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史扶鄰

人物簡介

哈羅德·史扶鄰自稱他是西方第一位研究《民報》的學者。史扶鄰教授的漢學研究曾得到美國良知學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社會科學理事會、美國歷史協會和日本增進科學協會的資助與支持。他在以色列和希伯萊大學有著極高的威望。他是希伯萊大學東亞系和社會科學系的終生教授。儘管已經退休，但仍是該大學和杜魯門和平發展研究所重要的決策人之一，指導著它們今後發展的方向。

人物年表

1922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州的羅徹斯特。

1940年至1943年在羅徹斯特大學學習一般藝術。

1943年從軍服役，參加太平洋戰爭。由於戰爭的需要，他被美軍送到加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漢語和遠東文明。隨著學習的深入，他對中國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並結下了與之無法分開的終生之緣。

1945年已獲得中文學士學位的史扶鄰被派到美軍在菲律賓的駐地服役，在那裡他遇到被國民黨政府驅逐到馬尼拉的埃德加·斯諾，與斯諾的交談使他加深對中國的了解與興趣。

1948年他回歸剛建國的以色列，在政府部門工作，同時在希伯萊大學學習社會學。

1955年他被以色列政府送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師從斯考拉·皮諾教授學習“孫逸仙（中山）及其國家組織”和“中國政治歷史”。

1958年獲碩士學位後回國，在希伯萊大學教授漢學課程。因此他被視為以色列漢學專業的奠基人和最高權威。

1968年史扶鄰成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專攻中國政治的研究人員。

1969年他因其學術專著《孫逸仙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與他人一起獲得美國歷史協會東亞史研究的約翰·費爾班獎。

1987年他擔任了以色列最重要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杜魯門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並成為哈佛、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合作研究人員（1981-1989）。

學術貢獻

史扶鄰教授的專業興趣始終是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他想通過研究孫中山來研究中國的政治、民主制度發展之路和治國的經驗。他認為孫中山的建國與治國方針、策略一直影響到當今的中國。數十年來他一直堅持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他欽佩孫中山，認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極其值得研究，對孫中山的政治生平和辛亥革命尤其感興趣。為了能更深入地進行研究，他自己花錢從日本買了全套《民報》，並聘請了中國留學生輔導他學習中國古文字，以求理解透這些半文半白的《民報》。史扶鄰自稱他是西方第一位研究《民報》的學者，看來是當之無愧的。

史扶鄰教授認為中國與猶太民族的傳統文化非常相近，二者都是讀書的民族，自古以來都很尊重有學問的人，重視家庭，屬於封閉型，以色列人很喜歡中國。

史扶鄰教授具有敏銳而深刻的思考力，這是一個歷史學家必須具有的條件。他寫的《孫中山：不情願的革命家》這本書中，就有許多新穎的獨到見解，很能給人以啟發。例如在分析袁世凱的恢復帝制時，他寫到：“袁世凱的這一決定，僅以個人野心還不足以說明其動機。鑒於共和政體未在民眾中紮根，所以他希望一個新的王朝能為促進國家統一及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一個中心點。行政上的中央集權，並非一個專制人物的妄想。”但是，實際情況的發展表明，事情並不像袁世凱所希望的那樣。袁世凱的恢復帝制不僅在上層社會和下層民眾中受到廣泛的抵制，而且“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也已將共和政體與現代化等同，反對倒退的任何企圖”。這確是袁世凱稱帝不能不迅速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史扶鄰這本書的一個主要的特點，是他不僅僅著眼於孫中山一個人，而是把他看成那個時代歷史的產物。不過也應該指出，史扶鄰對孫中山較為符合實際的論述中，也常有不公允之處。例如，他認為孫中山在1921年宣傳“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是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言歸於好，作為他與知識分子站在一邊的主動表示。在這裡史扶鄰把孫中山對新文化運動的稱讚，說成是“作為與知識分子站在一邊的主動表示”，顯然是不公允的。

哈羅德·史扶鄰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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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貢獻

漢學研究

學術成果

論著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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