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河清（1906-1950），字應祥，安徽霍山人。黃埔軍校第6期步科、陸軍大學特別班第7期畢業。曾任中央訓練團辦公室少將副主任，1949年任陸軍總司令部第2署少將司長，同年12月在雲南曲靖參加起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河清
- 出生地：安徽霍山
- 出生日期：1906
- 逝世日期：1950
吳河清 字應祥，男，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霍山縣人（原居住地現已劃歸岳西縣）。他少時家境貧寒，承蒙族人共襄，才得以在南京接受高等教育，畢業後回鄉短暫就館授教。1926年10月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為第六期學員，1929年6月畢業（其間曾短暫參加過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工作）。
吳河清黃埔軍校畢業後，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44師政訓處科員、排長、連長、股長。1932-1934年，在安徽地方任職。其中1932年1月被任命為安徽省國民政府第五專區首席縣長（專署駐滁縣），同年8月調任省保全處少校科員，後任省保全三團上校團長。1935-1938年4月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40旅719團第一營、第46師276團2營少校營長。其間1937年11月隨國民革命軍第46師，赴前線參加淞會戰，抗擊日本侵略軍。該師於徐家橋、徐家村、仇江之線占領陣地，參加蘇州河阻擊戰。雖敵軍被擊退，但戰況空前慘烈。國民革命軍以血肉之軀和劣勢裝備，抗擊著持新式裝備並有海、陸、空相互配合作戰的日本侵略軍的輪番進攻，參戰的46師幾近全軍覆沒，吳河清也身負重傷。
1938年5月，吳河清被選調至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軍官訓練團（中央訓練團）第一期受訓。1939年結業後，留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先後任人事組統計科上校科長、人事組少將副組長。參與人事管理，致力於抗戰幹部的培訓工作。抗戰勝利後，為恢復國民經濟和收復台灣，他繼續留在中央訓練團，參與幹部培訓與管理工作，先後任少將教官、幹部總隊副總大隊長、幹部總隊第一大隊大隊長、訓練團辦公廳少將副主任。吳河清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的10年間(1939-1948)，曾擔任多期訓練班的班主任及教官，並長期負責人事管理工作。1943年10月經嚴格選拔，考入國民黨創辦的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七期學習。在讀期間，同時兼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的教學與管理工作。1946年3月，從陸軍大學畢業。1949年1月，吳河清調任長沙綏靖公署教導總隊少將副總隊長兼第1團團長。1949年8月，調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第2署第2處少將處長。1949年12月24日，吳河清在國民黨陸軍總部曲靖（雲南）留守處率部起義。1950-1951年間，在西南軍政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隨後被分配至地方工作。 吳河清將軍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曾回霍山探過親，在同家鄉親鄰的交談中，無時不流露出對家鄉的熱愛與眷戀之情，同時盛讚家鄉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文化大革命”後，不僅與家鄉也與在外地工作的親人失去聯繫，雖經多方探尋，仍無結果。
吳河清黃埔軍校畢業後，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44師政訓處科員、排長、連長、股長。1932-1934年，在安徽地方任職。其中1932年1月被任命為安徽省國民政府第五專區首席縣長（專署駐滁縣），同年8月調任省保全處少校科員，後任省保全三團上校團長。1935-1938年4月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40旅719團第一營、第46師276團2營少校營長。其間1937年11月隨國民革命軍第46師，赴前線參加淞會戰，抗擊日本侵略軍。該師於徐家橋、徐家村、仇江之線占領陣地，參加蘇州河阻擊戰。雖敵軍被擊退，但戰況空前慘烈。國民革命軍以血肉之軀和劣勢裝備，抗擊著持新式裝備並有海、陸、空相互配合作戰的日本侵略軍的輪番進攻，參戰的46師幾近全軍覆沒，吳河清也身負重傷。
1938年5月，吳河清被選調至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軍官訓練團（中央訓練團）第一期受訓。1939年結業後，留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先後任人事組統計科上校科長、人事組少將副組長。參與人事管理，致力於抗戰幹部的培訓工作。抗戰勝利後，為恢復國民經濟和收復台灣，他繼續留在中央訓練團，參與幹部培訓與管理工作，先後任少將教官、幹部總隊副總大隊長、幹部總隊第一大隊大隊長、訓練團辦公廳少將副主任。吳河清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的10年間(1939-1948)，曾擔任多期訓練班的班主任及教官，並長期負責人事管理工作。1943年10月經嚴格選拔，考入國民黨創辦的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七期學習。在讀期間，同時兼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的教學與管理工作。1946年3月，從陸軍大學畢業。1949年1月，吳河清調任長沙綏靖公署教導總隊少將副總隊長兼第1團團長。1949年8月，調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第2署第2處少將處長。1949年12月24日，吳河清在國民黨陸軍總部曲靖（雲南）留守處率部起義。1950-1951年間，在西南軍政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隨後被分配至地方工作。 吳河清將軍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曾回霍山探過親，在同家鄉親鄰的交談中，無時不流露出對家鄉的熱愛與眷戀之情，同時盛讚家鄉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文化大革命”後，不僅與家鄉也與在外地工作的親人失去聯繫，雖經多方探尋，仍無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