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符號學的興起雖然是二十世紀初的事情，但是符號學思想卻源遠流長，中國、古希臘、印度的古代哲人都曾經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思考，而中國古代的名家、墨家的學者的思考與探索則使其成為中國古代符號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
清末民初，西方邏輯學東漸，為國內學界研究名墨之學注入了新的思想因子。名辯之學與邏輯學關係密切，而邏輯學與符號學也是緊密相連，如符號學家皮爾斯就認為“邏輯學在一定意義上只是符號學的別名，是符號學帶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學說。” 由是我們可知名辯學與邏輯符號學關係緊密，中國的名辯學中間確實含有豐富的符號學思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名墨符號學
綜述,二派學術關係,名辯之學,
綜述
名、墨二家學術淵源深厚，其名辯學含有豐富的符號學思想。由於現代符號學興起並大規模引入中國學界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所以此前對名墨思想的探索集中在哲學邏輯學領域，此後學界才開始用符號學思想方法解析名墨學術思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名墨符號學思想研究的發軔期，九十年代為興盛期。在老一輩學者的推動下，名墨符號學研究得到了拓展。新世紀的十年則為名墨符號學研究的深化期。
二派學術關係
所謂名家，據伍非百先生言，即是專門研究與“名”有關學術的問題，如名法、名理、名辯等，其中以公孫龍為代表的學者主研“正名”、“析辭”、“立說”、“名辯”等學問，被司馬談、班固命為名家，“‘名家’之學，始於鄧析，成於別墨，盛於莊周、惠施、公孫龍及荀卿，前後二百年，蔚然成為大觀，在先秦諸子學術中放一異彩，與印度的‘因明’，希臘的‘邏輯’，鼎立為三。” 墨家是春秋戰國時的另一學術流派，其學說保存在《墨子》一書之中，今存《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系後期墨家學派的學術觀點，晉朝魯勝曾將《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抽出來命名為《墨經》或《墨辯》，並在《墨辯注敘》中云：“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 認為名家公孫龍皆祖述墨家之學，而名家學說幸乃《墨辯》傳存下來。近人胡適雖不承認名家，但是將惠施、公孫龍等視為墨家別派。名、墨二派皆關心名實之學，如《經下》第六十八條謂：“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不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也。”這一條基本上是針對公孫龍“彼彼止於彼”而發的，是對公孫龍學說的補充發揮。
名辯之學
名、墨二家的名辯之學漢代後湮沒不彰，至晚清諸子之學研究復興，名、墨諸家之學才得以重新為學界所重視，但是當時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文獻輯佚、考證、訓詁諸方面，如陳澧的《公孫龍子注》、孫詒讓的《墨子閒詁》等。這為後人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紮實可靠的資料，功莫大焉。清末民初，西方邏輯學東漸，為國內學界研究名墨之學注入了新的思想因子。邏輯學進入中國的時候，就是以“名學”、“辯學”的名稱翻譯進來的，如嚴復1905年翻譯英國邏輯學家彌爾（J.S.Mill）的《邏輯學體系——歸納與演繹》時用的中文名字即是《穆勒名學》，1980年翻譯英國邏輯學家耶方斯（W.S.Jevons）的《邏輯入門》時用的漢譯名稱為《名學淺說》；王國維1908年翻譯耶方斯的《邏輯基礎教程：演繹與歸納》用的漢譯名字即是《辯學》，名學、辯學即是邏輯學的漢語意譯。這種翻譯並不是為了用中國古代學術去印證西方學說，而是因為名辯學說確實包含豐富的邏輯思想，“春秋戰國時期的辯者雖也有以‘正名’議論政治、講習道德的風氣，但是他們的重點還是放在純邏輯的探究上。” 名辯之學亦成為中國古代邏輯學的代稱。中國亦展開了以古代名辯之學為主的邏輯學研究，如1904年梁啓超發表了《墨子之論理學》，開啟了近代名辯邏輯研究之先河；1917年胡適用英文寫成了《先秦名學史》則是我國第一部斷代邏輯史專著；1919年章太炎寫出了《原名篇》，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篇全面探討中國古代名辯思想的邏輯史專論。此後名辯邏輯研究逐漸風行起來，陳顯文於1925年出版了《名學通論》；郭湛波1932年出版了《先秦辯學史》，為集中研究先秦邏輯史的專著；虞愚於1937年出版了《中國名學》；伍非百也於1949年完成出版了他的《中國古名家言》，用邏輯學來疏解古代名學，對中國古代名辯邏輯的研究有較大的開拓。特別有意思的是伍非百在闡釋公孫龍子的《指物論》的時候，也用到了“能指”與“所指”的概念：本篇意指謂天下之所謂物者，其本體不可徑而知也。可得而知者，皆“指”而已。故曰“物莫非指”。然指非物也。指為“能指”，物為“所指”。所指雖藉能指而顯，然能指究竟不是所指。故曰“而指非指”。上指字，謂能指，下指字，謂所指也。
據李先焜先生估測，伍非百生前不大可能讀過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但是其創造性的“能指”、“所指”卻與索緒爾的signifiant與sigifie的中譯相同，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兩者的意義終究不是完全一樣的，但是伍非百的解釋對當代學者的啟示卻是巨大的 。
此外在當時出版的一些命名為“哲學史”的學術著作中對名辯邏輯也有一定的發掘。建國後名辯學說研究繼續發展，如周雲之的《公孫龍子正名學說研究——校詮、今譯、剖析、總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名辯學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崔清田主編的《名學與辯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林銘鈞、曾祥雲的《名辯學新探》（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等。此期出版的諸多命名為“邏輯史”的著作對名辯邏輯也多有論述，如周文英的《中國邏輯思想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溫公頤的《先秦邏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周雲之、劉培育的《先秦邏輯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李匡武主編的《中國邏輯史·先秦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周雲之主編《中國邏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皆用了較大篇幅探析名辯邏輯問題。
名辯之學與邏輯學關係密切，而邏輯學與符號學也是緊密相連，如符號學家皮爾斯就認為“邏輯學在一定意義上只是符號學的別名，是符號學帶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學說。” 符號學家吉羅亦云：“邏輯學的目的在於確定可以在實體之間或在各體之間建立的各種類型的關係，並保證這些關係的真實。它表明在這些的情況下，它就是一種編碼。” 中國學者李先焜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先後撰文《語言、邏輯與語言邏輯》（載《哲學研究》1986年第8期）、《符號學與邏輯學》（載《哲學研究》1988年第8期），剖析邏輯學、符號學二者之間的關係，指出邏輯學本身研究的對象就是一種符號。直到二十世紀末，中國學者才開始在認為：“今天我們應該走出誤區，拋棄過去的研究方法，採用現代符號學理論，重新探討和評價名辯學。20世紀新興起的現代符號學理論比傳統的邏輯學和語言學更具概括性、更接近思維活動的自然。藉助於符號學，我們可以對名辯學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以期尋找出名辯學的學科體系及發展規律。……名學從其整體上說，主要是關於詞項符號的理論；辯學史研究辯論學的學問。名辯學的許多問題，必須用符號學分析才能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