪陷區，是因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訊息，所以，戴笠改派了他人。當時，唐生智生氣沒有去送行。戴笠則怕目標太大不便去，所以他走時顯得很冷落。但在機場還是遇到幾個熟人，他只說是去桂林準備回湖南，所以誰也沒有料到他會去南京。
國民黨也明令發表“通緝令”。這一“通緝令”也連續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播出。當時南京方面也大肆宣揚，汪精衛親自接見等。兩邊都鬧了一陣。唐按照戴笠面授機宜：“開始不要多活動，生活上越腐化越好”來行動。這一點，迎合了唐的要求。而敵人開始也沒有發覺他與重慶的關係，不到一年，戴笠就讓他逐漸進行活動了。他在這幾年中的情況，我曾替他寫過一篇《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發表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上，這裡就不重述。
抗戰剛一勝利，蔣介石就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發表了取消對唐生明的“通緝令”。原因很簡單，因為奉命主持在淪陷地區指揮拘捕漢奸的軍統頭子戴笠一到上海，便住在唐的家中，如果不早早取消對唐的“通緝令”，一個負責拘捕漢奸的軍統頭子，公然住在被通緝過的漢奸家中，怎么向淪陷區人民作交代?國民黨辦事雖拖拉，但這次在剛勝利可說百端待舉中卻能提前發布這個命令，主要是這個原因。
我於抗戰勝利後去上海，第一個便是去看唐生明。他非常高興，全家熱情歡迎我。唐把我領著從前面到後面，從樓上樓下都看了一遍，說明他這幾年的生活是很舒適的。不過他也受過不少驚嚇，差一點被日本人殺掉；後來還是日本人從誘和蔣介石問題上考慮，雖發覺他與重慶有很深的關係，不但不殺害他，還派便衣保護他，以便有朝一日，可派他到重慶作為與蔣介石和談的代表團成員。所以有些軍統的潛伏特務被日本憲兵隊捕獲時，他還可以去作為擔保人保釋出來。而徐來卻說幾次把她嚇得差點昏過去。有次她以為日本憲兵隊是來抓他們，因為軍統大特務毛森被捕，唐托人去講情，日本方面認為唐與毛森關係很深，想從唐口中了解到毛森關係，派一個憲兵小隊長氣勢洶洶來找唐。幸好有人通知了周佛海，周打電話給日本憲兵隊，才沒有發生意外。因為當時日本特務機關各有一套，有的認為唐可利用，有的則希望通過唐，做一些對搜捕軍統潛伏特務有幫助的事。所以徐來說，她是一天到晚提心弔膽地過日子，而唐生明卻糊裡糊塗只曉得享福。我卻認為這正是唐的高明地方，問題雖很嚴重，但表面上則裝成滿不在乎，才能從容應付複雜異常的環境。張素貞則說：“這是唐生明的長處，真正是‘大智若愚’。”唐卻隨便我們怎么說，總是照例一支接一支抽他的煙，輕輕一笑，從不作辯解。
我因聽到不少人說唐在淪陷區幾年中，保釋和保護過不少軍統特務，所以我便當面說他做了很多好事，許多人都感激他。而一向直率的他卻出我意外地說，他為日本人和漢奸做的壞事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否則日本人和汪精衛也不會相信他的。所以他很坦白地說，罵他恨他的人比說他好話的人要多幾十倍。不過當時我不好意思追問他究竟給日本人和漢奸們做過哪些壞事。
美蔣特務合流的中美合作所於抗戰勝利後宣布結束之前，便向國民黨提出：美海軍部門願意協助國民黨重建海軍。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從中美所方面得到不少日本海軍情報。最主要的一次情報是日本在雷伊泰灣集結所有剩餘軍艦準備與美方決一死戰，在這一最緊急時刻適逢已被唐生明收買的周佛海赴日訪問，得知了這一訊息。他回上海後即經唐密報軍統，戴笠則轉告美方後，經美海軍密查證實，立即出動大批飛機、軍艦，趁日軍不備，突然發起猛攻，一舉殲滅日本海軍剩餘的全部主力部隊，取得了美日海戰的絕對優勢。所以美海軍為了酬報軍統，決定將一批超齡軍艦無償贈送給國民黨，條件是：希望仍與戴笠合作，無疑是想支持戴笠搞海軍。所以蔣介石便指示戴笠擬出海軍總司令部的編制、人事等送他去考慮。戴笠召集軍統一些主要人員商談海軍總司令部人事的時候，他首先提出3個人：參謀長唐生明，秘書長潘其武，副官長沈醉。毛人鳳一聽就說：潘任秘書長很適宜，因他原為中美所主任秘書，與美方有多年關係；沈任副官長也恰當，因沈搞了幾年總務，對這方面有經驗；唐任參謀長是否應再考慮？戴笠一聽馬上把手舉起，一個指頭一個指頭掰著說：“我知道你們對唐先生任參謀長有意見，但我認為他任參謀長：第一，他不愛管閒事，由他擔任此職，決不會和我們有矛盾，只要派一兩個副參謀長去幫他主持，完全可以聽我們的；第二，由他擔任此職，蔣介石不會再去挑選別人，其他的人也不會來和他爭這一職位；第三，他的人緣好，遇到棘手的事情請他出面周旋便可迎刃而解；第四，對外活動把他推出去，省掉許多麻煩……”他越說越起勁，似乎非唐莫屬。所以大家也都認為這一安排很恰當。不過後來由於戴笠乘飛機摔死，國民黨海軍總司令一職才落到桂永清頭上。
抗戰勝利後，戴笠在上海搶了幾處花園洋房，但他卻從不去住，總是住在唐生明家中。所以他摔死以後，許多人都認為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所接收的敵偽產業中一部分珍貴文物、珠寶等物存放在唐家。鄭介民和毛人鳳都當面要我去唐家清點，因我主管清理軍統在淪陷區接收的財產工作。我不得不去與唐商談，但無任何證據。唐得知我的來意之後，便帶我去戴笠在他家中住過的客房內進行清點，除幾隻裝衣服的皮箱外，沒有別的珍貴文物。我把這一情況向軍統匯報時，在軍統局務會議上還有人堅持戴有東西存在唐家，因戴笠在各地挑選精美物品時，從不給收條，高興便拿走了。我後來在北平接收物品的清單上，看到戴笠在一隻九龍杯和一把青鋒劍下面用鋼筆寫了一個“笠”字，表示這兩件名貴異常的古物，是他取走了。恰好他摔死時，在飛機附近居民拾到這兩件寶物。我以此為例，說明戴笠沒有東西存在唐家，一場糾紛才算平息。
戴笠死後，對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煩，雖然對他的通緝令取消了，人們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敵的，有些人對他畢竟給敵人做過不少事多少有些不同意見。所以蔣介石與鄭介民、毛人鳳研究之後，才決定發表他為保密局（軍統後身）中將設計委員。唐對此很不高興。因他不是軍統成員，讓他擔任這一工作，這對他是一種冷遇；因勝利後，從敵人手中接收下來那么多地方，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工作，而把他安排這樣一個閒職，的確出他意外。所以他這個設計委員，只到保密局去過兩三次，連設計委員會辦公室他都沒有去過，只在毛人鳳的辦公室坐一下就走了。
講私交為漢奸說情
1946年秋，國民黨國防部軍法局審訊汪逆政府陸軍部長葉蓬時，唐生明多次從上海趕到南京，到處為葉蓬講情。說葉蓬在敵偽時期，曾一再反對日軍抽調偽軍出國作戰，充當炮灰。由於葉蓬等堅決不同意，日軍這一陰謀才未能實現。他希望用這一點來減輕葉的罪行。當時軍法局長是軍統老同事徐業道，所以唐常邀我一道去徐家。我陪同前去時，總是一言不發。唐一再向徐說葉可以將功抵罪。徐雖當面說明，這樣大的案子他個人作不了主，唐還是請他想想辦法。有次唐走了以後，徐業道對我說：“唐這位朋友真是不知道利害，一味徇私情。”他勸我下次不要再陪唐去找他，怕別人說閒話，給這么大的漢奸講人情，別人還以為得了多少根金條呢。我說葉的財產早就沒收了，還有什麼金條來活動？徐指出唐在上海住的那座大花園洋房不是葉蓬送他的嗎？我說那是以前的事，徐還是認為此案無情可說，要我勸唐不要使他作難。唐聽了氣憤異常，說好多人比葉蓬罪還大，不也大事化小了嗎！不久，葉蓬被判死刑，立即槍決了。唐聞訊大發牢騷，還要我陪他去找徐業道。我盡力勸阻他，才沒有去。許多人認為他這個人只講義氣什麼利害都不顧了。
1948年，蔣介石當了總統後，唐才被任命為總統府中將參軍。我當時已去雲南，一次有事去南京，我先到上海，去向他道賀。他氣憤地說：“一個這樣職務有什麼值得慶賀！”我說比當保密局設計委員好聽一點。他說勝利後不給他一個高於抗戰初期的職位，連相等的職位也沒給。他說他在汪偽政府中給蔣介石和戴笠做過不少工作，許多別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在日本人的統治下，是提著腦袋和全家人的生命在為黨國盡忠，結果是過河拆橋，去時蔣介石當面說的那么好，勝利後就忘記了自己的話。我勸他少發這些牢騷，這對自己沒有好處。
屢遭軍統暗算
1949年初，我再去上海沒有見到他。毛人鳳卻告訴我，唐生明竟去湖南擔任陳明仁的第一兵團副司令官，而不聽勸告到台灣去；還聽說他與軍統大特務、交警總局長周偉龍有勾結，準備去湖南搞和平運動，要我提高警惕，注意一下。我便把他過去發牢騷的情況講了出來。毛人鳳很不高興地說，你早為什麼不告訴我？這人的關係多，而且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如果被共產黨利用了，會做出對我們不利的事來。我聽了感到好笑，還認為毛人鳳太敏感了。我估汁他去搞帶兵工作，是因為是對共產黨作戰的關鍵時刻，有機會帶兵打幾個勝仗，就可升官。唐過去認為沒有給他實權，帶兵打仗正是好機會。毛人鳳很不以為然，說我是感情用事，不從政治上看問題，所以他後來派一個專搞暗殺的行動組去長沙，準備暗殺的人當中有唐生明。他曾叮囑這個組的頭頭，不要讓我知道是去殺什麼人，因這些行動人員都是經我訓練過的學生。程潛宣布湖南起義時，這個組便開始行動。毛人鳳通過潛伏電台指示殺程潛，沒有機會下手，便要他們殺跟隨程起義的軍統人員，其中特別指出殺唐生明。特務在唐居住的地方守候，唐出門時，只打了一槍沒有打中。陳明仁便加派人員保護他，而使其沒有法下手。最後他們只殺了隨同程潛起義擔任了長沙市警察局局長的軍統人員劉仁爵，便逃跑了。後來這些人都逃到雲南派在我手下工作，他們才把這些情況告訴我。
解放後唐生明告訴我，當時他在長沙家中掩護了地下黨一部電台，軍統特務去暗殺他的時候，因距離稍遠，開一槍沒有打中，他就跑了。他說如果近一點，雖不死也得重傷。湖南解放後，他因不適應解放後的生活，並且希望利用過去與國民黨上中層的人事關係，做一點對台工作，所以全家遷居香港。毛人鳳又派人去打過他一次，也是遠處開槍沒有打中他。後來香港警察部門加強了對他的保護，特務也沒有再去打他。
和共產黨人交朋友
1957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唐生明夫婦隨同張治中、傅作義、邵力子等原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曾去看望我們。這對在改造中的戰犯們真正是一次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爽的談話，更加強了戰犯們改造的信心。所以， 1958年去秦城參加農業勞動改造時，在那樣寬鬆的環境下，成百的戰犯們沒有發生一次企圖逃跑的事，這與那次他們去看望所帶去的鼓勵有關。它使每個人都充滿了信心，只要努力改造好，肯定會有光明前途。唐生明當時明確地表示：他從一些上層領導人口中，和這次毛主席、周總理讓他們來看望我們時得知不但不會審判我們，將來還會重用；只要認真改造好，誠意靠攏共產黨，能認罪服罪，肯定前途光明。別人說話比較含蓄，他的話的確增強了大家的信心。所以我1960年得到特赦，第一個去看望的人便是他。他和徐來以及他的孩子們對我都十分熱情。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定量，特別是我女兒從湖南來到北京，除了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還補助我一些糧票，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所以使我不能忘懷。
我在得到特赦後，總認為原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的關係，不可能和過去一樣；可是我在唐家見到他和解放軍將領與政府中一些領導人往來時，完全和過去一樣親密無間。有天陳賡大將去看他，兩人談話那么隨便，並不斷開玩笑。陳賡大將走後，我問他為什麼和陳賡大將這么要好？他說：“我們的感情可以說和兄弟一樣。”他告訴我，陳賡大將抗戰前去上海醫病，當時共產黨內經費較緊張，他曾在經濟上幫助過陳。我立刻想到，當年，我在上海工作時，軍統得到陳賡去上海的訊息，上海特區區長吳通堯是黃埔一期畢業與陳同一個中隊，他帶領我和大批特務到處去尋找陳賡。想到此，我禁不住問一聲：“你在上海和陳往來我們怎么不知道？”他笑笑說：“我和陳賡往來如讓你們知道，我就變成出賣朋友的小人，你們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還有一次，我看到高登榜同志在和他談話時也是那么親切，並且對他非常關懷。高走後，我也問他，什麼時候認識這位領導人的？他說解放前就有往來。我也隨口說一句：“我怎么沒有聽你說過？”他說：“如果告訴你，你就可以升官發財了。”不深刻了解他的人，誰會相信他在緊要問題上能做到這么守口如瓶呢？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訴我，要我打破顧慮，大膽和共產黨人交朋友，不要有自卑感。他說都是人么，人都要交朋友的，不過與共產黨人交朋友和與國民黨人交朋友有一點不同的地方，要我注意：國民黨人朋友在他面前罵國民黨的時候不但不生氣，有時還附和罵上幾句；而在共產黨人面前罵共產黨，共產黨人卻會堅決反駁，絕對不會附和你的。我說這是因為國民黨有該罵的地方，而共產黨沒有應該罵的地方。他說，共產黨是沒有該罵的地方，而個別共產黨員卻不但有該罵的地方，還有該打屁股的地方呢。
第一次見他落淚
“文革”開始後，唐生明因多次被紅衛兵抓到政協來批鬥，連每月工資都不敢去領。我當時住在政協附近，有輛腳踏車，加上身體還好，所以每到發放工資的時候，我就代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等去領取。那時去領工資不但要挨一頓罵，還得勞動一下才能領。我一進政協的後門（大門封閉不開，都從後門出入）便在地上揀起一把掃帚，從後門一路掃到西邊的男廁所，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之後，又從廁所一路掃地掃到會計室門口。才拍拍身上的灰塵去領工資。會計室的同志如果看到沒有紅衛兵在的時候，總是同意我代領一些人的工資，由我分途送去。有次會計室把上月扣發了30%的工資補發給我們，並且說，從這個月起不再扣發你們工資了。我把錢送給唐生明和杜聿明等的時候，把這一訊息告訴了他們。大家都很感動也很奇怪，誰會在這個時候還來關懷我們呢?我正和宋希濂研究時，唐生明眼眶通紅，噙著熱淚來到宋希濂家，他說已經問明白了，是周恩來總理聽說政協扣發我們的工資，他親自打電話到政協，不但不準再扣，還要把已扣的全部補發。他邊說邊揩了一下眼淚，繼續用激動的口吻說了一聲：“總理待我們太好了！”說完掉頭就走。我追出來，看到他還在揩眼淚。我和他往來這么多年，這是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淚。
1967年11月4日，我最後一次把代領的工資送給唐生明後，7日便聽到訊息：唐生明和徐來於6日晚間被紅衛兵抓走了。8日晚，我也被抓去。當時雖然同被囚禁在秦城監獄幾年，卻從未碰過面，也不知道彼此情況。1972年，周總理知道我又被關了起來，指示公安部門釋放了我。而唐生明還多被關了兩年才釋放出來。兩人重見，都不敢多說什麼，因“四人幫”還在橫行。他只很痛苦地告訴我，他被釋放時，監獄的人告訴他，徐來已病死獄中了。我們相對無言，都默默地坐在那裡，好久，我一語不發，緊緊和他握了握手。他卻站了起來，大聲叱罵：“他X的！”我怕惹事，匆匆告辭，還聽到他在叫罵，我又迴轉身去，在他耳邊輕輕說了一聲：“忍一下吧！鬥不過人家，不要再吃眼前虧了！”他把桌子一拍：“老子看他們把我怎樣！”
習仲勛（左）、楊尚昆（中）、唐生明（右）
習仲勛（左）、楊尚昆（中）、唐生明（右）“四人幫”被粉碎後，他被恢復了政協委員待遇，1983年又被選為六屆政協常委。
生榮死哀晚節全
1987年10月24日，81歲高齡的唐生明因病與世長辭了。
他的遺體告別儀式，十分隆重。參加告別儀式的有李鵬、萬里、習仲勛、王任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有各單位負責人及生前友好400多人。11月4日《人民日報》刊載出的新華社的有關“唐生明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京舉行”的報導中，肯定他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說他在北伐戰爭期間就贊同國共合作，四·一二後，“在黨處於最困難的時刻，他一度以實際行動，表示對共產黨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中，“他曾給予槍枝、彈藥和軍需物資的支援，保護和營救過起義部隊的一些傷員。”並說他對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總之，他過去自己不願說的事，黨和人民一件也沒忘記。
我在參加他的遺體告別時，曾寫有一首七律，發表在《人民政協報》上。就用它來作為此文的結尾吧！
悼唐生明
亦友亦師五十年，驚聞噩耗淚漣漣。
熱情豪爽英雄色，報國忠誠意志堅。
大是非前真膽略，小糊塗處假痴癲。
一生享盡人間福，到老終能晚節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