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變奏曲:我的個人當代史》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范亦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命運變奏曲:我的個人當代史
-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 頁數：230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文學
- 作者：范亦豪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20102839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命運變奏曲:我的個人當代史》內容簡介：當個人的歷史成為社會史的一部分，私人記憶與公眾記憶重合的時候，個人史的抒寫、私人回憶的輯錄，就顯示出重大的意義和無法取代的價值。“人與歲月。”叢書於是應運而生。《命運變奏曲:我的個人當代史》作者在二十歲讀大學時被劃為極右分子，從此由天之驕子變為階級敵人，先是在北京西郊農場進行勞動改造，之後又被發配到青海祁連山，從放牛、在學校打雜，到教書，在高原苦寒之地，以傷病之軀堅持十八年，“改正”後方離開山區，進入大學任教。作者一生可謂命運多舛，政治風波，人情冷暖，病痛折磨，然而他從未屈服於厄運，始終以樂觀、熱情、積極的態度，將苦難與艱辛、愛情與堅守，譜寫成了一首動人心弦的命運變奏曲。
作者范亦豪講述了他豐富而多難然而幸運的一生，講述了他在坎坷的命運途中的堅守與追求。追述他和妻子從相識、相戀到結為伴侶，經歷了疾病的折磨、社會政治的考驗、遠赴邊陲的試煉，但均未破壞其純潔神聖的情感，兩人蹣跚而堅定地走過了半個多世紀“死生契闊，與子偕老”的人生之路。
作者簡介
范亦豪，南開大學文學教授。1936年生於北京。十六歲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書。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0年發配青海，在祁連山放氂牛、教中學，長達十八年。1979年後，先後在青海師大、天津外貿學院、南開大學及日本千葉經濟大學等校任教。曾任中國老舍研究會副會長、學術顧問等學術職務。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我常常勸人寫自傳，寫回憶錄，為我們這一個時代留下一份證詞。我以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典型。各人把各人的經歷和遭遇寫下來，就是多卷本當代史中的一卷。
這一本回憶錄最動人的部分，我以為是寫作者和他妻子王世巧的愛情。他們是大學的同班同學。在反右派鬥爭中，王世巧並沒有劃為右派分子。她始終不渝給戀人以極大的支持，終成眷屬。趁這作序的機會，我願意向她致以一個右派分子的敬意。
——朱正
本書從歷史到細節，真實地反映了右派尤其是大學生右派，在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年代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命運和品性。讀了能激發我們的回憶，引起大家的共鳴。作者不僅寫了“點”，即自己和樵的遭遇，也寫了“面”，上及高校大師級人物，下至底層人物。性格各有不同，屈辱遭遇則一。
——袁忠岳
這一本回憶錄最動人的部分，我以為是寫作者和他妻子王世巧的愛情。他們是大學的同班同學。在反右派鬥爭中，王世巧並沒有劃為右派分子。她始終不渝給戀人以極大的支持，終成眷屬。趁這作序的機會，我願意向她致以一個右派分子的敬意。
——朱正
本書從歷史到細節，真實地反映了右派尤其是大學生右派，在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年代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命運和品性。讀了能激發我們的回憶，引起大家的共鳴。作者不僅寫了“點”，即自己和樵的遭遇，也寫了“面”，上及高校大師級人物，下至底層人物。性格各有不同，屈辱遭遇則一。
——袁忠岳
名人推薦
我常常勸人寫自傳，寫回憶錄，為我們這一個時代留下一份證詞。我以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典型。各人把各人的經歷和遭遇寫下來，就是多卷本當代史中的一卷。這一本回憶錄最動人的部分，我以為是寫作者和他妻子王世巧的愛情。他們是大學的同班同學。在反右派鬥爭中，王世巧並沒有劃為右派分子。她始終不渝給戀人以極大的支持，終成眷屬。趁這作序的機會，我願意向她致以一個右派分子的敬意。
——柱正
本書從歷史到細節，真實地反映了右派尤其是大學生右派，在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年代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命運和品性。讀了能激發我們的回憶，引起大家的共鳴。作者不僅寫了“點”，即自己和樵的遭遇，也寫了“面”，上及高校大師級人物，下至底層人物。性格各有不同，屈辱遭遇則一。
——袁忠岳
——柱正
本書從歷史到細節，真實地反映了右派尤其是大學生右派，在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年代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命運和品性。讀了能激發我們的回憶，引起大家的共鳴。作者不僅寫了“點”，即自己和樵的遭遇，也寫了“面”，上及高校大師級人物，下至底層人物。性格各有不同，屈辱遭遇則一。
——袁忠岳
圖書目錄
序 朱正
小引
第一章 學府記憶
一 被夢想牽引
二 天堂的日子
三 愛的挑戰
四 誤涉政治
五 肅反風暴
六 心靈的綠洲
七 頭腦的顛覆
八 人黨辯論會
九 整風第一波——何穆事件
十 肅反論壇和“主帥”
十一 對反右說“不”
第二章 鄉野記憶
十二 早春的淒冷中
十三 河泥與蔥油餅
十四 進城，以“敵人”的身份
十五 難友們
十六 “三面紅旗萬歲”
十七 大地
十八 愛，轉入地下
十九 幽會的滋味
二十 億萬人民，擁抱起來
二十一 那純潔的時刻
二十二 淘糞在鼓樓近旁
第三章 大山記憶
二十三 大山的第一課
二十四 飢餓的學校
二十五 大山、氂牛、老鼠
二十六 最潔白的婚紗
二十七 可怕的見面禮
二十八 樵如是說
二十九 我有了一個家
三十 杜甫給我招了禍
三十一 你承擔了太多
三十二 桑麻來
三十三 造反團
三十四 “無壽無疆”
三十五 會扎針的主任
三十六 山中右派的命運種種
三十七 告別大山
第四章 重生記憶
三十八 噩夢醒來日已偏
三十九 想起右字號的師長們
四十一 頂好帽子
四十一 邂逅癌症（上）
四十二 夙願的放棄
四十三 我想起了《過客》
四十四 放心吧，我不會走
四十五 邂逅癌症（下）
四十六 又一次與大難擦肩
四十七 我和老舍的緣
四十八 幸運之最
終篇絮語
小引
第一章 學府記憶
一 被夢想牽引
二 天堂的日子
三 愛的挑戰
四 誤涉政治
五 肅反風暴
六 心靈的綠洲
七 頭腦的顛覆
八 人黨辯論會
九 整風第一波——何穆事件
十 肅反論壇和“主帥”
十一 對反右說“不”
第二章 鄉野記憶
十二 早春的淒冷中
十三 河泥與蔥油餅
十四 進城，以“敵人”的身份
十五 難友們
十六 “三面紅旗萬歲”
十七 大地
十八 愛，轉入地下
十九 幽會的滋味
二十 億萬人民，擁抱起來
二十一 那純潔的時刻
二十二 淘糞在鼓樓近旁
第三章 大山記憶
二十三 大山的第一課
二十四 飢餓的學校
二十五 大山、氂牛、老鼠
二十六 最潔白的婚紗
二十七 可怕的見面禮
二十八 樵如是說
二十九 我有了一個家
三十 杜甫給我招了禍
三十一 你承擔了太多
三十二 桑麻來
三十三 造反團
三十四 “無壽無疆”
三十五 會扎針的主任
三十六 山中右派的命運種種
三十七 告別大山
第四章 重生記憶
三十八 噩夢醒來日已偏
三十九 想起右字號的師長們
四十一 頂好帽子
四十一 邂逅癌症（上）
四十二 夙願的放棄
四十三 我想起了《過客》
四十四 放心吧，我不會走
四十五 邂逅癌症（下）
四十六 又一次與大難擦肩
四十七 我和老舍的緣
四十八 幸運之最
終篇絮語
序言
序
朱正
我常常勸人寫自傳，寫回憶錄，為我們這一個時代留下一份證詞。我以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典型。各人把各人的經歷和遭遇寫下來，就是多卷本當代史中的一卷。我的朋友范亦豪教授和我不約而同，也是這樣想的，他在這本回憶錄《命運變奏曲》的“小引”中說得好：“西哲有云：人若不知自己民族的歷史，將在劫難逃。不願再遭劫的中國人尤其需要知道自己民族的歷史——真實的歷史。然而，即使是不作偽的信史大約也只能是個骨架，個人史才是使它豐滿起來的血肉，有血有肉的歷史，它就活了。”
《命運變奏曲》從他考進北京師範大學寫起。入學不久，就遇到了反胡風事件、肅反運動、反右派鬥爭。這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運動，在這本書里，都從一個大學生的視角作出了反映。作者在劃為右派分子之後，投入脫胎換骨的改造之中，先是在北京的西郊農場監督勞動，在這裡遇到了“大躍進”。接著又發往青海的祁連山里，在這裡趕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遇到的一些事情，一般歷史書未必會寫的吧。例如，“1958年民族地區搞了‘民主改革’，關閉了所有的寺院，大小僧人一律還俗”。這事就好像沒有在正史上見到過記載。作者在祁連山上放氂牛的時候，一天，民族師範送來一個六十上下的老者住到他住的窩棚里。這個老人就是一位還俗的活佛。
像“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在一些歷史書上是有一點記載的，可是總不能詳細。那時人們飢餓到什麼程度，這本書里有一點生動的記載：
第一次看到飢餓的形象一面是在蘭州火車站轉車的時候。我們這幾個分到青海的同學正等著轉車去西寧。餓了，就拿出各自從學校帶來的乾饅頭吃起來。突然，有位女同學手裡的饅頭被身後飛來的一隻手打落在地上。大家還沒反應過來，就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撲倒地上抓起那個饅頭來。 他並不想逃走，大概也沒有力氣逃走，反倒一翻身坐在了牆根，捧起饅頭拚命往嘴裡塞。在吃之前他使勁往饅頭上吐了幾口唾沫，這就告訴你，就是你把饅頭搶回去也不能吃了。這個孩子勾著頭縮在那裡，破爛的衣裳髒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兩隻乾瘦的手上滿是垢痂。他在大口大口吞咽著已經發乾的饅頭，力爭在挨揍之前把饅頭吞進肚子裡，至於皮肉受苦他看上去早已豁出去了。
那時物資匱乏到什麼程度，書中記下了一個今天可以當作笑話講的掌故：
那是1962年初，大饑荒還沒完全過去，市場上很難買到日常需要的東西。今天翻出那張發黃髮脆的結婚證書，在背面還能看見，寫著“水壺一把”，那是為結婚的人特批的。它給我們的結婚打上了時代的紀念。
1967年2月23日在西寧發生的死傷三百多人的流血慘案，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件大事，在當年長沙街頭張貼的大字報里，記得還看到過毛澤東關於此事的批示。(今天我查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沒有找到這個批示，莫非我記憶有誤嗎？)這一歷史事件在這本書里有一點記載：“1967年2月23日部隊包圍了西寧的青海日報社，用機槍屠殺了民眾組織‘八·一八’隊員一百六十九人，傷一百七十八人，隨後宣布‘八·一八’為反動組織。手無寸鐵的民眾揮舞著小紅本，一排排地倒在血泊里。開槍的是‘人民子弟兵’，讓人震驚，讓人無法理解。我的一個女學生參加了‘八·一八’，就在流血的現場，目睹了慘象，自己又被逮捕，從此精神失常，一直未婚，四十多歲就離開人世。”
這本書中最重要的內容當然是寫北京師範大學的反右派鬥爭。書中細細寫了他的一些老師和同學，特別是他本人怎樣成為右派分子的，這裡就不摘引了。這裡只講一個近乎荒誕的故事：歷史系講師劉蓬，和那些右派學生一起在農場勞動了許多年。到了1979年春天他回到北師大交涉改正的時候，才知道沒有他的右派檔案——他根本不是右派。他的下農場是因為五八年學校精簡下放一批教師，政治條件不好的往往下放到中學或外省市，當時決定劉蓬到內蒙。他不願意，說寧願去勞動，於是弄到西郊農場。既然到了右派圈裡，這裡的幹部自然認為他也是右派，他自己也誤以為劃成了老右。二十二年過去，才查清緣由，這才真是錯戴了帽子。但是不能“改正”，因為原來就不是，所以反倒沒了辦法。給右派落實政策的一切措施，他都沾不上邊！把堂堂一位大學教師的政治生命視同兒戲，倒也如實反映出了反右派鬥爭這一場政治運動的性質。
作者當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思考了二十二年，最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
經過很久很久的苦思，我開始了悟，我告訴自己：不是你犯了錯誤，而是“犯了正確”；不是對方誤解了你，是你“誤解”了對方。你錯把對方理想化了。你以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公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說自己的話。錯！領袖的思想、領袖的語言是你唯一的選擇！這是維護專政的需要。你犯了大忌，怎能不整？
回顧此生，如果我在當年不是因虔誠和輕信走了這條路，我將有怎樣的人生？
我可能委委瑣瑣謹小慎微地過一輩子，有了平安，但失去了靈魂。我或者留著心眼兒而成了左派，因此還可能走上仕途，那我將會在無盡無休的鬥爭當中乾下多少昧著良心的事，傷害多少人，欠下多少良心債！……
不，我不願意這樣活著。我選擇了一頂好帽子！我為自己當了一個正直的右派而自豪！
是的，我們這些過來人回顧往事，確實感覺到這頂右派帽子對自己起了保護的作用。我們被剝奪了發表文章的權利，可是同時也就免除了寫那些胡說八道的遵命文學的義務；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明令禁止我們參加民眾組織、參加運動，這也就免除了我們充當幫凶、充當打手、充當炮灰的可能。在一九五七年當時，怎么能夠預見到這得失呢。大約是在一九八七年，亡友劉賓雁兄到了長沙，他對我說：如果反右派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發生的話，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命運，就是當一名右派分子。他這話說得真好，我老是記著。
這一本回憶錄最動人的部分，我以為是寫作者和他妻子王世巧的愛情。他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在反右派鬥爭中，王世巧並沒有劃為右派分子。她始終不渝給戀人以極大的支持，終成眷屬。乘這作序的機會，我願意向她致以一個右派分子的敬意。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於長沙
朱正
我常常勸人寫自傳，寫回憶錄，為我們這一個時代留下一份證詞。我以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典型。各人把各人的經歷和遭遇寫下來，就是多卷本當代史中的一卷。我的朋友范亦豪教授和我不約而同，也是這樣想的，他在這本回憶錄《命運變奏曲》的“小引”中說得好：“西哲有云：人若不知自己民族的歷史，將在劫難逃。不願再遭劫的中國人尤其需要知道自己民族的歷史——真實的歷史。然而，即使是不作偽的信史大約也只能是個骨架，個人史才是使它豐滿起來的血肉，有血有肉的歷史，它就活了。”
《命運變奏曲》從他考進北京師範大學寫起。入學不久，就遇到了反胡風事件、肅反運動、反右派鬥爭。這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運動，在這本書里，都從一個大學生的視角作出了反映。作者在劃為右派分子之後，投入脫胎換骨的改造之中，先是在北京的西郊農場監督勞動，在這裡遇到了“大躍進”。接著又發往青海的祁連山里，在這裡趕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遇到的一些事情，一般歷史書未必會寫的吧。例如，“1958年民族地區搞了‘民主改革’，關閉了所有的寺院，大小僧人一律還俗”。這事就好像沒有在正史上見到過記載。作者在祁連山上放氂牛的時候，一天，民族師範送來一個六十上下的老者住到他住的窩棚里。這個老人就是一位還俗的活佛。
像“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在一些歷史書上是有一點記載的，可是總不能詳細。那時人們飢餓到什麼程度，這本書里有一點生動的記載：
第一次看到飢餓的形象一面是在蘭州火車站轉車的時候。我們這幾個分到青海的同學正等著轉車去西寧。餓了，就拿出各自從學校帶來的乾饅頭吃起來。突然，有位女同學手裡的饅頭被身後飛來的一隻手打落在地上。大家還沒反應過來，就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撲倒地上抓起那個饅頭來。 他並不想逃走，大概也沒有力氣逃走，反倒一翻身坐在了牆根，捧起饅頭拚命往嘴裡塞。在吃之前他使勁往饅頭上吐了幾口唾沫，這就告訴你，就是你把饅頭搶回去也不能吃了。這個孩子勾著頭縮在那裡，破爛的衣裳髒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兩隻乾瘦的手上滿是垢痂。他在大口大口吞咽著已經發乾的饅頭，力爭在挨揍之前把饅頭吞進肚子裡，至於皮肉受苦他看上去早已豁出去了。
那時物資匱乏到什麼程度，書中記下了一個今天可以當作笑話講的掌故：
那是1962年初，大饑荒還沒完全過去，市場上很難買到日常需要的東西。今天翻出那張發黃髮脆的結婚證書，在背面還能看見，寫著“水壺一把”，那是為結婚的人特批的。它給我們的結婚打上了時代的紀念。
1967年2月23日在西寧發生的死傷三百多人的流血慘案，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件大事，在當年長沙街頭張貼的大字報里，記得還看到過毛澤東關於此事的批示。(今天我查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沒有找到這個批示，莫非我記憶有誤嗎？)這一歷史事件在這本書里有一點記載：“1967年2月23日部隊包圍了西寧的青海日報社，用機槍屠殺了民眾組織‘八·一八’隊員一百六十九人，傷一百七十八人，隨後宣布‘八·一八’為反動組織。手無寸鐵的民眾揮舞著小紅本，一排排地倒在血泊里。開槍的是‘人民子弟兵’，讓人震驚，讓人無法理解。我的一個女學生參加了‘八·一八’，就在流血的現場，目睹了慘象，自己又被逮捕，從此精神失常，一直未婚，四十多歲就離開人世。”
這本書中最重要的內容當然是寫北京師範大學的反右派鬥爭。書中細細寫了他的一些老師和同學，特別是他本人怎樣成為右派分子的，這裡就不摘引了。這裡只講一個近乎荒誕的故事：歷史系講師劉蓬，和那些右派學生一起在農場勞動了許多年。到了1979年春天他回到北師大交涉改正的時候，才知道沒有他的右派檔案——他根本不是右派。他的下農場是因為五八年學校精簡下放一批教師，政治條件不好的往往下放到中學或外省市，當時決定劉蓬到內蒙。他不願意，說寧願去勞動，於是弄到西郊農場。既然到了右派圈裡，這裡的幹部自然認為他也是右派，他自己也誤以為劃成了老右。二十二年過去，才查清緣由，這才真是錯戴了帽子。但是不能“改正”，因為原來就不是，所以反倒沒了辦法。給右派落實政策的一切措施，他都沾不上邊！把堂堂一位大學教師的政治生命視同兒戲，倒也如實反映出了反右派鬥爭這一場政治運動的性質。
作者當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思考了二十二年，最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
經過很久很久的苦思，我開始了悟，我告訴自己：不是你犯了錯誤，而是“犯了正確”；不是對方誤解了你，是你“誤解”了對方。你錯把對方理想化了。你以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公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說自己的話。錯！領袖的思想、領袖的語言是你唯一的選擇！這是維護專政的需要。你犯了大忌，怎能不整？
回顧此生，如果我在當年不是因虔誠和輕信走了這條路，我將有怎樣的人生？
我可能委委瑣瑣謹小慎微地過一輩子，有了平安，但失去了靈魂。我或者留著心眼兒而成了左派，因此還可能走上仕途，那我將會在無盡無休的鬥爭當中乾下多少昧著良心的事，傷害多少人，欠下多少良心債！……
不，我不願意這樣活著。我選擇了一頂好帽子！我為自己當了一個正直的右派而自豪！
是的，我們這些過來人回顧往事，確實感覺到這頂右派帽子對自己起了保護的作用。我們被剝奪了發表文章的權利，可是同時也就免除了寫那些胡說八道的遵命文學的義務；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明令禁止我們參加民眾組織、參加運動，這也就免除了我們充當幫凶、充當打手、充當炮灰的可能。在一九五七年當時，怎么能夠預見到這得失呢。大約是在一九八七年，亡友劉賓雁兄到了長沙，他對我說：如果反右派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發生的話，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命運，就是當一名右派分子。他這話說得真好，我老是記著。
這一本回憶錄最動人的部分，我以為是寫作者和他妻子王世巧的愛情。他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在反右派鬥爭中，王世巧並沒有劃為右派分子。她始終不渝給戀人以極大的支持，終成眷屬。乘這作序的機會，我願意向她致以一個右派分子的敬意。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於長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