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利益論

中文摘要

合作與人類共生，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任何時期，人類都不乏合作精神，作為合作精神外在表現的合作行為也處處可見。當前社會有目的、有意識的合作行為越來越多，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經濟成長與社會和諧的協調以及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等問題，是合作在微觀、巨觀和全球視野上的廣泛作用。合作經濟活動的實踐在一方面證明了合作比不合作好，合作可以產生1+1大於2的合作利益，但合作經濟實踐在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合作不一定產生1+1大於2的合作利益。關於這一點以個體主義方法來研究合作經濟活動的經濟學不能給予很好解釋，這就給合作經濟理論發展留下了一個較大研究空間。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實踐與傳統理論的局限，亟需創新合作理論對合作經濟的發展予以指導。本文以合作利益為研究對象，目的就是探尋合作利益實現的內在規律，為我國合作經濟的發展、社會和諧與融入經濟全球化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依據。本文從利益的視角重新審視合作行為、重新界定了合作經濟組織，提出合作的本質是合作利益，並嘗試構建合作利益理論框架系統地分析合作利益的特徵、類型、效應和影響因素，進而從理論上探討合作利益的實現條件和增進機制。本文以馬克思主義合作利益思想為基礎，借鑑西方新制度經濟學與博弈論的合理部分，結合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圍繞合作程度和合作效率這兩個合作利益的核心因素，對合作利益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分析與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論。主要是闡述本文問題提出的現實背景、研究意義、研究範圍、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基本結構與主要觀點等。第二章合作本質是合作利益。主要是從質、歷史和量的角度論證合作的本質就是合作利益。利益是一切經濟活動最終目的，但是單個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行為一併不能達到利益最大化，群體的合作經濟活動使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可能，合作更符合人類的利益要求，合作的本質就是合作利益；合作的演進從歷史角度說明了與人類共生的合作演進過程就是人類追求合作利益的歷史，同時說明合作利益的高低是合作程度與合作效率的檢測標準，這從量上論證了合作本質就是合作利益。第三章合作利益的理論淵源。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博弈論探尋合作利益思想，為合作利益理論研究夯實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博弈論的發展，分別從不同角度為合作利益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第四章合作利益理論。主要是在對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與馬克思關於“社會關係人”的分析基礎上，借鑑國內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新“經濟人”的探討，引入了合作利益理論的研究前提——合作“經濟人”；從利益的視角對合作進行解讀、界定合作(經濟)組織，按照利益理論給出了合作利益的概念，並對其內涵、特徵、類型與效應進行分析；然後在合作利益影響因素基礎上分析對合作利益測量進行探討。第五章合作利益的實現和合作利益陷阱。主要是從馬克思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原理出發，探尋合作利益內在規律。合作利益受合作經濟組織所處社會生產力水平與生產關係的制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決定了合作組織的合作程度的高低，其表現為合作組織的組織形式、內部制度安排是否符合生產力水平(技術進步)的要求；合作利益實現存在主、客觀條件的制約，是合作組織內、外各種因素的有機組合。在任何歷史階段，合作利益的實現都存在不確定性因素，合作利益可能為正，可能為負。在各種因素有機組合下，合作利益實現往往陷入合作利益陷阱，在對合作利益陷阱分析的基礎上探討合作利益陷阱出路的各種機制。第六章中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與合作利益的歷史考察。主要是運用本文構建的合作利益理論框架對中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合作利益進行歷史考察。主要分為新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時期、改革後家庭聯產承包制、現階段農村合作再興起三個階段進行分析，以驗證合作利益理論框架和現實之間的契合程度。本文對合作利益理論主要作了如下新的探索。第一、提出了合作“經濟人”的新經濟人理念。傳統合作理論的研究前提是西方“經濟人”假設，而這種孤立的、單個的經濟主體假設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從“經濟人”假設出發，人們得出合作是理性選擇的一種結果(黃少安，2000) 。因為“經濟人”假說本身就包含了行為選擇的理性化，所以當人們選擇合作時，合作就一定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但是，在博弈論的解釋中，為什麼當出現“囚犯困境”時，“經濟人”在有限次重複博弈中的理性選擇總是不合作，儘管合作的利益要遠遠大於不合作的利益。這種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悖論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人們不會選擇合作呢?事實表明並非如此。阿馬蒂亞·森明確指出，“最近幾年，有關研究表明，在有限重複的‘囚徒的困境’博弈中，合作行為是普遍存在的。”顯然傳統“經濟人”假設無法對合作行為進行合理解釋。即使博弈論在這方面向前走了一大步，不過，博弈論的考察對象仍然是有限的個體，其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在2015年的水平上，博弈論仍不能對無數參與方和多個方案情況下的個體理性問題作出精確的分析。馬克思對人的本質進行了科學的分析。馬克思所抽象的資本人格化、僱傭勞動人格化、商品人格化一定程度上可視為“經濟人”，並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內代表了經濟主體的本質特徵。但是馬克思所主張的主要從生產領域把握經濟關係的觀點，局限了其對這一概念的擴展。馬克思的團隊精神方法有效地解決了社會意識產生與發展、個體利益決定機制、個體行為性質、認知能力有限的原因、動機形成與發展的根源，但是，從個體自由解釋社會巨觀總量方面，馬克思顯然還做的不夠細緻與深入，這是馬克思專注於生產領域，沒有注重交換領域中的個體觀念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本文根據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關係人”的分析，借鑑國內馬克思主義學者對“經濟人”的有關研究，提出了作為合作利益理論基礎的合作“經濟人”理念，超越了個體主義的“經濟人”概念。在本文中，合作“經濟人”，是具有合作意識，並通過合作組織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新“經濟人” 第二、提出了合作的本質是合作利益，並從利益的角度對合作行為進行重新審視。合作的本質是合作利益。合作本質上存在差別，會導致不同的合作利益和處理合作實踐問題的方法。合作的本質和研究核心應是合作利益，是作者嘗試從利益高度透視合作獲得的一個與眾不同的認識和結論。當我們將合作的本質歸結為合作利益，也將合作利益的內涵擴展為包含著正、負雙重合作利益效應的一種特殊利益。在一定條件下，合作能夠增進合作主體的利益，在一定的條件下合作也可能給合作主體帶來損失，而且合作利益正效應也就成為合作利益更主要的效應。在合作利益雙重效應作用下，人類追求利益的天性總會驅使人們將正合作利益作為最根本的追求目標，負合作利益的規避則成為獲取更大合作利益的手段，這樣合作利益的研究核心也就轉移到合作利益實現上來。第三、提出了合作利益是合作才能獲得的那部分利益，合作利益受制於合作組織的內、外各因素，是合作程度與合作效率的有機組合效果。合作利益指合作主體通過事先達成的各種合作契約組織生產或者其它的經濟活動獲得大於單個合作主體單幹所產生的收益總和的餘額，或者說，合作利益是合作純收益大於不合作純收益的那部分收益。合作並不一定能獲得合作利益。合作，特別是合作組織有目的、有意識的合作行為，其合作利益與合作程度、合作效率相關。合作利益受合作經濟組織所處社會生產力水平與生產關係的制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決定了合作程度的高低，其表現為合作組織的組織形式、內部制度安排是否符合生產力水平與生產關係的要求；在任何歷史階段，合作利益的實現都存在不確定性因素，合作利益實現存在主、客觀條件的制約，是合作組織內、外各種因素的有機組合，合作利益可能為正，可能為負。影響合作利益的因素很多，我們主要考察了合作組織內、外各影響因素：合作的物質資源情況、合作主體情況、內部合作制度安排、技術水平以及合作組織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一般地，合作程度越高，合作效率也越高，合作利益也越高；但是合作程度越高，合作效率並不一定越高，合作利益呈現負效應。合作利益實現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合作利益決定於合作組織的合作程度與合作效率的組合效果。在各種因素有機組合下，合作利益實現往往可能陷入合作利益陷阱。第四、通過對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歷史考察，提出我國農村經濟組織應該分層次、分區域、多樣化發展。通過對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歷史考察，我們驗證了本文主要觀點： 1、合作不一定能夠獲得合作利益。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歷史，特別是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歷史說明了合作不一定能夠獲得合作利益，在合作化運動初期，合作利益呈現正效應，此後，合作利益呈現出負效應，這驗證了合作不一定能夠獲得合作利益，合作利益實現需要滿足一定的約束條件。 2、合作利益決定於合作程度與合作效率。我國農村合作合作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合作程度越高，合作效率未必越高，更不意味著合作利益為正效應或合作利益越高。在合作化初期，合作程度提高，合作利益增加，但隨著合作程度進一步提高，特別是進入人民公社階段合作利益就呈現出與合作程度相反的變動趨勢。家庭承包制條件下，合作程度很低，合作效率卻很高，農民利益得到提升。這都驗證了合作利益不僅取決於合作程度，還取決於合作效率，是合作程度與合作效率的綜合效果。 3、合作利益是合作組織內、外影響因素有機組合的效果。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合作利益是合作組織內、外各影響因素有機組合的效果。合作利益決定於合作程度與合作效率，合作程度與合作效率是合作組織內、外因素的有機組合的效果，即合作利益具有內在客觀的規律。並認為我國農村經濟組織應當在家庭承包制長期化、農村科學技術創新與合作組織內部制度建設加強的前提下，堅持分層次、分區域、多樣化的發展原則。在條件具備的地方，應該大力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應當堅持家庭承包制。合作利益是經濟理論中的一個新領域，由於作者的能力與精力難以獲得一個圓滿的理論成果，文章中的不足與缺憾在所難免。 1、合作利益理論框架仍不盡完善。由於合作利益研究沒有一個成型的理論可以借鑑，僅有散見於經濟理論體系當中的一些相關的思想資料工作予以挖掘和系統整理，並作為本論文的理論基礎。因此，當作者嘗試構建以新的理論框，並運用它對中國農村合作經濟作有益探索時顯得十分艱難，在付出全部的精力研究之後，仍無法獲得一個嚴整的合作利益理論體系。 2、合作利益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的力度還不夠。儘管利用利益的觀察視角和分析方法透析合作行為，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對合作利益與實踐的一些新認識，但是，利益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創新，因此，本文雖然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利益方法論原則，並將其拓展和套用到合作領域方面有所嘗試，但深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創新不夠。 3、更貼近合作利益實踐的探索還很不足。雖然運用合作利益理論框架對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合作利益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由於個人實踐經驗和文章篇幅的局限，還有許多時間領域沒有涉獵或涉獵程度不夠，這些有待於日後繼續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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