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源生
- 出生日期：1917年
- 逝世日期：1941年10月
- 性別：男
- 籍貫：福建省福清縣
- 犧牲地點：皖南
人物生平,戰鬥事跡,
人物生平
吳源生，原名韻思，又作問思，別名大風、陳乞、達峰等，福建省福清縣音西鎮玉塘村人，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1932年在省立福州中學就讀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4月赴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讀書。193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受上海共青團組織的“中國青年抗日義勇軍”的派遣，赴桂林與國民黨桂系軍隊談判“義勇軍”入桂抗日。同年冬，受中共南方工委派遣回閩，任福州工委委員，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2月赴香港中共南方工委工作，是年10月底任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的秘書，隨張雲逸來閩談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1938年2月，新四軍北上抗日，吳源生任第三支隊留守處秘書，在新四軍駐榕辦事處工作。同年4月調新四軍軍部擔任宣傳工作。後受黨組織派派遣前往白區開展統戰工作，在湖北、河南等地改造宗教會道等民間武裝參加抗日鬥爭。1939年底任革命刊物《中原》月刊的編輯、主編。不久被派往皖南國民黨當局舉辦的黨政軍幹部訓練班擔任少校指導員。國民黨要員賞識他的才幹，陰謀拉攏利用他。時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的李品仙多次召見吳源生，聽取他對時局及各黨派關係的看法。之後，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書記長卓衡之也召見他。1940年冬，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安徽黨政分會秘書長張岳靈以約談的名義，設計秘密逮捕吳源生，強迫他為國民黨政權服務。在安徽金寨縣洪家灣集中營，吳源生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和嚴刑折磨，始終正氣凜然，堅貞不屈。1941年9月英勇就義，時年僅24歲。
戰鬥事跡
吳源生生於福清音西鎮玉塘村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吳啟瑤是福建師範學院教授，其母何嘯湖也是教育工作者。他7歲隨父母進福州省立第四國小讀書，畢業後，進省立福州中學續學。他好學敏求，成績優異，在良好的親職教育下，從小知文識理，10來歲就踏上革命征途。
民國20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憂國憂民，潛心攻讀馬列著作，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翌年，在省立福州中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白楊社”，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民國23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受破壞，“白楊社”等抗日組織亦被解散，他往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讀書。民國25年6月，他參加上海共青團組織的“中國青年抗日義勇軍”，旋即受命赴桂林與國民黨桂系軍隊談判“義勇軍”入桂抗日問題。此時，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年8月，因蔣介石分化瓦解兩廣軍隊，致談判無結果，李宗仁只好送他出桂。是年冬，他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派遣回閩，任福州工作委員會委員，並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福州大眾社”，積極傳播馬列主義，組織民眾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民國26年2月，中共閩中特委遭受破壞，他赴香港找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認識了張雲逸。是年10月底，中共中央派張雲逸為代表來福建，與國民黨福建省主席陳儀談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源生受命擔任嚮導，並任張雲逸(時為新四軍參謀長)的秘書，在新四軍駐榕辦事處工作。
民國27年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閩北、閩東紅軍游擊隊在浙江開化改編為新四軍江南第三支隊，源生任支隊留守處秘書。4月，他調往新四軍軍部擔任宣傳工作。後黨組織派他去白區工作，他從漢口出發，到湖北經扶加入當地以“民先隊”為主體的游擊隊，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時游擊隊司令部移駐河南橫川，國民黨中統特務郭寄生潛入該部當教官，從中作梗，使“民先隊”解體。是年冬，源生轉移到安徽亳縣，與駐渦陽的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取得聯繫，參加爭取會道門(皖豫一帶農民抗暴鬥爭的組織，帶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的工作。源生深入會眾，宣傳教育，不斷提高他們覺悟，把會道門性質的組織改組成嚮導隊、偵察隊、鋤奸隊，去打擊日偽。
民國27年底，源生離開亳縣到金寨縣，任大別山革命刊物《中原》月刊編輯，旋被提為主編，連續發表多篇文章。他議論透闢精到，顯示出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對問題的高度洞察力。不久，他被派往皖南國民黨政府舉辦的黨政軍幹部訓練班，擔任少校指導員。他巧妙地通過國民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舊部陳敢的關係，進行革命活動，不斷發表進步言論和文章。國民黨要員賞識他的才幹，陰謀拉攏利用他。李品仙召見國民黨高級官員時，亦召見源生，要他發表對時局及各黨派關係的看法。之後，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書記長卓衡之也召見他。民國28年冬，國民黨政分會(在安徽省立煌地區)任他為幹事，欲拉攏他不成。不久，該會秘書長張岳靈派人送便條約他談話，當夜，敵人逼他就範不果，便把他押往安徽金寨縣洪家灣集中營。
源生入獄後，敵人急於破獲共產黨在立煌地區的地下組織，對他威逼利誘，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如用竹筷搓指頭、坐老虎凳、吊鴨兒浮水、灌辣椒水、上電刑等殘酷折磨他；派充當特務的叛徒誘他“省悟”；把他帶到山邊灌木叢旁假槍斃威脅他等等，但他始終正氣凜然，不為所動。為國家、為人民，源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一首詩中寫道：“國危無救家何計，生命能輕死不辭。”在獄中，他對難友說：“幹革命工作的人，有兩種生命，一種是肉體生命，一種是政治生命。當這兩種生命不能並存的時候，只有犧牲肉體生命來保存政治生命。不為志士，便為烈士，沒有第三條路。”敵人對他無可奈何，便於民國30年9月殺害了他，時年僅2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