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界說

《君子、小人界說》是宋育仁所著作品,出自於《宋育仁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君子、小人界說
  • 作者:宋育仁
  • 作品出處:宋育仁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 創作年代:近代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君子、小人者,兩等之名詞,非反對之名詞也。在位為君子,在野為小人。君子固為美稱,而小人非惡稱也。在孔子修訂以前之典籍,君子、小人對舉者甚稀。欲明古義,先釋名詞。君子之釋詞,曰:成其父為君而己為之子也。然則君子之名,猶世稱公子也。君也者,群也;公也者,背私為公也。有能群之德而出於其群,故曰君也。倉頡造字,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自營者,小己之事也;背私者,舍小己之私圖而謀大眾之公務,是以稱為公也。然則在位之稱為君、公者,以此也。猶之賢與貴,皆從貝得義。深察其義,則賢如物之經價,而貴為物之市價也,猶今語之雲有價值云爾。君子之名其為貴也,以其賢也。然而君子之稱,固表其賢,而小人之稱,非以名不肖也。賢與不肖為反對,不肖者不似也,猶世言無狀云爾。小人之義則不然。小者細也,物分之則小,即其細也,人者民也,小人謂細民也。合其群則大,一分子則小。然則小人也者,一分子之齊民也,其非惡稱也明矣。在其《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又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淑 。”謂君子始能履道,小人則有所觀感而已;君子始能出猷,小人從化而已。故其進賢賓,與之樂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自《論語》以來,七十子後學所記,君子、小人對舉者,乃屢見其詞。後世學者不明古義之正詁,誤認為絕對反對之名詞,而學說乃大亂。以余觀,《論語》之詞,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易事而難悅,小人難事而易悅”,“君子可大受而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凡此諸科,世學皆誤解小人以為反對君子之惡稱者,其究名實相謬也。君子從公群之務,故常周遍於同群,而不阿比於二三之同類;若細民,所營者狹,故常阿比於二三之同類,而不能周遍於同群。君子居位受祿,常處於泰,無所驟得而驕;若細民常處不足,有所驟得而驕,不能泰而安之位也。君子學而從政,各有政見,而事出為公,故處同列不失其和,而不嫌其不同;若細民則惟同業相接,知識從同,而爭得爭失,故不能和洽。坦蕩即泰而不驕之義,長戚即同而不和之解,喻於義者為治公務也,喻於利者為治私計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得化民者,君子之事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足者,小人之事也。揚惲引曰: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得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足者,庶民之事也。即此章之確詁。君子為卿大夫之代稱,小人即庶民之通稱也,非惡名也。其所居之職地不同,而所營即因之而異也。今使責庶民以皇皇求仁義,將舍業而游談。無野人,何以養君子?使卿大夫皇皇求財利,將廉恥道喪,四維不張,何以治野人乎?易事難悅,難事易悅,亦因處境廣狹之不同。大受不可小知,小知不可大受,良由操術大小之各異。至於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利;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正君子、小人之界說也,亦小人即庶民之確詁也。
其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者行也,雖行有大行、細行之不同,安行、勉行之差別,至如曾子所述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而必習,則隨其所處至尊至卑之地位,各有其高下淺深之程,其為修身固同也。然而謂之上達、下達,何謂也?上達者窮理盡性之途,下達者人情世故之理也。君子惟皇皇求仁義以化民,其所注意皆形而上之事,故由此上達,可以盡人倫而達天德也;小人惟皇皇求財利以自給,其所注重皆形而下之事,故由此下達,周世故而通物情也。即學成而上,藝成而下之理也。其所習使之然也。若夫傳說太平之世,人有君子之行。此則馴而致之,徐而俟之,非草偃風行之事也。故必立君子之道,別小人之分。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其偃必也”。其在曰:“負且乘,致寇至。”夫子系之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 斯奪之矣。”“以道名分”者,正為世衰道微,而公卿大夫漸有小人之行,不以義為利,而以利為利,由是而負乘之寇熾,攘竊奸宄之禍興,邦分崩離析而不可止矣。故修君子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也。夫凡厥庶民以利為利者,是其正也,其分然也,公卿大夫士則受養於小人,而為國治人者也,以利為利,則非其正矣,分在則然也。故之記引孟獻子之言曰:“蓄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蓄牛羊;百乘之家,不蓄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結論之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故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彼為善之。”世或疑此小人為惡名也,而不知非也。謂夫市井之賈,其持籌而算,皇皇求利,惟恐不足者,是其分也;若使為國家理財,亦必惟知聚斂也,彼以為善,是其所長,不知由此上下交征而國危矣,不可不察也。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宋育仁,四川富順人,中國近代思想家。光緒二十年任駐英、法、意、比四國二等參贊官,戊戌變法期間主持籌備四川近代第一份報紙《渝報》,又設“蜀學會”,出版《蜀學報》,清末任禮學館總纂。民初曾任國史館纂修,後被袁世凱以“妨害國家”為名,遣送回鄉。之後一直在四川講學、著述,並寫下了大量政論。宋育仁著有《時務論》、《採風記》等,既反對西化,也反對保守。他認為泰西政俗之善者,與中國上古三代的理想如出一轍,從而提出了“復古即維新”這一別具一格的改革主張。編者簡介王東傑,河南濮陽人,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研治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中國近代史,著有《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運動(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文章數十篇。陳陽,四川合江人,2007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先後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2014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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