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起源介紹
戲劇之父
埃斯庫羅斯
索福克勒斯
歐里庇得斯
三大悲劇家的比較
古希臘悲劇以表現人在與神進行鬥爭時難以抗拒的悲劇命運為重要描寫對象,所以又被稱為“命運悲劇”。“命運它不是一個有形的敵人或具體的力量,而是一個無法改變的存在,一種不可逾越的局限。”(1)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三人所處的時代雖然十分相近,但其實分別處於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也就直接導致了三位悲劇家的命運觀有很大不同。
埃斯庫羅斯是城邦民主形成和確立時期的作家,繼承了荷馬的帶有濃厚悲劇色彩的世界觀,他相信命運,就如在《俄瑞斯忒亞》中,他就通過對阿特柔斯家族世仇的描寫,深化了古希臘文學中不斷強調的命運的主題,表述了在人的生存過程中,悲苦總是時常相伴的,人們常常處於不得已的狀態。但埃斯庫羅斯其實並不消極悲觀,他堅信命運和諸神站在正義事業一邊,一定會懲惡揚善,主持公道,因此他總能夠在殘酷的現實下看到希望,認為謹慎的行為可以使人消災解難。同時由於埃斯庫羅斯還具有熾熱的宗教熱情,在他的筆下,神的意志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世界觀的不同直接影響了三位作家選材的不同。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比較喜歡選用神話或者歷史中出名的故事作為自己的寫作材料,埃斯庫羅斯由於相信神的公正與偉大,他的悲劇主角總是神,而人們總是處於十分卑微無助的地位,就好像在《俄瑞斯忒亞》中,雅典娜最終的投票是決定因素,同時人的遭遇都是受到了神的擺布,王后克呂泰墨斯特拉和俄瑞斯特斯都是被復仇女神操縱著。索福克勒斯由於開始看重人的重要性,在他的筆下,人就成為了很重要的主角,而另一個主角是命運,他的作品總是喜歡寫人與命運的抗爭,這就是他的選材取向,在他的著名作品《俄狄浦斯王》中,人的意志與神的意志就進行了激烈的角逐。而歐里庇得斯與上兩位作家不同,由於他不再相信神,人性就成為了他真真正正要描寫的東西,尼采說過“歐里庇得斯把觀眾帶到舞台上來”(2),這就是說歐里庇得斯作品中的主角開始是人了,他更注重寫人,觀眾在他的戲劇里可以看見實實在在和自己很相近或者說幾乎是一樣的人,在這方面,索福克勒斯曾說過他自己是按照人應當有的樣子來寫,而歐里庇得斯則是按照人本來的樣子來寫人。同時,歐里庇得斯在選材方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很關注“婦女地位”,他常常選婦女被壓迫的生活現實作為自己的寫作題材,除了《美狄亞》,他的作品還有《海倫》等,都是在寫婦女的境況。
首先是從劇作採用的形式和場景布局方面。埃斯庫羅斯的作品我們以《俄瑞斯忒亞》舉例,他採用的是被亞里士多德稱為“簡單劇”的形式,平鋪直敘,並不注重內容上的精巧連線,三部曲呈現各自獨立而又相互關聯的總體格局,藉助克呂泰墨斯特拉在三部曲中的出現來貫穿全劇,沒有“突轉”和“發現”幫襯,整個悲劇氣勢磅礴,線條粗獷;和他相比,索福克勒斯並不採用三聯劇的形式,而是創作獨立、完整的單劇劇本,將舞台上說話的演員增加到三個,使戲劇衝突複雜化了,他劇作的結構十分精妙,善於描寫事物的突變,就如《俄狄浦斯王》,利用“終劇式”結構,根據劇情發展的需要,作者設定了多種互為關聯的鋪墊,利用十分巧妙的構思,按照可然和必然的原則組織情節,細緻合理地使用每一個事件,索福克勒斯善於處理巧合,將每個人物、每段台詞納入劇情的軌道。歐里庇得斯則在索福克勒斯基本劇作形式的基礎上,更多的描寫悲苦場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讓我們看看這三位悲劇家喜歡運用怎樣的修辭方法等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埃斯庫羅斯最擅長使用的修辭方法無疑是隱喻和象徵,這在他是信手拈來的,例如說在《祈援人》里,“秤桿”這一意象常常出現,而在《七將攻忒拜》中,代表國家的海船形象也常常被提及;和埃斯庫羅斯一樣,索福克勒斯也會運用隱喻,但他的隱喻可能相對而言少一些想像,而更加準確和貼切,同時索福克勒斯還善於運用各種別的修辭方法,例如說頭韻、諧音、擬聲、排比,對稱和比喻等,他還注意句式結構的設計,精心安排詞句的位置,成功地使用了對稱修飾中的多種形式;歐里庇得斯雖然也用比喻等修辭手法,但他最喜歡的是用色彩來描述自然景物。
總之,在寫作風格和採用手法方面,三位悲劇家有著很大的不同,金嘴狄翁曾經比較過這三個悲劇家在描寫同一件事情——菲洛克忒忒斯的弓箭時產生的差異,“埃斯庫羅斯的人物的高貴和古老風格,以及他的思想和辭彙的粗獷,顯然都與悲劇和那些英雄的古老風習相適應,沒有什麼個人思慮,誇誇其談或卑鄙態度”、“歐里庇得斯的精明和對每個細節的注意,使他既不容忍任何不可信和疏忽之處,也使他不是簡單地駕馭事件,而是施展出全部的敘述才能,在這一點上,他是和埃斯庫羅斯相反的,因而它最能表明公民和演說家的特質,又能給讀者以極大的益處”、“索福克勒斯似乎介於他們二者之間,既沒有埃斯庫羅斯的粗獷和簡單,也沒有歐里庇得斯的精確,機智和文雅,然而他創作了如此莊嚴,華麗,極富悲劇味而又極其流暢的詩,以致最大的快感與崇高和莊嚴在其中同時並存”。
埃斯庫羅斯通過對神的讚美,讓人有了可以模仿學習的典範,意在啟迪人性;索福克勒斯讚美人性,高度讚揚人性的高貴與偉大,即使在神的不可抗拒的意識面前,人也是可貴而不屈服的;歐里庇得斯對人性的批判則更為現實,基本上擺脫了神的束縛。為了各自想要表現的主題,三大悲劇家選用了截然不同的題材和創作手法。在對三大悲劇家進行比較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他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差異是文學創作的必然趨勢,由神到人,代表著古希臘文學的世俗化,而我們作為觀眾,在觀看他們的戲劇時也要因人而異,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會到三位劇作家的特色,從而更加了解巔峰時期的古希臘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