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寫名家:紛紛擾擾男女情》收錄的就是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丁玲、魯迅、徐志摩等名家寫的一些關於愛情的回憶文章。通過此書，我們將可以從不同於往常的另一個側面去了解這些名家。要了解一個歷史人物，讀同時代人回憶他的文章比讀他的正式傳記要輕鬆有趣得多，而且，回憶文章往往文字更生動、更真實，這是因為，傳記無論是自己寫還是別人寫，都不免一本正經、結構完整、穿靴戴帽，而回憶文章則沒有這樣的負擔，可以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只寫作者最感興趣的內容。
基本介紹
- 書名：名家寫名家:紛紛擾擾男女情
- 出版社：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頁數：223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作者：梁剛建 李群
- 出版日期：2013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4368201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名家寫名家:紛紛擾擾男女情》中選收的回憶文章，都是名家們飽含感情寫師友的精心之作，膾炙人口，可謂篇篇珠璣，編選者李群、李聰、曹譽峰、黃善靈的工作只是用“男女情”這條線把它們串在了一起而已。《名家寫名家:紛紛擾擾男女情》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發行。
圖書目錄
導言
第一篇張愛玲與胡蘭成——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第二篇錢鐘書與楊絳——最平凡的相濡以沫
第三篇沈從文與張兆與——窮書生的愛情故事
第四篇石評梅與高君宇——陶然亭的合葬碑
第五篇丁玲與胡也頻——漂泊的愛情
第六篇丁玲與瞿秋白——是媒人還是戀人
第七篇丁玲與馮雪峰——半生情緣
第八篇魯迅與許廣平——攜手共艱危
第九篇魯迅與蕭紅——良師益友
第十篇魯迅與許羨蘇——亦真亦幻師生情
第十一篇徐志摩與林徽因——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第一篇張愛玲與胡蘭成——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第二篇錢鐘書與楊絳——最平凡的相濡以沫
第三篇沈從文與張兆與——窮書生的愛情故事
第四篇石評梅與高君宇——陶然亭的合葬碑
第五篇丁玲與胡也頻——漂泊的愛情
第六篇丁玲與瞿秋白——是媒人還是戀人
第七篇丁玲與馮雪峰——半生情緣
第八篇魯迅與許廣平——攜手共艱危
第九篇魯迅與蕭紅——良師益友
第十篇魯迅與許羨蘇——亦真亦幻師生情
第十一篇徐志摩與林徽因——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序言
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橋下看你
文/曹鵬
本叢書中選收的回憶文章，都是名家們飽含感情寫師友的精心之作，膾炙人口，可謂篇篇珠璣，編選者的工作只是用一條線把它們串在了一起而已。
這條線，除個別例外，有點像修辭里的頂針格，名家憶名家，後一個名家寫前一個名家，更後的名家又寫後一個名家。這種情景，可以借用卞之琳的名句“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橋下看你”來描繪。
一
回顧歷史，從新文化運動到20世紀30年代乃至40年代，中國的文壇繁榮興盛，名家名作碩果纍纍。民國的文人活得意氣風發，雖然有戰爭，有動盪，有迫害，有貧窮，但在精神上是自由而健康的。這種文化上的生機勃勃在本書所收文章里反映得很清楚。
才學是文人彼此成為朋友的基礎，這也就是所謂的共同語言，但與此同時，文人都有個性，甚至是極張揚或咄咄逼人的個性，這又是很多文人結怨成為對頭的原因。
以魯迅與郁達夫為例，他們的性格與為人處世的作風皆有天壤之別，可是兩人交情甚好，魯迅去世後，郁達夫寫悼念文章也直言不諱兩人性格的反差，魯迅在世時也曾公開講到這點。魯迅在文章里寫道：“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日：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裡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日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魯迅《偽自由書·前記》)
用現在的眼光看，民國文壇的鬥爭激烈，魯迅更是以戰士的姿態，攻擊過一大批論敵，可是，當時光的塵埃落定之後，後人看得越來越清楚，即使是魯迅罵得最不堪的章士釗、梁實秋、陳西瀅、顧頡剛，也都是青史留名的傑出學者，學術成就與貢獻有的甚至不在魯迅之下，這倒有些像武俠評書里英雄所標榜的“刀下不斬無名之鬼”！不學無術的草包與混混，在民國文壇是沒有立足之地的，不光沒機會成為魯迅這樣的人物的朋友或學生，甚至沒機會成為敵人或對手。
曹丕有句名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同是文人，相輕雖不可取，但也還可以理解；可怕的是那些自己並非文人的對文人“輕”起來，也就是武大郎開店“狗眼看人低”高人莫來的嫉賢妒能，才是妨害文化學術的邪惡力量。不幸的是，現實中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二
魯迅對青年的感情，如同蕭紅用女性特有的直覺指出的，是一種“母性”，也就是發自內心的愛護與關心，在力所能及時給予機會與幫助，從精神到物質，自發的不求回報的付出。這也是多子女家庭里長子的角色所決定的性格特點。雖然魯迅經常委婉地抱怨有青年學生不僅不感恩報恩，甚至會反目成仇或算計師長，如高長虹、李小峰，但是他對待青年還是一片熱心。
魯迅在民國文壇是叱吒風雲的領袖、旗手，他在身後更享有極高的地位，甚至被神化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有思想性與藝術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在青年中的聲望與人氣。1936年10月19日他逝世後，《大公報》發表一篇相對客觀的小評論，言語中對魯迅的成就有所褒貶，編輯蕭乾為此不惜與大公報負責人撕破臉抗爭，由此可見魯迅的形象何等神聖不容侵犯。魯迅的葬禮之隆重，在民國文壇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在當時重喪的社會背景下，葬禮大都要靠家庭張羅，大操大辦往往要付出傾家蕩產的代價，如“舊王孫”溥儒葬母那樣，而魯迅遺屬孤兒寡婦根本沒有經濟上與精力上的條件大辦喪事，事實上，魯迅能備享哀榮，除了他的朋友們出面，更多的靠的就是學生一輩的青年。
魯迅對文學工作者的影響是至深至大的，孫犁就是一個例子，他對魯迅心悅誠服，幾乎亦步亦趨，他在成名後甚至按魯迅日記所附購書賬，逐一照單全收地訂購圖書。孫犁學習魯迅的作風，培植了一批青年作家，形成了以孫犁為首的荷花澱派。
孫犁提攜過的文學青年，最著名的要數莫言了。在莫言還在當兵剛嘗試業餘創作時的1984年4月，孫犁為《天津日報》寫了一篇《讀小說札記》，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去年的一期《蓮池》，登了莫言的一篇小說，題為《民間音樂》。我讀過後，覺得寫得不錯。”當年孫犁在中國文壇有一言興邦的影響，所以，莫言自己說：“幾個月後，我拿著孫犁先生的文章和《民間音樂》敲開了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大門，從此走上了文學之路。”
2012年10月，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訊息發布，姑且不論此獎的價值與份量如何，作為中國大陸作家第一個得獎者，莫言得到了空前的成功。這在1984年孫犁寫那篇文章時，肯定是沒預料到的，他的一句話，成就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當時評不評發表在地級市文學刊物上的一個青年作者的作品，在孫犁是可有可無之事，可以說，孫犁評莫言，只是興之所致的偶然，不過，偶然多了，就有必然，所以，對於青年與學生，能多給一些提攜與幫助，在長者、尊者、為人師者，是責任與義務，廣種薄收，甚至廣種未收，也比不種要好得多。
成功者耕耘也許不需要回報，但是收穫時人們會更尊敬播種者。
三
同是幫助晚輩後生，效果都是“一經品題身價百倍”或“鯉魚躍龍門”的大恩，幫助者的態度不同，對被幫助者來說感情也就不同。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什麼要寫作》一書有句意味深長的話：“慷慨大度與摳門小氣一樣令人不好受，感激涕零和忘恩負義一樣令人憎惡。”寫盡了師生或朋友或親戚之間，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微妙複雜關係。這也許可以解釋郁達夫與沈從文的關係。
郁達夫寫下了著名的《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不久，他把沈從文介紹給當時著名的《晨報副刊》的主編。一個月後，沈從文的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後來，他又介紹沈從文與徐志摩相識，沈從文因此得到徐志摩的賞識和提攜。
在《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里，與其說是對文學新人沈從文的肯定與鼓勵支持，不如說是澆冷水，文章顯露的是郁達夫特有的不加掩飾的優越感與悲天憫人情懷，在這裡沈從文只不過是一個大文豪藉以發憤世嫉俗的議論的可憐道具。對於自尊心極強的人來說，有時幫助過自己的人也許正是最蔑視自己的人，這樣的關係真是無可奈何。1936年，《從文小說習作選》出版時，沈從文在代序里寫下了一段文字：“這樣一本厚厚的書能夠和你們見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氣，同時還有幾個人，特別值得記憶，我也想向你們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適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達夫先生……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的種種幫助和鼓勵，這本集子裡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這種表述方法耐人尋味。現今社會，人名排列成為一門學問，特別是在報紙與廣播電視新聞上，順序誰先誰後，講究大得很，別武斷地把這貶斥為形式主義官本位作風，要知道，中國的國情確實有通過先後順序字裡行間皮裡陽秋的傳統。特別是在文人寫文人時，字句的掂量推敲會格外用心。
沈從文是一個高產的作家，他的小說與散文發表數量巨大，可是，就我有限的閱讀範圍所及，他沒有留下關於郁達夫的回憶或紀念、追悼文章。相比之下，他寫過悼念徐志摩的文章。沈從文寫過一篇評論文章，把郁達夫與張資平合論——沈從文是精研《史記》的，對太史公的筆法頗多體悟，這篇雖非老子與韓非合傳體例，但鑒於當時張資平在文壇的口碑以及後來的形象，把郁達夫與張資平並列論述，已經是春秋筆法，明顯不全是敬意。
沈從文對郁達夫的侄女郁風談起郁達夫，因為是對恩人的晚輩，言辭中肯定會表達知遇感恩之情，這也是一個有教養的長者應有的禮數。也許我是強作解人，我認為，對於作家與學者，還是文章與著作中的評價更能表明真實感情與態度。在書面上不置一辭，或寫一篇可以作字裡行間解讀的文章，同樣是一種評價。
四
巴金與沈從文是摯友，他們都既是文學報刊編輯又是小說散文作家，可謂志同道合。因此，巴金筆下的沈從文，就與郁達夫筆下的魯迅異曲同工。在交情友誼之外，巴金對沈從文的推崇是不遺餘力的，同時，也對沈從文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被邊緣化與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予以聲援。
從五十年代開始，文人學者在各種運動中受打擊迫害，成為司空見慣尋常事，在人人自危的環境中，很少有誰敢於仗義直言。巴金晚年致力於反思自己與“文革”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性影響，因此，他悼念沈從文的文章，表達的不僅是個人感情，還有著左拉“我控訴”的義憤。他對沈從文逝世後國內報導既晚又簡短表示譴責，實際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還真不是有什麼指示或精神在發揮作用，而只是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下，演藝明星與富豪老闆才是熱點，新聞業實際上已經失去對文化學術人物的關注興趣。這也算是“文革”後遺症吧。
五
在作者與回憶文章的主人公是朋友或夫妻時，視角不會是仰視，而是平視——反而更接近真實面貌。同樣回憶魯迅，蕭紅是高山仰止體，雖然很生動、親切，但更多程度上可能是年輕女作家帶著有色眼鏡滿懷敬慕的感情看到的魯迅，不由自主的美化了。而郁達夫筆下的魯迅，更可信，也更平凡與生活化。郁達夫當時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不在魯迅之下，所以，在沉痛悼念時，也只是把魯迅作為一個平等的人來描寫，事實上，隱然其間的甚至會有一些優越感，如郁達夫寫他為魯迅的著作權糾紛而專程跑去上海交涉，顯然是幫魯迅而不是受魯迅幫。當然，這有違“施人慎勿念，受恩慎勿忘”的古訓。不過，郁達夫是性情中人，才華橫溢，清狂自大，本來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規規矩矩謙謙君子。
端木蕻良寫魯迅是無限景仰，而寫蕭紅卻是平等的態度，有很明顯的悼亡體色彩，他晚年還寫了幾篇詩詞悼念蕭紅，這背後有輿論壓力太大的因素，他與蕭紅的結合，以及蕭紅的不幸早逝，物議頗多。
汪曾祺寫沈從文的回憶文章有很多篇，而汪曾祺的全集也只不厚的八冊，說明其寫作產量並不高，可見師生二人的恩情之深，遺憾的是沈從文未能活到獲諾貝爾文學獎，否則，汪曾祺寫沈從文的文章肯定還要多得多。就我個人而言，認為沈從文獲諾貝爾文學獎更為實至名歸，於國於民也更有益。
汪曾祺與端木蕻良是單位同事兼好友，惺惺相惜，話說得很有分寸，而又極到位，他說端木蕻良寫畫家王夢白的文章好，可是我翻了幾本端木蕻良的散文選，居然無一收有此篇。汪曾祺的眼光，在文學與繪畫這個題材上，那是沒什麼可說的。也只有在悼念端木蕻良的文章里，汪曾祺一反自嘲的低調風格，借老舍的話，抬了自己一回，老舍說：“我在(北京)市文聯，只‘怕’兩個人，一個是端木，一個是汪曾祺！”他用直接引語引用老舍的話說到這兒，下面還有一句：“端木書讀得比我多，學問比我大。”這顯然是怕的理由，但老舍先生怕汪曾祺的又是什麼呢，汪曾祺先生涵養超眾，沒明說！ 六
要了解一個歷史人物，讀同時代人回憶他的文章比讀他的正式傳記要輕鬆有趣得多，而且，回憶文章往往文字更生動、更真實，這是因為，傳記無論是自己寫還是別人寫，都不免一本正經、結構完整、穿靴戴帽，而回憶文章則沒有這樣的負擔，可以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只寫作者最感興趣的內容。
出於陰差陽錯的機緣，我這幾年為出版社編選了三種汪曾祺的集子，先後寫了五六篇關於汪曾祺的文章，盤點一番，汪曾祺竟然是我為之寫過文章最多的前輩作家，而有必要如實稟報讀者的是，我接觸閱讀汪曾祺已經很晚，同時汪曾祺也並不是我對其作品用功最多的前輩作家，所以從不敢以汪曾祺研究專家自居，我也沒有機會與汪老先生謀面。故而，我雖然曾一再用“青山多嫵媚”來形容自己對汪曾祺的敬仰愛慕或欣賞，但自己明白差不多相當於霧裡看花，實在是不敢說已經清楚了。我只不過是把自己的一些觀感與印象寫出來而已。
作為編選者，我自己對這套書里所收諸篇都是非常愛讀的，能有機會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視為莫大的樂事，為了體例上的完整，將我所寫的關於汪曾祺的淺陋文字附在我編的這一冊的後面，這樣，書里每位人物就都有了被評說的文字，至於狗尾續貂之譏，則非所計也。
2012年12月1日寫於北京閒閒堂
文/曹鵬
本叢書中選收的回憶文章，都是名家們飽含感情寫師友的精心之作，膾炙人口，可謂篇篇珠璣，編選者的工作只是用一條線把它們串在了一起而已。
這條線，除個別例外，有點像修辭里的頂針格，名家憶名家，後一個名家寫前一個名家，更後的名家又寫後一個名家。這種情景，可以借用卞之琳的名句“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橋下看你”來描繪。
一
回顧歷史，從新文化運動到20世紀30年代乃至40年代，中國的文壇繁榮興盛，名家名作碩果纍纍。民國的文人活得意氣風發，雖然有戰爭，有動盪，有迫害，有貧窮，但在精神上是自由而健康的。這種文化上的生機勃勃在本書所收文章里反映得很清楚。
才學是文人彼此成為朋友的基礎，這也就是所謂的共同語言，但與此同時，文人都有個性，甚至是極張揚或咄咄逼人的個性，這又是很多文人結怨成為對頭的原因。
以魯迅與郁達夫為例，他們的性格與為人處世的作風皆有天壤之別，可是兩人交情甚好，魯迅去世後，郁達夫寫悼念文章也直言不諱兩人性格的反差，魯迅在世時也曾公開講到這點。魯迅在文章里寫道：“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日：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裡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日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魯迅《偽自由書·前記》)
用現在的眼光看，民國文壇的鬥爭激烈，魯迅更是以戰士的姿態，攻擊過一大批論敵，可是，當時光的塵埃落定之後，後人看得越來越清楚，即使是魯迅罵得最不堪的章士釗、梁實秋、陳西瀅、顧頡剛，也都是青史留名的傑出學者，學術成就與貢獻有的甚至不在魯迅之下，這倒有些像武俠評書里英雄所標榜的“刀下不斬無名之鬼”！不學無術的草包與混混，在民國文壇是沒有立足之地的，不光沒機會成為魯迅這樣的人物的朋友或學生，甚至沒機會成為敵人或對手。
曹丕有句名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同是文人，相輕雖不可取，但也還可以理解；可怕的是那些自己並非文人的對文人“輕”起來，也就是武大郎開店“狗眼看人低”高人莫來的嫉賢妒能，才是妨害文化學術的邪惡力量。不幸的是，現實中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二
魯迅對青年的感情，如同蕭紅用女性特有的直覺指出的，是一種“母性”，也就是發自內心的愛護與關心，在力所能及時給予機會與幫助，從精神到物質，自發的不求回報的付出。這也是多子女家庭里長子的角色所決定的性格特點。雖然魯迅經常委婉地抱怨有青年學生不僅不感恩報恩，甚至會反目成仇或算計師長，如高長虹、李小峰，但是他對待青年還是一片熱心。
魯迅在民國文壇是叱吒風雲的領袖、旗手，他在身後更享有極高的地位，甚至被神化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有思想性與藝術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在青年中的聲望與人氣。1936年10月19日他逝世後，《大公報》發表一篇相對客觀的小評論，言語中對魯迅的成就有所褒貶，編輯蕭乾為此不惜與大公報負責人撕破臉抗爭，由此可見魯迅的形象何等神聖不容侵犯。魯迅的葬禮之隆重，在民國文壇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在當時重喪的社會背景下，葬禮大都要靠家庭張羅，大操大辦往往要付出傾家蕩產的代價，如“舊王孫”溥儒葬母那樣，而魯迅遺屬孤兒寡婦根本沒有經濟上與精力上的條件大辦喪事，事實上，魯迅能備享哀榮，除了他的朋友們出面，更多的靠的就是學生一輩的青年。
魯迅對文學工作者的影響是至深至大的，孫犁就是一個例子，他對魯迅心悅誠服，幾乎亦步亦趨，他在成名後甚至按魯迅日記所附購書賬，逐一照單全收地訂購圖書。孫犁學習魯迅的作風，培植了一批青年作家，形成了以孫犁為首的荷花澱派。
孫犁提攜過的文學青年，最著名的要數莫言了。在莫言還在當兵剛嘗試業餘創作時的1984年4月，孫犁為《天津日報》寫了一篇《讀小說札記》，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去年的一期《蓮池》，登了莫言的一篇小說，題為《民間音樂》。我讀過後，覺得寫得不錯。”當年孫犁在中國文壇有一言興邦的影響，所以，莫言自己說：“幾個月後，我拿著孫犁先生的文章和《民間音樂》敲開了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大門，從此走上了文學之路。”
2012年10月，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訊息發布，姑且不論此獎的價值與份量如何，作為中國大陸作家第一個得獎者，莫言得到了空前的成功。這在1984年孫犁寫那篇文章時，肯定是沒預料到的，他的一句話，成就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當時評不評發表在地級市文學刊物上的一個青年作者的作品，在孫犁是可有可無之事，可以說，孫犁評莫言，只是興之所致的偶然，不過，偶然多了，就有必然，所以，對於青年與學生，能多給一些提攜與幫助，在長者、尊者、為人師者，是責任與義務，廣種薄收，甚至廣種未收，也比不種要好得多。
成功者耕耘也許不需要回報，但是收穫時人們會更尊敬播種者。
三
同是幫助晚輩後生，效果都是“一經品題身價百倍”或“鯉魚躍龍門”的大恩，幫助者的態度不同，對被幫助者來說感情也就不同。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什麼要寫作》一書有句意味深長的話：“慷慨大度與摳門小氣一樣令人不好受，感激涕零和忘恩負義一樣令人憎惡。”寫盡了師生或朋友或親戚之間，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微妙複雜關係。這也許可以解釋郁達夫與沈從文的關係。
郁達夫寫下了著名的《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不久，他把沈從文介紹給當時著名的《晨報副刊》的主編。一個月後，沈從文的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後來，他又介紹沈從文與徐志摩相識，沈從文因此得到徐志摩的賞識和提攜。
在《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里，與其說是對文學新人沈從文的肯定與鼓勵支持，不如說是澆冷水，文章顯露的是郁達夫特有的不加掩飾的優越感與悲天憫人情懷，在這裡沈從文只不過是一個大文豪藉以發憤世嫉俗的議論的可憐道具。對於自尊心極強的人來說，有時幫助過自己的人也許正是最蔑視自己的人，這樣的關係真是無可奈何。1936年，《從文小說習作選》出版時，沈從文在代序里寫下了一段文字：“這樣一本厚厚的書能夠和你們見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氣，同時還有幾個人，特別值得記憶，我也想向你們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適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達夫先生……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的種種幫助和鼓勵，這本集子裡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這種表述方法耐人尋味。現今社會，人名排列成為一門學問，特別是在報紙與廣播電視新聞上，順序誰先誰後，講究大得很，別武斷地把這貶斥為形式主義官本位作風，要知道，中國的國情確實有通過先後順序字裡行間皮裡陽秋的傳統。特別是在文人寫文人時，字句的掂量推敲會格外用心。
沈從文是一個高產的作家，他的小說與散文發表數量巨大，可是，就我有限的閱讀範圍所及，他沒有留下關於郁達夫的回憶或紀念、追悼文章。相比之下，他寫過悼念徐志摩的文章。沈從文寫過一篇評論文章，把郁達夫與張資平合論——沈從文是精研《史記》的，對太史公的筆法頗多體悟，這篇雖非老子與韓非合傳體例，但鑒於當時張資平在文壇的口碑以及後來的形象，把郁達夫與張資平並列論述，已經是春秋筆法，明顯不全是敬意。
沈從文對郁達夫的侄女郁風談起郁達夫，因為是對恩人的晚輩，言辭中肯定會表達知遇感恩之情，這也是一個有教養的長者應有的禮數。也許我是強作解人，我認為，對於作家與學者，還是文章與著作中的評價更能表明真實感情與態度。在書面上不置一辭，或寫一篇可以作字裡行間解讀的文章，同樣是一種評價。
四
巴金與沈從文是摯友，他們都既是文學報刊編輯又是小說散文作家，可謂志同道合。因此，巴金筆下的沈從文，就與郁達夫筆下的魯迅異曲同工。在交情友誼之外，巴金對沈從文的推崇是不遺餘力的，同時，也對沈從文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被邊緣化與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予以聲援。
從五十年代開始，文人學者在各種運動中受打擊迫害，成為司空見慣尋常事，在人人自危的環境中，很少有誰敢於仗義直言。巴金晚年致力於反思自己與“文革”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性影響，因此，他悼念沈從文的文章，表達的不僅是個人感情，還有著左拉“我控訴”的義憤。他對沈從文逝世後國內報導既晚又簡短表示譴責，實際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還真不是有什麼指示或精神在發揮作用，而只是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下，演藝明星與富豪老闆才是熱點，新聞業實際上已經失去對文化學術人物的關注興趣。這也算是“文革”後遺症吧。
五
在作者與回憶文章的主人公是朋友或夫妻時，視角不會是仰視，而是平視——反而更接近真實面貌。同樣回憶魯迅，蕭紅是高山仰止體，雖然很生動、親切，但更多程度上可能是年輕女作家帶著有色眼鏡滿懷敬慕的感情看到的魯迅，不由自主的美化了。而郁達夫筆下的魯迅，更可信，也更平凡與生活化。郁達夫當時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不在魯迅之下，所以，在沉痛悼念時，也只是把魯迅作為一個平等的人來描寫，事實上，隱然其間的甚至會有一些優越感，如郁達夫寫他為魯迅的著作權糾紛而專程跑去上海交涉，顯然是幫魯迅而不是受魯迅幫。當然，這有違“施人慎勿念，受恩慎勿忘”的古訓。不過，郁達夫是性情中人，才華橫溢，清狂自大，本來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規規矩矩謙謙君子。
端木蕻良寫魯迅是無限景仰，而寫蕭紅卻是平等的態度，有很明顯的悼亡體色彩，他晚年還寫了幾篇詩詞悼念蕭紅，這背後有輿論壓力太大的因素，他與蕭紅的結合，以及蕭紅的不幸早逝，物議頗多。
汪曾祺寫沈從文的回憶文章有很多篇，而汪曾祺的全集也只不厚的八冊，說明其寫作產量並不高，可見師生二人的恩情之深，遺憾的是沈從文未能活到獲諾貝爾文學獎，否則，汪曾祺寫沈從文的文章肯定還要多得多。就我個人而言，認為沈從文獲諾貝爾文學獎更為實至名歸，於國於民也更有益。
汪曾祺與端木蕻良是單位同事兼好友，惺惺相惜，話說得很有分寸，而又極到位，他說端木蕻良寫畫家王夢白的文章好，可是我翻了幾本端木蕻良的散文選，居然無一收有此篇。汪曾祺的眼光，在文學與繪畫這個題材上，那是沒什麼可說的。也只有在悼念端木蕻良的文章里，汪曾祺一反自嘲的低調風格，借老舍的話，抬了自己一回，老舍說：“我在(北京)市文聯，只‘怕’兩個人，一個是端木，一個是汪曾祺！”他用直接引語引用老舍的話說到這兒，下面還有一句：“端木書讀得比我多，學問比我大。”這顯然是怕的理由，但老舍先生怕汪曾祺的又是什麼呢，汪曾祺先生涵養超眾，沒明說！ 六
要了解一個歷史人物，讀同時代人回憶他的文章比讀他的正式傳記要輕鬆有趣得多，而且，回憶文章往往文字更生動、更真實，這是因為，傳記無論是自己寫還是別人寫，都不免一本正經、結構完整、穿靴戴帽，而回憶文章則沒有這樣的負擔，可以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只寫作者最感興趣的內容。
出於陰差陽錯的機緣，我這幾年為出版社編選了三種汪曾祺的集子，先後寫了五六篇關於汪曾祺的文章，盤點一番，汪曾祺竟然是我為之寫過文章最多的前輩作家，而有必要如實稟報讀者的是，我接觸閱讀汪曾祺已經很晚，同時汪曾祺也並不是我對其作品用功最多的前輩作家，所以從不敢以汪曾祺研究專家自居，我也沒有機會與汪老先生謀面。故而，我雖然曾一再用“青山多嫵媚”來形容自己對汪曾祺的敬仰愛慕或欣賞，但自己明白差不多相當於霧裡看花，實在是不敢說已經清楚了。我只不過是把自己的一些觀感與印象寫出來而已。
作為編選者，我自己對這套書里所收諸篇都是非常愛讀的，能有機會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視為莫大的樂事，為了體例上的完整，將我所寫的關於汪曾祺的淺陋文字附在我編的這一冊的後面，這樣，書里每位人物就都有了被評說的文字，至於狗尾續貂之譏，則非所計也。
2012年12月1日寫於北京閒閒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