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的烏托邦

內容簡介

全書選取了中國古代二十位名士，莊子、東方朔、嚴子陵、蔡邕、孔融、曹植、阮籍、嵇康、劉伶、阮鹹、陶淵明、王績、陸羽、林和靖等。以白描的手法對他們的人生進行勾勒，寓哲學、詩歌、繪畫等各種藝術於他們的生命之中，再現他們的風骨與本真。每個篇章不僅是對人物重現，而且對他們的生活藝術、存在情態，志趣，情操，抉擇均有探究，對傳統文化下文人的自處與出世予以深刻的思考。

作者從人性的視角，考察其影響是否有利於人的尊嚴與自由的維護，從而顛覆了傳統的評價，並以此使人們重新認識他們的價值。

作者介紹

司馬白羽，本名尚論聰，曾用筆名歌斐木、孔雀藍、若風、林驄等。80後，現居北京，曾出版旅行散文集《一路向西》，詩歌評論《最美的楚辭》，歷史隨筆《史記品讀》。是多家報刊的特約作者。在《北京晨報》《齊魯晚報》《南島讀書報》《文藝報》《半島都市報》《教育時報》等十餘家報刊發表詩歌、小說、散文、隨筆三十餘萬字。

精彩評論

我不想成為一棵樹本身,而想成為它的意義。名士，就是一種樹的風景。

——張宛如

序言

名士，意味著一種自由。中國古代的名士們，或放歌山林，或脫略形骸，或寄情於藝術，以獨特的方式來獲得精神上得自由。他們是塵俗世界的傳說，也是君主時代避免與統治者合流的自由知識分子。

中國古代自秦皇漢武以來，等級制度愈發森嚴，個人在追求自身的價值與人性的自由方面越來越短缺。先秦時期策士紛起，俠客縱橫的風氣遭到了慘重打擊，自由的知識分子和擁有勇力的人要么被君主所籠絡，要么隱居山林老死荒野。其中，對自由知識分子的第一波打擊來自秦朝統一後，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對秦始皇影響極大，韓非子在《五蠹》中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成為禁錮天下人行動自由與思想自由的理論依據。按照韓非子之說，知識分子搖著筆桿子擾亂法制，俠客們用武術觸犯律例，所以要禁止“儒”和“武”。若按這個邏輯推理，則天下男子皆須被閹割，因為他們都擁有犯強姦罪的“工具”，天下車輛盡須被摧毀，因為車輪有碾死人的可能。韓非子的理論純屬替獨夫民賊張目，以消滅人的獨立精神為目的，以消滅英雄的種子為目的，以製造昏聵無能之輩為目的，以製造爪牙奴才為目的。由於這一思想，秦始皇發動了大規模的“焚書坑儒”運動，這場運動被打擊的不僅僅是儒生，也不僅僅焚燒掉的是書籍，而是所有可能“亂法”和“犯禁”的人和思想。不過，秦朝二世而亡，戰國時期追求個人價值與精神自由的思想並未被徹底撲滅。

對個人價值與人性自由的第二波打擊來自漢武帝，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似是給“儒”很高的地位，實則是外儒內法，用一種思想統一所有的思想。自此之後所有知識分子的尊榮都出自帝王所賜，沒有了帝王的認可，知識分子便無處尋找自身的價值，先秦時代以來知識分子起於草澤，受到帝王高度尊重的風氣完全絕滅。想春秋戰國之世，齊桓公三次拜見臣稷而不得見；鄒衍到燕國，燕昭王抱著掃帚親自為他清掃甬道；蘇秦到齊國，則掛六國相印；張儀到秦國，則為國君師……先秦時代自由知識分子和俠客義士擁有極為飽滿的精神追求，他們不需要某一個集團的封賞，而擁有自我認可的心理素養，他們通過個人的才智來實現人生理想。他們擁有獨立的價值判斷，以所效命的對象“賢”與“不賢”作為標準，一旦被認為不賢，便會立刻離開，而不會受到道德上的譴責。一旦此處環境惡濁，無法實現理想，他們便會離開此處到達彼處。漢武帝“獨尊儒術”，首先用“君君，臣臣”的思想束縛住了人們的精神，然後又大規模的遷徙關中豪傑和富戶到茂陵，從肉體上消滅掉了一部分在當世有影響力的擁有自由思想的人。這一波打擊可以說超過了“焚書坑儒”，且其手段之“高明”備受後世君主所推崇和承襲。從而使得知識分子除了“出仕”與“歸隱”別無他途。漢武帝之後的王朝，知識分子不進入封建體制，在精神上就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具有勇力的人不充當帝王的打手同樣無路可走。但是人性的追求不會就此泯滅，它就像被烏雲遮住的太陽，只要有一絲裂縫，就會灑下明媚的光輝。

總有一種方式能夠避開同流合污，總有一種選擇能夠從屬於本心，他們選擇了自己的生活態度，他們就是——名士。

中國的第一個名士應該是莊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名士們的鼻祖。道家文化到他手中之後演繹出一股浪漫色彩和飄緲風度，這也是後世很多名士尊崇他的原因。雖然兩漢時期儒風大盛，但從道家延續下來的曠達氣度和逍遙境界並未消湮。到了漢末魏晉時期，由於漢王朝的覆滅，占主流的儒家文化開始出現鬆動。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一大批知識分子走向了文化前沿，他們放浪形骸，厭惡繁瑣的禮制，蔑視官員們的裝腔作勢，拒絕與統治者合作，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甚至在整個晉代成為知識分子們的效仿對象。以至於東晉時期的王謝兩大家族很多貴族子弟都以名士自詡。且不說他們在政治上的作為，單憑他們在文化史上的閃亮瞬間也足以自傲。名士們的錚錚傲骨，飄逸風姿，狂放氣度，像一組偉岸的雕像一樣樹立在中國文化史上。後世為他們冠以一個特殊的稱謂——魏晉風度。魏晉風度成為對知識分子的極高讚譽，也成為後世名士們的底色。

有一個故事說，東晉太尉郗鑒為自己選女婿，他聽說王氏家族的子弟都很不凡，是可塑性很強的好青年。因此派了一個人到王氏府上去調查，委派的人回來報告說，王氏子弟都很矜持，個個氣宇軒昂，我去的時候他們一個個或站或坐，頗有風度。只有東床上的青年，看到我後不避不讓，躺在床上袒胸露懷，還慢慢的吃荔枝。郗鑒一聽。當即叫好，說躺在東床上吃荔枝的那個年輕人就是我的女婿了。“東床快婿”典故由此而來。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郗鑒不愧是察人高手，這個年輕人就是大書法家王羲之。魏晉人之風度由此可見一斑。

名士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狂狷，熱愛自然。不論是嵇康，阮籍，還是後世的孟浩然，李白，傅青主，都是狂狷之士。狂狷的性格，山水的氣韻，再加上莊子的思想，釀造出一股特殊的力量在血液里蔓延。使狂者逾狂，狷者逾狷。他們不虛偽，不做作，也不溫良謙恭，這是和儒家要求相違背的，也是和統治階層的需求相違背的，不免被視為“異端”和“狂生”。但正是這“異”和“狂”不斷為中國文化注入新鮮血液，催生出新思想。從嵇康提出“非湯武而薄周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再到明代大思想家李贄提出“童心說”。異端們一個接一個湧現，不但掀開了“愚”人的蓋子，而且展現了什麼是完整的人格。但是，統治階層畢竟不允許名士們走的太遠，因為這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因此，大多數名士都隱居到了林泉之下，他們或放浪于山水之巔，或縱情於詩酒之間，或以布衣之身而終，或退出官場，以一種特殊的生存狀態而存在。

正是因為名士們的生存狀態是特殊的，所以才會有精神上的自由。他們掌握知識，但卻不在封建統治體制之內。文化的力量在此顯示出特殊的魅力，他們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建立在了文化領域，這就使得他們的精神能夠長存，並且形成了一種名士文化。這種文化需要特殊的性格，特殊的人格才能煉成。光靠附庸風雅是無法懂得這種文化的魅力的，當然對他的精髓也無法觸摸到。只有那些乘風馭露，心境空明，和天地精神獨往來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名士。他們或狂，或怪，或痴，或多情，或孤高，或落拓不羈，或駭世驚俗……留下了無數令人聞之嚮往的故事。他們的故事是絕塵的，是沒有煙火氣的，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們不應該是人，而是仙。比如嵇康，那樣一個人只能是死，因為惡濁的時代容不下他。同樣，他們留下的聲音，他們的哲學也是絕響，他們去了之後這一切就再也不存在，也不能複製。

魏晉名士固然已經作古，但魏晉之風卻流傳下來。陶淵明、王績、陸羽、林和靖……名士們的留下的文化就像是匯入大河的一股最具活力的水源，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這種魅力在時代變革時期尤其明顯，無論是明清交替時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清末的譚嗣同，秋瑾，還是民國初期的章炳麟，黃侃，都閃爍著名士風采。這種風采不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會不斷閃現，不僅昨天，今天，還有明天，每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都會閃爍出這種品質，這種從古代知識分子身上流傳下來的“名士”色彩。
真名士自風流，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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