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古學鼻祖 2004-7-29 （前50？—23） 自漢武帝尊崇儒術以後，儒學傳授出現了昌盛的局面，當時所立學官一般概稱之為今文經學。到西漢末年，劉歆大力鼓吹古文經書“好惡與聖人同”，為之爭立學官，從而開啟了經學史上的經今古文之爭。 一、王侯世家 書香門第 劉歆，字子駿，西漢後期的著名學者。他不僅在儒學上很有造詣，而且在目錄校勘學、天文曆法學、史學、詩賦等方面都堪稱大家。章太炎說，孔子以後的最大人物是劉歆。顧頡剛稱劉歆為“學術界的大偉人”。劉歆的卓越學識確實是為古今學者同聲讚譽的，然而，他又是幫助王莽篡奪漢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與王莽的不光彩事業捆在一起，而受到後人的唾棄。這是一個在政治上與學術上都名聲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學術，分析其在特定時代形成的特殊的人格與事業，確實是一種十分有趣的事情。 劉歆的生年，歷史上沒有記載。他是劉向的第三子，劉向生於公元前77年。從劉歆的生平交往看，他與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歲大體相近，但他又與著名學者揚雄交往較深，揚雄生於公元前53年，卒於公元19年。又《欲傳》雲，其 “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將此事繫於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輕人也。劉歆此時當已在20歲左右。由以上諸項看來，劉歆大體年長於王莽，而又稍晚於揚雄，出生時間可能在公元前50年（漢宣帝甘露四年）前後。他是公元23年自殺的，享年大約為73歲。 研究劉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漢高祖劉邦的同父異母弟。在劉邦撫定三秦，與項羽爭天下時，劉交一直隨侍左右，很受親信，所以在漢高祖六年被封為楚王。四世祖劉成有子五人，長子禮嗣，其餘諸子皆封侯。吳楚七國之亂，劉戊兵敗自殺。其子劉富，因反對叛亂，事前已奔逃京師，得以更封為紅侯。富子辟強，學問出眾，但不肯出仕。辟強子德，為劉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賜爵關內侯，又封為陽城侯。劉向為德之次子，12歲時就以父蔭任為輦郎，20歲為諫大夫。其後曾任散騎宗正給事中、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劉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劉向學問淵博，著述宏富，撰有《尚書洪範五行傳論》、《五經要義》、《世說》、《列女傳》、《列仙傳》、《新序》、《說苑》等百餘卷。 可以說，劉歆的祖輩多數都有做學問的傳統。到劉歆成人之時，雖家世不如當初顯赫，卻仍憑著一個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職位，“家產過百萬”。 出於嚴格的家學淵源和個人的天賦，劉歆很早就以才學聞名。成帝之初，親信大臣就推薦說“欲通達有異材”。由此愛到召見，他“誦讀詩賦，（帝）甚悅之”，以至成帝想當場任其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於大將軍王鳳的反對而未能得逞。史書上記載這一事件時說：“（帝）欲以（歆）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劉歆只得到了一個待詔宦者署的黃門郎職位。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漢成帝下令謁者陳農到各地搜求遺書，同時，將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秘室藏書集中到一起，由光祿大夫劉向負責、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鹹、侍醫李柱國、黃門郎劉歆等參加，對中秘之書，進行系統的整理編目工作。劉向逝世不久，漢哀帝下令劉歆領校五經，以完成其父未竟之業。兩年以後，經過劉向、劉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 劉向、劉歆父子領導的這次校理群書的工作，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讎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後選定篇目，去除重複；再後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後勘定書名，謄清新本。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收藏於天祿閣、石渠閣，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圖書館，並為先秦古籍的流傳，為圖書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間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系統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偽、考據等學問開始產生。劉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制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後，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錄，也就是後代的提要。然後，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別錄》。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最後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敘錄，其餘六卷，“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 13219卷。《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 劉歆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穀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於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還以《左傳》“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將《左傳》與當時已立於學官的《公羊傳》《穀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穀梁》之上。他提出《左傳》以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都應該立於學官。哀帝讓他與五經博士商量，但博士們根本就不理睬劉歆的意見，而採取 “不肯置對”的態度。原因很簡單，研治儒家經書早已成為“祿利之路”，同意《左傳》等立於學官，豈不是要五經博士們讓出一些祿利來哩！劉歆見無法溝通語言，於是寫了《讓太常博士書》，敘述五經產生與流傳的歷史，古文經發現的經過及其價值，說明皇帝同意研究將《左傳》等立於學官，是“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嚴厲地批評博士們“專己守殘，黨同門，拓道真，違明詔，失聖意”的狹窄胸襟。這封信捅了馬蜂窩，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習今文經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辭職表示抗議，以治《詩》起家的大司空師丹則上書控告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劉歆得罪了執政大臣，又經受不住眾多儒者的攻擊，雖然得到哀帝的回護，也覺得無法在京師立足，於是請求到外地做官，從而先後任河內、五原、琢郡太守。後來因病免官，再起為安定屬國都尉。 可以說，在50歲以前，劉歆主要是潛心於撰述的一個學者，雖然他在經學、目錄學等方面造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卻屢屢受挫，最後竟然被排擠出京師，申張古文經的願望也成為泡影。 在遠謫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選初賦》就是他這一反思的流露。在賦中，他追憶“遂初之顯祿”，把自己遠離京華為五原太守說成是因自己“好直”“為群邪之所惡”，聯想到仲尼陳蔡之厄，屈原放沉於湘淵，他痛感古來“方直”之士必為世俗“難容”。從而深深地悟出一個人生的真諦——單純做學問是毫無出路的，說：“玩琴書以條囗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攬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從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卻又不甘心“降皮弁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覺得自己如“韞寶而求賈”，總希望有一天“賴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這個 “祁子”終於出現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漢 位至國師 原來，當劉歆初入仕途為黃門郎不久，以孤貧恭儉而聲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鳳臨終之託而為黃門郎。兩個出身豪貴而又博學的年輕人從此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經過幾十年的奮鬥，野心勃勃的王莽終於“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哀帝死後，他更被舉為大司馬，獨掌政權。為了給最終篡權作準備，王莽脅持上下，設計誅滅政敵，拔擢黨羽。失意的劉歆成為王莽拉攏的對象。王莽把劉歆召回京師，先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遷官為中壘校尉。不久，王莽為安漢公，隨即任劉歆為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讓他“典儒林史卜之官”。這時的劉歆已成為學術文化事業的最高領導人。他藉助王莽的權力，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為名，將《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於學官，不久又立《樂經》，從而將過去的五經增為六經，每一經的博士增為五名，六經共30名，每一博士領弟子 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曉一藝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逸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學問的人數千人，到京城來“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 。在全國興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古文經學宣傳運動。 從王莽來說，為了實現政治欲望，也需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而劉歆所鼓吹的古文經學，尤其是其中的《左傳》和《周禮》，頗有一些利於其篡漢奪權的內容，所以他利用政權的力量大力支持劉歆推行古文經學，同時換取劉歆等人利用古文經學為其固位、篡權和托古改制製造輿論，提供謀略。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兒許配給平帝為皇后，劉歆等人就占卜說：“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並為之“雜定婚禮”。由此，王莽得加號“宰衡”，其子王安、王臨皆封侯。 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劉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無與倫比。從而贏得天下儒生學士的好感，他們上書認為這是比“唐虞發舉，成周造業”更有意義的事業，要求給王莽“位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王莽得加“九錫”，成為無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劉歆作《鐘曆書＃與《三統曆譜》。前者從鐘律的考定，以恢復古代的樂律。後者從其父“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的理論出發，考其三代曆日，從而探索歷史變化與天命的關係。兩者後來都成為王莽篡權建新的基礎理論。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為“居攝踐柞”，一切“皆如天子之制”、“民臣謂之攝皇帝”。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與皇帝一樣了。而劉歆也因之被任命為少阿，成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 居攝二年（公元7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劉信為天子。王莽任命孫建等七人為將軍，率兵征討，劉歆也被任命為揚武將軍，屯兵於宛。直到翟義被平，劉歆才歸故宮。 居攝三年，王莽的兒子王安、王臨皆封公，孫王宗封為新都侯，侄王光封為衍侯。九月，王莽之母功顯君死，為了進一步明確自己萬尊之位，王莽讓太后下詔議論莽之喪服。劉歆率博士諸儒78人上書，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攝使殷、周興盛的歷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攝踐柞，盛讚三年來王莽“茂成天功，與唐虞三代比隆”，乃“聖哲之至”。說王莽“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秦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根據《周禮》“王為諸侯緦糹衰”、“弁而加環糹至”的規定，王莽對母喪宜“如天子吊諸侯服，以應聖制”。很顯然，這裡已不是單純的議喪服，而是要從禮制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義上還是“攝皇帝”“假皇帝”，現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無論從天意、從功勞、從禮制上都應該是真皇帝了。 由此，在劉歆帶領或啟發下，各地鑽營之徒紛紛奏上符瑞，其中梓潼入哀章作銅櫃，有兩印案封題，稱此為高帝廟之圖策文“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並有輔佐11人包括王舜、劉歆、王興、哀章諸名。據說在此前後，共有德祥五事，符命25，福應12都是督促王莽代漢的符命。甚至當王莽等人還猶豫不決時，大神石人又說道：“促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王莽“畏天命”，於是承應天意，當上了新朝的皇帝，改元始建國。以王舜為太師安新公，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哀章為國將美新公。劉歆之所以能由四少躍為四輔，王莽在始建國二年底的一紙諭旨中道出了奧妙，說“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厥功茂焉”。 必須指出，王莽之得以篡漢有著複雜的歷史原因，由於土地過度集中而造成的地主階級統治的危機是最根本的問題。統治階級內部，以王莽、劉歆為首的這部分人，終於看出了腐朽的西漢王朝無法維持，而試圖以復古改制為旗幟，以推翻劉氏政權為號召，從而達到抑制土地兼併，維持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至於讖緯符瑞之類，不過是神化王莽欺騙世人的手段而已。劉歆講符瑞，是否出自違心地假造以取悅王莽的卑鄙目的，這是一個歷史的懸案。因為，不僅在西漢，就是到隋唐明清，讖緯符瑞之類仍是統治者經常利用的工具。何況他從自己屢受挫折的經歷看出了做學問也必須有政治靠山。在經王莽提攜而地位不斷提高后，他更痛感與其苦苦地做學問，不如設法謀取利祿。當時，揚雄不願與王莽同流合污，而潛心於著述《太玄》、《法言》請書，以至“家素貧”“時人皆忽之”。劉歆與揚雄是幾十年的好朋友，他勸揚雄說：“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這是一句極有代表性的話，它固然是對揚雄“恬於勢力”、 “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的規勸，更反映了劉歆的人生觀，說明此時的他已不再是一個安貧樂道的純學者，而是一個熱衷於祿利的政治型的學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沾上了厚厚的銅臭和權勢欲。他和甄豐、王舜三人“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前人對劉歆“助成莽篡”的譴責，是有道理的。 王莽建新的頭幾年進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有的是針對社會矛盾進行的企圖挽救危機的措施，有的是為了進一步迷惑人民進行的一些表面的變動。“改制”的內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為“王田”，奴婢為“私屬”，禁止買賣。一家男口不超過八個的，占田不能過一井（900畝），分余田給九族、鄰里或鄉黨；無田者則按制度受田。這是企圖通過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並禁止買賣，來制止日益劇烈的土地兼併和奴婢買賣。二是推行“五均賒貸”和“六囗”法。在長安等六城設五均官負責徵收工商稅，掌握市場物價，物品滯銷時由政府收購，價格上升時再出售之，並給貧民賒貸。這是“五均賒貸”。由政府對鹽、鐵、酒、鑄錢、山澤生產稅和上面的五均賒貸實行壟斷，叫做“六囗”。其本意是想以此來抑制豪民富商的盤剝，使貧民得以維持最低的生活。三是改變幣制。還在王莽當攝皇帝時，就另鑄大錢、契刀和錯刀三種新幣。始建國元年，又廢契刀、錯刀和五株錢，另鑄小錢，與大錢同時使用。次年，又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貨幣制度屢變，而且換算又不合理。其本意是要抑制商賈的勢力，為國家增加收入。此外，王莽還改易官名、官制和行政區劃，恢復五等爵制，濫加封賞等。 王莽的這些改制措施，往往出自於身為國師公的劉歆。如史書記載：“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行五均賒貸制。為了感謝劉歆之功，王莽在封古帝王聖賢之後時，以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以劉歆之子劉疊為伊休侯，奉堯後，並為子王臨娶劉歆女劉囗，結為姻親。此時，劉歆的政治地位達到極點，但也潛伏著危機。正如其父劉向在《誠子書》中所說：“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吊隨而來”。宋人葉適說：“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也。’人之患在為徇人之學，而欲遂狼狽不可救，悲哉！”劉歆用自己的學問為王莽效力，自己也因之而榮華富貴，但福盡禍至，這種用道殉人的事可得逞於一時，卻終究是不能長久的。 三、謀誅王莽 事敗身死 從來建立新王朝的統治者在建政以後最要防範的總是那些輔佐他奪權的開國元勛。因為，隨著他自己登上皇帝寶座，各位開國元勛也必然得到三公宰輔等高位，權力和聲望俱著。元勛們一有“邪念”，往往可以利用當初的辦法，推翻新皇帝，自己登上九五之位。王莽的新朝是由一幫野心家、政治失意者、投機家，用種種欺騙手段建起的政權，在新朝建立後，他們君臣之間必然因權力分配不均而發生矛盾。前頭說過，王莽得以為帝，甄豐、劉歆、王舜是其助臣。王舜與王莽為同曾祖弟兄，且於始建國三年即病死。甄、劉二人就成了王莽的眼中釘。甄豐原來已為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王莽建國後卻只封他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為四將，已使甄豐不快。甄豐之子甄尋當時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為了給其父爭地位，甄尋偽作符命，說新朝應該將陝地分立二伯，以甄豐為右伯、平晏為左伯，王莽不得已封甄豐為右伯。接著，甄尋又以其手紋有“天子”二字而作符命，說王莽之女漢平帝皇后黃皇室主是他的妻子。王莽藉口這是對他的怨謗，下令收捕甄尋，迫令甄豐自殺。甄尋逃往華山，到始建國二年底才捕獲。在審訊中，甄尋的交代牽連到劉歆兩個封侯的兒子劉囗和劉泳，劉歆的門人丁隆，以及一大批公卿黨親列侯，死者數百人。俗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面。王莽借甄尋案而處死劉歆之子及門人，顯然是要給劉歆一點顏色看看。 二子及門人被殺，使劉歆受到很大的震動，更重要的是，新朝建立以來社會危機的加深，使劉歆對曾經寄予厚望並為之奮鬥的改制失去了信心二王莽的那些改制，不僅沒有達到抑制土地兼併減輕百姓負擔挽救地主階級統治危機的目的，反而導致了更多的人民破產，造成了社會的混亂，尤其是其沉重的賦役、殘酷的刑法以及對周圍各族頻頻發動的戰爭，使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從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起，各地農民起義就彼伏此起連續不斷，到天風四年、五年（公元17、18年）終於形成以綠林、赤眉為主力的農民戰爭。劉歆利用王莽改制以安定社會的願望成為泡影，加之王莽的不信任，於是思想消極，閉門自守，未再參與重大政治活動，也不見在此期間有什麼學術著述。 對劉歆的第二次沉重打擊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劉歆的女婿王臨曾被王莽立為太子。王莽與妻之侍者原碧有奸，王臨亦與之通，恐事情泄露，於是王臨與原碧密謀殺死王莽。其妻劉忄音受家學，能觀天象，對王臨說，宮中將有白衣會，此為王莽敗亂之兆。王臨暗喜，以為陰謀將要成功。但不久，王臨被貶為統義陽王，心中憂懼，就給病中的母親寫信，言“不知死命所在”。王莽探侯妻子的疾病，發現此信，在妻病死後，就抓了原碧等拷問，知王臨有殺父之意，迫令王臨自殺，賜謚謬王。進而牽連於劉囗，下詔責備說：“臨本不知星，事從忄音起。”劉忄音自殺，劉歆更加惶惶不可終日，且加深了對莽的仇恨。而朝野也皆知劉歆已不受信用，所以當王莽召問群臣擒“賊”方略時，公孫祿竟在朝廷上攻擊“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到地皇三年，人們普遍認識到王莽的垮台已勢不可免，於是圖讖又起。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劉秀言：“劉氏復起，李氏為輔。”穰人蔡少公也言圖讖曰“劉秀當為天子。”道士西門君惠根據天文讖記也向衛將軍王涉說：“星李掃宮室，劉氏當復國，國師公姓名是也。”就是說，當時在圖讖家中普遍流傳著“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語。後來建了東漢的劉秀認為這是他將為王者受命的徵驗。而與劉歆親近的一些人則認為是劉歆將恢復漢室為天子的兆驗，因為劉歆早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為了避新繼位的哀帝劉欣的名諱而改名劉秀，字穎叔。 這個讖言以復漢為號召，以劉秀為天子，極有號召力。於是兩個劉秀就成了人們注視的目標。衛將軍王涉和大司馬董忠，都深信其讖，幾次向劉歆講天文星宿情況，劉歆沒有表態。後來王涉哭著對劉歆說：“我實在是為了和你一起設法保全王氏之族，你為什麼就不相信我王涉呢！”劉歆看王涉是真心誠意，於是將他引為知己，向他講述天文人事，東方必成。劉歆、王涉、董忠於是共謀劫持王莽，投奔新市、平林起義軍所立漢宗室更始皇帝劉玄。當時，董忠統領中軍精兵，王涉負責宮廷守衛，劉歆之子伊休侯劉疊為侍中五官中郎將擔任殿中警衛，如果三人同心協力，大事可成。可惜，劉歆過於迷信天意，非要等到太白星出現才肯動手。結果在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被孫極、陳邯告發，董忠被中黃門格殺，劉歆、王涉皆自殺。劉歆等人精心策劃的兵變竟毀於一旦，自己也終於喪失生命。劉歆、王涉等人的反叛對王莽的精神打擊很大。王涉為王莽叔父王根之子，劉歆為其有幾十年情誼的舊臣，這真是所謂“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從此王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啖鰒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寢，不復就枕矣。”行動也更為乖辟。到十月，更始兵入長安，王莽就被分裂身體，支節肌骨臠分，其新朝政權也就在農民起義的凱歌聲中宣告滅亡。 四、博學淹通 倡立古學 劉歆在經學史上的貢獻首先是發現了一批晚出先秦經書，使之免於佚失。秦始皇焚書，使許多先秦古籍被禁毀。漢初，才陸續從民間傳出。漢武帝獨尊儒術，把一批用通行隸書寫成的經（今文經）頒為官書，立博士。加上以前文帝、景帝和以後宣帝所立，《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慶氏，《春秋》有公羊、穀梁，以至“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與今文經傳授的興盛相比，用先秦篆文寫成的經書——古文經的流傳卻極為冷落，只在民間由經師傳授，或者由發現者獻上以後，一直藏於中秘府而無人問津。是劉向和劉歆父子在校理中秘藏書時發現了這些經書，使之得以為世人所知，從而為經學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這些經書中，有的文字與今文經有增有異，如《古文易經》比施、孟、梁丘之經增“無咎”“悔亡”等。有的篇章比今文經增多，如《古文尚書》為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孔安國所獻，共58篇46卷，比今文經多16篇，即使與今文同者，亦有比其全者，歐陽、大小夏侯之經文的《酒誥》有脫簡一，《召誥》有脫簡二，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再如《逸禮》，亦為魯恭王壞孔子宅時發現，總計56卷，其中與今文經同者17篇，其它39篇皆為逸篇，是關於儀禮的古文篇章。還有的全經為今文博士所未見，如《周官經》（即《周禮》），此書在文帝、武帝時陸續發現，仍缺《冬官》一篇，河間獻王用千金求購，仍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上。因為是講周代官制的，故稱《周官》，劉歆改稱之為《周禮》。《春秋左氏傳》，漢初為張蒼所獻，司馬遷曾據之寫《史記》中的有關篇章，河間獻王曾在其封國立《左氏春秋》博士，但因為當時該書經、傳別行，又由於武帝崇《公羊》之學，故《左傳》不僅不能立於學官，且不為博士官所知。又有的雖與今文經無多異，但因傳授師說不同而與今文經有別，如《毛詩》。《毛詩》出自趙人毛亨，其釋詩兼詁、訓、傳三體，自謂系子夏所傳，河間獻王頗好之，以毛公傳人毛萇為博士，但卻不得立於學官。 這些經書的價值是很高的，但因不立學官，又無人表彰，故傳授者極少，據《讓太常博士書》所說，當時調查，民間只“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況且古文經都是用先秦篆文寫成，一般學者閱讀存在困難，即使讀通了也無利祿可言，長期以往，將會日漸失傳，“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閡，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只是由於劉歆的倡導宣揚，才使這批古文經書為社會和士人廣泛得知，遂轉相傳習不輟。尤其是《周禮》、《左傳》、《毛詩》等終於傳流至今，成為經學的重要文獻，劉歆當初的發現和提倡之功是不可低估的。 這裡有必要敘述古文《尚書》《周禮》《左傳》的真偽問題。唐代中期以前，對這三部書尚毫無懷疑，漢代今文家只說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並沒有說這三部書不是真書，只是反對將其立於學官。唐初修《五經正義》，仍用以上三書。唐人啖助、趙匡始以為《左傳》非左丘明所作。宋人蘇轍則認為《周禮》中“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眾矣。”到了明代，梅囗則則揭發《古文尚書》及孔傳為偽品。清代學者在對古籍進行全面考辨的時候，更把注意力頗多集中於經書上。閻著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最終揭發出《古文尚書》為偽書。其後，丁晏作《尚書餘論》，認為偽古文和偽孔傳為三國王肅所偽造。這些意見，大體為學界所認同。但是必須指出，這裡所謂的偽《古文尚書》並非劉歆所表彰者，而是魏末晉初才出現的，由王肅偽造的。劉歆所立的《古文尚書》並不偽，其中與今文相同的33篇，至今學者認定為先秦古籍，至於不同的那些篇章，也是真書，魏三體石經殘石尚存《古文尚書》殘字110多字可證。只是東晉南朝時因士人尚玄學而不重視經書，尤其不重視樸素的《尚書》，以至該書逐漸亡佚了。至於《周禮》，毛奇齡說： “《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並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於周、秦之間。”方苞則歷指《載師職》等某章句為劉歆所篡入。但多為清儒所駁。還有《左傳》，顧炎武、姚鼐均言非出一人之作，但為先秦作品。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倡言劉歆改《左氏春秋》為《春秋左氏傳》。即將一部一般史書改編為解經之書，其中凡例、書法及比年依經緣飾之語為劉歆所增竄。到清末，康有為從廖平的《古學考》得到啟發，著《新學偽經考》，說《周禮》、《逸禮》、《左傳》、《毛詩》等皆劉歆竄亂偽撰，且言：《易》學為歆偽亂有三；《書》伏生壁中古文之事，其偽幾十；《詩》、《毛詩》之偽凡十五；《周官經》六篇蓋劉歆偽撰；《樂記》出於欲無疑；《國語》被劉歆一分為二，而成今之《國語》和《左氏傳》後來亦有學者如古史辨派及當代之徐仁甫先生繼承其說。但是如果認真閱讀康氏之書就會發現，他當時之所以寫此書並不是真正為了辨偽，而是為了利用今文經學的舊形式來為其變法維新的政治主張製造輿論，事實上其中錯謬百出，是說不上任何學術性的。現在看來，不僅《周官》不偽，《左傳》更不偽，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先秦古籍。難怪連當年力主劉歆遍偽群經的古史辨派首領顧頜剛先生晚年也說：“古史傳說和西周史事的較原始史料仍以見於《左傳》者為多，運用《左傳》等記載才有可能把古史傳說和西周史事考證清楚。” 怎么能說《左傳》、《周禮》是偽書呢！ 劉歆在經學史上的第二個貢獻是開闢了以文字和歷史解經的新方法。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是宗孔子的，他們以為六經皆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經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學說，所以他們解說經傳偏重於微言大義，推闡發揮，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現實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會經義，而不重視經文的本解。為此，他們傳經的主要方式是口說師傳，解經繁密駁雜，各有師說。這種方式解經時見精義，卻不免淪入主觀臆見之案。他們在六經中最為注重公羊學，就是因為《春秋》極為簡略，他們盡可以隨意發揮。他們解《尚書》《堯典》“曰若稽古” 數字，竟用數萬言來闡發。古文經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寫成的，不通國小，就無法研讀古文經。為了發揚古文經，劉歆等人重視訓詁，不僅憑此以讀經，且據古文的字型筆意以解經，所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劉向、劉歆 “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博物洽聞，通達古今”。由於文字訓詁的需要，劉歆重視作為經書辭典的《爾雅》，曾撰有《爾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詩》與齊、魯、韓三家《詩》之根本不同也在於毛公釋詩兼詁、訓、傳三體，其書故名《詁訓傳》，如《關睢》中“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之類，“關關，和聲也”等等。這樣解釋《詩》使讀者能明了詩之本義，比海闊天空的微言大義更易為學者接受，所以後來，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們認為六經是周公舊典，故為官書，六經所記為古代情形，皆系事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一位歷史家，他對六經只是進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經都是周公舊典，就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於此，劉歆特好《左傳》，他稱之為《春秋左氏傳》，注重用《左傳》中所敘之歷史事實來解經，用《左傳》中的凡例來界定三代史官的記史法則，用《左傳》來批評《公羊》、《穀梁》對《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傳所言：“欲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欲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他是以所記歷史事實的詳略多少作為區分經書優劣之標誌的，所以他不僅好《左傳》，而且好記述周代官制的《周禮》，好三代政治文獻彙編的《尚書》，好講禮儀的《逸禮》。他從研治這些古文經出發，據《周禮》、《樂經》研究鐘歷，以黃鐘律為根本標準，輔以相黍制定了國家標準的精確度量；據《尚書》、《左傳》，將三統與五行相生說相結合，並以三統而言三正、三歷，創造了推定先秦古曆日的《三統曆譜》，這些都有其特別的意義。但是信古之極必為泥古。劉歌迷信六經乃周公舊典，對之毫無懷疑，以至將一些後代補作乃至偽撰之書亦視為三代舊作，且由信古而產生倒退的歷史觀，一切遵崇三代，以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風，唯有復古，這從政治實踐上看，是企圖拉著歷史車輪倒轉。王莽改制之失敗，其根源之一，蓋即此。由於對經書研究的路數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訓詁，又要懂歷史和典制禮儀，就決定了古文家學問的寬窄與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講微言大義，通一經即可為博士，他們 “或為雅，或為頌”，至合數人治一經，所以當時有“遺子滿囗金，不如教一經” 之謠。古文則不同，他偏重於文字歷史的典制解釋，非博學無以治經，所以從劉歆開始，凡古文學家一般是學問淵博，廣泛研治數經。本傳講，劉歆“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欲及向皆治《易》，……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博物治聞，通達古今。” 這種博學治經的路數比起“學者罷老且不能究一藝”的今文家，當然是更為優越了。由於對六經價值標準不同，今古文家對六經排列的順序也不相同。今文家認為六經是孔子用以垂教萬世的大典，所以在《春秋繁露》和《史記》中，皆依其程度之淺深排列六經次序。們守》、《書》為文字的教育，列於最前；《禮》、《樂》為行為的訓練，心情的陶冶，列於其次；《易》談哲理，《春秋》有微言大義，故列於最後。劉歆等古文家認為六經為三代固有史料，所以在《七略》和《漢書·藝文志》中，皆依其時代之先後排列六經次序。《易》之八卦，作於伏犧，列於首；《尚書》有《堯典》，列於其次；《詩》有《商頌》，故又次之；《禮》、《樂》為周公所制，列於再次；《春秋》為孔子據周公舊例所修，故列於最後。 劉歆在經學史上的第三個貢獻是打破了今文經學對儒學的壟斷，開啟了古文經學的發展道路。清代的新今文家攻擊劉歆為了取媚王莽而遍偽群經，杜撰出一系列古文經書。如果從時間上來考察，這一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要知道，當劉歆發現中秘古文經書而謀求為之立學宮時，王莽尚毫無篡權跡象哩。劉歆之所以呼籲將古經立學官，其本意完全是為了促進儒學的豐富與發展。就是他在《讓太常博士書》中所說：“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哀帝說他“欲廣道術”，是極中肯之辭。後來，在王莽的支持下，他憑藉政權的力量，壓倒了今文學派，將《左傳》、《毛詩》、《周禮》、《古文尚書》等立於學官，並且大增博士弟子，在全國興起大規模的古文經學宣傳運動，使古文學派的力量迅速壯大。東漢之初，漢光武帝廢古文，提倡今文。但是由於古文經在學術思想界已經有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它的學術本身有許多合理的成份，所以古文經學不僅沒有隨著王莽政權的覆滅絕跡，而是在民間以更廣闊的範圍傳播開來，形成了一個風靡整個東漢社會的古文經學學派。我們講兩漢經學史，實際上是兩漢的今文經學和東漢的古文經學的歷史。如果說是董仲舒開創了以微言大義說經的今文經學的話，那么重視名物制度的古文經學就是劉歆開其山門了。劉歆，實在是西漢今文學之異軍，是東漢古文經學之宗師！ （汪受寬 撰）
