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不古:浙西衢州古村調查》中“古村不古”是指鄉土秩序變動的趨勢，其核心是“人心不古”。幾十年來，浙西古村的分家制度、代際關係、兄弟關係、人情、經濟生活、宗族和派性都呈現出新特徵，不再是費孝通筆下的傳統農村，古村已經“不古”。浙西古村的經驗向我們展示了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地區的農村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系列樣態。
基本介紹
- 書名：古村不古:浙西衢州古村調查
- 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
- 頁數：243頁
- 開本：16
- 定價：25.00
- 作者：陳輝 賀雪峰
- 出版日期：2009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9046602
- 品牌：山東人民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古村不古:浙西衢州古村調查》是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匯集了來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陝西、浙江、江蘇、吉林、福建11個重要農業大省15個村莊的調查研究報告，描述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展現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南方農村的非均衡性，透視中央農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莊的實踐邏輯，為關心中國農村和農陵享阿茅民問題的讀者提供生動的村莊現場，為政策研究部門提供有益的觀點，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貢獻艱潤記微薄的力量！
作者簡介
陳輝，1981平生，遼寧北票人，法學碩士，先後就讀於武漢工程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現為海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助教，主要從事農村調查和；村治理研究。
圖書目錄
總序
導言
第一章 社會關聯
一、分家制度
二、父子關係
三、兄弟關係、姻親關係和朋友關係
四、人情
五、從矛盾和糾紛看交往邏輯的變化
第二章 弱勢群體
一、老人
二、自殺片段分析
三、光棍與買媳婦——弱勢的後果
第三章 空閒、休閒與經濟分化
一、主要經濟活動狀況
二、農業空閒何其多
三、休閒生活與打麻將
四、蓋房子與經濟分化
五、關起門來過日子
六、小結
第四章 村莊政治
一、村治中的宗族
二、小組長的角色和臉譜
三、派性的歷史
四、主任之爭
五、選民語錄
六、書記之爭
七、派性後遺症
八、村政的明天
第五章 古村不古
一、宗族的衰弱
二、社會關聯的再造與家庭的核心化
三、村莊的開放與經濟的分化
四、私利的強大與村政的衰弱
五、小結：鄉土之變與“人心不古”
結語關於“村莊治理”的拓展性討論
一、鄉村關係與村莊治理
二、積極分子與村莊治理
三、行動單位與村莊治理
四、公私關係與村莊治理
五、鄉土性變遷與村莊治理
附錄
附錄一：鄉鎮幹部的困惑與困境
附錄二：古村生育觀念對話錄
附錄三：我是如何被“攤派”到古村的（調研日記一）
附錄四：好人的標準（調研日記二）
附錄五：古村生死觀念（調研日記三）
附錄六：喪事中的儀式（調研日記四）
附錄七：列車上的諸暨Z村調查（調研日記五）
附錄八：周卸泉大兒子結婚禮單（1998年12月12日）
附錄九：童志昌大兒子結婚禮單（2008年1月20日）
附錄十：周生土家贍養訴訟答辯狀
附錄十一：古村一小組父輩子輩通婚圈比照組府較分析表
後記
文摘
第二章 弱勢群體
年老體衰，靠人供養，看人臉色，衣食住行愈發不能自理，故老人多為弱者。
生活中遭遇困境不能擺脫，或遭遇苦痛不能自拔，無人能助，以死解脫，故自殺者多為弱者。
男子不能組成乘多家庭以享家庭之樂，不能娶妻生子以傳宗接代，至老不能有人供養，故光棍者亦可歸人弱勢群體之列。
筆者把老人、自殺者和光棍這三類人放在“弱勢”的語境中來理解。
老人的弱勢表面上看是體力、經濟和精神上的弱，但本質上都可以歸結為社會關係中的弱勢地位。正是因為代際關係的不平衡和兄弟關係的緊張，老人的生存狀況才會糟糕，才會變得弱勢。所以，關於老人弱勢的解讀實際是對血親關係的再分析。
自殺現象也應該放在社會關係中來理解。絕大多數自殺者都是社會關係中的弱者，一些人無法理解或無法擺脫這種“弱”的處境，自殺就成為刪閥晚遙了走出困境的一種方法。婆媳矛盾引發自殺，日常糾紛贈榜嫌引發自殺，兒子不孝老人自殺，等等，這些都反映著社會關係的緊張程度和異常狀況。
光棍弱勢地位的成因很多，村莊輿論、傳統婚姻圈的鬆動，都可以算做一些人討不到老婆的原因，但是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的弱勢，它使男性在婚姻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敗下陣來，不能娶妻生子、傳宗接代，成為村莊中的邊緣群體。
一、老人
談弱勢群體先談老人，似乎是依據我們的常識。人到老年，體力、精力越來越衰弱，經濟狀況也大多不如從前。在這一點上，農村比城市更明顯。城裡的老人有養老金，到老了即使整天溜達養魚養鳥仍可以有錢拿。自己有錢，腰桿兒硬，所以不用太依靠兒女。農村的老人卻沒有這樣的福分，他們沒有退休之說——生命不息，勞動不止，到老了更要依靠兒子。兒子不管，極有可能要受苦。因此跟城裡的老人比，農村老人就是弱勢的。
古村位於浙西，經濟和生活水平雖然不及杭州、義烏髮達，但比我國中西部許多農村地區要好得多。但實際調查證鍵嬸境明，老人的生活狀況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並不完全相關。老人贍養，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受到代際關係、家庭關係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老人贍養，也不只是一個倫理問題，“孝道”二字背後還有更為豐富的社會內涵。
（一）口糧不是問題，就是缺錢花。看病更難
古村的老人，口糧基本能得到保障。按村里目前的標準，每位老人一年750斤稻穀，其中包括50斤：糯稻，用於老人做“清明果”等黏米食物。（按規矩，還要為老人提供12斤燒菜油，但現在有些兒子為了方便，將油錢直接計算在零花錢里，至於給不給、給多少，外人不會知曉。）老人如果有三個兒子，那么每個兒子承擔250斤口糧。稻穀一定要曬乾，否則就會分量不足。極個別兒子稻穀沒有曬乾，或分量明顯不足，老人就會找村幹部，讓其出面幫助自己“討公道”。
村幹部說：老人的稻穀一般不是問題，兒子都能給；極個別的分量不給足或乾脆不給，我們就會出面講一下。有些老人與子女關係比較緊張，口糧出了問題，老人也不會自己去找兒子，找了也沒有用，只有幹部出面才行。“三番五次，這樣的家庭總出問題——但畢竟是少數。”
老人得到的一般是尚未脫殼的稻穀，還要自己去加工廠脫殼。加工廠女老闆有些氣憤地說：“我看很多老人都是自己來（脫殼），很少有兒子來幫忙，女兒倒是有一些，養兒子有什麼用？”我在加工廠也經常看見70多歲的老人搖搖晃晃自己推車，弓著背在加工廠里撐口袋，他們的兒子極有可能在附近的小店裡面打麻將正酣。
古村的老人並不認為自己舂米有什麼不妥，無非是慢一點，有的吃就行，只是缺錢花才是生活中的一個難題。在分家協定中，老人的零用錢如此規定：生活零用錢，老人無自留橘樹，全年每位老人200～500元（如果老人自留橘樹，兒子生活費少付）。
按照當地人的說法，“老人每年可以得到多少零用錢”是一件“講不清楚”的事情。給不給，給多少，這要看老人與兒子的關係是否和睦，關係和睦的，給300元不算多，關係不好的，給了100元就不錯了。
現在，女兒給老人零用錢的現象比較多。女兒回家，一般都會給一些，100元或200元，每年回來幾次，老人的手頭就不會緊張。許多老人就是因為這一點，對生了女兒略感欣慰；有些純女戶也這樣安慰自己，說“女兒更疼老人，更孝順”。
筆者調查中已經感覺到，老人的貧富差距是很明顯的，這主要參照他們手裡的零花錢。有的老人兒子多、女兒多，給錢多，每年手裡都很寬裕，有時老人還能給小孩子零花錢，家庭溫馨；有的老人買點日用品還要算計。兜里有錢的老人，偶爾還可以打幾圈麻將，缺錢的老人則只能在邊上看熱鬧。
因為涉及零花錢的問題，個別老人留了心眼，自己留橘樹。橘樹的好處是，自然生長，不用太費力就可以有些收入。但問題是老人管理橘樹能力不足，不會像中年人那樣精心照料，不可能及時防凍、施肥、抗旱和防蟲。大多老人是任其自然生長。我看了一些老人種的柑橘，因為沒有及時防蟲，橘子皮都被蟲子咬出了疤痕，有的又小又不光亮，味道也不好。正是因為橘子賣不上價格，老人種柑橘也不太划算。60多歲的老人還可以慢手慢腳地乾，70多歲的老人身體吃不消了，就不得不把橘樹分給了兒子，讓兒子每年給點錢就行。至於兒子給多少，給不給，就由不得自己了。
有些老年婦女，零用錢不足，就到山上採摘野菊花賣些小錢。我2006年秋去古村正是野菊花盛開的時候，許多老人提著袋子去山上採摘。野菊花的價格是5～7元/斤，採摘期不到一個月。一般的老人可以采個十幾斤，賣百元左右；有的則多一些，將近兩百元。以下是小店老闆講述的情況。
後記
2006年8月至2008年3月，筆者先後三次入住古村調研，累計三個多月。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曾經和老農在田間地頭暢快地聊天：生產、生活、生命，天地遼闊；曾經扛著鐮刀興沖沖地去割稻穀，累得腰酸背痛；曾經硬撐著喝下一大碗黃酒以示真情，害得自己拉肚子不得不去向赤腳醫生求助；曾經“好奇”地去參加老人的葬禮，卻觸景生情，潸然淚下……
生活體驗是農村調研的重要內容，有些東西，不一定能從面對面的正式訪談中獲得，卻有可能在“漫不經心”的閒聊中靈光一現。在調研中融人農民的生活，分享和體驗他們的情感，只有這樣，經驗才不會冷冰冰、硬邦邦。在破碎的經驗背後，有一張關乎情感和價值觀的“意義之網”，農民基於此來表達經驗，我們也應基於此來揣摩和理解，這是“深度訪談”的基礎。
經驗本身的主觀屬性不能忽視，而其客觀屬性更為重要。雖然通過調研獲得的信息是一些經驗碎片，但它們是邏輯性地關聯在一起並彼此作用，例如農村老人的處境與代際關係、兄弟關係、村莊輿論等命題緊密相關，村莊治理與宗族、派性、選舉和鄉村關係等主題高度關聯。我們只有理解了村莊經驗本身的邏輯和作用機制，才能更好地把握農村經驗的內容和意義。也正因為如此，華中鄉土學者才一直強調村莊基礎性調查研究的重要性，通過對農村政治社會生活的整體關照，經驗就有可能生長出本土理論。
本書的主題是“古村不古”，意在通過調查經驗呈現古村近些年鄉土社會性質的變化。筆者並不是對分家制度、代際關係、兄弟關係、人情、糾紛、宗族、選舉和派性等某一方面的關注，而是試圖將這些經驗放在一起來關照和理解，進而揣摩古村社會性質的變化，這也正是筆者所說的村莊經驗的“總體性意義”。筆者對這樣的學術進路充滿信心。
序言
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本套叢書試圖通過對全國十多個省不同村莊的調查，來描畫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
治理之變
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幹群關係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於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範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由從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幹群關係。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取消農業稅及附著在農業稅上的各種農民負擔，使得鄉村組織的收入大為減少。鄉村組織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難以維持運轉。
附錄八：周卸泉大兒子結婚禮單（1998年12月12日）
附錄九：童志昌大兒子結婚禮單（2008年1月20日）
附錄十：周生土家贍養訴訟答辯狀
附錄十一：古村一小組父輩子輩通婚圈比較分析表
後記
文摘
第二章 弱勢群體
年老體衰，靠人供養，看人臉色，衣食住行愈發不能自理，故老人多為弱者。
生活中遭遇困境不能擺脫，或遭遇苦痛不能自拔，無人能助，以死解脫，故自殺者多為弱者。
男子不能組成家庭以享家庭之樂，不能娶妻生子以傳宗接代，至老不能有人供養，故光棍者亦可歸人弱勢群體之列。
筆者把老人、自殺者和光棍這三類人放在“弱勢”的語境中來理解。
老人的弱勢表面上看是體力、經濟和精神上的弱，但本質上都可以歸結為社會關係中的弱勢地位。正是因為代際關係的不平衡和兄弟關係的緊張，老人的生存狀況才會糟糕，才會變得弱勢。所以，關於老人弱勢的解讀實際是對血親關係的再分析。
自殺現象也應該放在社會關係中來理解。絕大多數自殺者都是社會關係中的弱者，一些人無法理解或無法擺脫這種“弱”的處境，自殺就成為了走出困境的一種方法。婆媳矛盾引發自殺，日常糾紛引發自殺，兒子不孝老人自殺，等等，這些都反映著社會關係的緊張程度和異常狀況。
光棍弱勢地位的成因很多，村莊輿論、傳統婚姻圈的鬆動，都可以算做一些人討不到老婆的原因，但是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的弱勢，它使男性在婚姻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敗下陣來，不能娶妻生子、傳宗接代，成為村莊中的邊緣群體。
一、老人
談弱勢群體先談老人，似乎是依據我們的常識。人到老年，體力、精力越來越衰弱，經濟狀況也大多不如從前。在這一點上，農村比城市更明顯。城裡的老人有養老金，到老了即使整天溜達養魚養鳥仍可以有錢拿。自己有錢，腰桿兒硬，所以不用太依靠兒女。農村的老人卻沒有這樣的福分，他們沒有退休之說——生命不息，勞動不止，到老了更要依靠兒子。兒子不管，極有可能要受苦。因此跟城裡的老人比，農村老人就是弱勢的。
古村位於浙西，經濟和生活水平雖然不及杭州、義烏髮達，但比我國中西部許多農村地區要好得多。但實際調查證明，老人的生活狀況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並不完全相關。老人贍養，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受到代際關係、家庭關係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老人贍養，也不只是一個倫理問題，“孝道”二字背後還有更為豐富的社會內涵。
（一）口糧不是問題，就是缺錢花。看病更難
古村的老人，口糧基本能得到保障。按村里目前的標準，每位老人一年750斤稻穀，其中包括50斤：糯稻，用於老人做“清明果”等黏米食物。（按規矩，還要為老人提供12斤燒菜油，但現在有些兒子為了方便，將油錢直接計算在零花錢里，至於給不給、給多少，外人不會知曉。）老人如果有三個兒子，那么每個兒子承擔250斤口糧。稻穀一定要曬乾，否則就會分量不足。極個別兒子稻穀沒有曬乾，或分量明顯不足，老人就會找村幹部，讓其出面幫助自己“討公道”。
村幹部說：老人的稻穀一般不是問題，兒子都能給；極個別的分量不給足或乾脆不給，我們就會出面講一下。有些老人與子女關係比較緊張，口糧出了問題，老人也不會自己去找兒子，找了也沒有用，只有幹部出面才行。“三番五次，這樣的家庭總出問題——但畢竟是少數。”
老人得到的一般是尚未脫殼的稻穀，還要自己去加工廠脫殼。加工廠女老闆有些氣憤地說：“我看很多老人都是自己來（脫殼），很少有兒子來幫忙，女兒倒是有一些，養兒子有什麼用？”我在加工廠也經常看見70多歲的老人搖搖晃晃自己推車，弓著背在加工廠里撐口袋，他們的兒子極有可能在附近的小店裡面打麻將正酣。
古村的老人並不認為自己舂米有什麼不妥，無非是慢一點，有的吃就行，只是缺錢花才是生活中的一個難題。在分家協定中，老人的零用錢如此規定：生活零用錢，老人無自留橘樹，全年每位老人200～500元（如果老人自留橘樹，兒子生活費少付）。
按照當地人的說法，“老人每年可以得到多少零用錢”是一件“講不清楚”的事情。給不給，給多少，這要看老人與兒子的關係是否和睦，關係和睦的，給300元不算多，關係不好的，給了100元就不錯了。
現在，女兒給老人零用錢的現象比較多。女兒回家，一般都會給一些，100元或200元，每年回來幾次，老人的手頭就不會緊張。許多老人就是因為這一點，對生了女兒略感欣慰；有些純女戶也這樣安慰自己，說“女兒更疼老人，更孝順”。
筆者調查中已經感覺到，老人的貧富差距是很明顯的，這主要參照他們手裡的零花錢。有的老人兒子多、女兒多，給錢多，每年手裡都很寬裕，有時老人還能給小孩子零花錢，家庭溫馨；有的老人買點日用品還要算計。兜里有錢的老人，偶爾還可以打幾圈麻將，缺錢的老人則只能在邊上看熱鬧。
因為涉及零花錢的問題，個別老人留了心眼，自己留橘樹。橘樹的好處是，自然生長，不用太費力就可以有些收入。但問題是老人管理橘樹能力不足，不會像中年人那樣精心照料，不可能及時防凍、施肥、抗旱和防蟲。大多老人是任其自然生長。我看了一些老人種的柑橘，因為沒有及時防蟲，橘子皮都被蟲子咬出了疤痕，有的又小又不光亮，味道也不好。正是因為橘子賣不上價格，老人種柑橘也不太划算。60多歲的老人還可以慢手慢腳地乾，70多歲的老人身體吃不消了，就不得不把橘樹分給了兒子，讓兒子每年給點錢就行。至於兒子給多少，給不給，就由不得自己了。
有些老年婦女，零用錢不足，就到山上採摘野菊花賣些小錢。我2006年秋去古村正是野菊花盛開的時候，許多老人提著袋子去山上採摘。野菊花的價格是5～7元/斤，採摘期不到一個月。一般的老人可以采個十幾斤，賣百元左右；有的則多一些，將近兩百元。以下是小店老闆講述的情況。
後記
2006年8月至2008年3月，筆者先後三次入住古村調研，累計三個多月。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曾經和老農在田間地頭暢快地聊天：生產、生活、生命，天地遼闊；曾經扛著鐮刀興沖沖地去割稻穀，累得腰酸背痛；曾經硬撐著喝下一大碗黃酒以示真情，害得自己拉肚子不得不去向赤腳醫生求助；曾經“好奇”地去參加老人的葬禮，卻觸景生情，潸然淚下……
生活體驗是農村調研的重要內容，有些東西，不一定能從面對面的正式訪談中獲得，卻有可能在“漫不經心”的閒聊中靈光一現。在調研中融人農民的生活，分享和體驗他們的情感，只有這樣，經驗才不會冷冰冰、硬邦邦。在破碎的經驗背後，有一張關乎情感和價值觀的“意義之網”，農民基於此來表達經驗，我們也應基於此來揣摩和理解，這是“深度訪談”的基礎。
經驗本身的主觀屬性不能忽視，而其客觀屬性更為重要。雖然通過調研獲得的信息是一些經驗碎片，但它們是邏輯性地關聯在一起並彼此作用，例如農村老人的處境與代際關係、兄弟關係、村莊輿論等命題緊密相關，村莊治理與宗族、派性、選舉和鄉村關係等主題高度關聯。我們只有理解了村莊經驗本身的邏輯和作用機制，才能更好地把握農村經驗的內容和意義。也正因為如此，華中鄉土學者才一直強調村莊基礎性調查研究的重要性，通過對農村政治社會生活的整體關照，經驗就有可能生長出本土理論。
本書的主題是“古村不古”，意在通過調查經驗呈現古村近些年鄉土社會性質的變化。筆者並不是對分家制度、代際關係、兄弟關係、人情、糾紛、宗族、選舉和派性等某一方面的關注，而是試圖將這些經驗放在一起來關照和理解，進而揣摩古村社會性質的變化，這也正是筆者所說的村莊經驗的“總體性意義”。筆者對這樣的學術進路充滿信心。
序言
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本套叢書試圖通過對全國十多個省不同村莊的調查，來描畫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
治理之變
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幹群關係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於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範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由從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幹群關係。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取消農業稅及附著在農業稅上的各種農民負擔，使得鄉村組織的收入大為減少。鄉村組織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難以維持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