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懷璧，曾用名史進。1913年3月28日（農曆二月二十日）出生，2001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史懷璧
- 別名：史進
- 出生日期：1913年3月28日
- 逝世日期：2001年5月22日
- 政治面貌：中國共產黨員
- 性別：男
個人簡介,個人履歷,
個人簡介
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參加犧盟會。曾任中共武鄉縣委副書記，犧盟會遼縣、渾源縣特派員，犧盟會遼縣中心區秘書兼中共遼縣縣委書記，沁縣縣長，晉冀魯豫邊區七專署專員，晉中行署副主任。建國後，歷任北京市民政局、地政局、勞動局局長，勞動部辦公廳主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第五辦公廳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副主任，中共思茅地委第一書記，雲南省副省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長，民政部副部長。是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著有《略論我國繼承制度的幾個基本問題》。
個人履歷
史懷璧傳記
祖父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其中大祖父有兩個兒子，一祖父、三祖父各有一個兒子。在父輩大排行的兄弟中，其父史海元為長子，他是二祖父續弦帶來的兒子。由於父親身體虛弱、多病，不事勞動。在後來的生活中，這個大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是來自他的三叔，也就是他三祖父的兒子。三叔史鑑古先後在浮山、代縣、解縣、翼縣、平魯任縣公安局局長，每年給家裡寄去幾百元銀洋。當時三祖父主持家務，他把這些錢都用於供兒輩們讀書和購置土地。
土改前，這個大家庭已經擁有了近200畝土地，近20間房屋，3、4個僱工，牛、馬各1頭，土改時定為小官僚地主。當時史懷璧兄妹正在外參加抗戰，他們均同意這一決定，並給村黨支部寫了信，表明了他們支持土改工作的態度。
史懷璧由於父親的原因，在這個家庭中所處的地位低下5歲時，身患氣管炎、肺心病的父親和由於生育過多，營養不良，身體虛弱，患癆病的母親，丟下3個男孩和4個女孩，相繼去世。史懷璧被過繼給嬸母撫養。家庭的不幸，使他過早地熟諳人事，在幼小的心靈里萌發了“立志讀書”的思想，年齡稍大，便進人縣立高小就讀，畢業後，懷著對包辦婚姻等封建禮教的強烈不滿，考入縣立三年制師範學校，走上讀書求知的道路，立志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1930年的春天，史懷璧在武鄉師範學校讀書，他酷愛文學又擅長書法，受到老師們的誇讚。1933年初，他結識了前來學校宣講革命理論的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李逸三同志，並在李逸三同志的啟發下，接受了革命的理論和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初，史懷璧於師範學校畢業，在革命青年高沐鴻、武光湯和李逸三同志的幫助下，到武鄉流通圖書館工作。流通圖書館當時是宣傳革命理論、掩護革命活動的場所。同年5月，史懷璧與高沐鴻、李逸三同志一起，成立了武鄉黨組織，他們三人成為武鄉縣黨組織的創始人。為了掩護黨組織的革命宣傳活動，他們創辦了《武鄉周報》，史懷璧擔任該報的謄寫工作。從此，史懷璧便投身革命，成了高沐鴻和李逸三同志最得力的助手。
為了在武鄉縣進一步開展革命活動，高沐鴻、李逸三、史懷璧等同志研究決定，在武鄉縣組織成立了“抗債團”，提出了抗租、抗債、抗糧、抗稅、抗丁的五抗口號。由於“抗債團”的宗旨符合武鄉廣大勞動人民與進步青年的迫切願望，“抗債團”一成立，便迅速發展起來，不到半年時間已發展到200餘人。他們印刷了《晉東南“抗債團”宣言》，通過秘密形式散發給了武鄉國小的教員們，並公開張貼。史懷璧同志曾攜帶《宣言》專程到沁縣及沿途村莊散發、張貼。他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了廣大工農民眾和高校學生們對這一行動所表現出的熱情，使他深受鼓舞。
經過三個多月的宣傳鼓動，“抗債團”的聲名深入人心，已被廣大農民民眾所接受。接著，為了制止官方利用其食鹽專賣權。故意提高鹽價殘酷剝削廣大民眾的惡劣行徑，“抗債團”於1934年農曆正月十五日，在城關和故城、洪水、蟠龍等鎮相繼貼出了“打倒官鹽店”的標語。“抗債團”的這一行動，極大地鼓舞了廣大民眾的鬥爭熱情，但同時也引起了反動當局的嚴密注視，認為武鄉縣有共產黨在活動。武鄉縣公安局長梁楫，是閻錫山的忠實走狗，曾為此事向山西警務處發了電報，閻錫山反動政府在沁縣駐紮的便衣小分隊，也曾先後兩三次到《武鄉周報》社、武鄉流通圖書館進行偵察。反共頭子武誓彭亦向山西反動當局作了密報，把武鄉縣劃為山西省“四大赤縣”之一。
在高沐鴻、李逸三的周圍團結了不少的進步青年，如太原的學生魏玉田、魏煜、趙益三、武華、段若宗等。他們在省城均與黨的外圍組織“社聯”、“抗日大同盟”、“左聯”有聯繫。每逢寒暑假回家，都團聚在流通圖書館與高沐鴻家。議論時政。武鄉雖然是山西晉東南比較偏僻的山區縣城。但當時卻是國共兩黨鬥爭反映敏感的地區之一
“抗債團”成立的同時，武鄉師範學校也醞釀建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地下秘密組織，造成了一定的革命聲勢。黨組織成立後，為了迅速與山西省工委接上關係，8月初，李逸三到太原，經過趙益三、魏玉田、段若宗等同志找到了黨的關係。經山西省工委指示，決定成立武鄉縣委，並負責領導晉東南襄垣、榆社、沁縣一帶的革命活動。
在山西省工委的指示下，李逸三、高沐鴻、史懷璧共同研究了黨的領導與黨的發展問題。當時確定李逸三為黨的書記、史懷璧為副書記。高沐鴻同志因要外出表示不參加具體工作。這就是赴太原與黨接上關係之後，在李逸三宿舍里召開的第一次會議的內容。這次會議之後，吸收了武三友、趙瑞璧、程登瀛等幾位同志參加黨的工作。不久又召集了第二次會議，由李逸三、史懷璧、武三友、趙瑞璧、程登瀛等同志參加。8月中下旬，正式成立了以李逸三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武鄉縣委。縣委由李逸三、史懷璧、趙瑞璧、武三友、程登瀛五人組成，並對地區的工作進行了分工，李逸三、武尚文負責西鄉；史懷璧、武三友負責中鄉、趙瑞璧、程登瀛負責東鄉。把“抗債團”的發展與黨的發展統一起來，在“抗債團”中選擇堅定的優秀分子入黨。
武鄉黨組織正式成立之後，出版了黨內刊物《上黨紅花》，共出了五期。其內容主要是介紹蘇區與紅軍情況，談論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等。1933年10月，又公開出版了一本《二次世界大戰》的小冊子，這本書，由李逸三主編，史懷璧、武駿圖二人給他摘錄材料。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很快引起全縣知識青年的重視，同時也引起了反動派的警覺。武誓彭與縣公安局長梁輯，將這本小冊子送給山西省反共當局，認為武鄉真正成了“赤區”，有共產黨在活動。
高沐鴻同志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對武鄉的派系與反動政府的鬥爭，也有親身經歷。1934年春節過後高離開武鄉到北平繼續他的文學生涯。臨行之前，親自對李逸三和史懷璧談到他走後武鄉形勢一定會起變化，特別指出：公安局長梁楫是個陰險人物，他一面和我們的一些人打麻將，一面在偵察我們，縣長呂日薪也會有變化。今後的鬥爭方式，一定要注意策略。因為他們始終是閻錫山反動當局的人。可是，李逸三和史懷璧對高沐鴻的預見性並未給予足夠重視，對山西反動當局已將武鄉劃為赤區之一，駐沁縣的憲兵便衣幾次來偵察的情況毫無警惕，亦沒有研究應變措施。1934年4月20日，敵人終於下了毒手。深夜派警察到北良侯逮捕了李逸三，同時在縣城逮捕了武光湯、武駿圖，查封了“流通圖書館”，封閉了《武鄉周報》，沒收了石印廠。
敵人原計畫把高沐鴻、李逸三、武光湯、武駿圖、史懷璧5人一網打盡。但因高沐鴻於3月已到太原，史懷璧是在敵人搜捕的早晨到沁縣接黨的關係，而僥倖未被逮捕。
沁縣的關係人叫王公九，是沁縣第一高小的會計，是高沐鴻走時介紹給他們的。史懷璧到沁縣與王公九接上關係後的下午，李炳泉到沁縣找到史懷璧，告訴他：組織已經被破壞，李逸三、武光湯、武駿圖三人已被捕，敵人正在搜捕他和高沐鴻。還說，李逸三讓史懷璧立即到太原鐵路扶輪學校李仲琳處，告知高沐鴻迅速離開太原，也讓史懷璧迅速找社會關係隱藏起來。
史懷璧根據李逸三同志的意見，步行兩天半到達太原，找到高沐鴻後，將武鄉黨組織被破壞，及他怎樣逃脫敵人的搜捕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高沐鴻。二人商議，山西反動當局立刻會通緝他們，應迅速隱藏起來。高沐鴻當夜買了去北平的火車票，史懷璧則到國師找到魏玉田、趙益三。一方面告訴他們武鄉事變的情況，一方面請他們資助路費，準備到其叔父（任代縣公安局長）處隱蔽。
史懷璧到達代縣，使三叔父大吃一驚，還以為家裡出了什麼事情。史懷璧就把武鄉出事的情況告訴了他，當即受到訓斥，但他也為史懷璧和武光湯擔心（史是其三叔父的養子，武是其親外甥），為應付通緝，他讓史懷璧改名史進，不久又在史的要求下，將史介紹到河曲縣公安局長高建勛處，被安排了一個文書的職務。高建勛懂中醫，史就為他抄醫書，月薪5元。
史懷璧到河曲縣的初衷是想過黃河到陝北找紅軍。積攢了20元錢後。他請假渡過黃河，發現神木、府谷一帶敵人盤查很嚴。在此地，他徘徊了一個多星期，沒有任何結果，又返回到河曲繼續為高建勛抄醫書。此時，他如坐針氈（因為失掉黨的關係），於是又回到代縣，請叔父資助讀書，考入省立代縣第五師範。
在省立第五師範學校，他認識了進步青年鐵西坡（鐵鑾）、雷煊、賀鴻藻、吳潤、李文炳等人，他們互相信任，要求進步，組織了讀書會，主要學習社會科學知識。此外，他十分注意在太原就學的青年。為此他有意結識了陽明堡的周中義。這時的史懷璧一面組織讀書會繼續革命活動，一面又為斷絕黨的關係而苦惱。
1935年冬，史懷璧到了太原尋找黨的關係。他通過魏玉田的介紹，暫時寄居在國民師範東六齋6號，與武鄉同學郝承昭住在一起。此時北京爆發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山西的學生也開始上街遊行，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史懷璧積極地參加了這些活動，還寫了一篇關於河南民權車站反動當局隨意槍殺一名工人的文章，標題是：“槍口一致對外”。
“一二·九”運動極大地震撼了山西反動當局，不久又值紅軍東征，山西反動當局大肆搜捕愛國學生，太原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國民師範不斷有學生被便衣特務抓走，甚至有時街上的小販也被當做紅軍的密探被抓捕，與史同屋住的張增榮就是這時被敵人逮捕的。也在此時，史懷璧找到了趙益三，通過趙接上黨的關係。
為迎接紅軍東征，山西工委決定：派共產黨員到白軍中工作，瓦解敵軍，組織白軍譁變，歡迎紅軍東渡。史懷璧和孔繁珠受黨派遣，即將到汾陽醫院黨的聯絡站去接頭。但前一天，山西反動當局對國民師範進行大搜捕，史懷璧和孔繁珠與100多名同學同時被捕。經過審訊，敵人沒有抓到史懷璧的把柄，也由於國師校長馮司直說情：“被捕的人大部分不是國師的學生，是臨時借宿，如無問題，可以釋放。”這樣，史懷璧因查無實據，令找保出獄，當時在山西省教育廳任科員的武光湯，保史懷璧出獄。獲釋後的史懷璧便回到平魯縣叔父處。
1936年3月，平魯縣接到山西警務處電報，原文是“查共黨史懷璧，從國師潛逃到該局藏匿，仰迅速扣獲，送縣處辦”。說情無效，史遂遭逮捕，後押解太原山西警務處。1936年7月，史的叔父被調翼城任職，到太原詢問史的問題。知史的被捕是武誓彭告的狀，說史在代縣進行共黨活動。經過叔父的活動。最後查無實據，經汾陽叔父的友人任伯修具保結了此案。史獲釋後又到第一監獄，探望了仍在坐牢的李逸三同志，並給他與郭欽安留下4元銀洋。
1936年，史懷璧插入并州中學高中班學習，同時也與派來同他聯繫的同志接上了頭。他向組織上匯報了自己兩次被捕的詳細情況，組織上也向他談了當前時局的變化，並派他在并州中學組建黨支部。積極物色進步青年學生。在并州中學，他聯絡了宋桂蓮、姜寶珍、劉秀英等進步學生，帶領他們聆聽馬寅初、薄一波等人“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還乘蔣介石到并州之時，參加了“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請願運動，痛斥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主張。此時，他獲悉段若宗等六位同志被敵人殺害的訊息。段若宗曾出任過北京學聯的代表，是太原學生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的犧牲，使史懷璧異常悲痛，但他們忠貞不屈的精神也給他很大激勵。
1936年“九·一八”紀念日後，山西的形勢有所好轉。閻錫山為防止蔣介石對山西的介入和日本帝國主義對山西的軍事進攻。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主張。在中共北方局劉少奇同志指示下，薄一波等同志借受閻錫山的邀請回山西工作的機會。利用犧盟會合法組織。開展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11月，并州中學放寒假後，山西犧盟會舉辦了村政協助員訓練班，史懷璧經過考試，參加了這次為期兩周的訓練班。
村政協助員訓練班結束後，史懷璧被黨派到在遼縣歷時兩個半月的活動中，他們宣傳抗日主張，揭露日寇的殘暴罪行，發動民眾組織抗日救亡活動，指出“何梅協定”是賣國協定；發展了3000多犧盟會員擴大了民眾抗日的基礎力量。
史懷璧回到太原，犧盟總會與黨組織又命他以山西省政府視察員的身份到汾西、隰縣、大寧複試國民黨軍官教導團團員，整頓犧盟會組織。這次視察，引起了閻錫山的疑心，特別派了一個姓王的團長任副視察員隨行。完成了這一臨時任務後，他進入國民師範民訓第七連特派員訓練班學習。第七連是專門訓練犧盟會特派員的。教導員先後是戎子和、雷任民，工作人員是張國器。秘密黨支部直屬山西省工委，領導人是閻秀峰、李安心、侯富山，與史懷璧發生黨的關係的先後有蘇應民和郭欽安。
第七隊主要是學習和受軍事訓練。學習的書公開的是閻錫山發的“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可黨員們都秘密傳閱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這裡軍事訓練很嚴格，也很緊張，經常搞急行軍，步行到蘭村和晉祠，以考驗同學們的體力。政治鬥爭也很複雜，在受訓期間，閻錫山以高薪聘請的托派張慕陶搞破壞活動，被民眾轟走。
在國民師範，除第七隊外，還有一個女兵連和1000多名在校學習的大中學生，大部分是平津及全國各地為抗日救亡而來的青年。他們一心嚮往延安，不滿足山西的政治氣候，為此有些同學曾受到了薄一波同志的批評，最後大部分安下心來，參加了軍官教導團的訓練，走上革命的崗位。
三
1937年5月，黨中央分析日寇占領平、津後準備向華北發動大規模進攻的形勢，認為雁北可能是敵人的進攻重點，犧盟總會決定首先開闢雁北13縣的工作。犧盟中心區設在大同。由閻秀峰、侯富山、李琳同志負責。史懷璧和張天乙同志分到渾源縣工作，他們的公開身份是犧盟會特派員。5月底，山西省工委在大同召開了黨的會議，決定各縣迅速發展黨員，以便領導民眾進行抗戰。
大同會議後，史懷璧回到渾源，把犧盟會中的積極分子任汝勤，渾源中學的蔡汝豫、李錦雲三位同志吸收入黨，建立渾源縣第一個黨支部。
在渾源縣，史懷壁等同志的工作開展得並不順利。縣長史標青不支持，公道團團長張重生抵制，地方大紳士左吉軒反對。閻錫山振來的精神救國會領導人，到處宣傳“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發展精神救國會會員，其目的也是抵消犧盟會的影響。閻錫山駐軍的一個師，軍紀極壞，師長楊蔭堂毫無對日防禦準備，還認為宣傳抗日、發動民眾是多餘的事情。但犧盟會特派員名義上是閻錫山委派的，所以這些人也不敢有大的反對行動。史懷璧等同志就利用這樣的機會，抓緊時間發動民眾，宣傳抗日，秘密建立黨的組織，並利用任汝勤的舊關係，開展統戰工作。他們每前進一步，都要克服極大困難，做大量的工作。在發動青年學生的同時，他們還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城關手工業工人和農民的工作上，為該縣抗日局面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大舉進攻華北地區。下旬，敵軍接近平型關、渾源。史懷璧、張天乙兩人接到山西犧盟總會的速返太原電令，此時，國民黨部隊已從戰場上潰退下來，縣長史標青也己潛逃。史懷璧行前，對黨支部進行了工作部署，組織民眾，接收縣政府和縣公安局的槍枝，做好主動與北上的八路軍取得聯繫的準備。返回太原的途中，史懷璧等人在原平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過原平，就看見了北上的八路軍部隊，這種場面使他們感到無比的欣慰。
回到太原，史懷璧同志參加了省工委書記張友琴在雙塔寺召開的秘密會議。張友琴指出：國共兩黨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與閻錫山達成協定，八路軍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山西成立新軍抗日決死隊，也要隨八路軍部署安排。還談到，黨的工作目前還不能公開，共產黨員只能利用犧盟會的合法地位開展工作，積極發動民眾，迅速發展黨的組織。
8月初。史懷璧等人接到山西省委的通知，到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受訓（地址在成成中學）。受訓期間胡服（劉少奇）同志給大家講統一戰線與游擊戰問題，彭雪楓同志講黨的建設問題。
此時，犧盟會在薄一波同志的領導下，正在忙於兩項工作。一是把國民軍軍官教導團的學員組織成4個決死總隊，向閻錫山領取槍枝、彈藥、服裝。二是在重要地區迅速成立犧盟中心區，由中心區領導各縣的犧盟會工作，發動組織民眾，支持抗戰。同時，成立了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主任是續範亭，武裝部長是程子華，負責戰時總動員和武裝民眾。工衛旅也在這時成立。
11月，史懷璧被犧盟總會分配到遼縣中心區。歸晉冀豫省委領導，省委由李青玉、李雪峰、徐子榮同志組成。遼縣中心區轄和順、遼縣、榆社、武鄉四縣。根據晉冀豫省委決定，以犧盟會中的黨員為核心，成立了遼縣縣委，侯振亞任縣委書記，史懷璧任組織部長。侯振亞調走後，史懷璧接任遼縣縣委書記。
安子文與薄一波同志商議，縣政權必須改造。必須派有工作能力，能打開局面的共產黨員去任縣長和公安局長，方能在戰爭中堅持工作，解決好八路軍、決死隊的供應問題。由於對抗日縣長的要求很高，一時挑不出合適的人選。也由於特派員們對“縣長”這一職位存有偏見，認為縣長是給閻錫山當官，所以也都不願意乾。經安子文、薄一波同志多次醞釀，最後決定，讓史懷璧到沁縣任抗日縣長。他開始也不同意，後來在薄一波和安子文同志用列寧關於“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奪取政權”等理論耐心地開導下，才接受了任務。行前，薄一彼同志送給他一支手槍和一匹從日本人手中繳獲來的大洋馬。同行的有公安局長王墉同志。
1938年3.4月間，史懷璧前往沁縣上任，一到任就逮捕了閻錫山的前任縣長李醉天，其罪行是在八路軍和抗日決死隊粉碎敵人九路圍攻時，擅離職守，不及時對抗日部隊提供軍需供應，按罪行應處槍決。但當寫出布告準備第二天執行槍決時，李醉天買通了看守的司法警察，深夜逃跑投降了敵人。
史懷璧出任沁縣縣長時年方25歲，一時引起全縣民眾和士紳的紛紛議論。民眾說“青年縣長，敢作敢為，接近民眾，不像過去的縣老爺，不同民眾見面”士紳們說：“這樣的年輕人能當縣長碼？沁縣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年輕縣長”抱著不信任的態度。
史懷璧任縣長後，在上級領導的具體指導下，首先抓解決部隊的供應問題。當時沁縣駐紮的部隊有八路軍總部、決死一總隊、國民黨馮欽哉的部隊以及國民黨武士敏的169師，僅每天的糧食供應就十分緊張。為了擺脫繁瑣的事務工作，他啟用了思想上比較進步，又有多年縣政府工作經驗的叔父史鑑古，負責縣政府內部事務。他則自己專門負責解決軍糧的供應和發動民眾二武裝民眾的問題。
為了解決八路軍聯絡處的經費開支，薄一波同志又派來戴祖武擔任會計，並指示：首先要解決軍隊的糧草供應與八路軍聯絡處的經費開支；要充分發動民眾，組織自衛隊，防敵除奸。安子文同志也做了指示，強調了政權建設合理負擔、黨組織的發展等問題的重要性。
領導的指示是明確的，如何實施，他尚無經驗，特別是怎樣保證軍糧供應問題。為此，安子文帶領史懷璧等同志親赴小東嶺村八路軍總部，見到了朱德總司令和左權副總參謀長，了解到目前部隊急待解決的是吃飯問題，辦法是採取合理負擔，“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左權同志還說，在南仁有八路軍的傷病員醫院，需要特殊供應，如軍鞋、白面、羊肉、雞蛋，要發動民眾來解決。你這個青年縣長，要堅決完成任務。左權同志還把南仁醫院院長宋德貴叫來，將史懷璧介紹給他，並告訴他：“有關南仁醫院傷病員的特殊照顧問題。可直接請史縣長解決。”回來的路上，安子文同志說：“你回去把存糧的大地主請來開會，採取自報公議的辦法，至少要解決一萬石糧食。”回來後，薄一波同志也指示他要迅速採取合理負擔辦法。解決八路軍的糧食供應問題。
為儘快解決糧食問題，史懷璧當即召集了了解財主存糧情況的同志，開列了名單。然後把地方士紳和地主請來，開了座談會。在會上。他先談了抗日的重要性，又談了部隊的糧食供應問題，轉達了朱總司令、左權參謀長、薄一波、安子文同志的指示，請大家自動報名。開始只報了6000石糧食，史懷璧再次動員，要求大家再開明一些，於是到會的糧戶們開始了揭發，說某某可以多出，某某還有存糧。就這樣，最後實際徵集到的糧食有18000石。這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沁縣解決“萬石糧”的經過。糧食的問題解決了，左權同志非常高興，他表揚史懷璧是個能幹實事的青年縣長。這是史懷璧在沁縣當抗日縣長時完成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是抓擴軍問題。擴軍首先是補充抗日決死隊，對此薄一波同志指示，各縣均要成立人民抗日武裝自衛隊，每縣至少要有100人參加，並派來了自衛隊隊長和指導員。縣裡的具體做法是：每個村成立不脫產的自衛隊，經過訓練和教育動員，參加縣裡武裝自衛隊。再經過半年或三個月的訓練。補充到正規部隊。這樣一層層地提高訓練，自然不會有二下子離開家鄉的困難，也減少了家庭的阻力。這樣的擴軍方式，循序漸進，開展得很順利。在擴軍的過程中，黨員首先報名參加，鄉鎮領導的子女爭先當模範自衛隊員。這樣，抗日決死總隊的規模很快得到了擴大，出色地完成了擴軍任務。
第三件事是抓政權組織的改造問題。史懷璧初任沁縣縣長時，薄一波同志只給他派來一位公安局長王墉，不久王墉同志調走，又派來譚永華同志。譚永華同志到武鄉當縣長，又派來郭鴻彎同志。史懷璧對縣政權改造迫切性的認識，是從李醉天的逃跑開始的。按照薄一波同志“舊人員必須陸續更換”的指示，開始了對舊政權的改造工作。這項工作得到了高揚文（八路軍工作隊隊長，內部是縣委書記）同志的大力支持，他派來了溫附山、李幻三、張克熏等六位同志任縣科長，這些同志都是共產黨員，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後來又派來一批共產黨員幹部，改造了區長。在共產黨員區長的領導下，農村用民選的辦法，使農村的黨員擔任了村長，使基層政權也得到了改造。這樣，黨的決定，縣政府的指示，能很快地貫徹執行，也使史懷璧深刻地體會到了政權建設的重要性。為此他還寫了一篇《政權的威力》的文章，發表在當時的《黃河日報》上。
敵人九路圍攻後的一年，是沁縣的相對和平時期，薄一波同志指示，一定要解決好八路軍聯絡處的財政供應問題，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讓把閻錫山發的大塊煙土蒸開，變成一兩一包，每兩25元，用縣政府大印紙包裝出售，這樣縣政府每月拿出800元，加上史懷璧本人的工資300元，總計1000多元，按月提供給八路軍聯絡處，解決了八路軍的經費問題。
史懷璧在沁縣擔任縣長的三年里，發生了很多事情，最難忘的是朱德同志和薄一波同志處理問題的工作方法
當時駐紮在沁縣洪口的有國民黨馮欽哉的169師，被民眾稱為“一路狗屎”，糧秣靠沁縣和武鄉兩縣供應。開始給他們提供糧食時他們還付給糧款，後來他們知道給八路軍供應的糧食不付錢，他們也不給了。史懷璧將此情況報告了薄一波同志，薄一波同志堅持原則一定要收他們的錢，並講八路軍雖無錢付給，但都打欠條，都開收據。169師的頭頭們聞聽，要對薄一波的專員公署動武，把機槍架到專員公署的門前相威脅。薄一波同志把情況向朱德同志做了匯報，朱德同志說：“你請他們吃一頓好飯嗎！”薄一波同志心領神會，當即做出決定。回去後對史懷璧說：“你今晚籌備一桌好飯，我要請客，你作陪。”於是當晚宴請了169師團以上的幹部，席間略為寒暄，薄一波同志就書歸正傳講抗日工作要服從大局，抗日必須團結，糧食是老百姓用血汗種出來的，供給軍隊，軍隊都要給錢，八路軍也要給錢，只等中央撥下款來再付等等。經過這一番鬥爭，問題解決了，169師也把機槍搬走了。史懷璧從心裡佩服這些領導同志的鬥爭藝術。
這次鬥爭，實際上是國民黨中央軍與山西新軍在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也是國民黨蔣介石與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因為當時蔣介石的中央軍把山西新軍（包括抗日決死隊）看成是閻錫山的部隊。
在當時，黨的組織還處在半秘密狀態，犧盟會是我黨領導下的公開組織，犧盟會的孟松濤、黎穎，及後調來的張日薪等同志，利用公開的身份。以高昂的革命熱情，積極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參加抗日活動，為沁縣抗日工作的轟轟烈烈的展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對縣政府的工作給予了很大的支持。
1939年11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軍民粉碎。
同年12月，閻錫山步蔣介石後塵，堅持反共降日的方針，破壞統一戰線，發動了“十二月事變”（也叫晉西事變），對山西新軍和犧盟會開展了全面的軍事進攻，抗日決死隊和其它新軍在我黨中央和北方局的領導下，堅決給予了回擊，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了山西抗戰的大好局面。
“十二月事變”，閻錫山把山西新軍和犧盟會也放到對立的陣線中。在這種情況下，我黨一面繼續爭取閻錫山團結抗戰，一面進一步深人發動民眾，堅持獨立自主的對日作戰，建立敵後根據地，並在各個戰略區，成立行署、專署、縣政府，對舊政權進行了徹底的改造，普遍建立了“三三制（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人士和中間振各占三分之一）人民政權。在軍事上，各個邊區成立了區黨委、軍區、軍分區。山西新軍也列人八路軍建制。黨的組織也轉為公開，開始以區黨委、地委、縣委、區委的名義開展工作。
“十二月事變”後，史懷璧進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在北方局黨校學習的學生，被分為12個支部，史懷璧是第一支部的支部委員，郭峰是支部書記。黨校的教育長是楊獻珍同志，負責聯共黨史和哲學的課程，羅瑞卿同志講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李大章講黨的政策，劉錫五、張衡宇講黨的建設和政權重要性問題。彭老總和楊尚昆同志也抽時間到黨校，給大家講一些國際和國內的形勢，使大家增長很多知識。在黨校學習時，恰逢敵人進行掃蕩，史懷璧被左權同志借調到總部當臨時嚮導，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彭德懷和左權同志的戰爭指揮藝術，感受頗深。
1940年秋，史懷璧結束了在北方局黨校八個月的學習，返回太岳區。他感到在犧盟會工作時，一直以合法的而貌出現，總感覺是浮在上面。於是他向安子文同志提出到基層鍛鍊的請求，安子文也表示同意，隨即被委派到棉上縣任縣委副書記。
史懷璧在棉上縣基層蹲點時，發現了一個叫藥彥明的人，號稱“地雷大王”。為了開展民兵工作和地雷戰，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地雷的製作問題。藥彥明製作的雷，殺傷過很多敵人，曾得到過太岳軍區與區黨委的表揚。安子文同志也曾幾次提到他製作的地雷的殺敵作用，並推廣套用。
史懷璧還利用晚上與民眾座談，講形勢，講政策，將自己置身於民眾之中，與民眾打成一片。在該縣的青龍橋一帶，有許多小煤窯，他就和民眾一起下煤窯挖煤。既體驗了採煤的艱辛，了解了農民的生活，也加深了與他們感情上的溝通。
不久，敵人進行大掃蕩，接到情報後，他們星夜往琴峪轉移。在峽谷地帶不巧遇上了敵人，幸虧與被迫給敵人帶路的農民相識，在這位農民的巧妙通知下，史懷璧與30多名幹部迅速轉移上山，潛伏在密林中，沒有被敵人發現，但沒有來得及上山的騾子、被褥及兩袋麵粉被敵人搶走了。
琴峪是區政府的所地在。區長叫陳桂榮，是個精明能幹的女同志，工作做得很出色。區委書記叫曹顯耀，琴峪這個村子，地處深山，自然條件很好，滿山青松翠柏，敵人幾次掃蕩都未到過這裡，民眾生活安定。晚上民兵們站崗放哨，訊息很靈通，敵人的動態我們都能掌握，史懷璧等同志在此隱蔽。直到反“掃蕩”結束。
在這次反“掃蕩”中，薄一波與陳賡同志帶領兩個團，轉移到大林渠時，被敵人發現，日寇集中兵力，計畫夜晚包圍薄、陳發覺了敵人的陰謀，連夜將兩個團的部隊以班、排為單位突出重圍，無一傷亡，轉到外線襲擊敵人。為此，史懷璧寫了一篇通訊，在山西黨史資料上發表。薄一波同志看後，笑著說，那次被敵人包圍很狼狽，幾乎被敵人活捉，談不上勝利。史懷璧也笑著說，被敵人包圍，突了出來由內線轉到外線，自己沒有傷亡。還打擊了敵人，這就是勝利。
史懷璧在棉上縣工作不到半年，就被調到太岳第一專署任專員，地委書記是劉植岩同志。專署的主要任務是運用政府權力，協助地方農民進行減租減息，以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動員青年入伍，進行優抗撫恤。徵收愛國公糧和軍布，並在敵人掃蕩時，進行空室清野等工作。在對敵鬥爭上，按省軍區黨委決定，採取武工隊的形式，深入敵占區活動，打擊漢奸，摧毀偽政權，帶領民兵破鐵路、割電線，製造“兩面政權”。使敵村鎮政府成為與敵虛偽，真心向我的“兩面政權”。
有一次。屯留縣城的敵人空虛，距縣城僅十里地的余吾鎮“偽政權”，便向我們報告了敵人的情況，讓我組織騎兵到余吾鎮示威，以震懾敵人。軍分區接到通知後，即集中了軍分區、地委、專署領導幹部70餘人，騎著馬浩浩蕩蕩地趕到余吾鎮，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民眾自動送飯送草，同志們吃完飯撤走後，“偽政權”即派人向敵人報告，說“有二百多八路軍的騎兵到了余吾”，敵人被嚇得驚恐萬狀。他們給敵人的這些情報，全部是事後情報，而且非常誇大，以嚇唬敵人。他們給根據地送糧時。總是向敵人謊稱來了很多八路軍，搶走了多少多少糧食，這樣不但嚇唬住了敵人，還找到免繳敵糧負擔的正當理由。這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民眾創造的一種對敵鬥爭策略。
1942年“精兵簡政”後，太岳三個專署合併為岳北專署。
1944年初，太岳區黨委、行署召開了財經會議。會議結束後史懷璧就到了太岳區整風學校學習，擔任第一區黨支部書記，參加了整風運動。整風運動是先學習檔案，然後個人總結，大家幫助，最後領導批准。據說，1943年秋整風開始時，採取了極左的“逼供信”的手段，把許多同志均當作特務來整。這是從延安移植過來的康生“特務如麻”的作法。為糾正康生的錯誤，毛主席規定了“九條方針”，才將整風引導上正確的道路。
太岳區整風運動，由區黨委書記王鶴峰同志負責，郭欽安、劉有光、閻定楚等同志做具體工作。開始學習整風檔案，重點批判教條主義，廣大幹部丟掉了對蔣介石的幻想，提高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路線的認識。在思想覺悟提高的基礎上，個人檢查。小組幫助，幹部審查，最後留尾巴的只有一人。這充分說明康生“特務如麻”的做法是錯誤的。
1945年5月，太岳區整風結束，史懷璧到第三專署任專員，不久抗日戰爭勝利，大家以為和平來到了，這時史懷璧有了一個男孩，取名叫史和平，哪知蔣介石又打起了內戰，中國人民又開始了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在徐向前同志親自指揮的“臨汾攻堅戰”中，史懷璧協同太岳行署主任裴麗生同志負責後勤指揮部的工作。他們深入廣泛地動員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全力以赴支持前線，為整個戰役的勝利，提供了從人力到物力的全面保證。為攻克臨汾城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受到徐向前同志的表揚。
1948年5月，經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魯豫邊區決定，成立晉中行署，史懷璧任晉中行署副主任、區黨委委員。此時。正值解放太原的戰役打響，為配合前方戰事，他主要抓了動員人力、物力參戰支前工作和進行土地改革運動。
四
1948年11月，史懷璧接到中央組織部發來的電報，通知他速到石家莊隨彭真同志一起赴北平，參加接管北平市的工作。吏懷璧被任命為北京市民政局局長。
當時，所有準備接管北平的幹部。都在石家莊集中。彭真同志任北京市委書記、葉劍英同志任軍管會主任。彭真同志轉達了關於接管北平的命令，全體與會的幹部都十分激動。
進入北平，民政局的軍代表住在翠明莊，第二天就發生了原國民黨的公務人員哄搶而粉的事件，史懷璧奉命去做說服工作。在一個大寺院內大殿的走廓下，堆滿了麵粉，有軍人在看守，是供應北京城我接管幹部們食用的。他了解了事情發生的原委，立刻會見了那些哄搶麵粉的原國民黨政府職員，他們哭訴了國民黨政府已經幾個月不發工資，所以哄搶麵粉。史懷璧告訴他們；麵粉是國家的財產，不能哄搶，你們這些人，政府要錄用，不會讓你們餓肚子。經過規勸和安撫，事態平靜了下來，麵粉保住了。
政權接交工作一開始，即由葉劍英同志召集原國民黨各局的局長和接管的軍代表們開會，講明了黨的政策，讓國民黨政府的人員仍任職，服從軍管代表的領導。葉帥的講話，穩定了人心，使全部接管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於是，史懷璧從原國民黨民政局局長程子厚的手中，接過了北平市民政局的領導權。
史懷璧擔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長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遵照市委決定，在彭真和葉帥的領導下，取消了八大胡同的妓院。他們首先把罪大惡極的老鴇扣留起來，讓妓女們訴苦，妓女們聲淚俱下，控訴了黑暗的舊社會和老鴇的大量罪行。然後給妓女們檢查身體，結果沒有一個妓女不患花柳病的。當時對妓女的政策是，先治好病，然後有家的回家。無家的可由政府給予救濟或安排工作。取消八大胡同妓院的工作，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積極擁護。事後，在董必武同志的主持下，拍攝了一部反映這項工作過程的電影，放映之後，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舊民政局是國民黨政府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機構，其主要任務是管理戶口，其目的是以防共反共為主。被我們接管後，根據市委指示，立刻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公安局，公安局可以從這些戶口管理的線索中清查國民黨隱藏的特務。據熟知這方面情況的同志介紹，原國民黨民政局科以上的人員均是忠實於國民黨的人。其中有的是特務。對這些人，民政局當時還是留用了，並未逮捕，後來隨著整個接管工作的順利推進，社會比較安定，才將這些人的政治情況核實清楚。為了做到實事求是，既不放過真正的特務分子，也不能把留用人員均當做特務，民政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並逐一對每個留用人員的政治表現、工作情況仔細研究分析。向公安局做了如實的反映。在當時情況下，耍對留用人員均調查清楚，是十分困難的事，民政局採取了既積極又謹慎的態度。
為了執行穩而不亂的接管方針，民政局對國民黨舊職員做了大量的穩定情緒、消除顧慮的工作。每天抽出兩個鐘頭的時間組織他們學習，史懷璧親自給他們講話，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其中有一部分青年人，對國民黨的統治早就不滿，他們主動接近組織，反映了不少情況，如徐作昱、車芝田等青年，後來均成為民政工作的骨幹。
把民政局原來管理戶口的工作轉給公安局後，民政局的工作相對減輕了，而解放初期的北京市，勞資糾紛逐漸增多。資本家對我黨的政策還有很多疑慮，他們強調原材料來源短缺，繼續辦工廠有困難，提出“停工關廠、解僱工人”；工人則要求“增加工資、改善福利”。對這種針鋒相對的鬥爭，我黨的政策是一方面不準資本家任意關閉工廠，解僱工人，另一方面教育工人，在目前資方生產困難的情況下，要先爭取不失業，有飯吃，等待原材料來源解決了，生產好轉了，工人的福利就會提高。劉少寄同志在天津市調查了這些問題，在中南海懷仁堂給北京市的全體接管幹部作了報告，對大家教育很大。北京市委與軍管領導為了解決勞資糾紛，決定成立北京市勞動局，工作重點是調解勞資糾紛與解決勞動立法問題。任命史懷璧兼任市勞動局長。
地政局主管房地產變動。解放初期，這項工作政策性很強，許多民眾對我們的房地產政策不了解，怕房產被沒收，紛紛出售。房產權的變動很頻繁，每天都在報紙上報導。當時由於幹部少，工作又急需人做，史懷璧又兼任了地政局局長。當時買房的大部分為黨政機關，進城後急需大量辦公用房和幹部宿舍，但賣主怕共產黨政策不穩，政策多變，不要冀南票子，只認實物，於是各機關只好用布匹和其它實物換房。
史懷璧一人兼任民政、地政、勞動三個局的局長後，抓了不少當務之急的工作。由於勞資糾紛矛盾比較突出，他便集中精力抓這項工作。為了處理勞資糾紛，經常加班加點，並向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立三同志請教。
1950年，中央決定成立勞動部，李立三被任命為勞動部長。他向中央組織部提出，要史懷璧到勞動部任辦公廳主任，負責籌建勞動部的工作。經中央組織部同意，史懷璧到勞動部任職。在李立三部長的領導下，勞動部初步成立了勞動爭議司、勞動保護司、勞動保險局和辦公廳。辦公廳直接協助部長們處理日常工作。後來，中央又委派了施復亮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毛齊華為副部長，李文宣為辦公廳副主任。
勞動部建立後，即開始研究立法，首先提出了《勞資爭議處理辦法》、《勞動保險條例》、《勞動保護法》。這些法規當時只是初步的，在以後的實踐中，逐步地進行了修改。
1952年，中央改變了設各大區的體制，大區的領導人回到中央，以加強中央的集體領導。中央決定，將中財委分成8個辦公廳，所有辦公廳均不設專門辦事機構，而根據其分工，由原職能部門兼任。中央決定由饒漱石領導工會、青年團、婦聯、勞動部的工作併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後來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意見，將勞動部作為中財委辦公廳的辦事機構，並讓史懷璧兼任中財委第五辦公廳主任。
1954年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秘書長彭真同志的主持下搞立法工作，史懷璧因搞過政權建設工作，經徵求意見，被調到人大常委會任研究室副主任，與孫亞明同志共同領導民法的起草工作，受副秘書長吳克堅同志領導。在當時，我國只有憲法，按照一個國家的通用慣例和立法方而的經驗。有了憲法後，必須有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有了這些基本法律之後，其它立法才有依據。史懷璧在人大常委會工作的四年里，鑽研法學，研讀了馬、恩、列、斯對法學方面的理論，收集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案例，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搞了許多調查研究，基本完成了民法的初稿。由於當時國際形勢的局限，其內容有很多照搬了蘇聯的模式。當然也結合了我國的一些案例和實際情況。
在人大常委會工作期間，他對法學研究很感興趣，曾在法學雜誌上發表過幾篇法律論文，還寫了一本《民法繼承法概論》，引起國際法學界的關注，被日本和蘇聯翻譯成日文和俄文本。
1957年，史懷璧應國際法學家長野國助的邀請，隨中國法律代表團訪問了日本。在訪日的一個多月里，與日本法學界的朋友，研究了法學觀點，交流了學術論文，結交了一批朋友。發展了兩國法學界的關係，增進了兩國人民的感情。
1957年，彭真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使人大常委會的這項立法工作停頓了下來。參與起草工作的同志也另行分配了工作
史懷璧在任職期間，接待過周恩來總理陪同緬甸總理吳努的訪問，接待過陳毅元帥的視察，也接待過李立三夫婦和李雪峰同志。特別是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到來，作了許多重要的指示，使他獲益匪淺。
1958年，正是黨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龍騰虎躍”的時期。赴昆明前，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同志特意提醒他，要“在思想上跟緊形勢”，“防止自己的保守思想”。他到思茅與西雙版納工作後。就時常警惕自己不要犯右傾錯誤，但難免犯“左”的錯誤，這和當時的潮流也是吻合的。
在與緬甸接壤的邊界線上，兩國同一民族，姻親關係較多，人民可以自由往來。當我國生產發展、環境穩定時，許多緬甸人就到我境內來，稱自己是中國人。反之人就往緬甸跑。稱他們是緬甸人。邊疆地區政策的敏感性是十分強烈的。
“左”的錯誤主要是不顧邊疆地區的實際情況和民眾的覺悟程度，搞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造成了一些混亂。後來對邊疆的政策進行了一些調整，得到了改觀。
1960年9月。中央採取了緊急措施，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民眾不滿意的食堂，不勉強辦下去；對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地區，要加以整頓，雲南省分析了少數民族與邊疆地區的具體情況，提出了雲南不搞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三條原則；一是生產連年減產的；二是民眾堅決反對的；三是領導幹部不能領導的。此時，史懷璧已任思茅地委第一書記。他們認真地研究了省委的指示，對邊疆各縣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進行了細緻的摸底排隊，然後與民眾坐在一起，總結幾年來的經驗與教訓。大多數民眾要求分田到戶，負責到人，保證增產。有些幹部不敢退下來，仍想堅持集體生產和集體分配，懷疑退下來還是不是社會主義了。他們對那些思想有顧慮的幹部，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說服工作。就這樣經過反反覆覆的耐心細緻的工作，思茅邊疆和西雙版納地區，由原來百分之百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一下子退到45%，其中還有不少動搖的，不鞏固的，以後又陸續退了下來。經過這一調整，邊疆各縣的生產情況逐步起了變化，由連年減產恢復到增產，外逃的民眾也逐步回歸。民眾說：我們自己的田，自己的糧食，自己的魚塘，又歸我們自己了。生產情緒高漲。
邊疆地區政策的調整，是在當時任省委書記的閻紅彥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實施的。是符合思茅地區實際情況的。壩區生產條件好，居住集中，土質肥沃，便於興修水利，集體耕作收穫很大，連年豐產。偏遠山區單家獨戶，除種地外，搞些多種經營，起到保護森林的作用。閻紅彥同志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得到了大家的敬重。1964年初，史懷璧被調任雲南省副省長，併兼任秘書長。擔負省政府日常工作的重任。
調任不久，恰逢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他受省政府的委託，作為中央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到西藏參加了慶祝大會。
1964年夏，美國悍然對越南發動大規模的軍事侵略。為了抗美援越。中央決定修建七條通往越南的公路，從山東和河南各抽調5萬民工承擔這項工作。史懷璧直接領導了這一工作，在中央有關部門和有關省政府的支持和參戰民工的共同努力下，這一任務順利地完成了。
1966年初，史懷璧奉調回北京，被任命為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並於5月份率文化代表團出訪南亞鄰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受到巴基斯坦總理和阿富汗國王的親切接見，並以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分別與兩個國家簽署了文化合作協定。
在“文化大革命”受衝擊的日子裡，他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真理，不畏強暴，頂著造反派要他誣陷陳毅同志的無理舉動，堅持擺事實講道理，拒絕造反派強加的，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反被造反派毆打致傷。被送到“五·七”幹校後，在全家各自一方的情況下，他以黨的事業、人民的利益為重。與民眾打成一片，體察民情，了解民眾疾苦，積極參加當地的整頓工作，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
1971年夏，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他與眾多老幹部一起返回北京，檢查身體和治療疾病。在對副部長以上幹部做“文化大革命”的審查結論時，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力地反駁了把他在抗日戰爭，晉冀魯豫太岳區工作時期，與薄一波、安子文同志正常的工作關係，硬說成是所謂“資產階級拉拉扯扯的幫派關係”的錯誤結論，拒絕在錯誤結論上籤字，直至最後重新做了結論。
1972年，在“四人幫”的把持下，許多副部級幹部在問題查無實據的情況下。被降職分配了工作。史懷璧被降職下放到山西工作，任山西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外辦主任。
“文化大革命”後期，山西派性仍很嚴重，尤其是上層領導。史懷璧在山西工作是很艱難的，既要做好工作，又要避免陷入派性鬥爭。直到1977年，史懷璧的不公正安排才得到糾正。被任命為山西省副省長、省委常委，並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人大代表。
1978年，史懷璧被調回北京。由於民政部正值重新組建，缺幹部，於是到民政部任副部長、黨組成員，協助程子華同志做好民政部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間的主要工作，一是解決了辦公用房；二是抽調幹部。部黨組開了好幾次會，共同研究幹部配備問題。經過多方協商和大量工作。原內務部幹部被調回幾十人，使各司局框架基本形成，民政部工作開始運轉。
民政部承擔的是原內務部的工作，原內務部於1969年撤銷，其部分無法撤銷的業務由財政部和公安部等幾個單位負責，“文革”十年。全國的民政工作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民政部成立後，百廢俱興，首要的任務是將各級民政工作進行系統整頓，也就是民政工作的“恢復時期”。
民政部成立後，除理順工作關係和進行民政工作建設，糾正大量的冤假錯案外，首先承擔的是全國縣級選舉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全國縣級直接選舉辦公室，程子華部長兼辦公室主任，史懷璧管理有關日常工作，以便程子華同志集中精力抓大事，經過幾年的努力，縣級選舉工作順利完成。
為了恢復民政工作，民政部部長們分赴原各大區了解情況，研究如何恢復開展民政工作問題。史懷璧到了華東地區，召開了各省民政廳、局長座談會，大家認為“文化大革命”中取消民政部門是錯誤的，許多民政部門承擔的工作，分給其它部門。由於這些部門任務繁重，顧及不到民政工作，因此，恢復民政部門是十分必要的。
史懷璧將了解到的情況，向部黨組作了匯報，部黨組在聽取了全國各地的匯報後。決定召開一次全國民政會議。1978年9月，召開了民政部重建後的第一次會議，也就是第七次全國民政會議。
為了了解民政工作恢復後如何更好地開展工作，民政部部長們經常下去搞調查研究，史懷璧先後到河南、河北等地，了解到村基層政權建設和民主建政中的不少情況。由於村級組織多年沒有選舉，問題很多，民眾反映強烈，這與我們要把村級組織建設在民主的基礎上的宗旨是相悖的，對於調動村民的生產積極性極其不利。此外，還對農村的救濟問題、優撫問題做了了解。回來後。史懷璧將情況和自己的意見、建議向部黨組進行了匯報。
史懷璧在民政部副部長崗位上工作了5年，對於程子華部長的工作，起到了積極的協助作用。對於民政工作的恢復和發展，對於民政部的內部建設，做出了很大努力。付出了許多心血。
1982年。根據中央的有關規定，史懷璧退居二線。但還擔任第六、第七屆政協委員，參加政協法制組，研究法律工作。後又任民政部諮詢委員會主任，與潘友謌同志的意見（潘時任優撫局局長。建國初副主任等一起共同為民政工作建設出謀劃策。同時。他還是社團研究會會長，中國書法協會會員。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顧問。中國老區建設促進會顧問等，參加十幾個社會團體的活動。
現在，史懷璧仍以“莫道兩鬢皆白髮，霜葉紅於二月花”的精神，參加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他的書法作品經常參展並榮獲特別獎。其中一幅被收進《近代中國書法大成》一書；為了教育後代，他還根據自己革命征程的實踐經歷撰寫了《征程坎坷六十年》一書，作為一部歷史資料，流傳於後人。
撰稿人：張萬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