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華慈與中國》作為“史華慈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薈萃了一批國際和國內頂尖的中國思想和歷史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史華慈思想的研究，中國歷史、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研究。班傑明·史華慈是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也是享譽全球的對人類文明有深邃思考的大思想家。為了紀念這位中國研究大師誕辰90周年，2006年12月哈佛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聯合召開“史華慈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基本介紹
- 書名：史華慈與中國
-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頁數：674頁
- 開本：16
- 品牌：北京吉版圖書有限責任公司
- 作者：朱政惠 許紀霖
- 出版日期：2008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807627982, 7807627980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
內容簡介
《史華慈與中國》由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圖書目錄
史華慈思想研究
史華慈：最後發表的思想劉夢溪
重讀《尋求富強》——一些關於班傑明史華慈思想史研究
風格與方法的個人筆記和思考李歐梵
史華慈的“思想世界”朱維錚
兩種幸福觀和人性論——對史華慈“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的解說林同奇
史華慈的中國學研究朱政惠
嚴復：在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對史華慈嚴復研究的一個檢討高瑞泉
史華慈老師對日本嚴復研究的影響平野健一郎
附錄：日本的嚴復研究選篇平野健一郎
班傑明史華慈教授對中國與日本的認識及其中國近代思想研究坂元弘子
從史華慈出發的研究
重訪軸心時代的思想突破——從史華慈教授的超越觀念談起張灝
跟隨史華慈老師研究宋代思想史：論朱熹和天田浩
解釋的力度：史華慈的中國思想史視角王中江
史華慈比較文化視野下的盧梭、孟子與毛澤東——兼論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內在衝突與深層分歧
蕭延中
誰是楊朱？
——聽史華慈的程一凡
中國思想文化研究
盧梭，多元現代性，以及一種屬於全人類範圍的政治哲學：“內外有別”？愛德華弗里德曼
中國人的“權利”概念——從孟子到毛澤東延至現在
裴宜理
生存鬥爭學說的中國演繹與興替
——近代中國思想世界核心觀念通檢之一姜義華
反者道之動：圓、循環與復歸的辯證意義張隆溪
朱子世界觀體系的基本特質吳展良
道統、系譜與歷史：關於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立
葛兆光
毛澤東與無政府主義——從《西行漫記》的一處誤譯談起
鄔國義
中國現代歷史研究
勾踐故事在20世紀中國：跨文化視角柯文
歷史敘事和跨民族主義在東亞杜贊奇
17到19世紀中國南部鄉村的書籍市場及文本的流傳
包筠雅
毛澤東、赫魯雪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沈志華
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新中國建立前後黨政人員
收人分配製度的演變楊奎松
從十五個“小人物”的回憶錄看新中國在50年代初是如何進行社會統合的？高華
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許紀霖
編後記
史華慈與中國紀念史華慈教授誕辰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版後記
史華慈：最後發表的思想劉夢溪
重讀《尋求富強》——一些關於班傑明史華慈思想史研究
風格與方法的個人筆記和思考李歐梵
史華慈的“思想世界”朱維錚
兩種幸福觀和人性論——對史華慈“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的解說林同奇
史華慈的中國學研究朱政惠
嚴復：在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對史華慈嚴復研究的一個檢討高瑞泉
史華慈老師對日本嚴復研究的影響平野健一郎
附錄：日本的嚴復研究選篇平野健一郎
班傑明史華慈教授對中國與日本的認識及其中國近代思想研究坂元弘子
從史華慈出發的研究
重訪軸心時代的思想突破——從史華慈教授的超越觀念談起張灝
跟隨史華慈老師研究宋代思想史：論朱熹和天田浩
解釋的力度：史華慈的中國思想史視角王中江
史華慈比較文化視野下的盧梭、孟子與毛澤東——兼論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內在衝突與深層分歧
蕭延中
誰是楊朱？
——聽史華慈的程一凡
中國思想文化研究
盧梭，多元現代性，以及一種屬於全人類範圍的政治哲學：“內外有別”？愛德華弗里德曼
中國人的“權利”概念——從孟子到毛澤東延至現在
裴宜理
生存鬥爭學說的中國演繹與興替
——近代中國思想世界核心觀念通檢之一姜義華
反者道之動：圓、循環與復歸的辯證意義張隆溪
朱子世界觀體系的基本特質吳展良
道統、系譜與歷史：關於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立
葛兆光
毛澤東與無政府主義——從《西行漫記》的一處誤譯談起
鄔國義
中國現代歷史研究
勾踐故事在20世紀中國：跨文化視角柯文
歷史敘事和跨民族主義在東亞杜贊奇
17到19世紀中國南部鄉村的書籍市場及文本的流傳
包筠雅
毛澤東、赫魯雪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沈志華
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新中國建立前後黨政人員
收人分配製度的演變楊奎松
從十五個“小人物”的回憶錄看新中國在50年代初是如何進行社會統合的？高華
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許紀霖
編後記
史華慈與中國紀念史華慈教授誕辰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版後記
文摘
在座的都知道，史華慈教授自從半個多世紀前發表了他的經典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與毛澤東的崛起》以來，一直被公認為一位精明的和富有預見的“中國通”；他接著發表了《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1968）和《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1985），被譽為“西方所產生的最具洞見和最為淵博的”（墨子刻語）中國思想史專家。在他去世第二天由他的一位學生撰寫的刊登於《紐約時報》的長篇訃文的大標題就是“毛革命的專家”；隨後的“美國歷史學會”和哈佛大學的訃告則突出了他的中國思想史專家的身份。但是，我個人則認為，史教授絕不僅僅是位思想史家，更不宜把他定位為區域研究的專家。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思想家，一位“憑其本身就當之無愧的思想家”（athinkerinhisOWnright）（張灝語）。他對宇宙與人生，歷史與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而且他的思想“一以貫之”，具有一切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家都必須備具的思想連貫性。我曾寫過一些文章，試圖闡明他的獨特思想，但是我寧可把這個論斷視為“預設”，或乾脆說它是我的個人信念。
我這裡無法細說這種信念的依據，我只想指出一點，即從根本上說，終其一生，史華慈治學的主旨，或者說他的“志業”（Calling）主要並不在於捕捉某個已經逝去的時代、社會或個人的思想世界，而在於通過這些努力去叩問歷史與文化的“弔詭”（paradoxes），宇宙與人生的“奧秘”（mysteries）。他的歷時性研究歸根結蒂是為他的共時性尋求服務的。從青年時代開始，他就醉心於若干“巨大的問題意識”（vastproblematiques）的探索，半個多世紀從未間斷，直到他寫出這篇“遺言”。只不過史華慈和通常的哲學家們不同，他鎖定了“人類經驗”（Ilumanexperience）這個在他看來無法再化約的一切人文學科的素材！“理不離事”（章乃誠語），他把自己的“道”（10gos）化成史學家的“肉身”。在這個意義上，史先生的歷史著作可以視為他的人文尋求的索引（index），他的許多歷史陳述只是他在探索“人的全部帶有悲劇性的複雜性”之過程中所寫的腳註（footnotes）。站在這位“中國通”和中國思想史專家背後的是一位隱形的思想家，他賦予他的專著以經得起咀嚼和考驗的洞見。正是在這個信念指引下，我研讀了這篇“未完成的”遺言，寫下我的解說。
《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下稱《千文》）是史華慈先生在1999年11月14日逝世之前37天完成的一篇論文，也是他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留下的最後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把當今從美國開始正向全球迅速擴散的物質享樂主義和失控的消費主義的現象，稱之為“當今的千禧年主義”，不僅對它做出了集中的描繪，而且把它放在全人類經驗的廣闊視野中，以史先生特有的人文主義思想框架加以分析批判，最後高舉人文主義（確切地說是“史華慈式的人文主義”）的旗幟，提出補救的途徑。
但是，不論從行文風格或內容的完整性上看，《千文》和史先生大量其他著作相比，都是一篇未能充分展開的論文。林毓生先生在史先生剛剛完成這篇論文時，曾到史先生在康橋的家中探望史先生和他的夫人。林先生深情地回憶說：“史先生當時也許已經自覺會很快離開我們，但仍奮力打起精神支撐到完成這篇著作為止。他迫切地感到必須用一種古老的先知精神向世人提出嚴正告誡，以此作為他的遺言。這篇文章娓娓道來，微言大義隱含於字裡行間，而未出之正式的論征形式。以我之見，即便如此，也無損這篇論文的重要性；但需要更仔細地研讀，以便了解其深意。”“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誠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我們只能加倍努力地來理解這篇遺言的“微言大義”，以報答史先生的寸寸苦心。
由於《千文》來不及充分展開，較為理想的做法是先對文本做出疏解，然後再作出詮釋。本文則只能把疏解和詮釋合併進行，簡稱之為“解說”。另外，我個人認為，《千文》有兩個關鍵問題有待解說，打通這兩個環節將有助於理解它的通篇含意。一個環節是新千禧年主義和史先生在幸福觀與人性論上的區別何在？另一個環節是如何理解史先生的人文主義？本文只能集中討論前一課題，後一課題則有待他日接續完成。故本文稱之為“解說（1）”。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林毓生和張灝兩位先生的指教。我在發言中採用的大量中譯文也以林毓生先生校訂本為準。這些在發言中無法一一說明，均此致謝。
一、當今千禧年主義的幸福觀和人性論
當今千禧年主義（以下簡稱“新千年主義”）是指在20世紀末，由於物質享樂主義和失控的消費主義相互激盪而掀起的一般浪潮，被捲入這股浪潮的人實際上深信單憑技術革新和經濟成長就足以消除人生的一切苦難的原因，把人類（確切地說是他自己）帶到“極樂世界”。它既是一種思想潮流，也是一種行為模式；它未必都集中在某些個人身上，而是更多地以不同程度出現在愈來愈多的人群之中。它的出現受到了90年代情勢的觸發：冷戰結束、許多意識形態貌似瓦解、歷史已經終結、電腦技術打開了一個“泛資訊時代”、生物醫學的突破給健美的身體開闢了無限的想像空間，而全球化市場則帶來經濟無限增長的可能。但是新千年主義絕不是90年代颳起的一股時髦風尚。它的歷史源頭最少可以追尋到17、18世紀的西方，而且可以在弔詭的人性中找到難以消除的根基。令人擔憂的是這股浪潮正乘著勢不可擋的全球化運動從美國撲向全世界。如果不予糾正，則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我認為，“新千年主義”的核心價值在於它的幸福觀，而幸福觀的思想基礎則在於它的人性論。我們可以借用史先生對“新千年主義”的描述，把它的幸福觀也描述為一種“唯我主義的、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的”幸福觀。這裡有三個限定詞——“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的”和“唯我主義的”——需要逐一說明。
（1）“物質主義的”：這個詞被打上引號，因為它在這裡有特殊含意。
我這裡無法細說這種信念的依據，我只想指出一點，即從根本上說，終其一生，史華慈治學的主旨，或者說他的“志業”（Calling）主要並不在於捕捉某個已經逝去的時代、社會或個人的思想世界，而在於通過這些努力去叩問歷史與文化的“弔詭”（paradoxes），宇宙與人生的“奧秘”（mysteries）。他的歷時性研究歸根結蒂是為他的共時性尋求服務的。從青年時代開始，他就醉心於若干“巨大的問題意識”（vastproblematiques）的探索，半個多世紀從未間斷，直到他寫出這篇“遺言”。只不過史華慈和通常的哲學家們不同，他鎖定了“人類經驗”（Ilumanexperience）這個在他看來無法再化約的一切人文學科的素材！“理不離事”（章乃誠語），他把自己的“道”（10gos）化成史學家的“肉身”。在這個意義上，史先生的歷史著作可以視為他的人文尋求的索引（index），他的許多歷史陳述只是他在探索“人的全部帶有悲劇性的複雜性”之過程中所寫的腳註（footnotes）。站在這位“中國通”和中國思想史專家背後的是一位隱形的思想家，他賦予他的專著以經得起咀嚼和考驗的洞見。正是在這個信念指引下，我研讀了這篇“未完成的”遺言，寫下我的解說。
《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下稱《千文》）是史華慈先生在1999年11月14日逝世之前37天完成的一篇論文，也是他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留下的最後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把當今從美國開始正向全球迅速擴散的物質享樂主義和失控的消費主義的現象，稱之為“當今的千禧年主義”，不僅對它做出了集中的描繪，而且把它放在全人類經驗的廣闊視野中，以史先生特有的人文主義思想框架加以分析批判，最後高舉人文主義（確切地說是“史華慈式的人文主義”）的旗幟，提出補救的途徑。
但是，不論從行文風格或內容的完整性上看，《千文》和史先生大量其他著作相比，都是一篇未能充分展開的論文。林毓生先生在史先生剛剛完成這篇論文時，曾到史先生在康橋的家中探望史先生和他的夫人。林先生深情地回憶說：“史先生當時也許已經自覺會很快離開我們，但仍奮力打起精神支撐到完成這篇著作為止。他迫切地感到必須用一種古老的先知精神向世人提出嚴正告誡，以此作為他的遺言。這篇文章娓娓道來，微言大義隱含於字裡行間，而未出之正式的論征形式。以我之見，即便如此，也無損這篇論文的重要性；但需要更仔細地研讀，以便了解其深意。”“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誠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我們只能加倍努力地來理解這篇遺言的“微言大義”，以報答史先生的寸寸苦心。
由於《千文》來不及充分展開，較為理想的做法是先對文本做出疏解，然後再作出詮釋。本文則只能把疏解和詮釋合併進行，簡稱之為“解說”。另外，我個人認為，《千文》有兩個關鍵問題有待解說，打通這兩個環節將有助於理解它的通篇含意。一個環節是新千禧年主義和史先生在幸福觀與人性論上的區別何在？另一個環節是如何理解史先生的人文主義？本文只能集中討論前一課題，後一課題則有待他日接續完成。故本文稱之為“解說（1）”。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林毓生和張灝兩位先生的指教。我在發言中採用的大量中譯文也以林毓生先生校訂本為準。這些在發言中無法一一說明，均此致謝。
一、當今千禧年主義的幸福觀和人性論
當今千禧年主義（以下簡稱“新千年主義”）是指在20世紀末，由於物質享樂主義和失控的消費主義相互激盪而掀起的一般浪潮，被捲入這股浪潮的人實際上深信單憑技術革新和經濟成長就足以消除人生的一切苦難的原因，把人類（確切地說是他自己）帶到“極樂世界”。它既是一種思想潮流，也是一種行為模式；它未必都集中在某些個人身上，而是更多地以不同程度出現在愈來愈多的人群之中。它的出現受到了90年代情勢的觸發：冷戰結束、許多意識形態貌似瓦解、歷史已經終結、電腦技術打開了一個“泛資訊時代”、生物醫學的突破給健美的身體開闢了無限的想像空間，而全球化市場則帶來經濟無限增長的可能。但是新千年主義絕不是90年代颳起的一股時髦風尚。它的歷史源頭最少可以追尋到17、18世紀的西方，而且可以在弔詭的人性中找到難以消除的根基。令人擔憂的是這股浪潮正乘著勢不可擋的全球化運動從美國撲向全世界。如果不予糾正，則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我認為，“新千年主義”的核心價值在於它的幸福觀，而幸福觀的思想基礎則在於它的人性論。我們可以借用史先生對“新千年主義”的描述，把它的幸福觀也描述為一種“唯我主義的、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的”幸福觀。這裡有三個限定詞——“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的”和“唯我主義的”——需要逐一說明。
（1）“物質主義的”：這個詞被打上引號，因為它在這裡有特殊含意。
後記
班傑明史華慈（1906-1999）是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也是享譽全球的對人類文明有深邃思考的大思想家。他生前長期擔任哈佛大學教授，與費正清齊名，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在國外的中國研究領域，很少有人像史華慈那樣，對中國研究和人類文明的比較研究做出了全方位的卓越貢獻。
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史華慈被認為是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的創始人。他的代表作《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對西方社會了解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有重大影響。他堅持以文獻研究人手，在1950年代初就指出毛澤東思想路線與蘇聯革命思想路線的區別和分歧，具有很大的預見性。在中美建交過程中，他向美國國會提出過重要的諮詢建議，促進了中美建交的進程。他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首批成員。
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史華慈是哈佛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從1950年代起研究中國思想史，他的嚴復研究被認為是西方嚴復研究的最有成就的代表作。1980年代出版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被認為是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權威著作，翻譯成中文之後，也在中國學術界引起強烈的反響。
在人類文明比較研究領域，史華慈對猶太文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儒家文明等都有深入研究，他主張人類文明的平等和互動交流。他反對文化沙文主義和西方中心觀念。他尤其希望通過對中國文明的深入研究來深化、豐富對人類發展經驗的認識。
在國外的中國研究領域，很少有人像史華慈那樣，對中國研究和人類文明的比較研究做出了全方位的卓越貢獻。
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史華慈被認為是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的創始人。他的代表作《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對西方社會了解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有重大影響。他堅持以文獻研究人手，在1950年代初就指出毛澤東思想路線與蘇聯革命思想路線的區別和分歧，具有很大的預見性。在中美建交過程中，他向美國國會提出過重要的諮詢建議，促進了中美建交的進程。他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首批成員。
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史華慈是哈佛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從1950年代起研究中國思想史，他的嚴復研究被認為是西方嚴復研究的最有成就的代表作。1980年代出版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被認為是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權威著作，翻譯成中文之後，也在中國學術界引起強烈的反響。
在人類文明比較研究領域，史華慈對猶太文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儒家文明等都有深入研究，他主張人類文明的平等和互動交流。他反對文化沙文主義和西方中心觀念。他尤其希望通過對中國文明的深入研究來深化、豐富對人類發展經驗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