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爾迦的詩》內容簡介：主要包括我國現代著名詩人戴望舒生前所譯洛爾迦的詩作及著名西班牙文翻譯家陳實補譯的洛爾迦的幾乎全部詩作。囊括《詩篇》（1921）、《深歌集》（1921）、《最初的歌》（1922）、《歌集》（1921-1924）、《吉卜賽謠曲集》（1924-1927）、《詩人在紐約》（1929-1930）、《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亞思輓歌》（1935）、《塔馬里特詩集》（1936）等多個詩集的詩篇。陳實翻譯的洛爾迦的詩作為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唯一版本。譯者及戴望舒的長女戴詠素授權花城出版社獨家出版。
基本介紹
- 書名：名著名譯詩叢:洛爾迦的詩
- 作者：加西亞·洛爾迦 (Federico Garcia Lorca)
-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 頁數：246頁
- 開本：32
- 品牌：廣東花城出版社
- 外文名：Seleccion De Poemas - Federico Garcia Lorca
- 譯者：戴望舒
- 出版日期：2012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6064713, 7536064713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名著名譯詩叢:洛爾迦的詩》編輯推薦：《名著名譯詩叢:洛爾迦的詩》主要內容包括：海水謠、小廣場謠、老晰蜴、七月天謠、中斷的音樂會、夢、新歌、願望三河小謠、吉他琴、村莊、薩埃塔小曲（組詩）、變奏、半個月亮、時鐘的空白、木馬欄、獵人等等。
圖書目錄
出版說明
譯序
詩篇（1921）
海水謠
小廣場謠
老晰蜴
七月天謠
中斷的音樂會
夢
新歌
願望
深歌集（1921）
三河小謠
吉他琴
村莊
薩埃塔小曲（組詩）
最初的歌（1922）
變奏
半個月亮
時鐘的空白
歌集（1921—1924）
木馬欄
獵人
塞維拉小曲
海螺
風景
騎士歌
樹呀樹
冶遊郎
小夜曲
啞孩子
婚約
最初的願望小曲
水呀你到哪兒去
兩個水手在岸上
是真的
夜曲圖析
寓言
蜥蜴先生在哭……
唱過的歌
孩子氣的歌
騎士的歌（1860）
歌
黎明時分的死亡
瘋孩子
告別
啞人街
自殺者
水仙花
另一種形態
徒然的歌
碑像的苦惱
格拉納達和一八五〇
枯橘樹的歌
吉卜賽謠曲集（1924—1927）
夢遊人謠
不貞之婦
安東尼妥·艾爾·岡波里奧在塞維拉街上被捕
安東尼妥·艾爾·岡波里奧之死
西班牙憲警謠
聖女歐拉麗亞的殉道
月亮，月亮謠
血斗
吉卜賽修女
科爾多巴
待決罪人謠
詩人在紐約（1929—1930）
散步歸來
一九一〇年（間奏）
黎明
哈倫區的王
荒廢的教堂（大戰紀事）
死之舞
兇殺案
赫德遜河的聖誕
活的天空
在井裡溺死的小女孩
兩座墳墓和一頭亞述狗的風景
廢墟
紐約
猶太墳場
維也納小圓舞曲
樹枝的圓舞曲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亞思輓歌（1935）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亞思輓歌
塔馬里特詩集（1936）
安達路西亞水手的夜曲
短歌
薔薇小曲
戀愛的風
小小的死亡之歌
嗚咽
無窮盡的小詩
死去的小孩
絕望的愛
陰暗的死亡
早上的市集
遭遇水禍的男孩
樹枝
平臥的女人
金黃的姑娘
每一首歌
補遺
第二周年
山楊和塔樓
絕望的歌
月下的歌（組詩）
無題
溫柔的訴苦
為梅塞德斯寫的搖籃曲
鏡
俘虜
無題
費德里柯·加西亞·洛爾迦年表
譯序
詩篇（1921）
海水謠
小廣場謠
老晰蜴
七月天謠
中斷的音樂會
夢
新歌
願望
深歌集（1921）
三河小謠
吉他琴
村莊
薩埃塔小曲（組詩）
最初的歌（1922）
變奏
半個月亮
時鐘的空白
歌集（1921—1924）
木馬欄
獵人
塞維拉小曲
海螺
風景
騎士歌
樹呀樹
冶遊郎
小夜曲
啞孩子
婚約
最初的願望小曲
水呀你到哪兒去
兩個水手在岸上
是真的
夜曲圖析
寓言
蜥蜴先生在哭……
唱過的歌
孩子氣的歌
騎士的歌（1860）
歌
黎明時分的死亡
瘋孩子
告別
啞人街
自殺者
水仙花
另一種形態
徒然的歌
碑像的苦惱
格拉納達和一八五〇
枯橘樹的歌
吉卜賽謠曲集（1924—1927）
夢遊人謠
不貞之婦
安東尼妥·艾爾·岡波里奧在塞維拉街上被捕
安東尼妥·艾爾·岡波里奧之死
西班牙憲警謠
聖女歐拉麗亞的殉道
月亮，月亮謠
血斗
吉卜賽修女
科爾多巴
待決罪人謠
詩人在紐約（1929—1930）
散步歸來
一九一〇年（間奏）
黎明
哈倫區的王
荒廢的教堂（大戰紀事）
死之舞
兇殺案
赫德遜河的聖誕
活的天空
在井裡溺死的小女孩
兩座墳墓和一頭亞述狗的風景
廢墟
紐約
猶太墳場
維也納小圓舞曲
樹枝的圓舞曲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亞思輓歌（1935）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亞思輓歌
塔馬里特詩集（1936）
安達路西亞水手的夜曲
短歌
薔薇小曲
戀愛的風
小小的死亡之歌
嗚咽
無窮盡的小詩
死去的小孩
絕望的愛
陰暗的死亡
早上的市集
遭遇水禍的男孩
樹枝
平臥的女人
金黃的姑娘
每一首歌
補遺
第二周年
山楊和塔樓
絕望的歌
月下的歌（組詩）
無題
溫柔的訴苦
為梅塞德斯寫的搖籃曲
鏡
俘虜
無題
費德里柯·加西亞·洛爾迦年表
序言
出版說明/周良沛
它是記憶中那遙遠的遙遠，卻是不會忘卻的永遠永遠。
這裡應該說的，自然是費德里柯·加西亞·洛爾迦（F.Garcia Lorca，1898—1936），正是因為他，我卻首先聯想到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這是一位在夜的陰沉中逃亡，“人們供給他兄弟般的信號燈”的詩人，是一位我“就是你們自己”的詩人，他的沉默是堡壘，對他“永不妥協”所降下的災難，他又是刺穿一切壓制的阻力在泥土裡發芽的種子……
那已是半個多世紀之前吧，聶魯達事隔20多年再次來到中國，卻是初次來到新的共和國。有幸先讀到為歡迎他所專譯的《聶魯達詩選》，之後又為他的到來認識了他。他那寬厚的肩背，難以數計其容量的胸襟，加以安達盧西亞人的深沉和亞拉岡尼亞人驕傲的面容，確有他那種海洋廣闊、博大、洶湧詩情的容貌。至今，我還常聽當代作曲家希歐都拉基（Mikis Theodorakis）選他的Canto general（大陸先後有譯為《詩歌總集》、《漫歌集》的，陳實譯為《全體的歌》）為詞所譜的一大套中音獨唱曲。作曲家是從希臘軍政府監獄釋放出來，移居巴黎的政治犯。那種拉美加以搖滾的曲風，唱得人熱血沸騰。20世紀50年代，也有巴勃羅·聶魯達自己吟詩的密紋唱片，詩詞的激情與剛烈，同他柔和、悠然的聲音，悠閒的恣態，以及他敲著桌面的肥長而白皙的手指，從容優雅的步伐之反差，竟然是那么大，仿佛只能從這種反差中讀懂真正的聶魯達。他講到自己1935年任智利駐馬德里的領事，過著生活優裕而懶散的外交官生活，寫著他“紫色的喪鐘”時，西班牙內戰的爆發，馬德里街頭的鮮血，更有那一位寫下的詩，從不在乎詩集出版的洛爾迦，帶他到大學生中間去朗誦和演說他那詩的詩白——
你們會問：那么紫丁香在哪裡？
罌粟花蒙住的玄秘呢？
那常常把你的詩，打出許多洞孔
和瘋話的雨呢？
我會把全部遭遇告訴你們。
……
你們會問：為什麼你的詩
不講夢，不講樹葉，
不講家鄉的大火山？
來看滿街的血吧，
來看
滿街的血
來看滿街的
血！
因為聶魯達願意和西班牙人民在一起，智利政府勒令他離開西班牙。1938年11月7日，為紀念馬德里保衛戰兩周年，聶魯達的詩集《西班牙在我心中》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在西班牙不尋常地出版了，書前的《獻辭》道：“……加西亞·洛爾迦曾稱他為盧本·達里奧後，美洲最傑出的詩人……”從《獻詞》可以看出，洛爾迦對聶魯達的評價是很高的。雖然，兩位詩人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國度，但詩，作為語言藝術的語言，他倆的母語都是西班牙語，有同文同語的文化的同根性，可是詩風迥異，人生和藝術的道路也不盡相同，卻能彼此欣賞。他倆都很讚賞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當聶魯達不戀“罌粟花蒙住的玄秘”後，雄渾、恢宏的詩情，熱烈奔放於廣博的詩境，正好與惠特曼式的詩形契合。洛爾迦不同，他無法，也無需改變即興吟唱那種安達盧西亞的、歌謠式的歌唱所予以他詩的個性，並在自己民族、國度廣泛傳唱而穿透時空所留在詩史的聲名，這已是無法變異的史實，但他從惠特曼所激昂了的，是更多的民主精神，如他在紐約寫的《紐約》 ：
乘數式法下面，
有一滴鴨子的血；
加數式法下面，
有一滴海膽的血；
加數式法下面，
一條溫柔的血河；
一條唱著歌流動的河，
流經市郊的公共房屋，
它是紐約虛假早晨的
白銀、水泥或微風。
詩無定法，意定法，惠特曼民主思想對洛爾迦的影響，似在那位歌唱謠曲的洛爾迦之外，又有另一個洛爾迦了。毫無疑問，無論講詩，還是論人，這都是他一生之中很重要的一頁，但不是他的全部。他推崇的，是美洲那一時期體現了現代主義特徵的詩人盧本·達里奧（Ruben Dario，1867—1916），可惜，至今還不見一本他的詩集之漢語譯本出版。也許，他那虛幻的意境和悲觀情調所營造藝術珍品的雅致難以翻譯；也許，這位總以天鵝為美的象徵而稱之“天鵝的詩人”的自身貧困，和筆下豪華的宮殿難以相融；也許，他自身的愛國與藝術上的逃避現實，與當代現實的距離並不為極少的西班牙語的人才所重視，才使大多西班牙語盲的讀者失去直接從作品認識他的機會。然而，他在詩史上作為美洲那個時代的現代主義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洛爾迦眼中盧本·達里奧之後的聶魯達，其在詩史上的影響，已大大超過盧本·達里奧了。可是，這位聶魯達，要講他一生的輝煌時，是無法不講洛爾迦對他的影響，由此，也可以想到，洛爾迦是怎樣一位詩人了。
在西班牙人民眼裡，洛爾迦不僅是位詩人，更是他們所熱愛的劇作家。他的詩，對於不能直接從西班牙文閱讀的讀者，對於不能直接感悟到他的詩與他所描繪的吉卜賽人、安達盧西亞人的感情和喜憂之契合，此種閱讀是很難到位的。施蟄存曾以《西班牙憲警謠》為例：
en la platinoche noche，
que noche nochera.
洛爾迦式的語言之音調，運用文字聲音的美所表達的意象之美，“中文就無能為力”，“只能聊以達意的分行散文”：
在這白金的黑夜裡，
黑夜遂被夜色染黑。
雖然讀者於此閱讀的遺憾，不能達到對它完全的感悟和理解，致以對詩人的認識也無法到位，但對它仍像在山野的清晨，呼吸到濕潤的新鮮。若再去說些別的什麼，則多餘、淺薄。它不像聶魯達，尤其在看到馬徳里街頭流的鮮血之後，不少詩都涉及社會生活和政治。但，詩人熱愛生活的自由歌唱，直至今日的西班牙，都能看到孩子們在上學、回家的路上，都會很自然地吟唱、背誦洛爾迦的詩。它激發了新的一代在他的詩篇、歌謠中，感受生活之美的光彩。這對佛朗哥獨裁者的獨裁，就是挑戰、威脅，是庸俗社會學所認識不到的政治；獨裁者的屠刀上所滴下洛爾迦的鮮血，所引起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其反響之深，之廣，不能不使這一獨裁政權驚慌失措。一些以“熱忱推崇”洛爾迦自居者，調動手下的御用文人為此大大作“秀”。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人民追究洛爾迦的死因、要捉拿兇手的抗議活動的持續之久，也是空前的，同時，在全世界勞動人民，全世界每個文化領域的文藝工作者的哀悼和憤怒之中的洛爾迦，他也更為人民所認識和敬重。這對時在歐洲，並懂西班牙語的戴望舒的心理衝擊，可想而知。他決定將洛爾迦的詩更系統地介紹給包括海外廣大的華人華僑的漢語讀者。
從我們現在能夠接觸到的戴望舒漢譯作品，如那認為源於東方詩體，又為流行的民歌形式之“深歌”（Cante jondo），或源於阿拉伯或波斯的，一般用於詠唱愛情的“小曲”（Casida），乃至歌唱鬥牛師的長詩，或是相系這個民族的所特有的民風民俗的生活情趣之短章，如《海水謠》“在遠方，/大海笑盈盈。/浪是牙齒，天是嘴唇。//不安的少女，你賣的是什麼，/要把你的乳房聳起？//——先生，我賣的是/大海的水。……”它為廣大民眾所歡迎，是它深諳百姓的民族心理之藝術思維和審美情趣，但它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政治烙印，獨裁者佛朗哥可以不順眼他，也不該視為他的統治首先應該除去的障礙，做他首個槍殺的文化人。對此的不甚理解，也好理解。記得50年前北京《詩刊》刊發過當時現場口譯陳用儀先生記述聶魯達對此的答問，半個世紀了，當時的資料一時也難找，但對聶魯達為此非常簡潔、有力的答問，仍有很深的印象。記得聶魯達只說了那么一句話：
他表達了美，人的美好感情。
這一句話，對於當時雖然厭惡庸俗社會學圖解政策和時事的文藝作品，卻說不出什麼道理的我，是非常強烈的震撼，是深度的感動。當然，不為時代的局限所局限者是不存在的，但它也為此讓我自覺或不自覺地疏離當時創作的詩弊，可以相對地不陷得那么深，這也是為一生所銘記，永遠都感激的。不過，此處所說的“美”，絕非現今僅僅時尚的風、花、雪、月，是對立於假、惡、醜的真、善、美的生命之樹的一葉。是更深更廣的人生靚色。一位詩人，能與人民的快樂與悲哀，願望和理想一致。自然是“為人民寫作”，自然在“西班牙語系的國家中為千百萬普通人所熟知和熱愛”。那股與人民對立的法西斯匪徒的反動勢力，必然無法容得下他。
一位歌者如此的詩之歷程所提供於詩的維他命，從某個角度看，其影響可能遠遠超過他某些具體作品的意義。一部幾千年的詩史，他也不是此中的先行者和唯一的聖者，但他那痛斥獨裁者的詩篇，也逼迫劊子手為自己掘好墳墓；洛爾迦遭長槍黨槍殺所滲入鄉土的血，又是他有別於他人的另一種人生，另一樣的詩美。
後人為他美的詩、詩的美所滋養，也為他詩的美、美的詩矗立起詩的紀念碑。
一位同樣如此於詩的中國詩人戴望舒，他1933年從巴黎到西班牙旅行時，雖然無緣認識洛爾迦，他要系統介紹洛爾迦的計畫，一直是在格外重視、認真地進行。1948年，好友施蟄存在上海遇問《洛爾迦詩鈔》譯得怎樣，他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各自的民族特性，首先是語言藝術的語言之強烈差異，譯詩若能譯得另一個民族用其母語同樣能吟誦，不少學者都認為是不可能的。從這點來說，毋庸諱言，不同的習慣和想像力於詩的表達，有為不習慣於它的新鮮，同時也可能是感受、接受它的隔閡。但各自的文化特點，同樣是各自的文化優勢，是豐富民族精神的財富。只有那些有霸權欲的，才會以自我為中心而“一體化”於人，所被“一體”的，一旦失去自己文化的特性，必然是文化精神的淪亡，也是民族淪亡的前奏。
因此，對於距離我們傳統審美趣味和習慣不一致的作品，既無文化稱霸之心，則需要懂得對相異者的尊重，才能相互欣賞。對洛爾迦其人和他的歌與大眾融為一體的精神，我們的學習和借鑑，也不是單一的對它相異於我們的陌生、新鮮、新奇之簡單、生硬的模仿，否則，亦是失去自我而以其為“一體”了。為此，這裡譯介的詩，亦非出於審美趣味的選擇，重在對他於詩史地位的尊重，對他民族性的尊重。
譯介這樣的詩，難度很大。可是，望舒仍像愚公移山似的在移他的山。但在時局動盪、物價飛漲的生存壓力下，很影響譯事的進展。1949年他在香港，此事遠未完成，為迎接新的共和國開國，他從香港繞道到了北平。此時，心情好了，生活安定了，可是，香港1941年淪陷後，他被日軍抓進澳卑利街的“域多利拘留所”致殘的身體，沒有讓他這么安定的生活幾個月，便病逝北京。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十年動亂之後，我編輯出版了《戴望舒詩集》，修復了他在萬安公墓被破壞的墓後，他女兒拿了一隻藏有父親殘留之遺稿的小皮箱來，遺稿數量雖然不多，兩隻大信封也可以裝完。但《災難的歲月》之手稿卻完好無缺，僅以有它，這隻小皮箱也夠珍貴了。裡面有不少用“拍紙薄”上斯下的紙片，記有一些短句或零星的文字片斷，根據我的那點知識，有些還能識辨它是推敲波德萊爾（C.Baudelaire，1821—1867）詩譯的短句。後來，聽施墊存講，1956年他整理《洛爾迦詩鈔》時，除了為其中缺少《詩人在紐約》這組詩，他原想譯出其中的《給哈倫區的頌歌》、《惠特曼頌歌》，可是他總感到自己沒有譯好，不願出手。其他望舒原譯的32首的譯稿，有一些也是未能最後定稿的譯筆，就像我看到的那些波德萊爾詩譯的片斷。最後能拿出那么一本書來，施墊存於其中所花的時間，所絞的腦汁是可想而知的。但譯文的某些協韻的語調，也有明顯不同於“雨巷詩人”的施墊存文筆之烙印。他沒有署名，不為圖名，無論是為洛爾迦，還是為望舒，它都該像聶魯達所說的洛爾迦的作品“表達了美”，表達了“人的美好感情”那樣，表達了他對友情之美。但是這部1956年出版的《洛爾迦詩鈔》，在當時為華人，為漢語讀者填補對洛爾迦了解的空白之積極意義，不言而喻，但僅僅以這么三十幾首詩介紹洛爾迦，又是遠遠不夠的。然而，這三十幾首譯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還是為它印製了一本很薄又精美的小冊子，它比許多大厚本的詩集，給予愛詩者的，有更深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人們在精神極度的饑渴中，為讀一本想讀的書，常常是“泡病假開夜車，精確瓜分閱讀時間。”民間詩刊《今天》的代表詩人北島說：“當《洛爾迦譯詩抄》氣喘吁吁經過我們手中，引起一陣激動。洛爾迦的陰影曾一度籠罩北京地下詩壇。方含（孫康）的詩中響徹洛爾迦的迴響；芒克失傳的長詩《綠色中的綠》，題目顯然得自《夢遊人謠》；80年代初，我把洛爾迦介紹給顧城，於是他的詩染上洛爾迦的色彩。”這樣一位詩人的三十幾首譯詩，在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予以人們讀詩的新的視覺，以及對詩新的認識，是則新的傳奇。可是，僅僅以這三十幾首譯詩來認識洛爾迦，也太不夠了。此事，不是沒有人想到，可是有條件能擔負此任的，並不好找。可是，這多年來，陳實先生卻一直默默無聞，持續不斷，埋頭苦譯洛爾迦。
她是香港目前最為高壽的資深老作家，清新、雋秀的散文，無疑是香港散文的一位大家，也是望舒生前的友好之中，目前唯一的健在者。她對亡友的深情，僅從她始終不忘，一直設法尋找西班牙文的洛爾迦之原著，多少年來，陸陸續續，認認真真，持之以恆地做這么一件事，已足能說明這一切了。而且，這些譯稿陸陸續續在香港譯出，也陸陸續續輸送到時在廣州的黃新波手裡。為什麼這樣，只有將來由陳實先生記述。版畫家黃新波，抗戰勝利後，他那貼近現實的作品，在他活躍的華南，尤為當時台灣和香港的讀者所熟悉。今日的年輕人已不太知道他了，但歷史會記住他的。他和陳實是勝利後以盟軍中“英國軍事代表團”屬下“心理作戰小組”成員先後從昆明復員到香港，創辦了“人間書屋”和“人間畫會”，是一位為興旺香港文化生活作出了貢獻的文化人。他們情同手足。黃先生去世了，這回是由他女兒黃元找出譯稿理順、列印出來，以圓我們洛爾迦之夢的。今天有這本譯詩呈現在讀者面前，確實不易，又充滿了人間情。若是完全從陳實先生的個人興趣說，她非常欽佩洛爾迦的為人，並不是待別喜歡他的詩，施蟄存認為洛爾迦所無法譯的地方，她認為正是洛爾迦拘於形式之弊。當人們為洛爾迦所以是洛爾迦，更多注視他的光鮮之處時，陳實此說，也是可以尊重的一家之言。她更喜歡聶魯達，她所選、譯的一本《聶魯達抒情詩選》，對過去的譯本更多譯自聶魯達中期的Canto general，忽視詩人早期和晚期有更多的變化、有更豐富的多樣和複雜性的作品卻注意得不夠、不足，是一大補充。同樣，這本《洛爾迦的詩》，其中的《詩人在紐約》，陳實先生補譯了16首。
陳實與望舒的譯筆各有其獨特的個性，有不同的詩趣，這也為我們從它的豐富多樣中讀到詩質的一致。陳實所譯的“洛爾迦”當是承接望舒譯筆最好的。而且從數量看，陳實先生補譯的詩遠遠超過望舒所譯的《洛爾迦詩鈔》。是個很不簡單的工作量。她所以如此，不僅是興趣和敬業，更是為了友誼，替亡友了卻生前未能補的一大遺憾。她如此，自然和施蟄存一樣，同樣表達了他們的“美”和“人的美好感情”，綻放了他們各自心靈之美。當我們知道了這一切，對於這么一本集詩人、譯家之情而美於一爐的詩集，我們可以掂掂它美的分量，再說別的，已多餘了。
2007年11月30日香港北角初稿
2011年12月二稿
它是記憶中那遙遠的遙遠，卻是不會忘卻的永遠永遠。
這裡應該說的，自然是費德里柯·加西亞·洛爾迦（F.Garcia Lorca，1898—1936），正是因為他，我卻首先聯想到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這是一位在夜的陰沉中逃亡，“人們供給他兄弟般的信號燈”的詩人，是一位我“就是你們自己”的詩人，他的沉默是堡壘，對他“永不妥協”所降下的災難，他又是刺穿一切壓制的阻力在泥土裡發芽的種子……
那已是半個多世紀之前吧，聶魯達事隔20多年再次來到中國，卻是初次來到新的共和國。有幸先讀到為歡迎他所專譯的《聶魯達詩選》，之後又為他的到來認識了他。他那寬厚的肩背，難以數計其容量的胸襟，加以安達盧西亞人的深沉和亞拉岡尼亞人驕傲的面容，確有他那種海洋廣闊、博大、洶湧詩情的容貌。至今，我還常聽當代作曲家希歐都拉基（Mikis Theodorakis）選他的Canto general（大陸先後有譯為《詩歌總集》、《漫歌集》的，陳實譯為《全體的歌》）為詞所譜的一大套中音獨唱曲。作曲家是從希臘軍政府監獄釋放出來，移居巴黎的政治犯。那種拉美加以搖滾的曲風，唱得人熱血沸騰。20世紀50年代，也有巴勃羅·聶魯達自己吟詩的密紋唱片，詩詞的激情與剛烈，同他柔和、悠然的聲音，悠閒的恣態，以及他敲著桌面的肥長而白皙的手指，從容優雅的步伐之反差，竟然是那么大，仿佛只能從這種反差中讀懂真正的聶魯達。他講到自己1935年任智利駐馬德里的領事，過著生活優裕而懶散的外交官生活，寫著他“紫色的喪鐘”時，西班牙內戰的爆發，馬德里街頭的鮮血，更有那一位寫下的詩，從不在乎詩集出版的洛爾迦，帶他到大學生中間去朗誦和演說他那詩的詩白——
你們會問：那么紫丁香在哪裡？
罌粟花蒙住的玄秘呢？
那常常把你的詩，打出許多洞孔
和瘋話的雨呢？
我會把全部遭遇告訴你們。
……
你們會問：為什麼你的詩
不講夢，不講樹葉，
不講家鄉的大火山？
來看滿街的血吧，
來看
滿街的血
來看滿街的
血！
因為聶魯達願意和西班牙人民在一起，智利政府勒令他離開西班牙。1938年11月7日，為紀念馬德里保衛戰兩周年，聶魯達的詩集《西班牙在我心中》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在西班牙不尋常地出版了，書前的《獻辭》道：“……加西亞·洛爾迦曾稱他為盧本·達里奧後，美洲最傑出的詩人……”從《獻詞》可以看出，洛爾迦對聶魯達的評價是很高的。雖然，兩位詩人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國度，但詩，作為語言藝術的語言，他倆的母語都是西班牙語，有同文同語的文化的同根性，可是詩風迥異，人生和藝術的道路也不盡相同，卻能彼此欣賞。他倆都很讚賞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當聶魯達不戀“罌粟花蒙住的玄秘”後，雄渾、恢宏的詩情，熱烈奔放於廣博的詩境，正好與惠特曼式的詩形契合。洛爾迦不同，他無法，也無需改變即興吟唱那種安達盧西亞的、歌謠式的歌唱所予以他詩的個性，並在自己民族、國度廣泛傳唱而穿透時空所留在詩史的聲名，這已是無法變異的史實，但他從惠特曼所激昂了的，是更多的民主精神，如他在紐約寫的《紐約》 ：
乘數式法下面，
有一滴鴨子的血；
加數式法下面，
有一滴海膽的血；
加數式法下面，
一條溫柔的血河；
一條唱著歌流動的河，
流經市郊的公共房屋，
它是紐約虛假早晨的
白銀、水泥或微風。
詩無定法，意定法，惠特曼民主思想對洛爾迦的影響，似在那位歌唱謠曲的洛爾迦之外，又有另一個洛爾迦了。毫無疑問，無論講詩，還是論人，這都是他一生之中很重要的一頁，但不是他的全部。他推崇的，是美洲那一時期體現了現代主義特徵的詩人盧本·達里奧（Ruben Dario，1867—1916），可惜，至今還不見一本他的詩集之漢語譯本出版。也許，他那虛幻的意境和悲觀情調所營造藝術珍品的雅致難以翻譯；也許，這位總以天鵝為美的象徵而稱之“天鵝的詩人”的自身貧困，和筆下豪華的宮殿難以相融；也許，他自身的愛國與藝術上的逃避現實，與當代現實的距離並不為極少的西班牙語的人才所重視，才使大多西班牙語盲的讀者失去直接從作品認識他的機會。然而，他在詩史上作為美洲那個時代的現代主義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洛爾迦眼中盧本·達里奧之後的聶魯達，其在詩史上的影響，已大大超過盧本·達里奧了。可是，這位聶魯達，要講他一生的輝煌時，是無法不講洛爾迦對他的影響，由此，也可以想到，洛爾迦是怎樣一位詩人了。
在西班牙人民眼裡，洛爾迦不僅是位詩人，更是他們所熱愛的劇作家。他的詩，對於不能直接從西班牙文閱讀的讀者，對於不能直接感悟到他的詩與他所描繪的吉卜賽人、安達盧西亞人的感情和喜憂之契合，此種閱讀是很難到位的。施蟄存曾以《西班牙憲警謠》為例：
en la platinoche noche，
que noche nochera.
洛爾迦式的語言之音調，運用文字聲音的美所表達的意象之美，“中文就無能為力”，“只能聊以達意的分行散文”：
在這白金的黑夜裡，
黑夜遂被夜色染黑。
雖然讀者於此閱讀的遺憾，不能達到對它完全的感悟和理解，致以對詩人的認識也無法到位，但對它仍像在山野的清晨，呼吸到濕潤的新鮮。若再去說些別的什麼，則多餘、淺薄。它不像聶魯達，尤其在看到馬徳里街頭流的鮮血之後，不少詩都涉及社會生活和政治。但，詩人熱愛生活的自由歌唱，直至今日的西班牙，都能看到孩子們在上學、回家的路上，都會很自然地吟唱、背誦洛爾迦的詩。它激發了新的一代在他的詩篇、歌謠中，感受生活之美的光彩。這對佛朗哥獨裁者的獨裁，就是挑戰、威脅，是庸俗社會學所認識不到的政治；獨裁者的屠刀上所滴下洛爾迦的鮮血，所引起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其反響之深，之廣，不能不使這一獨裁政權驚慌失措。一些以“熱忱推崇”洛爾迦自居者，調動手下的御用文人為此大大作“秀”。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人民追究洛爾迦的死因、要捉拿兇手的抗議活動的持續之久，也是空前的，同時，在全世界勞動人民，全世界每個文化領域的文藝工作者的哀悼和憤怒之中的洛爾迦，他也更為人民所認識和敬重。這對時在歐洲，並懂西班牙語的戴望舒的心理衝擊，可想而知。他決定將洛爾迦的詩更系統地介紹給包括海外廣大的華人華僑的漢語讀者。
從我們現在能夠接觸到的戴望舒漢譯作品，如那認為源於東方詩體，又為流行的民歌形式之“深歌”（Cante jondo），或源於阿拉伯或波斯的，一般用於詠唱愛情的“小曲”（Casida），乃至歌唱鬥牛師的長詩，或是相系這個民族的所特有的民風民俗的生活情趣之短章，如《海水謠》“在遠方，/大海笑盈盈。/浪是牙齒，天是嘴唇。//不安的少女，你賣的是什麼，/要把你的乳房聳起？//——先生，我賣的是/大海的水。……”它為廣大民眾所歡迎，是它深諳百姓的民族心理之藝術思維和審美情趣，但它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政治烙印，獨裁者佛朗哥可以不順眼他，也不該視為他的統治首先應該除去的障礙，做他首個槍殺的文化人。對此的不甚理解，也好理解。記得50年前北京《詩刊》刊發過當時現場口譯陳用儀先生記述聶魯達對此的答問，半個世紀了，當時的資料一時也難找，但對聶魯達為此非常簡潔、有力的答問，仍有很深的印象。記得聶魯達只說了那么一句話：
他表達了美，人的美好感情。
這一句話，對於當時雖然厭惡庸俗社會學圖解政策和時事的文藝作品，卻說不出什麼道理的我，是非常強烈的震撼，是深度的感動。當然，不為時代的局限所局限者是不存在的，但它也為此讓我自覺或不自覺地疏離當時創作的詩弊，可以相對地不陷得那么深，這也是為一生所銘記，永遠都感激的。不過，此處所說的“美”，絕非現今僅僅時尚的風、花、雪、月，是對立於假、惡、醜的真、善、美的生命之樹的一葉。是更深更廣的人生靚色。一位詩人，能與人民的快樂與悲哀，願望和理想一致。自然是“為人民寫作”，自然在“西班牙語系的國家中為千百萬普通人所熟知和熱愛”。那股與人民對立的法西斯匪徒的反動勢力，必然無法容得下他。
一位歌者如此的詩之歷程所提供於詩的維他命，從某個角度看，其影響可能遠遠超過他某些具體作品的意義。一部幾千年的詩史，他也不是此中的先行者和唯一的聖者，但他那痛斥獨裁者的詩篇，也逼迫劊子手為自己掘好墳墓；洛爾迦遭長槍黨槍殺所滲入鄉土的血，又是他有別於他人的另一種人生，另一樣的詩美。
後人為他美的詩、詩的美所滋養，也為他詩的美、美的詩矗立起詩的紀念碑。
一位同樣如此於詩的中國詩人戴望舒，他1933年從巴黎到西班牙旅行時，雖然無緣認識洛爾迦，他要系統介紹洛爾迦的計畫，一直是在格外重視、認真地進行。1948年，好友施蟄存在上海遇問《洛爾迦詩鈔》譯得怎樣，他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各自的民族特性，首先是語言藝術的語言之強烈差異，譯詩若能譯得另一個民族用其母語同樣能吟誦，不少學者都認為是不可能的。從這點來說，毋庸諱言，不同的習慣和想像力於詩的表達，有為不習慣於它的新鮮，同時也可能是感受、接受它的隔閡。但各自的文化特點，同樣是各自的文化優勢，是豐富民族精神的財富。只有那些有霸權欲的，才會以自我為中心而“一體化”於人，所被“一體”的，一旦失去自己文化的特性，必然是文化精神的淪亡，也是民族淪亡的前奏。
因此，對於距離我們傳統審美趣味和習慣不一致的作品，既無文化稱霸之心，則需要懂得對相異者的尊重，才能相互欣賞。對洛爾迦其人和他的歌與大眾融為一體的精神，我們的學習和借鑑，也不是單一的對它相異於我們的陌生、新鮮、新奇之簡單、生硬的模仿，否則，亦是失去自我而以其為“一體”了。為此，這裡譯介的詩，亦非出於審美趣味的選擇，重在對他於詩史地位的尊重，對他民族性的尊重。
譯介這樣的詩，難度很大。可是，望舒仍像愚公移山似的在移他的山。但在時局動盪、物價飛漲的生存壓力下，很影響譯事的進展。1949年他在香港，此事遠未完成，為迎接新的共和國開國，他從香港繞道到了北平。此時，心情好了，生活安定了，可是，香港1941年淪陷後，他被日軍抓進澳卑利街的“域多利拘留所”致殘的身體，沒有讓他這么安定的生活幾個月，便病逝北京。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十年動亂之後，我編輯出版了《戴望舒詩集》，修復了他在萬安公墓被破壞的墓後，他女兒拿了一隻藏有父親殘留之遺稿的小皮箱來，遺稿數量雖然不多，兩隻大信封也可以裝完。但《災難的歲月》之手稿卻完好無缺，僅以有它，這隻小皮箱也夠珍貴了。裡面有不少用“拍紙薄”上斯下的紙片，記有一些短句或零星的文字片斷，根據我的那點知識，有些還能識辨它是推敲波德萊爾（C.Baudelaire，1821—1867）詩譯的短句。後來，聽施墊存講，1956年他整理《洛爾迦詩鈔》時，除了為其中缺少《詩人在紐約》這組詩，他原想譯出其中的《給哈倫區的頌歌》、《惠特曼頌歌》，可是他總感到自己沒有譯好，不願出手。其他望舒原譯的32首的譯稿，有一些也是未能最後定稿的譯筆，就像我看到的那些波德萊爾詩譯的片斷。最後能拿出那么一本書來，施墊存於其中所花的時間，所絞的腦汁是可想而知的。但譯文的某些協韻的語調，也有明顯不同於“雨巷詩人”的施墊存文筆之烙印。他沒有署名，不為圖名，無論是為洛爾迦，還是為望舒，它都該像聶魯達所說的洛爾迦的作品“表達了美”，表達了“人的美好感情”那樣，表達了他對友情之美。但是這部1956年出版的《洛爾迦詩鈔》，在當時為華人，為漢語讀者填補對洛爾迦了解的空白之積極意義，不言而喻，但僅僅以這么三十幾首詩介紹洛爾迦，又是遠遠不夠的。然而，這三十幾首譯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還是為它印製了一本很薄又精美的小冊子，它比許多大厚本的詩集，給予愛詩者的，有更深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人們在精神極度的饑渴中，為讀一本想讀的書，常常是“泡病假開夜車，精確瓜分閱讀時間。”民間詩刊《今天》的代表詩人北島說：“當《洛爾迦譯詩抄》氣喘吁吁經過我們手中，引起一陣激動。洛爾迦的陰影曾一度籠罩北京地下詩壇。方含（孫康）的詩中響徹洛爾迦的迴響；芒克失傳的長詩《綠色中的綠》，題目顯然得自《夢遊人謠》；80年代初，我把洛爾迦介紹給顧城，於是他的詩染上洛爾迦的色彩。”這樣一位詩人的三十幾首譯詩，在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予以人們讀詩的新的視覺，以及對詩新的認識，是則新的傳奇。可是，僅僅以這三十幾首譯詩來認識洛爾迦，也太不夠了。此事，不是沒有人想到，可是有條件能擔負此任的，並不好找。可是，這多年來，陳實先生卻一直默默無聞，持續不斷，埋頭苦譯洛爾迦。
她是香港目前最為高壽的資深老作家，清新、雋秀的散文，無疑是香港散文的一位大家，也是望舒生前的友好之中，目前唯一的健在者。她對亡友的深情，僅從她始終不忘，一直設法尋找西班牙文的洛爾迦之原著，多少年來，陸陸續續，認認真真，持之以恆地做這么一件事，已足能說明這一切了。而且，這些譯稿陸陸續續在香港譯出，也陸陸續續輸送到時在廣州的黃新波手裡。為什麼這樣，只有將來由陳實先生記述。版畫家黃新波，抗戰勝利後，他那貼近現實的作品，在他活躍的華南，尤為當時台灣和香港的讀者所熟悉。今日的年輕人已不太知道他了，但歷史會記住他的。他和陳實是勝利後以盟軍中“英國軍事代表團”屬下“心理作戰小組”成員先後從昆明復員到香港，創辦了“人間書屋”和“人間畫會”，是一位為興旺香港文化生活作出了貢獻的文化人。他們情同手足。黃先生去世了，這回是由他女兒黃元找出譯稿理順、列印出來，以圓我們洛爾迦之夢的。今天有這本譯詩呈現在讀者面前，確實不易，又充滿了人間情。若是完全從陳實先生的個人興趣說，她非常欽佩洛爾迦的為人，並不是待別喜歡他的詩，施蟄存認為洛爾迦所無法譯的地方，她認為正是洛爾迦拘於形式之弊。當人們為洛爾迦所以是洛爾迦，更多注視他的光鮮之處時，陳實此說，也是可以尊重的一家之言。她更喜歡聶魯達，她所選、譯的一本《聶魯達抒情詩選》，對過去的譯本更多譯自聶魯達中期的Canto general，忽視詩人早期和晚期有更多的變化、有更豐富的多樣和複雜性的作品卻注意得不夠、不足，是一大補充。同樣，這本《洛爾迦的詩》，其中的《詩人在紐約》，陳實先生補譯了16首。
陳實與望舒的譯筆各有其獨特的個性，有不同的詩趣，這也為我們從它的豐富多樣中讀到詩質的一致。陳實所譯的“洛爾迦”當是承接望舒譯筆最好的。而且從數量看，陳實先生補譯的詩遠遠超過望舒所譯的《洛爾迦詩鈔》。是個很不簡單的工作量。她所以如此，不僅是興趣和敬業，更是為了友誼，替亡友了卻生前未能補的一大遺憾。她如此，自然和施蟄存一樣，同樣表達了他們的“美”和“人的美好感情”，綻放了他們各自心靈之美。當我們知道了這一切，對於這么一本集詩人、譯家之情而美於一爐的詩集，我們可以掂掂它美的分量，再說別的，已多餘了。
2007年11月30日香港北角初稿
2011年12月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